推薦者按：郎咸平教授顯然——按照他自我標榜的——是資產階級學者，是典型的右派，烏有之鄉發表了他很多文章。但就是因為這個右派學者像烏有之鄉網站一樣，還有點良心，還標榜愛國主義，就被漢奸買辦勢力打成了“極左派”。不是郎咸平“左”，是那些人太右了，右得突破了人類良知的底線。

 關于蛻變等問題與郎咸平教授的商榷

2009.3.16　　

郎教授是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教授；我是一個無名小卒，照理說不夠格兒跟郎教授商榷什么問題的。但為了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窮苦百姓的利益，我仍然不揣冒昧、不計自己政、史功力，和郎教授就幾個問題進行商榷。　　

其實我非常敬重郎教授的人格、良心和勇氣。正是他的厲聲質疑——“今天的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才使我認識了烏有之鄉，并成為其中一員。我至今仍然經常拜讀郎教授的文章。我覺得郎教授對中國經濟分析得尤其準確。盡管如此，我仍然覺得有些問題有商榷的地方。比如：　　

 “我分析有三個原因使得我們的土壤變壞了。第一，中國這一代人是五千年來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頭三尺有神明」、做壞事下地獄的簡單封建理念，到了這一代蕩然無存。我雖不主張迷信，但是當一個民族到了一切向錢看而無所畏懼的時候，人吃人的社會就成形了。 　　

此外，土地改革將地主階層一掃而空，我絕不否認惡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階層，也就是以前的鄉紳，在中國文化中是中華禮教的維護者。舉例而言，以往封建時期的修橋、鋪路、建學校、建廟宇都是誰做的呢？都是地主階級。例如，以往被***所批判的四川地主劉文采，最后也被***實事求是的態度翻案了，原來他是個大善人，他耗盡家產建立了聞名遐邇的文采中學。如此例子不勝枚舉，山西幾個大地主基本上都是這種類型，包括喬家、王家，到了分土地打土豪的時候，農民不忍心占據地主莊園，所以才將這些古跡保存了下來。可是地主階級不分好壞地全部清除，其結果卻使得廣大農民不知何為禮教。 　　

最后，中國從來就是個沒有法治的國家，一直到現在依然如此，地方干部和惡霸在歷史上一向為所欲為的傳統到了新中國沒有絲毫的改變。這樣一個不敬鬼神、沒有禮教束縛、無法治約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今天以簡單經濟發展為目標的執政哲學使得中國這一代人更往「錢」看，但是不敬鬼神就無所畏懼，不知禮教就寡廉鮮恥，無法治約束就貪贓枉法，這不就是今天中國人的社會嗎？”

在郎教授看來，當今之中國之所以蛻變如此，原因不外乎三：一是當今這一代人不敬鬼神；二是消滅了地主階級；三是沒有法治。說實話，這三個原因中我認為只有第三個是對的，前面那兩個都是錯的。 　　

“……中國這一代人是五千年來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 郎教授下的結論完全錯了，恰恰相反，中國這一代人是五千年來最敬鬼神的一代。毛澤東時代主張破除封建迷信，主張破四舊，立四新，以嶄新的意識形態孕育嶄新的社會風尚。他號召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他教育人民培養高尚的情操，做五種人。破除封建迷信、破四舊立四新、樹立社會主義新風尚。這是進行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這個時代培養的干部就像郎教授說得那樣，是不敬鬼神的。但是，當今在臺上當權者絕不是這個時代培養的干部。我今年54歲，當過政治指導員、組織干事；轉業后到事業單位工作，當過人事科長；如今到企業單位工作，仍然從事人事工作。我從事組織、人事工作30年，見證了這個時代干部制度的變遷。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幾番對干部隊伍進行大清洗，中央組織部下發文件，凡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現突出的干部，都要處理；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干部要限制使用。沒看到嗎？現在的干部履歷表、各種考核登記表，都少不了一欄：“文化大革命中的現實表現”。如今的當政者絕對是文化大革命中不得志的人或者受到損害的人，要么就是按照貓論的標準擢升起來的干部。干部隊伍中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迷信過。個人升遷請命理大師指點；財源福壽請占卜大師示意；家宅吉兇請風水先生定奪，甚至辦公室安個辦公桌都要風水先生來布置。至于普通老百姓的迷信更是到了空前的程度。家家佛龕香爐，廟堂林立，香火繚繞。甚至連海盜、車匪、路霸行事之前都要燒香祭祀。這種景象是前所未有的，能說當今的一代不敬鬼神嗎？　　

再說，敬畏鬼神就能杜絕干部、黨、政府的蛻變嗎？你看如今的當權者，哪個不是一邊高唱著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拒腐防變；另一邊燒香拜佛，念著佛經、誦著圣經，私底下卻瘋狂竊國、恃權欺民，縱欲淫亂？　　

所以，我認為郎教授敬畏鬼神就可以拒腐防變的觀點是錯誤的。　　

我不知道郎教授出身于什么階級。我為什么提出這個問題？毛主席早就說過：“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請恕我大膽的判斷：郎教授不會是工人或者農民家庭出身。我們知道，毛澤東、朱德出身貧苦，所以就有毛澤東訪貧問苦走訪老農，與貧苦百姓促膝談心的場面，就有朱德的扁擔的故事。但是，我們見到其他出身中高層的訪貧問苦走訪老農，與貧苦百姓促膝談心嗎？沒有。毛澤東能詩善文,博古通今，既能夠跟底層百姓聊桑麻稼穡，也能夠和上流社會的文人騷客附庸風雅，但他更關心的是廣大的貧苦百姓的生活。　　

中國為什么蛻變？根子在于階級本質。毛澤東投身革命，因為他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深受壓迫，同時也看到廣大的勞苦大眾深受壓迫，他要顛覆幾千年來維護封建統治、禁錮人民的思想體系；推翻壓迫剝削廣大人民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建立一個人民的國家，讓人民當家作主。革命途中，不可避免混入一些投機革命的分子。長征途中周恩來一直和毛澤東一起，領略了毛澤東的雄才大略，打心眼里佩服毛澤東。他知道自己不論在軍事、政治、哲學、思想、歷史、地理、人文、社會、詩詞歌賦，等等方面，都不如毛澤東。因為他有親身的經歷：他曾經當過軍事最高領導人，但軍事上毫無建樹，屢吃敗仗。因此，他主動放棄了軍事領導權，并舉薦毛澤東執掌軍事帥印，并且甘心輔佐毛澤東，結果，中國革命從此走向勝利。因此，周恩來相信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也就自覺地執行毛澤東的思想路線。改革開放本來是社會主義的完善與發展，但某些資改派以為自己比毛澤東更高明，認為毛澤東那一套不行。于是，按照他們的階級地位形成的觀點認識中國，塑造中國——這就不可避免要走資本主義道路。　　

綜上所述，資改派否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觀點，伸張地主、資產階級觀點，以此重塑中國——這才是中國蛻變的根本原因。　　

郎教授一方面體恤廣大百姓的苦難，為他們呼號；另一方面又為致使百姓陷入苦難的地主階級的覆滅鳴冤，我認為是十分矛盾的，觀點也是十分錯誤的。“……地主階層，也就是以前的鄉紳，在中國文化中是中華禮教的維護者。舉例而言，以往封建時期的修橋、鋪路、建學校、建廟宇都是誰做的呢？都是地主階級。”的確，地主資本家是中華禮教的維護者，但這種禮教對廣大苦難深重的百姓有什么好處呢？我們也承認地主資本家中有善良開明的，但能因為他們某些慈善而掩蓋他們整個階級的殘忍嗎？廣大百姓為什么受苦受難？不就因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剝奪了他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嗎？地主資本家為什么養尊處優，不勞而獲，不就因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使他們占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嗎？不打倒地主資產階級，怎么可能顛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怎么可能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怎么可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廣大受苦人民怎么可能翻身解放當家作主？能因為個別地主資本家的善良開明而否定對剝削階級的革命嗎？　　

盡管我很敬佩郎教授，很喜歡郎教授的文章，但我至今鬧不明白，郎教授秉持的是什么階級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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