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問路在何方？　　

中華民族的未來在哪里？中華民族的未來之路應該怎么走？在經過了一番多年的折騰之后，雖然目前人們還沒有最后確定中國民族最終發展的目的地，但卻似乎找到了一條灑滿陽光的通往未來之路，這就是和諧之路。和諧社會、和諧世界之路。可是天不遂人愿，我們在和諧之路上走了沒有多久，自己就感到了這個想法實在是太過于天真和幼稚。除了我們一廂情愿地走上了和諧之路外，其他很多的國家，尤其是一些大國和強國對和諧世界并不憧憬，這是由于當今的世界不會因為我們希望和諧就會從此變得和諧。因此，我們的和諧之路走了幾步之后，就舉步維艱了。所以，不但內部通向美好未來的和諧之路沒有灑滿陽光，而且就連幾十年來一直靠奉行韜光養晦之策來維持外部和諧的夢想，如今都無情地破滅了。　　

目前，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幾十年來一直以外貿出口為主的經濟出現了困難，大批的中小企業倒閉，二千多萬農民工失去了工作崗位，國內的貧富分化問題也越來越嚴重，群體性事件接連發生，社會分裂加劇。而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國際局勢也開始向越來越不利于我國的方向轉化。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文萊、印度尼西亞將我國南沙群島瓜分干凈；印度在非法占領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我國領土上大肆修筑公路，妄圖造成永久吞并的事實；日本、韓國覬覦我國東海海域和釣魚島，蘇巖礁；法國等一些歐洲國家又以支持西藏獨立運動的方式，赤裸裸地進行分裂我國的活動；美國更是不甘落后，一方面向臺灣出售先進的武器，為分裂勢力壯膽打氣，以阻撓兩岸的統一。另一方面增兵阿富汗，威脅我國的戰略后方。這樣的國際局勢，不但使我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威望受到了極為嚴重的損害，而且國家的基本安全和統一也正面臨著嚴峻的現實和長遠的威脅。在無論是韜光養晦，還是和諧之路都無法緩解目前的國內矛盾，無法打破目前的國際困局的情況下，春節前夕，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重上了井岡山和深入到了四川地震災區，給革命老區的人民送去了黨的關懷；給地震受災群眾帶來了黨的溫暖。然后從農歷正月開始，胡錦濤總書記、習近平副主席、溫家寶總理、回良玉副總理又分別出訪了亞洲、非洲、歐洲、拉丁美洲的近二十個國家。我國主要領導人通過密切貼近人民群眾，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關心人民群眾冷暖的工作作風和團結依靠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外交行動的方式，向人們傳遞著今后我國的發展道路正在潛移默化地向毛澤東時代回歸這樣一個信息。但是，向毛澤東時代回歸這樣一條唯一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發展之路，注定從一開始就是布滿荊棘的，它必將會同時受到來自國內和國外的雙重干擾和阻擾。　　

就在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等主要領導人用不忘革命艱辛，緬懷革命先烈，貼近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和把發展中國家作為我國外交工作重點的行動，剛剛表示出了要向毛澤東時代回歸的信息的時候，而且，還僅僅是一點表示，一點還沒有觸及到洋奴買辦集團的既得利益，洋奴買辦集團就迫不及待地放出了他們所豢養的幾只走狗發出了猖狂的叫囂。其實，對黨和政府可能采取回歸毛澤東時代的發展道路以破解目前國內國際問題困局的做法，洋奴買辦集團和他們背后的外國主子是早有預感的。于是便唆使他們所豢養的走狗們發出了《堅持市場化改革千萬不動搖》、《反思左禍教訓，支持政府改革》、《支持胡星斗：難道能回到毛澤東時代嗎？》的威脅。姑且不論現在回歸到毛澤東時代的發展道路現實與否，可是，改革改到今天總應該有個最終的期限了吧？改革改到今天總應該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了吧？開放開到今天總應該設定一個必要的限度了吧？“摸著石頭過河”已經三十年了，什么樣的河還摸不過去，難道“摸著石頭”要過的是天上的“銀河”嗎？目前我國的市場化和開放程度在世界上也算是夠高的了，不但加工制造業、礦產資源業、商品零售業、餐飲服務業、保險金融業、甚至某些國防產業都已經全部市場化且全部對外資開放，就連許多中國婦女的“大腿”都已經市場化并開放了，這樣的開放程度難道還不夠高嗎？其實，對于何時是改革的最終期限，何處是改革的最終目標，什么是開放的最終限度，那些竭力主張繼續深化改革的資改派精英們的內心是十分清楚的，但這就如當初一樣，能做不能說，只做不說。只要還沒有把中國共產黨改掉，那改革就不能算是到了最后的期限；只要還沒有把最后那點屬于全體人民的國有企業和屬于全體人民的國有土地改到資改派精英們的個人手中，只要還沒有把工農大眾最后的那點血汗榨干，那改革的目標就還沒有最后實現；只要“中南海”的大門還沒有主動對“八國聯軍”打開 ，只要中華民族還能作為一個整體存在，開放就還沒有達到最后的限度。 　　

在面對重重國內問題的同時，我國目前所面對的國際問題，則更加棘手。據日本《產經新聞》報道，二月四日，日本海上保安廳已經開始派遣可搭載直升機的大型PLH巡視艦常駐我國的釣魚島海域，加強了對我國釣魚島海域的控制；二月十七日，菲律賓國會通過了《領海基線法案》，正式宣布將我國的黃巖島和南沙群島中的部分島礁劃為了菲律賓領土；就在我國剛剛用經濟手段對法國支持達賴集團分裂我國的活動進行了反擊之后，法國立即就用公開拍賣我國圓明園遺物的方式，對我國進行了公開的羞辱。　　

日本和菲律賓在我國海軍剛剛發出“展軍威于亞丁灣，揚國威于全世界”的吶喊，在我國主要領導人剛剛出訪亞非拉國家的時候，就在前后差不多的時間里對我國發出公然的挑釁。日本和菲律賓的行為，表面上看是為了在今后解決島嶼和領海的爭端中搶得先機，其實內里就是在美國的操縱下，在對我國的戰爭能力和戰爭意志進行試探，而且更為主要的，就是同法國公開拍賣我國圓明園的遺物一樣，是在對我國進行公開的羞辱，以此來打擊我國在亞非拉國家中的威望，打擊我們的民族士氣，從而進一步在國際上孤立我國，進一步促使我國社會的分裂。　　

從這些事件發生的時間和所涉及的內容上看，這一系列事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中間一定有著必然的聯系。崇尚基督教文化的西方歐美國家為了達到徹底滅絕東方文化，統治全世界的目的，暫時放棄了自己內部眼前的利益之爭，結成了利益共同體，開始全力圖謀我國。美國利用中日釣魚島之爭和俄日北方四島之爭的問題，在中日俄三國之間，上演了一場現代版的“二桃殺三士”。使有可能崛起并對其構成威脅的國家陷入互相糾纏之中，從而喪失崛起的機會。而且，在世界上已經縱橫捭闔了二百余年的美國知道，中華民族未來能與之相抗衡的唯一希望，就是只有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才能形成的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頑強不屈的精神，堅韌不拔的意志。從我國高層領導人真正深入到人民群眾之中和密集出訪亞非拉國家的行動中，美國人看出了我國想潛移默化地回歸到毛澤東時代的發展道路上去。因此，他們一方面指使我國國內的洋奴買辦集團放出所豢養的走狗發出“難道能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威脅，掀起新一輪妖魔化毛澤東的惡浪，并同時極力兜售歐美標準的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在希拉里任國務卿之后首次訪問我國之前，指使日本和菲律賓公然對我國發難。上述的措施和手段，既想逼迫我國繼續購買美國的國債，以緩解美國的金融危機。又能打擊我國在國際上的威望，進一步地孤立我國，分化我國的社會，從而達到遏制我國崛起并肢解我國，滅亡我中華民族的最終目的。而我國周圍的幾個小國，就像一群狡黠的惡狼，乘我國力抗美國，又被日本糾纏而無力分身的機會，不時地撲上來咬一口。面對群狼環視下的肥碩又斗志衰退且已經逐漸呈現出一盤散沙狀態的中國，法國這樣一些劣跡昭昭的原殖民大國，就像嗜血的動物聞到了血腥味一樣，又一次亟不可待地撲上來，準備搶先下口，想從中獲取更大的利益。　　

被騙，被迫購買美國的國債，這樣的行為無異于是在以血飼狼。目前我國用以血飼狼的行為來換取外部的安定與戰國時期的韓趙魏三國用以地事秦的方式以求自保無異于有著異曲同工之效，其結果只能是造成對手越來越強，自己越來越弱，最后終會為敵所滅。以血飼狼的思維和格局如不改變，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只能是越拉越大。等到中外雙方的力量發生質的改變的那一天，中華民族就只有還要“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了。

面對這樣的國際危局，時光好像又回到了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那一刻。當年，美國看到新中國從以其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掙脫出來，擺脫了被迫受他們的控制和壓榨，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并且呈現出了民族復興的曙光。新中國的出現和發展，必然會打破幾百年來大國主宰世界的格局。于是，美國便糾合了世界上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進行了長達二十多年的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妄圖逼新中國就范，重新回到由他們主導的陣營之中，繼續接受他們的控制和壓榨，永遠作為他們的附庸。為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了中華民族能在這個世界上有尊嚴地活下去。毛澤東率領全體人民，發揚萬眾一心，眾志成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遵循勤儉建國的方針，在趕超戰略的指導下，全力以赴地進行現代化的建設，以“強身壯骨”。同時在國際上，緊緊團結依靠支持被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統治和壓榨的亞非拉國家，結成了廣泛的國際反抗大國霸權和強權政治的統一戰線，打破了大國主宰世界的格局。特別是當美國介入朝鮮戰爭，就像寓言故事《黔之驢》中的那個老虎，用“蕩倚沖冒”來試探黔之驢反應的方式來試探新中國捍衛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以及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和勇氣的時候，毛澤東毫不猶豫地進行了堅決的回擊，以此向全世界昭示了站起來的中華民族捍衛自己的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以及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決心和無畏的勇氣。　　

當年正是由于毛澤東看透了美國的真實戰略意圖，用積極介入朝鮮戰爭的方式，明確地回擊了美國的戰略試探，從而有效地遏制住了美國對我國的進一步的逼迫，為新中國贏得了長期的安定環境和國際發展空間，并最終打破了大國的霸權。可到如今，早已是物是人非了，我們現在還有當年那樣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嗎？我們還有當年那樣頑強不屈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意志嗎？我們還能做到萬眾一心、一致對外嗎？面對強敵，我們還有同一切敵人血戰到底的決心和勇氣以及壓倒一切敵人的英勇氣概嗎？　　

三十幾年以來的娛樂至上和對腐朽生活方式的追求，已經嚴重弱化了我們民族的精神；社會主流的精英們長期崇美、羨美、媚美、畏美的下流做法以及由此對整個社會產生的不良影響，又嚴重摧殘了我們民族的士氣；多年來以韜光養晦為名來掩蓋屢蒙國恥時的屈辱和怯懦的無恥手段，早已磨損了我們民族的斗志。而隨著貧富分化所導致的貧富對立，又撕裂了我們原本完整的社會整體，從而再也難以形成強大的合力。在沒有毛澤東時代的那種不屈的精神、頑強的意志和無畏的勇氣的情況下，只靠形式上的回歸能發揮什么樣的作用，答案只有未來才能知道了。　　

歷史留給每個民族的機會不會有很多，在與有著弱肉強食本性的西方民族共存的世界上，不為刀俎，便為魚肉。當年，乾隆皇帝由于對西方民族弱肉強食的本性和現代科學技術對實現民族強盛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不了解，使中華民族錯失了一次趕上西方國家的機會，因此才造成了中華民族在幾十年之后發生的“鴉片戰爭”中的屈辱挨打；“洋務運動”中期，由于過了幾十年的太平日子，洋務運動的領路人又忘記了中華民族曾經多次挨打的屈辱和疼痛，為了盡快地實現少數人先富起來，便把“洋務運動”的發展方向從防止民族挨打的“自強”調整為實現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求富”。可是沒過二十年，一場“甲午戰爭”，便將中國徹底打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使中華民族不但喪失了一次完成工業革命，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絕好機會，而且還遺禍至今。

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天然的排他性，這是由于資本主義完全是建立在剝削與掠奪的基礎上才發展起來的。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又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當成了天條。如此一來，壓榨和掠奪其他國家，遏制其他國家的發展，使之永遠成為可供其食用的弱肉，在信奉基督教文化又率先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的歐美國家的意識中，就成了天經地義的事。因此，如果后發國家想靠復制歐美國家的做法來實現民族發展，則是絕無可能的。這一點，世界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中東強人薩達姆想用吞并弱而富的鄰國科威特的做法來實現自己國家的發展與壯大。但是，薩達姆的做法，立即遭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聯合打擊，最后只落了個身死國滅的下場，非但沒有實現國家發展與強盛的夢想，而且還給美國提供了一個樹立主持國際正義形象的絕好機會。對于其他那些想依靠自己的努力來實現國家發展與強盛的后發國家，先行的發達國家同樣是挖空心思地對其進行遏制。并竭力兜售“比較優勢經濟理論”，對后發國家千方百計地加以引導和誤導，以便使那些后發國家永遠沉溺于由縱向對比來展現出的發展的成就和以己良馬對彼劣馬而產生的橫向“優勢”的虛幻之中，從而主動地放棄趕超發達國家的目標和設想。

誠如洋奴買辦集團所豢養的那些走狗們“難道能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狂吠那樣，想潛移默化地回到毛澤東時代，同韜光養晦一樣，如今已經輕易是不可能的了。洋奴買辦集團是不會主動放棄已經到手的可以公開搶劫原本屬于全體人民的財產的權力的，不會將已經搶得到手的原本屬于全體人民的財產輕易吐出的，已經撕裂的社會在短時間內也是難以彌合的，而發達國家則更不會主動改變已經確立的主宰世界并可以制度性地剝削與壓榨中國等落后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回到毛澤東時代，對于在下崗失業失地苦海中已經苦苦掙扎多年的廣大工農群眾來說，這樣的想法，實在是太過“奢侈”了；回到毛澤東時代，對于在波譎云詭的國際斗爭中屢遭羞辱，在目前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又只能遭受發達國家制度性剝削的目前的中國來說，這樣的想法，確實是太有必要了。可是，在群狼環視的現實世界中，在韜光養晦的雕蟲小技早已被人識破，在回歸毛澤東時代的發展道路又缺少必要的內外因素，且剛剛起步就挨了當頭一棒的情況下，中華民族的未來在哪里？中華民族的未來道路應該怎樣走？敢問路又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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