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之爭下的治國安邦之路

-----閑聊天下（一至八）

田忠國

1），路線之爭的核心是什么？

左、右之爭的核心是路線之爭。但路線的核心問題是什么呢？雙方似乎都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有時，左翼論及路線問題，右翼便會以左翼不會治國論攪混水，以便給大眾一個印象，左翼只會批人，不會治國。每在此時，左翼便茫無所從，以為自己真的治國無法。其實，說到底，路線之爭，說的是路線，而實質就是個治國的方向和方法問題。

在左翼茫無所從之際，右翼呢，深為攪得水混而暗自慶賀。

治國的方向和方法，其實是一致的，有了方向，就必然有與方向一致的方法。右翼之所以不談方向、避談方向，就是為了更安全的達到實現方向目標，而又不被左翼覺察的一套迷蹤拳。左翼在這套迷蹤拳下，也跟著比劃，結果幫了右翼的大忙而不自知。

一般情況，所謂路線之爭，主要是毛路線與精英路線之爭。前者主張，國家要發展，社會要穩定，就必須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科學而又和諧發展的路子。要確保這條路子不走偏、不走斜，唯一的辦法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以民權治官權，人民群眾擁有對政治經濟制度的選擇權、決策權、決定權的辦法。再進一步說，就是集天下人之意志和天下人之智慧，為國家路線、國家意志、國家智慧。這樣，執政者就必須以人民群眾的政治民主權利和經濟利益權利為自己的立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反之，國家的發展就會失去民眾支持、民眾意志、民眾智慧，從而失去社會最強大的機制動力。而后者呢？主要依靠對象是精英，也可以說是精英路線。一般情況，精英最聰明，但若沒有民權制約，精英的智慧最容易變成邪惡之源，比如，郭京毅是個精英，文憑很高，且又能說善道，但是呢，他卻把智慧用到了用制度賣錢上。中國的精英，大抵上有這么幾類，一類如郭京毅，用制度賣國，另一類是文章游說的方式賣國，影響國家決策失誤，從中得利。這兩類精英，是中國的主流精英，而再一類精英呢，我稱之為人民的精英，國家的希望，比如說毛澤東和毛澤東的追隨者們，卻成了主流精英攻擊的主要對象。他們對這類精英，恨不得生而食之。因為，人民的精英影響了他們任意獲取占有權、占有率，是他們發財致富的絆腳石、攔路虎。

由此可知，所謂路線之爭，簡單的說就是個為95%以上的大眾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還是為5%以下的人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之爭的問題。95%以上的人民大眾，只有擁有了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才可能在創造的過程中平等的分享到創造成果。

而右翼呢？為不到0.4%的家庭，占有了75%以上的改革成果，或者向更高的占有率不懈努力，如此而已。　　

2），左翼的治國良策與右翼的禍國殃民　　

從世界范圍來說，右翼都是低智的代名詞。有人可能認為我不尊重事實，因為，世界各國的右翼勢力都占居社會高端。反對者一定不清楚，世界上所有的右翼人士，都是自由掠奪的主張者。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右翼的兩張牌：一張是自由主義，另一張是自由經濟。前者為世界各國的少數強者提供自由掠奪的理論根據，后者為自由掠奪制定規則秩序。

有人看到這句話，一定認為我的話前后矛盾，因為，既然是自由掠奪，就必然沒有規則，有了規則，就必然沒有自由掠奪。這樣說的先生，一定不懂得什么叫規則，因為，規則既可以是公平的（世界上不存在絕對公平，最佳的公平也就是相對公平），但同時也可以規制非公平的規則秩序。比如說，自由資本規則，表面上看這是個公平的游戲，但問題是，這個游戲的前提是資本，也就是說，你想進入這個規則秩序，首先就得擁有資本，沒有資本你是進入不到規則秩序序列的。這樣的結果，就把90%以上的人排斥到規則之外。

但是，高智慧者并非全生在資本擁有者之家，而是分布在更多的普通家庭，如果不給他們創造發揮社會作用的機會，他們最大的可能是自由掠奪規則的掘墓人。為了防止這樣的事發生，又能使高智慧為我所用，資本擁有者又制定了競智的一套機制，把高智慧者納入到資本管理的范圍，并使其從中獲得高額收入。

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當高智慧者自由掠奪的序列后，燃燒的占有欲望往往焚毀他們所有的智慧。美國的金融海嘯就證實了這一點。

而左翼的智慧，則源于無私。

何以如此說？佛道兩家，最講究的是修煉。但修煉什么？修煉的是心。一念不起謂之靜，說的就是修心。念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從欲中來，到得處去，也就是說，念頭起處，必自欲望，而念頭落處，必是得處，也就是滿足欲望。故而，一念起則萬智頓失。

世界各國右翼追逐的，唯滿足欲望而已。

從這一角度說，一個只為滿足欲望而算計天下蒼生的人，而且還是各國的主流精英，這個世界就離暴力革命不遠了。而一個只會逼迫民眾暴力革命的群體，恐怕是世界上最低智的一群。

3），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

在一片鶯歌燕舞、歌舞升平聲中，一場巨大的災難，從1990年代就悄悄的逼近中國。更早一點，是從否定文革開始的。那時，不過是一種喜悅的腳步聲而已。到了2007年年末，種種跡象表明，遠在大洋對岸的美國，繁榮的深處就已經響起了席卷世界的災難性潛流。

這種災難性潛流，就叫自由掠奪經濟機制。

大多數右翼經濟學者認為，這場災難，是監管不力導致的結果。但其實，這雖然與監管有關，但監管不是問題之所在。問題的關鍵在于，自由經濟機制激活了人類掠奪與占有的所有欲望，而自由掠奪機制，當成為世界性的經濟規則之后，一場巨大的災難，就在規則形成之時開始了。面對這場全球性的災難，中國的主流精英有兩個嚴重的誤判，一是初始認為，美國的金融危機對中國影響不大。當意識到問題嚴重得無法估量時，又驚慌失措，拋出了兩萬億，之后是四萬億的緊急救市計劃。

如果此時中止了誤判，積極通過提升消費能力的方法救市，或許，中國在這場巨大的災難中，還有挺立起來的機會。但是，決策層的三大救市方案：投資、救房市、刺激生產，滿天撒錢，其結果必然助推更大的災難。因為，近六十年的積蓄一旦撒完，樓市崩盤引發金融崩盤，本已過盛的生產又增加了過盛，由此而引發的經濟災難必不可避免。

如果社會擁有價值目標共識的話，其內在的凝聚力，形成整個社會抗拒災難的意志，或許經過巨大的陣痛之后，站立起來的還是一個偉大的中國。

但是，改革成果由不到0.4%的家庭，占有了75%以上的改革成果，而99.6%以上的家庭，僅分享到不足25%的改革成果（新華網數據），早就把價值目標撕得粉碎。而茅于軾則說：“改革在中國造就了約占總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們是中國的中堅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則因為信仰毛澤東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壞性’。”由此可知，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了那5%的富人，指望的也是那5%的富人。　　

關鍵問題是，中國有十四到十五億人，假如是十五億，那95%的窮人，就是十四點二五億，如果這十四點二五億人涌動起來，一人一口唾液，也足可以形成汪洋大海，而區區數千萬人，到了那個汪洋大海里，恐怕也就是一個個微小的沙子。對于這個問題，我不知道茅于軾等精英先生想過沒有？如果沒想過，還請快一點想好，想晚了，沒得機會想了，那就只有抱著“08憲章”的美夢，奔赴天堂揮舞著“08憲章”搶占占有權和占有率了。　　

現在這樣說，精英們會以為我這是言過其實。　　

但是，95%的窮人，隨著失業率和收入的降低，會變得更窮，而八億多農民，失地后再失業，他們唯一選擇就是重上井岡山。　　

治國有道

治國有道。對于這個問題，在右翼的先生們看來，既左又落后，因為，自由掠奪就是真理，就是“普世價值”，因為它符合追求自由的人性。其實，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就在于，一、每個人的人性，都有兩個層次，原初層次，一般被稱為動物性本能，第二個層次，也既文化的人性，人脫離動物性本能，人性由動物性升華為文化性人性。二、在這個文化性人性的層次上，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取向，一種是利他主義，另一種是利己主義。一般情況，利他主義屬于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而利己主義，則是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有人可能會說，資本主義也提倡利他主義，但社會主義的中國主流精英卻提倡利己主義，我說的與事實不符，但是，人們應該看到，資本主義社會提倡利他主義，有利于資本家的自由掠奪，而社會主義中國的主流精英，根本就不是社會主義的追求者，而是資本主義的追求者，符于動物性本能的追求者。三、文化層次的人，而其內核是由精神為主體的。也就是說，文化的本質在于精神的提升。四、精神的內核又是什么呢？精神的內核在于價值取向。

由此可知，治國之道在于：一，社會主義思想文化是關鍵，共同的價值取向是核心，不屈不撓為社會和他人創造是其精神的動力之源。二，治國是一種以文化為主體的綜合價值觀念，也就是說，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念，就有什么樣的治國方法。三，相對動態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既是經濟發展的內在的動力機制，也是社會和諧必須具備的基礎條件。四，當人類從各自獨立，相互關聯度不大的個體走向群體之后，經濟就不在是單純的物質屬性，而是文化主導下的物質產品，因為，人類發現，在群體生活中，人們如果想更好的生活生存下去，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物質的分配。而物質分配，就是一種文化觀念的產物。五，從統治者的角度說，善政是最好的執政方式，因為，善待民眾是一個社會動態穩定的基本支點，但是，世界上的左翼典型代表毛澤東則從相反的角度，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善政源于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因為，為民執政的價值觀，光提倡解決不了問題，還需要管理。而真正有效的對價值觀的管理，不是執政階層，而是人民群眾，因為，只有人民群眾，才真正懂得管理價值觀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在人類歷史上，是毛澤東第一個反其道而行之的國家管理者。而這，就是治國理政的大道。

也由此可知，世界上所有的右翼永遠讀不懂毛澤東，也必然仇視毛澤東，因為，他們不給平民百姓權利，還盡想占平民百姓的便宜，還想讓平民百姓象敬仰毛澤東似的敬仰自己。平民百姓不買賬，他們一下子就把賬算到毛澤東頭上。

這樣說有人一定認為我是冥頑不化的左翼人士，其實，這樣說的人完全錯了，因為，我既不是左翼，更不是右翼，而是平民中的中間翼，也就是說，一切執中而論。

這里有個問題，就是，什么是中？中不是調和，也不是中庸之道，而是人民群眾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也即，由民做主的政治經濟制度的民主選擇、決策、決定機制，人民群眾向官員的問責機制等等。離開此，都不是中。從這個角度說，我認為毛澤東執中之鼻祖，萬世治國不二之法門。

4），中國經濟危機的杠桿解

　孫立平　先生認為，中國的經濟危機比美國三十年代的經濟蕭條將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判斷我個人認為，和我的判斷基本一致。按照“新華網”的統計數據，即，改革成果由不到0.4%的家庭，占有了75%以上的改革成果，而99.6%以上的家庭，僅分享到不足25%的改革成果上看，中國的經濟蕭條源于這個分享率的比率。而另一個比率，也就是人們常常津津樂道的外向型經濟的比率，加之出口退稅的政策，再一個，就是房地產業，它把人們的基本消費能力全部吸納走了，造就了又一個占有率的過度膨脹，三種力量合起來，既便沒有美國的金融危機，也會把中國經濟運轉機制擊得粉碎。美國金融危機只是加快了這場經濟災難到來的速度而已。主要問題，還是個自由經濟機制的問題。　　

在2005年的下半年，我經過機制模型，近一年的反復實驗后，終于判定，我的判斷沒錯。在那個時候，我就是以“機制危機分析報告”為題寫成文章的。之后，我把文章寄給了很多單位，但坦率的說，幾年過去，至今我沒有收到任何人或單位的回復。那時我還沒有微機，是用筆寫的，寫了近萬字，既沒有掙稿費的想法，也沒有成名成家的愿望，因為，我深知，在唯學歷的中國，一個既沒學歷也沒有圈子的人，要想成名成家簡直是癡心妄想。但我有一個愿望，那就希望國家采取措施，調整經濟機制，避免經濟危機的災難。

有人認為，占有率膨脹并不可怕，只要餅做大了，99.6%以上的家庭就可以過上幸福生活。但問題是，這個餅要做多大呢？我個人認為，在保持現有占有比率不變的情況下，在中國現有人口的背境下，中國要做到世界最高財富總量的數十倍以上，99.6%以上的家庭生活才可能得到改善。而中國的能力，據研究者，再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可以趕上或超過美國。由此可知，餅做大了大家的日子就好了的想法，不僅幼稚，而且是無知的癡心妄想。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選擇中國經濟機制的發展道路，就成了中國能否度過危機的一道大坎。這道坎過不去，一切都將成為泡影。因為，我個認為，是99.6%以上的家庭決定中國命運，而不是　茅于軾　先生所說的0.4%的家庭決定中國命運。　　

既然如此，就需要惠及99.6%以上家庭的經濟機制。現在看，中國到目前為止的經濟機制，還是只惠及0.4%家庭的經濟機制。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三中全會30周年大會上講話指出，下一步還要改革經濟機制。按我的理解，在前些年私有化大躍進中，在產權明晰化的名義下，很多國有資產都明晰到私人名下了。也就是說，中國前三十年積累的國民財富，一下子幾乎全進了個人的腰包。這種改革，不知道是搶劫呢，還是叫改革？或者，改革就是搶劫？從這一角度說，中國到了必須對改革進行改革的時候了。　　

我個人認為，在日亦嚴重的經濟危機面前，如果不對搶劫式的改革給出一個令民眾滿意的說法，在失業大潮席卷全國之日，就是社會動蕩開始之時。或許，在那個時候，失業的民眾會對搶劫式改革自己討個說法。　　

一般認為，經濟問題與其它無關，其實，經濟的本質是個文化問題，也就是說，是個價值觀念的問題，比如說，在一年內創造了一千塊錢，在社會主義價值觀觀照下，相對均衡的分配到社會成員手中，主流精英認為，這種狀態，經濟就沒有發展。如果在自由經濟價值觀的觀照下，還是一年創造了那一千元錢的財富，但其中有一人獲得了90%以上的占有率，主流精英就大呼：改革成功了，經濟發展了。　　

在自由經濟價值觀主導下，這種自由掠奪式的經濟發展模式，給世界各國都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因此，要改革這種自由掠奪式的經濟發展模式，首先要從思想文化上，也即價值觀念上進行革命。如果不從思想文化，也即價值觀念上革命，中國經濟發展沒出路，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也同樣沒出路。　　

因為，這是中國經濟危機的杠桿解，同樣也是世界經濟危機的杠桿解。

也就是說，中國的價值觀念問題解決了，發展觀念改變了，才有可能改變經濟發展模式。

價值觀念解決了，發展觀念改變了，下一步，就是解決相對動態均衡分享創造成果的問題。這個問題一解決，中國的經濟危機，也就找到了真正的解決途徑。因為，普通民眾的消費能力問題，是中國經濟危機唯一的杠桿解。　　

5），什么是社會主義的人權觀、民主觀和自由觀？　　

右翼認為，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崇拜者、推行者認為，社會主義沒有人權、民主、自由。左翼認為，也就是民眾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有資本主義的人權觀、民主觀、自由觀，社會主義有社會主義的人權觀、民主觀、自由觀，雖然名稱一樣，但有著本質的不同。　　

社會主義有社會主義的人權觀、民主觀、自由觀，主要體現在，人民大眾對政治經濟制度擁有至高無尚的選擇權、決策權、決定權。而資本主義的人權觀、民主觀、自由觀，則只有形式民主和票選權，不僅沒有對政治經濟制度選擇權、決策權、決定權，甚至沒有挑戰權。　　

由此可知，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是少數人自由掠奪大多數人的代名詞，而社會主義自由民主則是人民大眾的狂歡節。　　

有人可能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們怎么沒有對政治經濟制度擁有至高無尚的選擇權、決策權、決定權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想，人們最好讀一讀主流精英　朱學勤　先生以“30年改革開放，30年左右之爭”為題的文章（原文地址：http://www.mzcy.cn/bbs/viewthread.php?tid=2931），該文章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早就不是社會主義了。　　

6），“折騰”的解析　　

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三中全會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一出，右翼勢力馬上就拿“不折騰”的大棒揮向了左翼，并聲稱左翼是折騰的代名詞。其實，真正折騰的是右翼勢力，因為，他們以改革的名義反改革，以反折騰的名義瞎折騰，其真正的目的，也就是為了牢牢掌握自由掠奪權，并從自由掠奪中獲取高占有率。　　

一般而言，把本來很好的事情推倒，反復重來，叫折騰，這是其一。其二，有了錯誤不改，堅持錯誤，并且為錯誤津津樂道，堅持錯誤毫不動搖，這也叫折騰。其三，高舉改革大旗，從理論到制度實踐賣的全是為自己賺錢的私貨，比如說郭京毅等，這也叫折騰。和其它折騰不同的地方是，這種折騰是賣國謀利。其四，以5%的人自由掠奪95%的人為榮，這也是折騰，這種折騰以毀黨滅國為目的，制造階級壓迫，迫使被壓迫階級暴力革命，是一種罪惡滔天的折騰。我想，胡總書記所說的“不折騰”，肯定是指以上的問題，而不是右翼所解讀的，糾正錯誤是折騰。因為，胡總在講話中明確說了，大膽實踐，但發現錯誤要及時糾正。　　

胡總的話才是科學發展的基本態度，而右翼呢？有了錯不準改、不能改，以反對折騰的名義維護錯誤，不過是腦殘的標本而已。　　

7），經濟危機是自由經濟機制的必然結果　　

我是個機制決定論者，也就是說，有什么樣的社會機制和經濟機制，就必然有什么樣的結果。但是，機制是從哪里來的呢？有人說是從制度來的，所以，一般稱之為制度機制。其實，這種想法過于單純，或者叫陷入了唯制度論的泥淖。我個人認為，制度機制來源于思想文化，也就是說，思想文化在先，而后才有價值邏輯的制度機制。但思想文化又從哪里來的呢？有人認為是天才創造了人類歷史，與之相對立的觀點則認為，是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創造了歷史，我則認為，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給“天才”創造了理論總結的機會，并在實踐、總結的基礎上，積極推廣，再行實踐，又在實踐中提煉出新的思想，相互作用，最終形成了制度機制，所以，它是“天才”與人民群眾融合為一的必然結果。　　

但是，世界歷史告訴我們，在馬克思主義之前的全部歷史，大多數是英雄創造的。在中國，則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與實踐，人民創造歷史才成為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和建設政權的指導方針。然而，從思想到文化，需要一個轉化過程，從文化到制度構建和實踐，也需要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因為，制度的核心問題，也就是個價值邏輯程序化、規范化、制度化的問題。程序是路徑，規范是標準，而制度則是對程序和標準的固化。因此，規范有這么幾個方面，一是程序標準，二是行為標準，兩個標準合起來，再加一個必須這樣和不得這樣，就形成了制度。從這個角度說，沒有程序和標準的制度，形成不了機制。如果形成機制，那也一定是潛機制。　　

潛機制是世界上最大的制度破壞力量。　　

政治機制是如此，經濟機制也是這樣。　　

寫到這里，我們不能不再次提到文革，因為，從歷史資料上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最初動因，主要原因是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思想文化革命問題。當然，在他的敘事語言中，最多的表述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對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個問題，主流精英認為這是毛澤東的一大罪惡，普通民眾則認為這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必須的，因為，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反對資本主義，中國人民就會提前十年遭受新三座大山的壓迫。當然，如何處理這個重大問題，是中央領導層應該解決的問題，不提。單就思想文化的繼續革命問題，我想談點個人看法：一，在中國新的歷史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沒有必要在思想文化領域繼續革命？要回答這個問題，人們有必要回答當時的思想文化現實。實質上，中國當時雖然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但人民群眾和大多數黨員干部，思想文化意識還停留在封建和半封建的狀態，到目前為止，主流精英雖然有什么留學背境，但他們根本沒有脫離封建、半封建的思想文化體系。由此可知，中國如果不從事思想文化的繼續革命，其必然結果是，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仍然停留在封建、半封建主義的制度體系當中。二，思想文化的繼續革命是為了什么？前面我已經提到，思想文化是制度機制之源，也就是有什么樣的思想文化，就有什么樣的制度機制。從這個角度說，思想文化的繼續革命就用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革封建和資本主義思想文化的命，因為，只有有了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才可能有社會主義的制度機制。　　

主流精英認為，毛澤東是為奪權才發動文革的，咱就按主流精英的思路，談談文革中的奪權問題。天下人都知道，具有無產階級思想的人掌握領導權，走的必然是有益于人民大眾的群眾路線，而一個具有資產思想的人掌握領導權，走的必然是另一條道路。從這個角度說，毛澤東爭奪領導權也是十分必要的。現在的主流精英，不是為了爭奪領導權，防止人民大眾獲得領導權，還努力不止么？也由此可知，主流精英攻擊毛澤東爭奪領導權，不過是防止人民大眾獲得領導權而采取的策略而已。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不同的思想文化，產生不同的制度機制，不同的制度機制，必然導致不同的結果。　　

有人幻想，在不改變現有經濟機制的情況下，拯救中國的經濟危機，我個人認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占有率膨脹機制，是經濟危機的必然結果，而用占有率膨脹機制解決經濟危機，其結果必然走向愿望的反面。另外，市場并非是價值配置的最佳機制，因為，市場價值配置機制的核心，是占有率利益的最大化，而占有率利益的最大化，是不管社會狀態的，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財富，平等的共同分享自然資源，是一個國家保持社會穩定必須堅持的原則。當然，如果不考慮社會穩定問題，盡可以由市場配置。　　

所以，有時候經濟問題，其實不單單是個經濟問題，而是個國家的前途命運問題。從這個角度說，毛澤東以降，中國還沒有出現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因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不論看到的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科技問題還是思想文化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經濟或政治、科技或思想文化的問題，而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問題。看不到其中內在的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就看不到社會發展的內在機制。　　

8），中國右翼的悲劇　　

中國右翼最大的悲劇，一是自私、沒有道德。二是因為自私和沒有道德，變得鼠目寸光、目光短淺。三是以視中國為敵人的國家，比如說美國-----的價值觀念為分析判斷中國現實的標準，其結果呢？國家和人民，都成了主流精英的敵人。主流精英欲置敵人死地而快，也就不足為奇了。四是僅以主流精英改革三十年為中國的全部歷史，其余的中國歷史，上至中國的五千年歷史，下至中國的前二十八年，都不是歷史，或者說都是一錢不值的歷史，而中國的前二十八年，則是中國的罪惡歷史，這種脫胎于小布什的美國看待中國的歷史觀，成了中國右翼，也既主流精英的價值坐標系，指導并推動著中國的前進，中國成為美國制度機制下的殖民國，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寫作本文過程中，無意間讀到了　辛子凌　先生的一篇奇文，題目叫““腐敗黑數”知多少 ”。對　于辛　先生的奇論，我是不敢茍同的，因為，　辛　先生對于腐敗問題的結論，顯然是很不科學的。試想，如果改革期間，人民民主的社會機制依然存在，中國還會腐敗得那么嚴重嗎？我看不見。因為，你如果膽敢腐敗，人民群眾有權造你的反、奪你的權、下你的課，你將如何選擇呢？唯一可以的選擇，就只能聽命于民，為人民服務。但是，　辛　先生和所有右翼一樣，陷進了唯美國價值觀是從的泥淖，全面否定人民民主的價值傾向。這一事實再一次證明了右翼勢力是斷送國家前途命運的一群。　　

在中國古典哲學中，有一種陰陽學說。在該理論中，主要講陰陽互根、相互制衡，從而使整個宇宙保持在動態和諧狀態。一般認為，堅持人民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為第一使命的左翼，為陽，而堅持以個人利益和少數人的利益為核心的、右翼的價值觀念，為陰，兩者相互制衡，才能在保證多數人利益的前提下，有足夠的能力保護少數人的利益。但是，右翼勢力既不具備動態制衡的哲學觀，也不具有全球視野和系統歷史下的發展觀，反而對具有動態制衡哲學觀和全球視野和系統歷史下的發展觀的左翼，瘋狂封殺，怎么可能會給中國設計一個美好的未來呢？　　

　2008年12月22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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