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在山東經濟發展論壇上提出將教育貸款擴大到初中，義務教育延伸到高中，并將義務教育作了新的“詮釋”和“發展”：即國家拿錢，特困地區由國家擔保向銀行借款。
對茅先生此番“新論”，筆者實在莫名其“妙”。
何謂義務教育？《世界人權宣言》莊嚴宣告：義務教育即免費教育，至少初級階段應該如此。而教育貸款顯然與此格格不入，甚至是對“義務”的玷污。
姑且不論洋人的“傲慢與偏見”與如何“自以為是”，僅就“義務教育”四字而言，“教育貸款說”亦不能成立。可以認為，接受良好教育乃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本能和愿望，而教育有其自然成本，受教育者必須為此付費，否則教師只能餓死。因此，唯有具備一定的經濟條件，受教育者方能“如愿以償”。對個人來說，受教育乃其自由和權利，而絕不可能是義務――否則為了履行國家規定的教育義務，窮人們為此而侵犯他人的財產權乃至生命便不再是非法的了，這樣一來還會有和平、正義與文明嗎？
可見，義務教育只能且必然是政府的義務，意指政府必須通過財政稅收制度，在學習和生活方面為受教育者提供完全免費的服務以使其完成規定的學業。沒有免費教育，人人平等的受教育權便會因貧富懸殊而失去保障，義務教育就只能是欺世盜名。
義務教育意味著公共教育經費必須在GDP中占有足夠的份額（不少于4％），否則便是無米之炊，無稽之談！改革在深化，經濟在騰飛，十年來中國的教育經費竟從3.1％降至2.6％，我們有什么資格向13億“江東父老”妄議義務教育？如此恐怖的教育“大倒退”不過暴露出，問題根本不是“貧窮惹的禍”，而系百年大計與“貴族教育”、“貴族經濟”乃至“哪怕身后洪水滔天”之間的取舍。義務教育僅僅要求政府提升GDP中教育所占比重，“劫富濟教”，抑制脫離國情的“轎車文明”、“旅游經濟”等“貴族產業”，并非苛求其創造財富，此何難之有？是不為，非不能也！
從根本上說，教育乃其外部性遠大于私人性的公共產品，這決定了公共教育較之“教育產業化”更合乎正義與效率法則，對此經濟學家往往會因太“專業化”而“走火入魔，誤入歧途”。我以為，“教育貸款說”即為生動的例證。
事實上，教育貸款嚴重悖離商業原則，尤其是在幾無信用理念和體制的中國，基本不具可行性（限于篇幅，無法贅述），于是出現“銀行尷尬面對貧困生（《南方周末》曾有報道）”之“怪現狀”，貸款者寥寥無幾，對廣大貧困生而言無異于杯水車薪。大學生尚且如此，更無貸款“資格”的中學生實不堪設想。即使教育貸款擴及初中，倘政府不以“看得見的手”將教育經費提升至必要的比重，又拿什么向銀行擔保呢？現實表明，“教育貸款說”無助于教育事業的發展，其最大的作用不過是為教育“貴族化”遮羞并為社會（主要是富人）和政府推卸責任。
也許，茅先生的“貸款教育也是義務教育”乃為長期陷于“經費短缺”窘境的政府分憂，可謂用心良苦之極也。然身為學者，當直陳“真問題”和政府責無旁貸的職守所在，方為解決問題之正道，而茅先生此番“驚世之語”似乎有些避實之虛、玩弄文字游戲和“混淆視聽”之嫌，特別是面對農村大量失學青少年，“義務教育延伸到高中”更是“假、大、空”和對現實的嘲弄。
郭金昌
2002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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