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周年征文：希望與迷茫

2008年 10月 1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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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豫生/文


我出生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中部的一個不起眼的小城市。我出生一年後，我的弟弟也來到了人間。等我記事時，時間已經進入了八十年代。


我的父親是六十年代畢業的大學生，母親是一名醫學院的畢業生。父親在一家全民所有制企業里做技術員，母親在同一家企業的衛生所做大夫，我們是中國當時最最普通的一個四口之家。


小時候我記得很清楚，我的家是單位給分的一室一廳的房子，臥室小的只能擺下一張桌子一張床，我們四口人睡在一張小床上。父親從外面找來窄木板和磚頭，晚上睡覺時就挨著床把木板和磚頭搭起來，然後鋪上褥子，從外表看就像一張大床一樣。等早上起來，父親再把它收起來，為臥室里大家活動騰點地方。


大家那時都住的是平房，每家都有一個院子，那時一棟平房只有一個水管，這個水管要管好幾戶的用水，每天吃房後大家都排隊來洗碗，那時每家都必備水桶，在水管上把水接滿，然後提回家里。在夏天晚上，我們一家四口就坐在院子里，每人搖著一個扇子聊天。該睡覺時，我和弟弟睡在床上，爸爸給我們扇著扇子，我就在看著爸爸的手一晃一晃中眼睛模糊的入睡了。


那時家里唯一的電器就是一個碩大的收音機，每天我們都把它開著。尤其是中午，我們全家必聽的小說連播。當時我們聽的最多的一首歌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的確，那是我們的確走在希望的田野上。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時的生活，這可以說是非常的貧瘠，物質和文化生活都嚴重缺乏，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過來的。但是，那時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希望。我們相信生活會一天天的好起來，我們對未來充滿了憧憬。而現實也的確是沒有辜負我們的希望。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家的物質生活一步步的好起來，我記得我和父母一起去商店里買了一臺電扇。回到家里，我們立刻把它打開，一陣微風吹來，真是太舒服了。


那時有些人家已經有了電視，我們家鄰居也買了一臺電視，我和弟弟老跑到他家去看。時間長了，他們煩了，就在我和弟弟去時把電視關了。母親是一個極好強的人，不愿自己的孩子受委屈，于是和父親就商量，向別人借錢，買了一臺十幾寸的黑白電視。這臺電視花了一百多塊錢，其中我們自己的錢只有幾十塊，借了別人一百多塊錢。以後我們就節衣縮食，每月給別人還點錢。另外給老家農村每月寄的錢是一點也不能少的。


我迄今記得電視機進家門的那天我是多么的快樂。我感到幸福極了，弟弟也是高興的亂蹦，那臺黑白電視當時只能收到一兩個臺，而且今天看來節目是多么的無趣，可是今天無論看中外什麼臺都不如當時看的那些節目時有勁。這讓我認識到快樂是可以花錢買的。


家里的各種條件一天天的好起來，房子也大了，當年的小床和那塊木板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家里各種電器一應俱全，當年帶給我們無限快樂的收音機和那臺黑白電視也早已不知哪里去了。八十年代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我們的生活的確是發上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種啟蒙和解放思想沖擊著我的大腦，我再也不是那個長在紅旗下，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天然正確的孩子了。當我上到了高中時，歷史告別了充滿希望，生機勃勃的八十年代，進入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我和弟弟先後擠過獨木橋，考上了大學。四年的大學順利讀完，我回到了父母的身邊，進入一家大型國有企業搞技術工作。弟弟讀完大學後又考上了研究生。工作中的我繼續了一個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別人的介紹下，我和一個個姑娘見面，最後找到了自己妻子。我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結婚，還有了一個孩子，日子再平凡不過，家里物質條件還繼續豐富，但是我已經沒有了以前對生活的希望，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迷茫。


我參加工作時，時間已經快進入二十一世紀。我的工作單位運行困難，全國當時通貨緊縮，市場蕭條，政府采取工人下崗及企業破產的辦法來應對經濟困難，當時我也很擔心自己有一天會下崗。我所在的企業存在大量隱形下崗，就是實際上不讓上班了，卻不能有下崗的名分和待遇。整個城市一片肅殺，人人都有大難臨頭的感覺，我也是在驚慌中度過每一天。


當時我所在的城市流傳著一個故事：本市一家企業破產，夫妻兩人雙雙下崗，兩人的孩子長時間沒有吃肉，嘴饞的厲害，就瞞著父母去外邊偷肉，被人抓住一段毒打，并送到了派出所。夫妻兩人把孩子接回家，第二天，他們把家里所有的錢拿出來買回了肉和毒藥，一家三口吃過後都死在了家里。


這個故事廣為流傳，幾乎我見到的每個人談起此事都知道，雖然我無法辨別它的真偽。這個故事使我幾次落淚，如果有一丁點的希望誰會走上絕路？但當時媒體上充斥著某某某下崗後做生意發了財的內容，似乎下崗是一種恩賜。一些人下崗後的生活還不如我記得我家貧窮時的情況。


對此，我充滿了迷茫，也使我產生了懷疑，我大學時接受的那些市場如何不得了，如何完美的啟蒙真的是真理嗎？下崗的人都是懶惰的人嗎？強者在激烈的競爭中勝出，可是強者畢竟只是極少數人，絕大多數人包括我都是普通的人，無法與強者競爭。競爭的結果自然是馬太效應，贏家通吃，那像我這樣的大多數人就該過著下等的生活，而讓那些極少數贏家過著天堂般的生活，這真的很合理嗎？如果這是合理的，那杜甫的那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詩就該批判，因為你能力不行，自然該餓死，你不能提意見，那是仇富。


在二十一世紀，通貨緊縮緩解了，漸漸的聽不到下崗的消息了。我和妻子也都被單位提拔了，家里的物質生活還是不斷的提高，但是我對未來還是充滿了迷茫和焦慮。


弟弟的研究生畢業後，在深圳一家赫赫有名的公司工作，這家公司以企業快速發展著稱，同樣也以員工自殺著稱。弟弟現在每月收入上萬，但是沒時間談戀愛，沒有錢買房子，他應該不算社會底層了，但是他不是仍然迷茫，仍然沒有幸福感嗎？沒有幸福感我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對未來的預期沒有把握，不知自己何時會跌入谷底。失去了希望的人恐怕難以有幸福感。


在2008年，中國發生了太多的事，有太多的思想在沖擊著人們的大腦，中國左派的興起是這幾年的事，我也從原來認為自由民主，普世價值是天然真理的思想中發上了左轉，成了一個具有左傾思想的人。其實也不奇怪，如果一個人真的同情底層大眾，真的還有道德和良心，真的還愛這個國家，恐怕不左點也難。


我現在不認為中國只要一實行民主制度，馬上就完美無缺了，所有的問題就解決了（我被啟蒙時就是這樣被宣傳的），它其實是有風險的，它可能釋放出你想不到的魔鬼，這樣的例子不難找。但是自由民主的理念還是好的，它還是值得去追求和嘗試的，只是不要把它當成包治百病的靈藥。的確有人這樣宣稱，那只是另一種形式的愚民而已。我們要找到適合自己的自由民主之路，規避可能帶來的風險，只是這條路在哪里，我是真的迷茫與困惑。


中國左右兩派為推銷自己的理念而激烈的交鋒，同時市場上造出了大量的不合格產品。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使我認識到，我們的食品工業已經使我們處于"不吃東西餓死，吃東西找死"的處境，這是市場的罪惡還是體制的罪惡？左右兩派們又得吵半天。而我只是愈加的迷茫。


我的深愛的中國啊，你的未來和我的未來到底在哪里？而我何時才能找到那久已失去的幸福感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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