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幽靈      　　

    一個幽靈，一個毛澤東的幽靈在中華大地上徘徊！　　

    在毛澤東去見其政治-思想導師馬克思三十二年后的今天，套用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中的第一句話來形容中華民族的大英雄毛澤東在當今中國的“現實存在”，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意大利的哲學家克羅奇曾經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這是極有見地的至理名言：人們往往通過歷史事件和人物在當代的影響來重新梳理歷史。把毛澤東推崇的成語“古為今用”對稱性地倒過來讀就是克羅奇思想——“今用為古”，或者“在今用中識古”。　　

    對于一個社會名人之是非功過的評價，中國人喜歡說“蓋棺論定”。從唯物主義反映論的角度看，這是有道理的：逝者如斯，永成歷史。但對于思考著的人來說，就未必了。認識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過程，它需要時間，更要反思或后思（Nachdenken）。因此，“蓋棺”而不能“論定”反倒成為常態。　　

    毛澤東曾把自己一生的政治成就概括為兩件事：推翻蔣介石和發動文革。拋開該評價的是非曲直不談，這個總結方式倒是頗有“提綱攜領，不計細節”的大家氣概！顯然，由于有斯大林的前車之鑒，他擔心身后被否定的不是第一件事，而是第二件事。在毛澤東作古的當天，官方對這兩件事的態度是“全盤肯定”，并冠以“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帽子。兩年后，文革被當作“極左運動”而遭全盤否定。接下來的就是持續至今、長達三十年的“非毛化進程”——“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作為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運動，有其發生的必然性。它是由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外部運動和中華民族生存的內在要求所決定的。三十年后的今天，如果用簡明扼要的語言來描繪它的結果，那就是：成績巨大，問題嚴重。　　

    關于巨大的成績這一面，由于有具體可感的物質存在（各種豐富的商品，大樓，高速路，等），和最合法、最順暢、最有效的宣傳手段，早已被“地球人”所公認，甚至被過分地夸大了（如“世界工廠”，“中國威脅”，等等）。但是，對于產生和存在的問題，由于政治的和經濟利益的原因，卻往往得不到應有的報道和討論；以至于常常到了堆積如山、積重難返之時才不得不給予有限制地放行。在這些問題中，最嚴重和最令人不安的就是“貪官橫行，貧富懸殊”。而防止這類問題的出現，正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動機。　　

    在毛澤東時代，貪腐雖未絕跡，卻遠不如像現在這樣“普遍必然，明目張膽”；它一般表現為“當官做老爺”（官僚特權）的隱性形式。社會的貧富差距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天差地別，觸目驚心”；如一些國營企業廠長的薪金和普通工人的工資有上百倍的差別。那時，工廠中最常見的利益差別體現在所謂的“八級工資制”上，兩端的差距一般也不過5-7倍。即便如此，還是引起了毛澤東的憂慮，被他下令“予以限制”（1975年）。經濟上的“平均主義”是主旋律，“普遍貧窮”是基本的社會現實。真正的貧富差距主要表現在“城鄉差別”上。　　

    不過，晚年的毛澤東真正關注的并不是“現在”，而是“將來”，即他所謂的在執政黨內“出修正主義”，從而導致“資本主義復辟”。于是，以“反修防修防資本主義”為宗旨的“文化大革命”便被他發明出來，付諸實踐。他企圖用群眾運動，即“大民主”的方式去摧毀他所厭惡的官僚集團（走資派們），并期待把該“政治模式”傳承下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盡管毛澤東依靠自己的威望加群眾的熱情取得了一時的勝利，但是，對于這種沒有穩固的經濟動因支撐的政治運動到底能否真正成功，毛澤東也不是沒有疑慮的。他甚至預言，在他死后，圍繞著“文革”這份政治遺產的可能是一場“腥風血雨”。　　

    然而，毛澤東身后的歷史巨變卻遠比這位政治-軍事天才的想象來得平和。在“兩個凡是”被叫停之后，“文革”被兵不血刃地徹底否定了。當安徽農民自發的“包產到戶”被官方肯定后，毛澤東最擔心的事情終于發生了（參見：1965年對張平化的談話）。廣大農民在享受了短暫的收獲喜悅后（1978-1984），再次淪為社會的新底層（與毛澤東時代類似）——新時代獲益最少的階級。接下來倒霉的是城市中的工人。現在想一想也并不奇怪：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工人如果有比資本家更好的命運，那倒是不可思議的。問題是，在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都由“野蠻資本主義”轉向“文明資本主義”后（當然，這不妨礙它們在國外繼續“野蠻”），工人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都逐漸人性化、文明化了；對比之下，我們不但沒有從“文明資本主義”學起，反倒轉向更原始、更野蠻的“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巨量的國企工人在沒有社會保障、醫療保障，也沒有慈善機構幫助的情況下被拋向街頭；許多工廠被賤賣，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變為私人財產；農民工的名義工資不但被壓到了極低的水平，更令人憤怒的是，這點可憐的“工資”也經常被惡意“拖欠”（實為“拒發”）——這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也是聞所未聞的。　　

    隨著政治掛帥被經濟掛帥所代替，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理直氣壯地出現在與毛澤東遙相對應的另一個極端：住房、醫療，甚至教育都要市場化。這一招，不但把城市里的大多數低收入人群推向貧困，還使中等收入的人群不寒而栗，更使廣大農村中的大量利益相關者陷入絕境（現在，看不起病而等死，上不起學而自殺的事情早已不是什么新聞了）。與這些“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犧牲品相反相成的是青云直上的“社會精英”：帶有“原罪”印記的官僚資本家及其政客（貪官），御用學者——即新時代的富人階級。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窮人們再次想起了毛澤東，更確切地說，把毛澤東再次神化。（參見：http://blog.sina.com.cn/s/indexlist_1341061013_2.html ，http://blog.sina.com.cn/u/1502820163）但這一次的神化毛澤東，在形式上和內容上同上一次都很不相同。從內容上看，文革中神化毛澤東（個人崇拜）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現在的“第二次神化”是為了“反對野蠻資本主義”，“反對貪腐官員”。用毛澤東本人的說法就是：為了打鬼，借助鐘馗。從形式上看，上一次的“神化運動”是官方利用民眾的樸素感情“由上而下”地、有組織地推動展開的，其運動場地是官方媒體——看得見，摸得著；而這一次則是由民眾自己自發展開的，既無組織，也無紀律——你要“神化”，別人也可以“反神化”。而且，這一次，“神化者們”就別想使用官方媒體了，他們只能在“看不見，摸不著”的幽靈般的互聯網上運作。所以，我們可以把本文的第一句話改為：“一個幽靈，一個毛澤東的幽靈在中華互聯網上徘徊”。　　

    上一次的打鬼運動以失敗告終——它不但沒有消滅鬼，反倒傷了人（所謂“全面內戰”）。那么，這一次的命運又如何呢？有人說，如果有“這一次”的話，情況就會不同了。因為，上一次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廣大群眾的對信息的掌握不明。如今，誰是貪官污吏，誰是牛鬼蛇神，上網一查就一清二楚了。事情真是這么簡單么？　　

    我們關注互聯網上的“毛澤東幽靈”，是想看清楚這一現象后面的社會現實究竟是怎樣的，歷史和現實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毛澤東的“大民主”（文革是它的極端體現）既不像它的崇拜者們所想象那么“一用就靈”，也不象它的反對者們所攻擊的那般“一無是處”。假如（暫且“假如”）西方式的民主對中國不適用，而西方式的“文明資本主義”又一時學不來，那么，解決上述諸多嚴重問題的辦法也許就在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去掉了二者各自的片面性之后，真理就在我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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