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有些事只能說一半，不能全說。全說出去就壞事了，就沒人聽了，就沒人信了。例如，‘讓一小部分人富起來’就是對外只能講一半，而且不能爭論，一爭論底子就會露出來。”

“我們說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大多數人會理解為所有其他人以后都有機會跟著富起來，這樣就制造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有個奔頭的境地。等到他們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個樣子的時候，我們培養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沒有人反對的情況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環境下已經順利地完成了富起來的任務了。他們一旦有了社會基礎，有了經濟基礎，有了自己的政治組織力量，再要改變就已經不容易了。在這個問題上也曾有人提出‘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要求爭論一下。提出爭論的人特別對那個‘讓’字有意見，認為如果這樣提出的話，就等于說是我們以前不讓人們富，不讓人們過好日子，這等于否定了我們黨建國以來的基本路線方針和政策。我認為，一爭論，時間就爭沒了，一爭論，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到頭來還是大家一樣窮。還不如干完了，等到真的有了富人了，看看到時社會會是個什么樣子再爭論也不遲嘛。”

“以前搞共同富裕，雖然大家享受到了公費醫療、免費教育、工作鐵飯碗、治安環境好等好處，享受到不直接受資本家剝削的主人公勞動地位的責任感。但我們人民生活普遍的生活水平低于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太多了。國門打開以后，人民群眾用國外的生活水平與自己的生活水平一比，就會自覺地認為還是資本主義好。我們要與資本主義競爭，用富裕的生活水平作標準是最有說服力的。”

“既然我們要在短時間內把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主要是指衣食住行）提高到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就有必要學習西方和日本的發展方式，遵循他們的經濟發展規律辦事，補資本主義的課，走一段資本主義的道路。只要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變，槍桿子牢牢掌握在共產黨的手里，保證國家政權在共產黨的手里，避免與帝國主義在國際事務上發生沖突摩擦，避免戰爭，韜光養晦，爭取時間發展經濟。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千載難逢的機遇期。不牢牢把握這個機遇期迅速將經濟發展起來，我們將要犯重大的錯誤。”

“既然我們要保證外資企業、新興私營企業能賺到錢，能夠發展起來，我們在上交稅率上就要給予他們一些優惠政策。國家在這些方面減少了收入，那么在社會其他福利上邊就不能夠像以往那樣負擔全民的勞保福利，公費醫療就要改革。既然國家允許國有企業在利潤提成方面留下了擴大再生產的份額，那么這些企業就應該將職工的退休勞保福利也承擔起來，國家將不再負擔這些方面的開支。一些企業的設備落后，產品沒有市場競爭力，職工人口又多，企業向國家銀行貸款去給工人發工資，造成嚴重的‘三角債’，國家負擔非常大，而且這些企業還占據著各大城市的房地產開發的黃金地帶，又是城市的主要污染源，像這類企業應該想辦法把它們盡快處理掉，要盡快制定‘破產法’。這些企業破產后能夠有外資收購是最理想的途徑，私營企業有能力也應該允許它們收購。這樣我們就可以從‘三角債’脫身了。我們這樣做更加符合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對我們國家改革開放所提出的標準和要求。”

“我們搞改革開放，搞活經濟，就是要突破原有計劃經濟模式的束縛，要讓經濟速度加快發展起來。這就需要我們鼓勵一部分人打破框框，放下架子，直接投身到經濟交易的市場活動中去。我們對外開放需要大批能夠適應生產經濟運作的企業管理人員，填補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所面臨的這方面人員空缺。”

“關于富起來的人是否就是西方經常強調的中產階級呢？這種理解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所要培養的富起來的人必須是大富起來的人，他們的富應該是發達國家的壟斷大資本家，他們的富應該是富可敵國的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從事國際間的大宗交易。中產階級是什么樣子的階級，我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但我知道他們那些人的麻煩事特多，他們的人一多就管不了了。他們有人說，為什么你們讓一些人富而不讓我富？他們說富的人都是共產黨讓出來的。在誰富的途徑上沒有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條件，這將成為社會動亂不穩定的潛在因素。”

“對于脫貧問題。我們一直說在本世紀末解決他們的溫飽問題。這樣提未免太可憐了一點。還是把脫貧就算是能過上小康生活水平，這樣的提法比較科學。要嚴格區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兩個不同層面的宣導。因為這兩句話的對象是不一樣的，所要達到的目的也是不一樣的。要嚴格避免輿論導向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理解為國家只為少數人服務，在社會上造成這句話是貧富差距的根源的認識。”

“私人個體戶靠拼命奮斗，掙扎得很辛苦，今天能過上比工人和干部更好的生活也可算是小富了，我們可以統統把他們說成是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這樣的話，那些大富的人的目標就不突出了。”

“我們不但要定出小康生活水平分標準，對富起來的人也要有一個標準去衡量。”“我認為，富起來的人應該是那些，他們的個人收入大大超過享受富裕生活消費水平的需要，他們有大量的剩余資金（包括國家銀行貸款）可作為再生產再投資的本錢，他們有能力掌控大型企業、跨國公司。當然，大型礦產、金融銀行是否像東歐那樣向他們開放，那還是有待研究后決定。”

“我們讓他們賺錢，向他們讓利（當然讓利的對象還包括港澳臺僑資和外資）他們就要遵守我們所制定的政策，依法繳稅，不能做違法的事。”“在目前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也不能對他們提出太高的要求，我們又不能夠講得太清楚，因此只好依靠他們自己對政策的理解和在執行政策的過程中，看他們是否能夠做得合情合理，是否有能力將各方面的關系擺平而又不出漏洞、不出問題，是否能想出一些我們還來不及考慮到的問題，能夠自掃門前雪。如果我們能夠培養出這樣的出色成功人士，他們也將是我們最可靠的接班人。”
“至于富起來的人，他們將來要按什么樣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我們就不要去管得太嚴太多了。這些應該是屬于個人的私事，老百姓都在看著我們的一舉一動，也在看著他們的一舉一動，我們一管就會在社會上造成影響，造成矛盾和斗爭。我們大家應該達成共識了，不能再搞階級斗爭那一套了。”

“由于有了富起來的人，他們的生活標準肯定會比普通老百姓高很多，目前生活上的商品品種需求肯定不符合他們的需求，這就需要我們適當地在超高標準消費方面也要做些投資規劃。這種消費同樣會刺激經濟的繁榮，增加就業機會也是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就縮小了。”

“對富起來的人要有專門的人負責去做他們的工作，這個工作可以交給統戰部去負責，他們不是一直在負責工商聯的工作嗎？我們要研究他們的需求，研究他們的思想，保護他們的利益，根據他們的需求調整我們的政策，制定新的法規。要關心他們在政治上的成長壯大，及時發揮他們對國家發展的作用，給予他們更多的管理國家的機會，國家領導人的選拔也要考慮從他們那里挑選。”

“我們是否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呢？這是共產黨是否能夠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的關鍵。我認為，我們是完全可以也完全應該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的。”

“我唯一的擔心是這些富起來的人的素質修養問題，也就是如何認識錢的問題。我們的社會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沒有錢。我們清楚地知道，沒有錢想辦什么事都辦不成，只好依靠大家餓肚子，窮過渡。但我知道，錢又是一個很難掌控的東西，稍不留神就會翻船。現在那些先富起來的人，依我看，他們還沒學會如何真正掌控錢。他們表現出來的行為明顯地缺少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意識和行為，而是一種土匪流氓的形象。他們不知如何去花賺來的錢，如何對待為他們賺錢的人。他們只想到了賺第一筆錢，而沒有想到如何使用第一筆錢。不知道如何能夠把錢一直賺下去。他們并不是全心全意地去考慮再生產再投資，而一味擺闊氣，撐排場，做些毫無價值的低俗行為，那只是些招人妒忌的行為。要求他們學會具有真正資產階級所應具備的素質是要花一番苦功的，我們的宣傳口也要配合做些引導工作。如果富起來的人在那些只能按小康水平奮斗的人們面前繼續呈現出那種流氓習氣，他們再次被打倒的可能性是絕對存在的。”

還有：

“根據當前中國大陸的生活水平來看，要按照西方國家或香港臺灣的生活標準來衡量的話，我們在短時間內要讓所有人都能夠達到那種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既然我們承認了不可能讓大家同時一起都富起來，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又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贊成，而且它還能夠起到在實行改革開放的短期目的方面作為最為關鍵最為具體并且是繞不過去的先行手段發揮實際作用。要在中國當前的這種社會形態上培養起一批富人來，那么總會是有的人先富，有的人后富，也就會有人大富，有人小富。政府可以動用國庫主動培養幾位大富先富，在社會上將走向富裕的道路帶起來。”

“要讓大多數人能過上小康生活水平當然還需要有一段過程，我們可以采取三步走的部署并制定成國策實施。小部分人大富起來的可能性是有的，也一直是存在的。在現階段培養造就一小批新型的企業家，對于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是非常有必要的。有了富起來的人才可以去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才能搞活經濟。從香港的一些情況看來，國營企業辦不到的事情，到了他們的手里一下就辦成了，尤其是在國家物質價格正在改革調整時期更需要多條腳走路。我看只要能夠抓住機會，我們很快就能夠讓他們富起來。”

“現階段讓什么人富起來，讓什么人先富起來，這還是我們的權力范圍內可以掌握控制的，也是可以辦到的。在這方面如果確實不能實行公平競爭的話，那么我們就不要提了。我們的接班人這些年來經受了各方面的鍛煉，現在我們把他們安排到合資企業中去鍛煉，或讓他們自己開設集團公司去收購那些收益虧損的國營企業，相信他們一定能夠勝任。只要我們給予他們適當的政策，允許他們使用適當的關系和機會，讓他們先富起來應該來說是不太難的。但是我們在輿論上更多的還是應該宣傳那些白手起家的萬元戶，這樣看上去就體現了機會平等和公平競爭。”

“一個企業不可能全部人都富起來，都富起來了，誰還會去干那些臟重體力活呢？低勞力的投資環境也就不存在了。他們只會一起上街游行罷工要求福利待遇。”

“要考慮保證企業的領導人先富起來，總經理都富不起來，誰還富得起來呢？打工族就沒有奔頭了，下面的人就沒有奮斗目標了。臟重活可以考慮從內地貧困地區招募臨工，這就可以解決大量低收入的勞力問題，企業的收益為此就會提高，還解決了貧困地區的脫貧的難題。”

“對于民工大量流動可能會出現‘民工潮’的問題。在這方面國家可以組織交通部門統一安排解決，可以提供一些貨柜車皮送他們能回家過春節，什么事就都沒有了。”

“富的標準是很靈活的。我們這里所說的富，是指在國家層面上能夠掌握巨額資本能夠組織生產的富。而對于民工來說，富就是指他們努力干活有了工資收入，回到貧困地區可以做小買賣，比原來的生活提高了，這就算富起來了。無論那種富，對于國家政府的稅收方面來說都會增加，國家也會很快就富起來了。國家有了錢就好辦事了。過往的經驗證明，國家手頭是需要有巨額現款有些事情才是能夠辦到的。國際關系交往中，大型工業項目是我們手中外交談判的牌，每次談判沒有幾個這樣的牌子作為交易，人家總是欺負你。汽車生產線、購買大飛機都是我們手中的牌子。我們延遲制造生產大飛機就有這方面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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