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深化改革"  之四

陳云強國之路

不平凡的人生路

不平凡的出身 陳云1905年出生于江蘇青浦縣，為今日的上海市青浦區。從小到三聯商務書局當學徒，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是唯一的一位從小受過商業薰陶教育的人，也是為數不多具有經濟頭腦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參加了五卅運動。1927年參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起義。其后，發動并領導了上海青浦農民起義，為青浦縣委書。在1931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就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兼任白區工作部部長。1933年到中央蘇區工作，參加紅軍長征。在遵義會議上支持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勘稱肖河  在延安時期曾任中共組織部長。1941年“百團大戰”后，日軍加強了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與此同時，國民黨制造了“皖南事變”， 取消了對八路軍的軍響，國民黨與日軍默契，為了消滅共產黨和八路軍，對邊區進行重重經濟封鎖。地處貧窮的西北地區的邊區財政，不堪重負。毛澤東雖然采取南泥灣開荒，與“精兵簡政”。 但還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也無法適應抗日形勢發展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陳云就任西北財經委付主任，在他的布署下，突破了蔣介石對邊區的嚴令經濟封鎖，搞活了陜甘寧邊區經濟，為抗日戰爭的發展與勝利提供了源源不斷地物資保障，其功績不亞于楚漢相爭時劉漢之肖河。

為共和國獻的奠基禮物 在抗日戰爭一結束，在重慶談判時，就以中共東北局付書記，東北抗日聯軍付政委進入東北。后兼任中共南滿分局書記，制定了放開大道占領兩廂的戰略方針，組織了“四保臨江”戰役，從而扭轉了東北的被動局勢。后兼任東北財經委主任，迅速恢復了東北工業生產，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戰爭。他率部接管沈陽，為解放軍接管大城市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也為新中國政權迅速鞏固作出了重大貢獻。東北經濟的迅速的復蘇與接管沈陽的經驗，是他為共和國奠基的厚禮。

經濟戰線上的主帥  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任書記處侯補書記。建國前后，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軍隊的后勤保障、城市的生活救急、救災與恢復生產的巨大需求，財政上出現的巨大赤字。加上以上海為中心，由資本家發動的漲價風潮，人心浮動。出現了新政權的軍事上的大勝利與經濟上的嚴重危機。上海資本家首先組織用銀元抵制人民幣進入上海。接著掀起了全國性的物價風潮，從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連續4次掀起漲價風潮，直逼北平，很快席卷全國，威脅新生的紅色政權。對鞏固政權，在經濟戰線上的戰爭完全不亞于軍事戰線。毛主席及周總理等中央領導致力于軍事、政治和外交戰線。在經濟戰線上的主帥就是陳云。他在與上海等地資本家的戰斗中，依靠人民群眾與國有經濟勢力，采用政治治與經濟手段，雙管齊下，先后取得了“銀元戰”、“米棉之戰” 也稱“紅盤之戰” 的全面勝利。很快穩定物價，使投機商血本無歸，徹底粉硨了敵人在經濟戰線的倡狂進攻，以后再也無力興風作浪了。也為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創造了條件。

共和國經濟的奠基人  然而，要從根本上穩定經濟秩序，就得統一財經。銀行歸國家所有，實行統籌經濟與計劃開支，厲行節約。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雖然在抗美援朝的巨大后勤補給的軍費開支壓力之下，奇跡般地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毛澤東對此評價時說：平定物價，統一財經，不亞于打一場淮海戰爭。他的歷史功績是為偉大的新中國的穩定奠定了經濟基礎。

在周總理倍同毛主席訪蘇聯期間，他出任代總理。自此以后主持國家財政、經濟與基本建設工作，迅速恢復國家經濟，保證了抗美援朝的巨大消耗，制定并組織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在他的領導與組織下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快速地增長。

反冒進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毛澤東就插手國家經濟建設。1954年主管農業的鄧子恢砍掉了一批高級社。1955年毛主席在《關于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批語中，提出了“反對右傾保守思想”。 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由農業合作化蔓延到經濟戰線。不切實際高指標和增加基建項目，擴大建設規模之風迅速蔓延。周總理根據陳云的意見，多次在國務院的會議上講，基建投資指標過大，勢必出現綜合平衡失調，也出臺了“反冒進” 的措施，放緩了國家經濟發展速度。1956毛澤東對國務院的“反冒進” 提出過批評，國務院財經領導小組據理力爭，毛澤東不服的離開了北京。由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通過了“在經濟建設中反對盲目冒進的決議”，從而出現了1957年的國民經濟的快速穩定地增長。但毛主席很不滿意，就此采取了組織和政治措施。1957年1月成立了有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黃克誠參加的五人財經小組，隸屬政治局領導，把經濟大權由國務院轉到由他執掌的中央政治局。負責編寫“農業發展綱要七十條” 即15年農業發展規劃與完成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并著手起草編制第二個五年計劃。1957年陳云提出了經濟發展與基本建設要與國力相適應的“國力論”；強調經濟建設必須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實現綜合平衡。并對超出乎國力的項目和高指標采取“砍掉、推遲寫壓縮” 的作法。保證了國民經濟的平穩增長。

忍辱負重  陳云“反冒進”的作法，仍然得到“5人財經小組”的一致認同和周總理的認可，并于1957年6月由劉少奇主持的政治會議作出了“既反對右傾保守，又要防止盲目冒進” 的決議，這與毛澤東的發展經濟的思想大相庭徑。于是在1957年11月的南寧會議開始，接著召開杭州會議，北京政治局會議，到1958年4月的成都會議，連續集中批“反冒進”和陳云的“綜合平衡論”。制定并通過了“總路線”。在此期間周總理經受了巨大的壓力，曾向政治局口頭提出過辭呈。在批“反冒進” 與“反右傾” 之中，使經濟指標不斷飚升，農業產量的“放衛星”無著邊際，而產生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共產風”。“浮侉風”迅猛地席卷全國。

在嚴峻的形勢面前，陳云不計個人得失，提前結束病休，主管建本建設方面的工作，狠抓建設工程質量，將事故發生的損失降到最低。他冒天下之大不諱，不斷向毛主席吹“壓縮空氣”。 如1959年的鋼鐵指標由原來制定的3000萬噸，最后壓縮到1070萬噸，毛主席在1959年3月底的上海會議上對他的評價。將他比作敢于說真話的海瑞。并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 

煉石補長天 自1959年6月1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壓縮經濟指標后，陳云雖有保留，但只能如此了。他由于身體不支而再次被迫休病。1960年下半年暴露出來的糧荒，他再也無法在病床上呆下去了，他以共和國大掌柜的姿態，抱病到各地調查研究，正確地估計了由于浮夸風造成的，無人知曉的糧食庫存的家底。為周總理的的決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再一次顯示了他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力挽狂闌的雄才大略和非凡的智慧。把災害的損失，降到最低點。他的良策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也使由于“退賠” 發放到農民手中的50億元迅速回籠。由于他極力主張解散食堂，允許農民有自留地進行生產自救，使2000萬城鎮人囗回到了農村，進行生產自救，到1962年夏收時，全國的饑荒就大為緩解。到秋糧上市時全國的饑荒就解除了。于1961年對國民輕濟就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的八字方針。關停了20多萬個小鋼鐵廠、小煤礦和無力自救的五小企業，使2000多萬職工回到了農業生產第一線。對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起了決定作用。毛澤東的大躍進給共和國的天撞了個大窟窿，是陳云煉石補好了長天。

再次靠邊站  國民輕濟的迅速好轉，一則是周總理與陳云的統籌帷幄，主要是農村實行了以小隊為結算單位的集體所有制，貫徹了多勞多得的分配制度，農民有生產自主權，加上自留地的補充。國家也采取進口糧食，減少了國家的征購任務。陳云回江蘇青浦縣經過深入調查，認為“包產到戶”可作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權宜方案。同時，他也看了安徽農民關于“包產到戶” 的報告，更堅定了他的信心。與此同時，毛主席看了鄧子恢與田家英關于“包產到戶”的報告時說過，我們提倡走群眾路線，但不能當群眾的尾巴。因此有些領導勸阻陳云，不能再向毛主席提“包產到戶”的事了。但陳云認定了與恢復經濟有利的大事就不顧個人得失，據理力爭。在與毛主席約談之后，毛主席只說陳云作為黨的一名付主席，按組織原則反映情況是對的。當時未發表評述，也沒有把一名付主席的重大建議拿到政治局討論。其后，毛主席在一次會議上批評鄧子恢、田家英搞“分由單干” 是政治路線問題。不久撤掉了鄧子恢，王稼祥、李維漢的一切職務，重提“千萬不耍忘記階級斗爭”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改變了“中共八大” 確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的路線與方針。確定在全國農村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久，又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政冶狂潮。陳云由此認為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總代表，中央領導人人敬而遠之，他回江蘇老家深居簡出，有時到茶館戲院欣賞江南小曲。但他保持了政治局常委，黨的付主席。仍然應邀出席相關會議。1966年5月16日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后簡稱五·一六通知）中提出了黨內的赫魯曉，直指劉少奇和鄧小平。據傳就“通知” 是否發放一事，爭論的結果交政治局七位常委舉手表決。陳云同劉少奇、鄧小平投了反對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投贊同票，朱德經過長期思考后，投了對毛澤東的信任票。于是史無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就席卷神州大地。陳云就下放到江西某工廠勞動。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唯一的一位沒受到批判和沖擊的中共高層領導人。

實施開放第一人 1972年4月，林彪在蒙古溫都爾汗折戟沉沙之后，陳云于同年7月致書毛澤東請求工作，毛主席同意了他的請求，于是他重返北京。安排他在國務院業務組，周總理委托他負責外貿工作。

歷史的特殊條件，毛澤東決定倒向蘇聯一邊，受到了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與資本主義市場隔絕巳有25年了。到1958年，毛澤東將蘇共定為修正主義，中蘇關系由此交惡。1960年正當中國處于嚴重困難時期，蘇聯單方撕毀援助項目的協議，撤退專家，并對在抗美援助期間的軍援作為中國的債務，實行逼債。中蘇終于在1969年爆發“珍寶島之戰”。 毛澤東開始尋求與美國修好。197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1972年尼克松訪華并簽訂了“中美聯合公報”。中國才步入國際社會。長期以來的閉關鎖國和形成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概念。以及文革中以“走資派” 為假想敵形成的“極左路線” 統治的年代，政治上的戒律與條條框框層出不窮，以及捕風作影，無限上綱的作法。在與資本主義作生意中，顧慮重重、憂心忡忡、縮手縮腳，更不用說用資本與商品市場法則進行運作。陳云上任后就策劃在香港建立“五豐銀行” 和“華潤貿易公司” 以此契入資本市場開拓世界貿易領域。他不斷鼓勵從事外貿與外經的同事人，要求他們著手研究資本主義，掌握情報和資料，只要是有利的事就先辦好，辦好了總會找到變通的理由，制定新的規矩。他一方帶領大家與資本家在市場上作生死博斗。另一方面還得找理由與極左思潮作有理有節的周旋。在他的支持下，迅速地打開了全球商品市場，引進了幾十套化肥、化纖等先進成套設備，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更重要的培養大批外經干部和外貿人才。為以后的對外開放，開辟了道路，并作了資金與人才儲備。

結束極左路線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不久華國鋒與汪東興、葉劍英聯手，粉碎了“四人邦”， 華國鋒任黨的主席兼任國夯院總理，在政治上仍然執行是極左路線。在經濟上提倡“大干快上” 大量進口設備搞“洋躍進”。1978年春，華國鋒發了“兩個凡是” 的政治綱領。胡躍邦在陳云的支持下，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并在報刊上進行討論。從政治思想上是對極左路線的一次清算。年底，華國鋒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旨在討論國民經濟計劃。陳云在會上發言，首先批判“大干快上的洋躍進” 是脫離國力的錯誤計劃。其次詮釋他的“交換、比較、反復” 的工作方法，指出錯誤決定的原因。最后離題的提出為彭德懷與彭、羅、陸、楊兩個反黨集團平反問題。陳云要求從組織上清算極左路線的發言，得到與會的絕大多數代表的擁護。華國鋒引咎辭職，以后的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毛澤東時代的路線斗爭

 “淮海戰役”勝利在望，美蘇共同希望中國象德國和朝鮮一樣，實行南北分治。這時的中國，少數的民主主義分子，他們同情國民黨反動政府并希望與美國交好。在中共黨內乃至當時中共決策的“五大常委” 中，只有毛澤東旗幟鮮明，提出：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怙名學霸壬。堅持統一中國的方針。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新民主義革命的勝利。毛澤東在“不斷革命論”思想的指導下，接著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實行對農業、手工業及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與此同葉,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新秩序”，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來發展生產力，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唯生產力論”。 他曾對工商業資本家說過：資本家靠剝削辦起了工廠企業，養活了工人，發展了工商業，對社會發展是有功的，我們需要大批紅色資本家。這就是“剝削有功論”。 這時的中共黨內已孕育著三個政治派別，主導的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政治派，簡稱為“毛派”， 其主導思維是“不斷革命論”, 致力于對農業及手工業的合作化，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思想文化學術領域展開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劉少奇主張只要能發展生產力，不管實行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主導思維就是“貓論”。實則主張在中國發展私營工商業，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在他們利用傳統習慣勢力，按照蘇聯模式，實行軍銜制，建立了等級工資制，發展了他們在軍隊與政府中的政治影響。逐漸建立起官僚體制，他們簡稱為“劉鄧派”。 以周恩來陳云的“社會主義經濟務實派”。 他們的思想方法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 其理論有“國力論”、“ 綜合平衡論” 與“有限的市場經濟論”。以后陳云自巳定格為“鳥籠經濟理論”。主張在與資本家作斗爭與交易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發展經濟，搞活經濟，安定民生。在簡稱為“陳派”。

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1956年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決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為全黨的中心任務，確定了劉少奇為接班人。鄧小平任總書記，即為黨內的當家人，陳云被選為黨的付主席，掌門人毛澤東退居后臺，這似乎是劉派和陳派的勝利，實際上是二者災難。三派明爭暗斗的對立與斗爭由此而展開。

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毛澤東把階級斗爭的領域集中到了思想文化教育學術領域。對象是“反動”學術專威，民主黨派中的頭面人物。毛澤在發動對武訓傳、梁漱溟的思想批判之后，又開展對俞平伯的紅學思想批判和揭露“胡風反黨集團”。1957年發動了“反右運動” ，1959年又發動了“反右傾” 運動，從1963年從“四清” 開始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拉開了毛、劉兩派正面沖突的序幕。接著爆發了文化大革命。

劉鄧派以合法的地位，掌握著組織資源，培養自己的班底與勢力。以借力打力的手法，消除毛澤東的影響。如在“反右運動中”， 散布“引蛇出洞論”，給各個單位層層下達“抓右派” 的指標，擴大打擊面，把矛頭引向人民群眾。在1958年掀起公社化和放衛星的熱潮，括起了共產風，制造了浮侉風，然后把罪惡轉嫁毛澤東和基層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矛頭轉向“反動” 學術權威和青年學生。劃分“紅五類”、“黑五類” 及21種人， 挑起群眾斗群眾。制造全國性的大派斗，達到了“亂中取粟”，并陷毛主席于不義的目的。

陳派是由周恩來支持的業務派，其代表人物還有李先念、薄一波等。該派在建國前后，為共和國奠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使1958年“大躍進” 前的國民經濟穩定快速地增長。在“中共八大”之后，在毛澤東批評右傾保守的指導下，在國民經濟建設中出現一股高指標，的冒進勢頭。陳派提出“反冒進” 而遭到毛澤東的強烈批判。毛澤東從1957年冬到1958年4月，連續召開了南寧會議、上海會議、北京政治局會議與成都會議。批評“反冒進” 為特點的右傾保守中，陳派失去了掌控國民經濟的一切權利。毛出臺并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的總路線。在“總路線” 精神的鼓動下，經濟指標放衛星，形成生產“大躍進” 的危險局勢。在批“反冒進”中，不堪重負的周總理口頭上向政治局提出了辭呈。處在病休的陳云雖沒有參加這幾次會議，其壓力不言而知。盡管陳云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但他不計個人得勢。以泠靜的頭腦和精確地計算說服毛澤東將各項指標壓下來。

陳派是黨內的一批經濟專家，有清醒的政治頭腦，有明智的建國方略，但無政治野心。盡管陳云在1962年提出了“分田單干”的策略，在發放“516” 通知中站在劉少奇一邊，毛譯東并沒有對他下手。且陳派的李先念在文革期間掌管著國家經濟，周恩來是毛澤東不可缺的人物。

“文革” 后的中國命運之爭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由陳云發難，劉鄧派與陳派聯手逼使華國鋒的辭職。毛派的政治路線退出了中國政治舞臺。中國政壇的各派勢力重新組合。劉鄧派在“以資為本” 的改革開放中，逐漸脫出了社會主義的外衣，推行市場經濟。剿殺國有企業， 實行私有化的體制改革和招商引資，用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取代國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個充當國充國內資本與境外資本家的買辦集團。制造了象陳良宇為代表的強勢、富豪、買辦集團和山西黑煤窯為典型剛弱勢群體。在推行全球經濟“一體化”與國際經濟接軌中，建立起“金融泡沫經濟”， 企圖全面實現資本主義。

隨著毛派退出政壇，中國的民主力量開始集合，他們的代表入物在政治改革中的成就，把他們推上政治的高峰。而胡耀邦推行領導干部“知識化、專業化、年青化”， 用知識份子取代老干部的過急作法，震撼了官僚體系。官僚們聯手罷免了胡耀邦。趙紫陽是個較為有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他搞了兩個研究所，一個研究世界經濟，一個研究資本主義政治，發行了一份“世界經濟導報” 的報紙，作為輿論工具，進行民主、自由的啟蒙教肓和宣傳資本主義。并積極作政治與組織工作。可是他的幾個智囊不聽招呼。利用“反官倒” 與查封“世界經濟導報” ，不聽招呼，過急地發動了學生的“民主運動”。 當《河瘍》中打出：用海洋文明取代黃土文明之后，忠誠的社會主義者和那些社會主義制度的食客、官僚，在生死存亡面前，他們聯手了，強硬派不惜一切手段，鎮壓了“民運”。 趙紫陽出于良心，選擇了與“民運派” 共沉亡。

強硬派，它是社會主義守舊派。他們是打江山的功臣及其后代，社會主義是他們的命根子，他們反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對極左派有刻骨仇恨。他們又害怕改革，因而他們是鎮壓民運派的操刀手。其代表人物是李鵬、楊尚昆、王震和楊白冰。

務實派，他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主張改革開放，其目的是搞活社會主義經濟。他們主張發展市場經濟，但發展的目的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以壯大國有經濟為目的。陳云把國有社會主義經濟比喻為鳥籠，市場經濟比喻為鳥兒。市場經濟在計劃經濟的規定的范圍內，好似讓鳥兒在籠中飛翔。這派的代表人物是陳云、李先念、薄一波、和前期的江澤民。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前，這一派主導了中國經濟，盡管在鄧小平的讓利放權的公司化，出現的全民經商熱與開發區地皮炒作熱的嚴重干擾，但從11屆3中全會到1989年不到十年，國民經濟總產值番了一番。

“南巡講話” 的核心是“搞開發區也是搞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也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也是社會主義”，“發展就是硬道理”。并警告說：誰不搞改革開放就叫誰下臺。膽小的江澤民被嚇傻了.在他的智囊安排下，召開“中共14大”， 秉承鄧小平的旨意。作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治大綱。接著修改“憲法”， 在該“憲法” 中，不僅取消了“毛氏憲法” 中公民有“大嗚、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的權力。而旦還取消了全球所有“憲法” 中，任何人不敢取消的“公民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游行等自由” 的條款。這是全球唯一具有中國特色的“鄧氏憲法”。 在“鄧氏憲法” 的護航下，工人階級奈以生存的國有企業，被政府出賣了，他們被掃地出門，工資和福利保障沒有了，昔日的主人，國家四個現代化的主力軍，忽然成為任人宰割的奴隸。剛站起來的中國人成為國內和境外資本家任意驅使的奴狗。在中國國境內，是富人的天堂，豪強的莊園“禁止國人入內”“禁牌” 林立，。 資源被洗劫，財產被擄掠；境外污染的轉嫁，生態惡化；男嫖女娼，全民賭搏，道德沉喪，國將何國，民族何存，這就是在中國改革開放輝煌下的危機。

在“中共14大”之后，因為市場經濟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牛頭不對馬咀。通過“理論家” 的變通，在“中共15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 就出臺了。豪強的掠奪，國有企業改制私有化，山西黑煤窯的奴隸，無窮盡的“礦難”，資本主義在市場競爭中無所用其極的手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下合法化了。

在體制改革下的私有化迅速發展，豪強對國有資產的掠奪，激起強硬派的不滿，軍委負責人楊白冰在西山召開軍隊高級干部會議，巳經請示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總理李鵬同意召開的。因繞開了軍委主席江澤民，江澤民得知情況后，在高參利用此機位，叫江澤民先向鄧小平告了楊白冰的狀。不久，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我們黨，毛澤東是笫一代人，華國鋒算不了一代。我是第二代，要將權力交給江澤民笫三代了。這就確定了江澤民的絕對權利，不久楊白冰的被解職，楊尚昆引咎辭出國家主席職務。強硬派的作用退到了第二線。“中共15大” 確定了江澤民的歷史地位。因前兩代，一個有公認的毛澤東思想，一個有人不明所以的“鄧小平理論”， 他要在中共歷史上留下有自已的特色，于是出臺了個倫理不明的“三個代表”。

“唯上、唯書” 的江澤民接過了鄧小平“以資為本” 的改革開放，把中國勞動人民推到困苦的境地，把國家民族引向危險的境地。但中國共產黨的基因是改變不了的，毛澤東思想基因的復活，“中共16大”選擇了胡錦濤和溫家寶。改變了“以資為本” 的改革方向。確定了“以人為本” 的深化改革道路。

當代社會己步入了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法則不可避免產生的經濟危機，只有依靠社會主義經濟才能解決。馬克思用科學分柝的觀點找到的人文史觀。這也是迄當為止，包括有權威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經濟學家所認同的。以利為目的市場經濟，地球即將資源耗盡，己使地球生態惡化，物種大批在絕滅，整個人類巳走上了自己絕滅的不歸路。在市場競爭中，人類所表現出來的自私貪婪，爾虞我詐，正在毀滅傳統文明，一批又一批的貪心人走著自己毀滅的不歸路。拯救人類社會，只有依靠具有為人類獻身，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人，并由他們組成的社會，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維，共同奮斗，才能實現。那種以資為本，用市場經濟來取代社會主義經濟的改革開放是對中國歷史發展方向的反動。首先毀滅的是他們自巳，也將毀滅國家、民族。

在今天，我們面臨的是資本主義世界。不在與資本主義經濟斗爭，并在斗爭中戰而勝之，即使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是不能鞏固的。這是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教訓。

在經濟上與資本主義斗爭，建造堡壘蝸殼，在蝸殼內搞消滅市場經濟及搞反修防修，這樣做，也是適得其反。這是毛澤東留下的歷史教訓。

 “以資為本” 的改革，否定社會主義，全面推行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法則，實行資本主義和實行私有專制，是犧牲國家民族與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人類歷史的反動。是絕滅文明的行為。

在經濟戰線上對資本主義的斗爭，要象陳云在剛建國前后平定物價那樣，戰而勝之；其后提倡走出國門，充分利用市場法則，為國爭利。開發國內市場經濟，做到統而不死，活而不亂，利用市場為民造福。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正常發展的主線。是經過正反兩方面證明了的客觀規律。是中國人民經受了大躍進帶來的三年災難惡夢和私有化改革帶來的惡運所反證了的。

“以資為本”改革開放，拋棄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本源，背叛了社會主義大道，放著陳派光明正確大道不走，而實行“瞎摸論” 搞什么特色，以兜售目已的私貨，危害人民，貽誤國家民族。

陳云從1943年起為中共的紅色掌柜。后來又是執掌中華人民國經濟的大掌柜.。可以說掌管財政大權40余年。在供給制年代和三年困難時期，陳云的家庭子女多，是中共高層領導中數一數二的困難戶，他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不搞半點特殊。在改革開放的經濟大潮中，他鄭重告誡全黨“黨風就是共產黨的生命”。 他嚴格要求子女，不為他們，也不許他們去謀私利。1995年在他逝世之后清理他的遺物時，僅有他的2萬元稿費和不到1萬元的私人財產。

陳云給中國共產黨人增添了無尚光榮。是中華民族史上永垂的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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