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買辦”將是葬送中國的禍根

要認清“官僚買辦”的賣國本質，應首先了解“買辦”的形成發展與歷史背景，和它在歷史及今天的漢奸作用。

什么叫“買辦”，受雇于外商，并協助其在中國進行貿易活動的中間人和經理人。鴉片戰爭前，在廣州經理對外貿易的公行中，就已設置“買辦”為外商服務。當時“買辦”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專為外商船只，采買物料及食品的商船“買辦”；另一類是在外商商館中，代外商管理總務及現金的商館“買辦”。

“買辦”原來專指清末為居住在，廣東十三行外商服務的中國籍，采購人或管事，后逐步發展為，特指在中國的外商企業，所雇傭的代理人。

“買辦”是一個特殊的經紀人階層，具有洋行的雇員和獨立商人的雙重身份。鴉片戰爭以后，“買辦”制度，隨著洋行業務的開展，而發生了變化。

“買辦”階層，同外商利益上的共同點，使其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具獨特色彩的集團，他們成了西方國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侵略和控制中國的工具。

“買辦”們有兩個特點：一是其雙重身份，在洋主子面前是奴才，而在國人面前又是老板；二是其經濟利益是依附于外商的，與國家利益與民族利益沒有任何聯系。

“買辦”們的這兩個特點，與漢奸是完全一樣的。“漢奸”與“買辦”的分別是，“漢奸”完全脫得赤裸裸的，而“買辦”則是半隱蔽的。

“買辦經濟”，是一種嚴重依存于外國經濟勢力，而存在的經濟方式，是一種依附經濟，沒有自立能力。當然，這并不影響“買辦”階層們先富起來，而且這個先富速度是很快的。先富的手段無非是，把國外的壟斷產品販到國內來，再把國內的資源廉價的賣出去。

為什么會出現“買辦”？象美、日等所謂崛起的國家，當初都是通過明火執仗的搶劫式的積累，而發展起來的，后來的國家想如此崛起，就沒有條件了。這些強盜發財后，當然會洗黑錢漂白了。

今天這些崛起的國家，大多都是鼓吹公平競爭自由貿易的。落后國家想崛起，就只能夠勒緊褲帶苦干了，這個苦干不是短期內的干，而是干上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沒有捷徑可走。但是，把國外先進的產品販進來，和把國內的資源廉價賣出去，卻很容易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今天睡床板，明天當老板，這就是“買辦”經濟，如此吸引一部分人的重要原因。

作為上層建筑的文化，自然要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思想解放了，從新的視角來看問題，就會發現李鴻章、汪精衛的確都是如此的。

“買辦經濟”的一個特征，就是母語的衰落。韓國是一個小國，在歷史上也受到過日本殖民的殘酷統治，韓國人當中，也出了不少韓奸。但是，韓國人在前些時候，對歷史上的韓奸進入了界定，把這批人，打入了歷史的恥辱柱中。一個小國能夠這樣有骨氣，猜想，韓國的經濟一定不是什么“買辦”經濟，韓國的民營企業家階層們，一定是通過“剝削”外國而崛起的，肯定不會為外國民營企業家做監工，做“買辦”。所以韓國是不會容許戲子們去演日本藝妓的，也不會為了與“國際接鬼”而修改歷史教科書。

“買辦”一職，受到封建政府的嚴格控制，中國人不得隨便充當，外商亦不能任意選雇。為打破這一限制，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規定，雇覓跟隨“買辦”及延請通事等項，由外商與中國人自行協議，中國地方官不得干預。

“買辦”的身分與性質，從此完全聽從外商主東的決定。最初，外商進入新開口岸，大半雇傭廣州原有的“買辦”，或由他們薦引的故舊親友。隨著侵略勢力的擴張，寧波、湖州等地，也先后出現了大批當地“買辦”。至19世紀60年代，通事、“買辦”已成為士、農、工、商之外的另一行業。“買辦”與外國在華洋行之間，立下保證書與合同后，即可得工資、傭金收入。

鴉片戰爭后，外商放手派遣“買辦”攜帶巨款，深入內地進行商品購銷、磋商價格、訂立交易合同、收付貨款、保證華商信用等活動。這些“買辦”成為洋行業務的實際經理人或外商代理人。很多洋行的在職“買辦”同時又是投資于錢莊、販賣鴉片、經營絲、茶的巨商。為擴大洋行業務，洋行主東還要求“買辦”勾通封建政權，依托地方“官紳”勢力。外國商人與“封建官僚”之間，往往通過“買辦”建立密切聯系。

由于“買辦”職能的擴大及活動的增加，“買辦”在洋行中的地位，及其雇傭關系也發生相應變化。首先，在大洋行內，出現了層層相屬的各級“買辦”所構成的“買辦”間或華賬房，洋行主東只要控制“總買辦”便能駕馭他以下的全班人馬。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買辦”要向洋行主東承擔，以至保證洋行全部購銷任務的完成，從而使洋行老板無需承擔風險，就能隨心所欲地開展進出口貿易業務。其次，“買辦”的傭金及薪資制度，也有相應變化。以經手洋行生意為主要職責的“買辦”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員身分的標志，而傭金則成為其重要收入。

有的“買辦”每年傭金收入不下五六千兩。此外，“買辦”還利用職務之便，獨立經商，投機倒把，走私偷稅，敲詐勒索，由此而來的收入，幾乎沒有限度。

“買辦”以自己雄厚的資本實力，在各個通商口岸的鴉片、絲茶、洋貨、錢莊以及船運等，許多領域保有龐大勢力。甚至有些地區的征稅大權均落入“買辦”巨商手中。清代末期，甚至形成了由“買辦”勢力控制的，自通商口岸至內地城鎮的“買辦”商業高利貸剝削網。在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過程中，“買辦”起著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

什么叫“官僚買辦”，鴉片戰爭前，“買辦”必須經公行行商推薦、擔保，并向廣州地方政府及海關監督，請領執照才能充當“買辦”，從外商處領取少量薪金，主要收入來自傭金和小費。

鴉片戰爭后，行商制度被取消，外國商人，自己物色并雇傭“買辦”，而“買辦”資產階級和外國資產階級，結成直接的人身雇傭關系，或者直接的資本合作關系，成為外國資產階級入侵的“幫兇”，同時也為自己積累資本。

在中國，“買辦”資產階級形成過程中，一部分“買辦”逐漸“官僚”化，與此同時，一部分“封建官僚”主要是洋務派“官僚”也日益“買辦”化。這有力地促進了“買辦”勢力的發展，并使得中國“買辦”階級，一開始便同“官僚”結合起來，成為了早期的“官僚買辦”階級。

“官僚買辦”階級，與中國古典“官僚政治”的延續性問題，應首先需要論究到它發生或形成過程的起始點。

“官僚政治”是當做“專制政體”的一種配合物，或補充物而產生的。似乎只要問中國“專制政體“是何時開始的就行。

新舊歷史學家、社會史學家已公認，秦代是中國“專制政體“發軔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現代化開始的清代，其間經歷了二千余年的長期歲月，除了極少的場合外，中國的政治形態，并沒有了不起的變更，換言之，即一直是受著“專制政體”即“官僚政治”的支配。譚復生所謂：“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之政，如何皆是“大盜”，且不忙解釋，但二千年之政，皆是沿襲秦代“專制政治”而來，卻是一個事實。而“官僚政治”必然派生出腐敗的“官僚買辦”，這就是中國二千多年歷史的不爭事實。

痛將士之壯烈，恨當今之腐敗“官僚買辦”。偌大之中國，屈服于西方，慘敗于倭寇，讓百姓欲哭無淚。縱觀中國幾千年，未曾如此陽痿不舉。明治維新，戊戌變法，洋務運動，幾乎在相同時代背景下進行，結果卻天壤之別。日本花了50年時間，打敗了中國清王朝，還打敗了俄國。是什么原因，使一個“盛世”的大清朝，在一個甲子年間60年中，走向“毀滅”？，答案是“官僚買辦”葬送了大清朝！

四大家族概念是20年代，由瞿秋白提出的。他提出了“官僚資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鋒”雜志上發表“論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明確提出，幾大家族控制當時的“官僚資本”。所謂“官僚資本”通俗來說，就是國家統治者，利用國家政權，把一些國有企業非法占為已有，也就是說，利用權力，控制國家的大部分經濟實體。這和今天的改革開放出現的問題，大有非常相似之處。

四大家族這個概念，風行了近二十年，最終由當時的文人陳伯達，在內戰的解放戰爭中完成的。他的“中國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買辦”資本，借抗戰名義，聚民財入私囊，并且估算，這四個家族約有200多億美元的財產。因為整個二戰期間。美國由于先歐后亞的政策，向中國提供了16．2億美元的租借物資。

據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日記所載，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報”曾刊文稱：國府要人之財產多系秘密，而就可調查之范圍內調查，則諸要人在本埠所有財產估計為，蔣介石1300萬元，宋美齡3500萬元，宋子文3500萬元，孔祥熙1800萬元，孫科4000萬元，張靜江3000萬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銀行存款及不動產，據中國銀行調查，約有5億元，其不動產及公司多用其親戚名義購置，故實款無法詳確云。

根據日本資料，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務機關，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情況，所作之調查報告，名為“登集團特報丙第一號，政府要人，上海外國銀行預金“存款”調查表”。

摘引于下：蔣介石6639萬元，按當時法幣與美元的兌換價，約合809萬美元，宋美齡3094萬元，377萬美元，宋子文5230萬元，637萬美元，孔祥熙5214萬元，635萬美元，宋靄齡1200萬元，146萬美元，陳立夫2400萬元，292萬美元，這些存款，均存在當時在上海開業的外國銀行，如花旗、麥加利、大通、友邦、運通、匯豐、荷蘭銀行等。

還有美國方面的，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敗退，使得當時的美國民眾，對杜魯門政府的政策失誤非常不滿，杜魯門政府為了推卸責任，就一股腦的把責任推給國民政府，說是其敗退，都是自身“腐敗貪污”，“官僚買辦”所致。有些國會議員，還說美國送給蔣介石的幾十億美元的軍援，都被國民黨貪污了。這就是“官僚買辦”葬送國民黨的歷史片段。

洋腐蝕，催生新的“官僚買辦”，當前一切問題的核心就是民生慘淡、消費不足，而經濟對外依存度太高、出口增長太快、外匯儲備太多，社會主要矛盾之一是，“官僚買辦”集團，同人民大眾的矛盾。

中國人早已習慣了“二元對立”。“科學”與“人民群眾”對立，“發展”與“公平正義”對立，“效率”與“環境保護”對立。這是何等荒謬的邏輯。這不是學術問題。這是對包工頭們的辯護詞，是最厲害的“豆腐渣”工程、最高明的“假冒偽劣”、最毒的“精神消費品”進行辯護。這是為一切針對民眾的“劫掠”、“盜竊”、“剝削”的辯護。

當一個民族的知識精英，與人民分離甚至對立的時候，這個民族就極其危險了。這就如同一個人肉體與精神的分離。精神分裂或精神錯亂的人，擁有一個健康的肌體，并無實際意義，僅僅擺設而已。

中國的知識精英，整體上是稚嫩的。知識精英有了知識之后，失去了境界。一經進入市場經濟大潮，現實主義就壓垮理想主義。極端功利主義加無政府主義，墮落了知識精英的靈魂。一群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術，但卻沒有良知的精英們，變成了聰明機警干練的蒼蠅，附著于污濁和丑陋之上。最可怕的是，他們并不覺悟，并不以此為恥，他們還在制造、傳播、散布污濁和丑陋。中國的知識精英，需要一個當頭棒喝。為什么150年的苦難，還不能提高一點，中國知識精英分子的境界？遺憾的是，很多的精英，沒有經得起考驗，在向“錢”進的過程中，他們變質了。

他們原本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現在竟然長出伶牙俐齒，開始吃人肉了。誰是肉？當然就是人民大眾的肉了。

“官僚買辦”讓外資廉價參股中國銀行，就是摘桃子，那么“官僚買辦”讓外資廉價控股中國銀行，就是砍樹，并且是連根刨走。外資摘桃子砍樹，引發了中國改革以來的第三次爭論，姓中姓外的爭論。目前外資借助“官僚買辦”對中國產業和金融的掃蕩，就是對中華民族的嚴峻威脅，這完全是在瓜分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只是第一次是領土瓜分，這第二次是經濟瓜分；第一次是用鴉片摧毀了我們民族的精神，把中國人變成了一盤散沙，這第二次是用“官僚買辦”的唯利是圖，摧毀了我們的民族精神，把中國人再次變成了一盤散沙，并且培育“官僚買辦”精英集團，誤導中國改革，用兩極分化的鴻溝，把中國撕裂為許多碎片，中華民族的確己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當前右派的“官僚買辦”言論甚囂塵上，認為外資來到中國就變成了中國企業，和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一樣，都是中國的企業，對國家對民族只有好處沒有危害，并且認為，在全球化的今天，繼續講什么內外企業，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官僚買辦”的理論，表面好像很有邏輯，仔細一想，就會發現十分荒唐，如果說，目前整個世界國民收入的分配，也全球化了，不分彼此地融為一體了，可關鍵目前世界國民收入的分配，仍然是以國家為單位，雖然正在形成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但是分配卻沒有全球化，仍然是誰的就歸誰，美國就是美國的，中國就是中國的，彼此誰都不肯化給對方一分一厘，問題的核心就在這里。

所以對外資既不能妖魔化，更不能神圣化，它既不是魔鬼也不是不是雷鋒，他是來中國賺錢的，并且賺了錢要帶走，既然是要賺錢帶走，中國的產業，中國的銀行，如果都被外資控制了，那就意味著我們的財富，會越來越大規模流向國外，我們犧牲資源，付出勞動創造的財富，就都流進了外資所在國，我們起早貪黑，辛辛苦苦地上班下班就都白干了，那我們引進外資發展經濟，還有什么意義？

“官僚買辦”經濟，需要漢奸文化，漢奸文化方興未艾，大小漢奸，你方唱罷我登場，好不風光。

中國的“官僚買辦”腐敗主要集中在，國家廣泛參與的領域。包括大壩、道路和電網的建設。土地出售或授予使用權，也容易受到影響，金融服務和管制嚴格的行業。缺乏競爭性，高風險領域更易受到詐騙、盜竊、回扣和賄賂的影響。

美國、日本和其他外國投資者，可能因為競爭對手從事非法行為，以爭取中國的業務，而處于競爭劣勢。

“官僚買辦”腐敗，令西方公司的知識產權特別受威脅，因為那些不道德的地方官員，常常為保護中國造假者，以換取賄賂。

“官僚買辦”的腐敗，通過販毒、拐賣人口和洗錢等，跨境犯罪的傳播影響到其他國家

“官僚買辦”讓中國的企業，平均生命周期存活僅是5－8年，而發達國家的生命周期存活是10－20年左右，“官僚買辦”讓中小企業總是曇花一現，難以脫離各領風騷兩三年的宿命。

“官僚買辦”危機使得產品的利潤空間迅速降低，市場渠道一旦動力不足或失去動力，市場注定崩潰。用一家美國銀行高管的話，美國銀行，從中國建設銀行投資中，潛在獲利320億美元，遠遠超過其在美國次級貸40億美元損失。這就是很好的證據。

中國的“官僚買辦”官員，廉價出讓中國建設銀行資產。為了保證中國國有銀行成功IPO，一些“官僚買辦”官員，采取非公開、非競爭性的私下募集方式，不惜以重大利益誘惑，拉攏國外銀行參股。結果是損失了國家利益，肥了“官僚買辦”個人利益。

原中國建設銀行“官僚買辦”行長，接受國外巨額賄賂，就是一個明證。類似，一些“官僚買辦”官員，在對外金融投資中，同樣出賣國家利益。

中投公司“官僚買辦”高價購買美國黑石公司股票，損失數億美元，個中原由不言自明。這種“官僚買辦”腐敗，已經導致國有企業大量破產，如此下去，是否會導致中國破產？2007年11月12日，中投公司，首個投資對象，美國黑石集團股價再次跳水，單日跌幅2.20%。至此，中投公司，虧損金額達到約7.44億美元，約合55.34億元人民幣。按照20萬元建設一所“希望小學”計算，中國國家投資公司，毀掉了“27670個希望小學”，數以百萬孩子的夢想，因此破滅了。

“官僚買辦”的內奸遍布朝野，重要經濟信息，總是對外單向透明，無密可保。中國購買力，理應占有大戶優勢，甚至支配市場；本應我大量買了何物，該物才漲價，賣了何物，該物才降價；但因“官僚買辦”的內奸之故，重大經濟情報，總是提前外泄，總是剛要買什么，還沒買，就已傳遍全球，該物價格隨即暴漲。重大經濟決策也是如此，國外總是在第一時間就已知曉，先我而動。

“官僚買辦”以緊貨幣高稅率的宏觀經濟政策，將內需為主的中國經濟，改變為，主要依賴美國市場的廉價商品供應國。

“官僚買辦”導致中華民族的資源和財富，如長江大河般流向國外，形成了曠古未有的“財富浩劫”，張宏良教授的統計資料顯示，僅僅十多家銀行，由“官僚買辦”低價賤賣的資產損失，就超過10600億元，加上廣發行、深發展、華夏銀行和北京銀行的控股損失7000億元，達到17000億元，其中絕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的損失。

這些損失意味著：

讓“官僚買辦”間接拿走了我們2006年GDP增長額的六分之五；

讓“官僚買辦”間接拿走了，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四分之三；

讓“官僚買辦”間接拿走了，全國2年半的公費醫療，根據國務院醫改調查小組的計算；

讓“官僚買辦”間接拿走了，全國2年多的教育經費；

讓“官僚買辦”間接拿走了，當年全國房地產的六分之五……這還僅只是十幾家銀行“官僚買辦”賤賣的損失；

全國100多家銀行，讓“官僚買辦”間接拿走的損失，到底會有多少？

全國所有行業外資，又讓“官僚買辦”間接拿走了多少？

中國在連續數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情況下，在耗盡全國資源換取財富的情況下，為什么會出現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的現象。禍國殃民的就是“官僚買辦”集團。它也將是葬送中國的禍根。

“官僚買辦”將外匯儲備主要用于買美國政府債券，“官僚買辦”讓大規模國企私有化，造成大量資本外逃，給美國帶來了巨大利益。

“官僚買辦”將我黃金儲備運到美國存放，置國家最重要之經濟戰略儲備，于最危險之困境。

“官僚買辦”在入世農業談判中，對美讓步過大，大豆等農產品進口關稅僅3％。致使控制著國際大豆貿易的“四大跨國糧商”，三家美國公司和一家法國公司，能以低價向我傾銷巴西和阿根廷轉基因大豆。形成其壓價收購南美大豆，中國人大量消費大豆，美國人決定轉手利潤的格局。

在美國施壓下，“中國大豆采購團”于2004年3月前往美國“集體采購”，美國乘機操縱市場，大豆期貨從220美元／噸暴漲到391美元／噸。當中國企業的代表們簽下了高價進口合同離美后。美方卻發布報告：“新的統計數據顯示，04／05年世界大豆產量將大增。”國際大豆價格隨即又暴跌50％。

“官僚買辦”讓中國絕大多數榨油企業，由此被送上絕路，虧損高達60億元。隨后，跨國糧商對幸存的中國油脂企業，趁機大規模并購，1000多家內資榨油企業，瞬間煙消云散。四大糧商，從此控制了中國85％以上的實際加工總量。

這樣，“四大跨國糧商”在控制了國際大豆貿易及定價權后，又完全控制了國內大豆加工業、貿易及定價權。然后他們就利用其壟斷地位，壓價收購，致使我大豆種植業，瀕臨被徹底剿滅的厄運，農戶紛紛破產而改種其它作物，大豆種植面積已下降一半，只剩940萬公頃。晚清洋人控制我大宗商品貿易，壓價收購，高價賣出，而榨取壟斷暴利的歷史，今天終于又重演了。這就是“官僚買辦”的賣國作用。

建國后，我汽車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一汽、二汽等國企，本已具有相當技術能力，然而90年代后“官僚買辦”讓全部汽車工業，走上合資以市場換技術道路，現已基本喪失自主研發能力，“官僚買辦”導致每年向外國合作方，支付巨額技術轉讓費。若無奇瑞、吉利等民族企業崛起，我汽車工業，早已徹底淪為受制于外國的低技術裝配車間。

早在80年代，我國科研人員僅用3.5億元人民幣，就成功研制出大型客機“運十”，造出三架樣機，但僅因缺少3000萬元資金，就于1985年慘遭人為扼殺。

“官僚買辦”致使我至今每年仍要花費巨資，進口大型客機。軍隊也因此而無自己的大型運輸機，及以此為平臺的加油機和預警機等。

鐵道部“官僚買辦”，將八種自主研發，可立即實現產業化的國產高速列車機車全部封殺，其中包括最高時速可超過320公里，而研制費僅1.3億元的“中華之星”，“中華之星”悲壯地成了“運十”第二。然后，鐵道部“官僚買辦”一下子引進了日本等國好幾百臺并不先進的機車，擠掉了民族產業的國內市場。

“官僚買辦”導致機車制造業都成了合資企業，與汽車一樣，都是外國零部件的組裝車間。

鐵道部“官僚買辦”無端限定自主開發的高速列車，樣車，只許跑160公里/小時速度，目的是為進口200公里/小時以上速度的高速列車制造借口，使國產列車機車，永遠沒有機會進入高速鐵路的運輸市場。

在青藏鐵路機車招標中，鐵道部“官僚買辦”不許國產機車單獨投標，而只能作為外國公司的附屬參與。于是78臺美國通用公司，GE原裝內燃機車中標進口。GE車價格比我國專為青藏鐵路研制的“雪域神州”號內燃機車貴一倍多，但無論其功率、性價比還是安全可靠性，GE都遠不如“雪域神州”。在累計150萬公里的運行過程中，已投入使用的18臺GE機車，和ITCS控制系統共發生包括制動器失靈、柴油機連桿斷、丟車等等，重大安全質量問題16個。盡管如此，鐵道部“官僚買辦”卻有意對之低調處理。對比他們當年對“中華之星”和“雪域神舟”的苛刻要求，真有天壤之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電力機車工業因“官僚買辦”勢力的破壞，在國內雖失去大量市場。但多家中國機車廠的產品，卻能大量出口到國外，并受用戶好評。工人們詼諧地說：“不讓咱們掙人民幣，咱就打出去掙美元”，這種幽默，既自豪又悲憤，是壯志未酬的無奈，也是士氣猶存的不服。

目前鐵道部“官僚買辦”又打算以空前規模，購買1500臺裝備“外國芯”的六軸機車，其中一部分，還擬整機進口。而目前我國貨運機車，包括兩萬噸重載列車的機車，已經可以國內制造，沒有任何必須進口的理由。

除機車外，耗資超過上萬億元的7000公里高鐵工程，現已陸續上馬，主要技術設備“官僚買辦”又是嚴重依賴外國。外國機車列車及高鐵技術，系統價格昂貴，因此已經扭虧為盈的我國鐵路運輸部門，必將又重新陷入虧損的尷尬局面。并因此而形成我財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

更為致命的是，鐵路及其車輛制造產業，事關國家重大安全利益，“官僚買辦”讓核心技術由外國人掌握，存在重大隱患。當國外敵對勢力需要時，就可能使我國高速列車、機車和鐵路網，整個系統陷于癱瘓。以上關于鐵道部的內容，參見原國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局長、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員，金履忠“請端正我國高速鐵路裝備的發展方向”。

中國市場雖大，但很大一部分屬政府“官僚買辦”采購或“官僚買辦”審批范圍。而控制這龐大市場份額的“官僚買辦”們，卻將這些市場資源，盡可能優惠給外企，而不給民族企業。除鐵道部外，其它各部門“官僚買辦”和各地方“官僚買辦”在政府采購中，也普遍存在“抵制國貨”的情況。在這些采購招標中，不是以技術、價格、售后服務等綜合實力為標準，而是首先將國貨的競標資格，徹底排除。與鐵道部如出一轍。

如：江西省“官僚買辦”采購路面設備，拒絕國貨。又如：江蘇、安徽等地許多政府部門“官僚買辦”，在進行中央空調招標時，都明確要求，只要進口、合資品牌。但實際上，中國的中央空調技術，早已躋身于世界先進行列。很多國外品牌，從壓縮機到零部件，都是在國內生產，然后貼上國際品牌進行內銷。

在核工業領域，清華大學自主研發的高溫氣冷堆，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安全可靠的第四代核電站。且于2000年12月，就已完成10兆瓦實驗堆一期工程，2003年1月，滿功率運行并網發電，這是世界上第一座模塊化，高溫氣冷堆實驗電站。但“官僚買辦”卻屈從美國壓力，花600多億購買4座美國西屋公司，現由日本東芝控股的第三代核電站AP1000。AP1000無論是從安全可靠性，還是從技術先進程度，都不如第四代的我國高溫氣冷堆，而且AP1000還只是一個概念，連圖紙都還沒完成；而我們的高溫氣冷堆，已經是成功運行數年的實驗電站。

核電設備，是關系國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戰略產業，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讓他國控制其核電技術和設施。一些中日關系專家認為，日本政治傾向攻擊性，東芝與政府間關系又非常默契。因此，中國“官僚買辦”選擇西屋技術，將使中國核電安全，面臨嚴重的不確定性。此舉，除使西屋和東芝獲巨利外，據說還可解決5500美國人就業。

“官僚買辦”花自己的大價錢，買的是日本和美國獲巨大利益，而得到的卻是，自己巨大的風險。

全國500強企業，重慶鋼鐵集團的垃圾發電技術設備，是在引進世界先進技術基礎上，經消化創新，而形成的國產先進技術，并在重慶、福州等地建設、運行起垃圾焚燒發電廠。其技術領先，價格只有國際同類產品的一半，但其市場推廣，卻屢屢遭遇“官僚買辦”阻撓。發包單位某些“官僚買辦”官員，完全成了外方代言人。

“官僚買辦”，在國產設備明明占優的情況下，還大力支持設備進口。如：重鋼在競標南方某市一個垃圾發電項目中，當地負責該項目的一名“官僚買辦”官員，與日本公司關系密切，一期項目1000噸/天的處理能力，花了7.5億元的巨額投資，從日本進口設備。重鋼只以日方近一半的價格，參與二期項目競爭，這位“官僚買辦”官員，在考察到國產技術無可挑剔后，便想方設法，阻撓重鋼中標。

重鋼在競爭西部某市生活垃圾焚燒電廠項目時，投資報價最低，運轉后預計收取的垃圾費也最低。最后發包方“官僚買辦”，為了排除重鋼，違反國家規定，找來一些評審專家，否決了重鋼，其理由十分荒唐：懷疑重鋼的項目發不了預定的電量，但是垃圾焚燒電廠的主要功能是，處置垃圾，不在于發電量，而且，此前重鋼在重慶和福州的項目，都達到了預計的發電量。最終“官僚買辦”將這個項目，交給了有跨國公司技術背景的公司，不僅投資大增，當地財政，每年繳納的垃圾處置費，也要多出700多萬元。

國外公司，通過商業賄賂，買通“官僚買辦”關鍵人物，“官僚買辦”限制國產設備。而跨國公司在中國，通過商業賄賂的辦法，壟斷市場、壟斷技術，催生了一個新的“官僚買辦”階層，“官僚買辦”他們為個人利益，不惜瘋狂地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嚴重阻礙了，國內的自主技術創新。

“官僚買辦”，讓中國羽毛球隊的一切專用器材，只許用日本尤尼克斯，盡管國產品牌質量并不差，但國家羽毛球隊“官僚買辦”就是不用。“神通廣大”的尤尼克斯，不僅搞掂了中國羽毛球隊“官僚買辦”，而且每年，都能從我有關部門，拿到大量金屬鈦，而鈦是我國控制最嚴格的珍貴戰略材料，國產羽毛球拍廠家，從未能買到過國家一點點鈦。而“官僚買辦”們，卻不顧國家重大安全利益，以如此寶貴的緊缺戰略材料，去扶持日本廠家，與自己的民族產業競爭，真令人不可思議。

“官僚買辦”在電力、石化等，壟斷行業的機械產品采購會上，常出現招標要求中，明確規定，只采購國外品牌，而國內機械產品，即使價廉物美，也照樣遭到排斥。

“官僚買辦”，在龐大的建筑市場重大項目招標中，幾乎把絕大部分建筑設計機會，給了外國人，盡管這樣做，要多支付幾倍，甚至十幾倍設計費用。

“官僚買辦”，在城市繁華路段商鋪招標中，有些地方政府“官僚買辦”，只準外商進駐，排斥歧視民族商家。在地方政府“官僚買辦”崇洋媚外方針指引下，許多中高檔百貨商場，都抵制國貨。只要是洋品牌，不論好壞，都可進來，而國產品牌，一律清出去。在中國的土地上，歧視中國人的，卻是中國人自己！

“官僚買辦”，在國家財政和環保，2006年10月24日聯合頒布的“關于環境標志產品政府采購實施的意見”及附件“環境標志產品政府采購清單中”，推薦的，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洋品牌。

“官僚買辦”，在公車采購中，鎖定的是現代、東風標致、雪鐵龍、日產、思威、奧迪、寶來、捷達、開迪Caddy等外資或合資車型，而“官僚買辦”，讓代表民族品牌的奇瑞、吉利、中華、紅旗等，無一上榜。

“官僚買辦”列入復印機、打印機采購清單的，全部是日本品牌；列入水性涂料采購的9家，外國品牌至少占7家。

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無一不在政府采購中，明確保護本國民族產業，美國還通過立法規定，政府采購必須“扶持和保護美國工業、美國人和美國投資資本。”雖然我國也有“政府采購法”但由于關系到勢力強大的“官僚買辦”階級的重大經濟利益，因此“政府采購法”這些規定，很難落實下去。

外資巨頭的這些兼并，普遍存在賄賂政府“官僚買辦”官員，等違法行為。如凱雷收購徐工，就是以一個皮包走帳公司，為財務顧問，制作了濺賣徐工的改制方案。見2007年03月14日“經濟參考報”，“徐工并購案再調查”記者：叢亞平王文志。

在外商巨頭如火如荼的兼并浪潮中，像：西北軸承、大連電機、錦西化工機械、無錫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齒輪、佳木斯聯合收割機、武漢鍋爐廠、雞西煤礦機械、佳木斯煤礦機械、沈陽鑿巖機、哈爾濱第一工具廠、合肥變壓器廠、山工機械、南孚電池、活力28、樂百氏……等等，一長串大型骨干國企，其中很多是行業龍頭，及承擔重要軍工任務，連同其艱苦奮斗幾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場占有率、國家的巨大投入，及寶貴的立國戰略基礎，工業核心技術能力，在我們自殺性的國企改制政策協助下，被外資一個個收入囊中。這一長串企業名單，是新中國幾十年工業建設，自強奮斗的歷史結晶，現在就這么輕而易舉，統統被“官僚買辦”對手消滅掉了。

據“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一年前，2006年7月，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玻璃行業、電梯生產廠家，已經由外商控股；18家國家級定點家電企業中，11家與外商合資；化妝品行業，被150家外資企業控制；20％的醫藥企業，在外資手中。

據國家工商總局調查，電腦操作系統、軟包裝產品、感光材料、子午線輪胎、手機等行業，外資均占有絕對壟斷地位。

“官僚買辦”讓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外資公司的產品，已占據1/3以上的市場份額。”見叢亞平“利用外資八思”，這還僅是200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況，現在外資兼并，又有了新的惡性發展。最近居然連軍工企業，也要“有條件”對外資開放。

外商巨頭謀求壟斷地位的兼并，是經過“官僚買辦”充分“調查研究”后，深思熟慮的系統工程。通常以壟斷下游產業，來控制上游產業的市場，控制了某原料的加工行業，就等于控制了此原料的生產行業，壟斷了零售業，就可進一步壟斷批發業，控制了流通，就可控制生產。

為實現其壟斷大計，外商巨頭通過“官僚買辦”，對我實行“三光政策”：把我們的龍頭企業兼并掉，技術力量收編掉，民族品牌消滅掉。

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于2007年6月整理了一份“外資并購中國企業概況”，長約六、七萬字，讀來太令國人心痛刀絞，高梁在文中寫道：“終有一天，我們會發現，所有行業的主導企業，都將被外資控制，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經沒有能力，對任何一個行業和市場擁有發言權。國家的經濟政策，將失去根基，包括反壟斷政策和價格調控，包括行業技術進步和產業鼓勵政策。這樣國家盡管可以拿到稅，但宏觀調控權力，將被架空，甚至金融調控權，也被消融，大量利潤外流。總之，國家的經濟主權，將喪失殆盡”。

“官僚買辦”，在中國已然大面積出現，而且十分囂張，囂張到了喪心病狂，令人發指的地步。

“官僚買辦”，在中國，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東西，80年代的民航總局，局長沈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官僚買辦”。

“官僚買辦”，為了自己的私利，不顧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僅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且還嚴重威脅到，中國的發展進步和自主創新，遺禍子孫后代，是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大敵。

“官僚買辦”無祖國，買辦化道路發展的是外國的利益，與外國主子，勾結的“官僚買辦”經濟利益和政治勢力。

“官僚買辦”，為己利益，賣了農民賣工人，賣了----------！！！！！！！！，丟了東北，丟華北，至于收復臺灣，更是早就丟到爪哇國去了。總之，只要“官僚買辦”們，能夠茍且偷安，能夠繼續撈錢，一切都可以廉價的出賣出去。

“官僚買辦”的利益，依附于西方列強的利益，與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馳的。

“官僚買辦”經濟，不能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脊梁。一旦“官僚買辦”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則必有投降政治、消極軍事、破產外交和殖民文化。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就會墜入黑暗的深淵。

中國的“官僚買辦”官員，與外資外商內外勾結，里應外合，損害中國利益，為外國主子謀利益是，“官僚買辦”動用權力強迫中國人做出犧牲。

“官僚買辦”用權力參與，加利益轉移。就構成了“官僚買辦”。

“官僚買辦”是家族分工，老子官僚、兒子“買辦”、是最佳組合，只要涉及錢權交易，那就多是“官僚買辦”。

在中國，老子官僚、兒子“買辦”，早己很普遍存在，外資外商通過這種曲線的“官僚買辦”，干涉左右中國決策，強迫犧牲中國利益，面對如此強勢“官僚買辦”，如此吃香的“官僚買辦”集團，中國的民族利益何在。

“官僚買辦”定將是葬送中國的禍根。

“官僚買辦”的出現，該怎么辦？，黨的紀委和監察部門，決不能裝聾作啞，不聞不問？對這些恣意妄為的“官僚買辦”，絕不能手軟，對他們手軟，就是對黨和人民犯罪。紀檢監察部門，是該到了采取斷然措施，出擊重拳的時候了！對這些人，要毫不留情地殺！否則，對不住今人，對不住后人，更對不住歷史。“官僚買辦”，單靠紀檢監察部門查處，是遠遠不夠的，應充分調動依靠群眾，恢復大眾立法，由人民對“官僚買辦”進行監察。

恢復以人民為本的公眾立法原則，以大眾立法取代精英立法，徹底消除法律存在的權力基礎和資本基礎。

通過人民陪審團，確定“官僚買辦”有罪無罪的方法，來糾正立法過程中，違背人民意志和利益，由人民陪審團對“官僚買辦”斷案，公眾立法的本質就是，體現在法律內容和法律本質上。

只有靠毛澤東思想，靠人民監督與紀檢監察相結合的方法，才能將“官僚買辦”葬送中國的禍根問題，徹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