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到叛國——精英主義路線的必然歸宿　　

——私有化是對祖國和人民的重大犯罪！　

精英主義政治路線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么？是積極進取？還是腐化墮落？是人心思善？還是西風日下？關于這些想必領導大人們清楚得很。精英主義路線，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私有化路線（市場化是私有化的蒙騙語言）。它使權力私化，把國家政務，變成勒索錢財的行當；把為人民服務，變成為一小撮權奸服務；把行政機關，變成戕害社會知識精英的場所。這樣的市場化，帶給官場的不是公正廉明，而是貪腐狼藉；帶給社會的不是清明麗潔，而是偷盜污穢；帶給勞動大眾的不是幸福安康，而是奔命奴役；帶給祖國的不是奮進崛起，而是賤賣墮落。它從根本上顛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違背了中國共產黨章程，改變了人民政權的性質，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國防等問題，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置于危險的境地。　　

毛澤東同志領導的中國革命，是繼十月革命歷史上最壯麗的工農大眾革命。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勝利，標志著工農大眾從此站立起來，勞動大眾擺脫被壓迫、受剝削的命運登上了世界政治舞臺，這是人類歷史上翻天覆地的偉大革命。它的劃時代意義是：社會生產力已經達到了勞動者解放的高度，無產階級革命能夠在世界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首先獲得突破，幾千年來社會精英的壟斷統治時代宣告結束，人民大眾自己掌握命運的新時代已經到來。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勝利，以其輝煌的成就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與正確。　　

但是，中國的資改派奉行資產階級精英主義政治路線，不但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并力圖用實際行動褻瀆、甚至毀滅這樣的革命。他們看不到、也不愿承認社會主義革命偉大的歷史性意義；同時，為了復辟資本主義，他們鼓吹資本主義生產力，搞唯生產力論，宣揚補課論,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甚至污蔑新中國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他們從精英階層自身狹隘的物質利益出發，崇拜歐、美、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直處于恍惚的虔誠之中；發達國家的科技進步與經濟成就不但沒有激發官僚們的進取心，反而強化了他們的洋奴心態，甚至抱著病態的自卑把自己的科技人員在艱苦條件下創造出來的了不起的尖端科技成就草率地獻于敵手或惡毒地將其毀滅；同時，資產階級的GDP騙局讓他們的政治防線徹底崩潰，完全成了帝國主義的俘虜。他們不但自己投降，還有意向民眾灌輸這種虛假的經濟理論來證明新中國的落后并進一步貶低毛澤東時代，為他們的資改私有化路線作輿論準備。　　

他們就是這樣一群政治上、思想上癡迷于資本主義的實權官僚。唯生產力論、GDP理論和補課論，是他們的“理論基礎”；市場化、全球化和與國際接軌，是他們復辟的旗幟；WTO協議，則是他們向帝國主義屈服的投降書和加入資本主義大本營的宣言書。思想上的墮落和對財富的貪婪，特權的強化和對工農的蔑視，使他們漸行漸遠，脫離了工農，邁向了私有化，并走上了掠奪公有資產、最終走上漢奸賣國的道路。由此導致嚴重的犯罪后果是:人民政權被顛覆，公有財產被一小撮權貴奸商竊取，廣大工農大眾被邊緣化，淪落為弱勢群體，從社會的主人變成受剝削受壓迫的對象——“三農問題”、“新三座大山”就是這種剝削、壓迫的具體表現；它的間接后果是主要權貴洋奴化——他們通過出賣祖國和人民利益以贏得國際大資產階級的喝彩支持，并在國外資產階級的一片贊美聲中一步步實現和平演變；更為嚴重的是，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持續出賣祖國和人民的利益，從而極其嚴重地危害中華民族的現在與將來。　　

精英主義路線在政治經濟上依靠社會上有實權的少數，和“先富起來”的資產階級化了的群體。因此，它的本質是強者民主、少數派民主、剝削階級民主，歸屬于剝削階級政治，是社會各界強者的同盟政治。精英主義政治，作為領導階級，或統治階級，它拒絕大眾民主監督，而要實行權貴階級專政；拒絕做人民的公仆，而要做人民群眾的老爺；拒絕與廣大工農大眾同甘共苦，而要“先富起來”；各項工作上不是依靠廣大群眾，而是要走上層路線——在上層、領導層內部搞政治協商，或搞政治同盟，或搞政治妥協，無不以上層的利益好惡而定；在工作和各種利益上，總是對上負責，而不是對下負責；對強者負責，而不是對弱者負責；對領導干部負責，而不是對勞動群眾負責。可見，精英主義路線是一條強化官僚主義和特權利益的政治路線，而與群眾路線、大眾民主和社會主義政治格格不入，也就必然與工農利益格格不入。由于這條路線的實質是資產階級政治路線，它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就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要搞私有化。因此，精英主義政治路線，事實上就是走向私有化的政治路線。而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中國，走私有化道路必然會演變成對公有資產的掠奪。這就是我國當前的現實。  　　

精英主義政治對立于群眾路線，拒絕政治經濟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一個國家，就整體權力而言，離開了民主監督，公權必然私化，官場必然腐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存在必須以領導干部的廉潔奉公為前提，一旦領導體系腐化墮落，公有制經濟必將陷于危險境地。          　　

中國政治在70年代末就已經開始走精英主義路線。進入80年代以后，憲法被篡改，“四大”等社會主義民主權利被剝奪，政治上拋棄群眾路線，且逐步從法理上確立精英主義統治路線；政府各項工作忽視群眾力量，主要依靠少數領導干部，廠長經理負責制就是這一路線在企業管理上的反映。當年的價格雙軌制，就是率先沖破社會主義計劃體系的一次預演；全民經商，則是一次全國資本主義大演練；“股份制改造”，則是開始瓜分公有制企業的實質性行動；公共服務的私有化“改革”，則是全面瓜分社會公共資源、推進資本主義復辟的重要補充。顯而易見，當龐大的公有經濟主要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并且有可能掌握在蛻化變質分子手里時，公有制的嚴冬來到了。朱镕基當政后，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天空烏云滾滾，“國企改革”很快演變成對公有制企業的公然掠奪與瓜分。這樣的掠奪與瓜分是在直接違犯憲法法律的情況下明目張膽地實施的，并且通過行政命令與政治高壓手段不許受剝奪階級有絲毫的申訴權利。面對90年代以來如此喪心病狂的偷盜劫掠現實，在今天，任何例證都顯得蒼白多余。而當各級權貴、包括企業權貴們，將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勒緊褲腰帶吃糠咽菜作出了巨大犧牲而積累起來的大量的國民財富據為己有后，他們完全地站到了民眾的對立面，高官賣國的社會基礎也由此產生。　　

幾十年來，在資本主義道路上疾進的資改派造就了數量驚人的大盜巨貪，這些人不斷攜巨款外逃——縱觀古今中外，大凡政治、經濟利益上走向人民對立面的上層官僚極易成為賣國分子。如清末的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時期的四大家族，及現代第三世界的眾多帝國代理人。而今天，中國的官僚買辦們遠非賣國那么簡單，事實上他們已經走上了叛國之道。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具有侵略進攻的特性，掠奪與剝削落后地區和國家，是他們長期以來的對外政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強大的壟斷資產階級作為政治經濟上的基礎而強有力地影響著他們的上層建筑及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們的侵略性建立在強大的資產階級基礎之上。可中國是經濟落后的國家，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壓制下不可能培育出這樣強大的資產階級隊伍作為社會的政治基礎。在帝國主義時代，落后的第三世界要想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就必須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會主義道路。獨立自主，不是閉關鎖國；自力更生，并不排斥正常的商品流通和技術交流；這是一國在資本主義勢力中奮起的精神力量和必要的自衛手段。但這一切，只有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才能作到，只有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大眾民主政治才能抗衡帝國主義。離開社會主義，我們就不能保持干部隊伍的純潔；離開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便會在特權政治的驅使下走上私有化、特權化的軌道而背叛人民的利益；離開社會主義，官僚買辦集團就會把祖國和人民引向深淵！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脫離大眾民主監督的精英主義政治路線，干部隊伍必然走向官僚化、特權化；而官僚化、特權化必然會走向腐化墮落，并必然導致私有化，進一步走上瓜分、掠奪公有資產之道，從而形成民眾與精英之間的政治對立。在此政治環境下，很多站到民眾對立面的官僚就投靠帝國主義以挾洋自重，就成為與祖國和人民為敵的叛國分子，——這就是從精英路線到特權、腐敗，從特權、腐敗到私有化，從私有化到漢奸化的墮落歷程——落后國家軟弱的買辦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人物大多逃不過這樣的政治命運。于是，在中國政壇逐漸形成一股強大的權貴賣國勢力，時刻左右著國家大政方針。在這樣的國際國內環境下，我們就很難有效地抵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中國現階段民族產業的外資化和大部市場的喪失以及巨大的金融損失等無不與這些叛國官僚的出賣相關。　　

總之，在今天，精英主義路線，事實上就是一條資產階級政治路線，就是一條破壞公有制、瓜分公有資產、毀滅社會主義的私有化路線，就是一條投靠帝國主義的、賣國求榮的附庸資本主義路線，就是一條背叛祖國和人民的罪惡昭彰政治路線！這樣的政治路線，褻瀆了神圣的、歷史上最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革命，摧殘了人民革命的勝利成果，破壞了偉大的人民解放事業，將中國人民重新帶回受壓迫、受剝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社會，這不僅是對中國，也是對世界受壓迫、受剝削人民的重大犯罪！　　

***　　

GDP——罪惡的保護傘！　　

GDP政治，是對“貓論”的貫徹執行。只要GDP上去，其他事情都好說，姓資姓社也不必爭論，就是把整個社會搞腐敗了也沒什么了不起。今天，走上了世界資本主義大聯合的官僚買辦集團之所以有恃無恐，無非是：一、后臺老板財大氣粗，且有綠卡，有大量侵吞而來的國有資產可供他們在全世界范圍內揮霍。二、他們可以拿GDP做旗幟、做掩護。在他們眼里，罪惡滔天不要緊，只要GDP發光，罪惡就會被閉屏。所以，幾十年來他們根本不把憲法、黨章放在眼里——只要GDP，不要社會主義；只要金錢，不要良心，哪怕世界末日就要到來！　　

的確，GDP的發展，為他們侵吞公有資財帶來了便利。正是有了這樣的掩護，他們才敢于毀滅公民的教育、醫療、住房等福利；敢于將公有制企業毀滅，將工農擠到社會邊緣，成為弱勢群體；敢于肆無忌憚地出賣民族企業，將最優秀企業及利潤相送外國資產階級；敢于賤賣國家資源、賤賣民族產業，賤賣銀行，并出賣巨量外匯。自然，他們聰明有加，知道在國家經濟總體向上發展的時期，即使遭受損害的勞動大眾大體上也不反對這個的社會，因此就沒有壓不往的反抗，這正符合他們的“不反抗底線”。顯然，GDP的發展掩蓋了社會矛盾，為官僚的復辟賣國行為作了很好的掩護。這就是為什么盡管廣大學者反對GDP政策，而官僚集團仍然百般癡迷；盡管人們口誅筆伐買辦漢奸，官僚賣國依然故我的經濟因素。——GDP，竟成了罪惡的保護傘！　　

可現實告訴我們，中國的GDP奇丑無比！　　

它丑陋在什么地方呢？在于：（1）、官員的漫天謊報。安徽那個被槍斃掉的王懷忠就曾以十倍的數字謊報阜陽地區的經濟數據。（2）、把教育、醫療等民眾福利事業蛻變而來的數據列入GDP。算作經濟增長，這種做法很無恥。（3）、將土地價值、甚至結合虛高房價將其未來的土地價值計入GDP，造成經濟增長率的嚴重扭曲。（4）、崇洋媚外、引狼入室的“引資”，將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成績列入GDP。于是罪惡等同于貢獻。（5）、把外資企業出口所形成的外匯當成我國的“順差”計入GDP。當高官們拿這樣的“順差”用于購買美國國債時，它帶給我們的卻是數倍于此的禍害。（6）、不負責任地出賣寶貴的礦藏資源；極其惡劣地賤賣林木、煤煤、稀土等；尤其長期以來將作為戰略性資源的稀土競相壓價賤賣而政府居然放任自流，其中的不作為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當然了，競相賤賣資源同樣會拉動罪惡的GDP。（7）、大量無效、低效的腐敗型投資，如不計經濟效率的豪華辦公大樓（如杭州花40億建豪華政府大樓）、培訓中心、展覽館、體育館、及其他面子工程，低效率的飛機場、高速公路、各種各樣的重復建設，投資巨大的為拉動日本經濟服務的高速鐵路工程。　　

——在中國，腐敗與賣國爭先恐后地為GDP經濟服務。　　

走資派官僚們不無得意地說：“你看，現在連討飯人，農民工都用上手機，看上彩電了```”。　　

是啊，大家用上了手機，但同時我們也套上了金鎖鏈，我們的每一元話費都同時要向外國資產階級作貢獻。我們看電視也不容易，總是有人想撈錢。可以想象，如果我們用上更多的現代化產品，勢必會帶上更多的金鎖鏈。　　

現在，我們不妨假設讓走資派去鄉下體驗體驗農民的生活，看他們在凍結贓款、停發工資和剝離灰色收入后如何在鄉下養家糊口？當然，如果不讓孩子上大學，或一家人不生病，或者干脆不討老婆，他們在鄉下也是能夠混得下去的。這是設想。但是，讓孩子輟學那是不可能的；生不生病也由不得自己；二奶或可暫時撇下，老婆還是要討的。如此一來，入不敷出，甚至債臺高筑，大事不妙，要典房賣田，官僚們大喊又遭政治迫害，匆匆打報告爭著回城。　　

其實，走資派也明白，根據目前的市場化，上大學是一件讓農民煩惱的事；而一旦生病問題則更大。湖北一對年青夫妻得了血吸蟲無力醫治雙雙投漢江自殺。臺州一男子無錢治病揮刀自宮，差點送命。最近，白云區三元里又有兩兄弟為救母無奈之下持刀打劫，轟動媒體。在當前工農喪失了基本福利的生存環境下，勞動大眾尤其不能生病，一生病就容易出事。但走資派的改革，寧肯讓數千數萬億的人民財富用于公車消費，用于“出國考察”，用于貪官外逃，用于購買別人國債，也決不會憐憫工農而用于醫療福利；即使搞些許福利，真正受益的又恐怕是業界、權貴、內部人士——資改派的改革大體都是如此。　　

事實就是這樣。在剝奪毛澤東時代的福利后，農民在鄉下種田很難有出頭日子。十幾年來，全國各地大量出光棍村。如果農村青壯年堅守土地，做光棍的概率非常之大。貴州省一景色宜人的瓦房村，有2100人口，光棍漢達80多人。河北省贊皇縣田村，曾被稱為方圓百里的魚米之鄉，改革開放前外村姑娘都趕著嫁過來，如今卻有很多農民娶不起媳婦。全村182個光棍漢，大多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只種糧食。這不是他們只會種糧，而是環境只適宜種糧。一戶農民算了一下自家收入，要攢足7萬元娶媳婦，需要220年。改革改出了光棍村，說明了這樣的市場化改革是以犧牲工農福利為代價的。如果還原廣大勞動群眾的福利，資改派虛假的GDP又能增長多少呢？　　

環境污染的細賬也是不好算清的，真正要是算起來，恐怕令走資派叫苦不迭。前不久有一份關于天津癌癥村的報導讓人怵目驚心。報導說：天津劉快莊村民因居住環境受附近百余家化工企業排污污染，幾乎每戶人家都有人身患癌癥，成為中國的“癌癥村。自1998年以來，已有200多人死于癌癥，其中絕大部份是肺癌。報導最后說：天津“劉快莊”只是中國癌癥村落的冰山一角，隨著工業化的進程，癌癥村正一個接一個地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活躍地帶出現，如江蘇鹽城東興村，浙江蕭山赭山街村、塢里村，山東肥城肖家店村，河南周口黃孟營村，陜西渭南龍嶺村，廣東韶關江河村，云南宣威虎頭村，等等等等……。　　

事情遠不止此：艾滋病、淋病、梅毒等是改革開放后的產物；霍亂、血吸蟲、結核病常常卷土重來；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豬流感等新的病種又不斷滋生；在河南，連維持生計逼迫賣血的無數村民竟然被醫院人為地感染上艾滋病、丙肝病毒。大家不要以為生病的事從天而降并非資改派所為。事實上，正是腐化墮落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造成舊病種的卷土重來和新病種的快速傳播。　　

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目前80%的河流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絕大部分的原始森林消失，近乎100%的土壤板結，三分之一的國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為劣質的五類水，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世界銀行報告：“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國就占去了16個！”有毒食品已經覆蓋了全部行業。短短的幾十年時間，我國人民的生存環境就這樣嚴重地惡化了，如果扣除或彌補自然環境污染與社會環境污染的雙重損失，資改派的GDP增長在哪里？恐怕早已是負數了！　　

但這一切絲毫不妨礙權貴們的暴富。改革開放后，中國百分之八九十的財富掌握在百分之一、二的暴富階層手里。正是這些權貴們的暴富，造成了廣大工農的貧困。在犧牲了工農福利，破壞了自然資源，污染了美好環境，毀壞了公有制企業后帶來的經濟增長主要地被一小撮權貴富豪們竊取了。中國的洋權貴們常常擁有上千萬甚至幾億的資產。平安保險的馬明哲董事長的年薪是4616.10 萬元；張子欣 總經理的年薪 4770.40 萬元；　梁家駒常務副總經理 的年薪4813.00 萬元；　孫建一 董秘、董事的年薪是 2543.70 萬元。　這樣的年薪完全背離了社會公平，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搶劫，嚴重地毒害中國社會（——任何反常的暴富，都意味著嚴重的掠奪與犯罪！）。現在，中國的官員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官員。這些官員常常帶著祖國的財富周游列國，出手闊綽、一擲千金的購買力常常讓洋大人們驚詫不已。　　

當代歷史還有一種現象：賣國也會賣出一定時期的經濟繁榮來，虛假的GDP也會跟著上躥。　　

這就如同一個敗家子，當他賣掉自家的田地或祖傳房產時，他口袋里的錢大大地增加了（于國家就表現為GDP增加了），有可能在幾年的時間里，他都能吃香喝辣，風光得很，而一旦吃光用光，等待著他的是饑寒交迫。20世紀70年代前后，無論在拉美，還是在菲律賓，都曾經有過一段GDP快速上升的經濟“騰飛”時期，在當時都被稱之為“經濟奇跡”，就象今天中國的所謂奇跡一樣。這事實上是外資大舉入侵進行戰略性的產業占領與布局時期的殖民化膨脹。這個占領與布局需要搞各種基礎設施、房產建筑、各種設備投入，自然帶來一定的經濟“繁榮”，呈現出虛假的欣欣向榮景象。但外資的目的不是發展你們，而是為了以后更方便地掠奪與剝削你們；一旦當他們布局完畢，剪羊毛開始了，這些國家所謂經濟騰飛的神話很快就會消失，等待著他們的是漫漫的停滯與不前和廣大無產階級的貧困。這就是眾所周知的拉美化和菲律賓現象。中國的今天是不是又在重復他們的歷史呢？根據跨國財團對中國產業的兼并和市場占領來看非常相似。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