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傳志：“改革開放”下的嬗變

　　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家們，如果對外回避帝國主義講開放，對內回避階級斗爭講改革，本質上都是在回避國際、國內的主要矛盾。同樣道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學家們，如果對外回避跨國資本的入侵講全球化，對內回避工農利益講市場化，必然縱容國內外資產階級的剝削和掠奪，迫使工農群眾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

　　我知道精英們反對階級斗爭學說。但階級斗爭客觀存在，不以精英的意志為轉移。因此，正確地描述歷史，對內離不開階級斗爭，對外回避不了霸權政治。當階級斗爭與霸權政治緊密結合、相互交融時，帝國主義和賣國主義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大合唱，中國的政治、經濟、公共事業和社會文化，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社會形態。

　　中外的經濟學騙子們，都是階級斗爭的能手。他們從來不講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從來不講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總體)的軟弱性，從來不講私有制是人類社會各種罪惡的根源，從來不講官僚買辦階級怎樣成為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從來不講一個國家行業標桿企業的喪失實際上意味著國家經濟主權的喪失，從來不講經濟主權的喪失實質上意味著中國人民的重新跪下。他們極力鼓吹市場化、全球化，把無原則市場化當作金科玉律;把背叛式“招商引資”當作真理來奉行，學術上的反動與買辦化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們故意把西方庸俗的經濟學搞得繁雜、深奧，難以理解;把簡單的經濟學原理搞得神秘玄乎;把一眼就能看得明白的金融道理搞得顛三倒四，還故意用GDP理論欺上瞞下，直至蒙騙全國人民，誤導黨中央和全國人大。當國家領導人從GDP理論的迷夢中驚醒，中國的產業和市場已經大部被“外資”占領，經濟主權喪失殆盡，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難以挽回的巨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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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下的嬗變

　　生產資料，公共資源，或廠礦企業，是否掌握在本國人民手里，衡量著一個國家的主權性質，衡量著這個國家是否人民當家作主;如果掌握在人民手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由人民組織生產，就表現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如果掌握在資產階級手里，就是允許資本獲取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經濟;如果掌握在國外資產階級手里，就是允許跨國資本掠奪的殖民主義經濟，人民群眾將遭受國內外資產階級的多重壓迫與剝奪。

　　生產資料和各種公共資源與人民利益的緊密結合，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要求，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核心要素。因此，這種關系的根本改變，會直接引起國家政治性質的根本改變。正因為如此，凡共產主義政權，無不把全民所有制企業及其公共財產列為“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保護對象!

　　然而，在毛澤東之后，經濟學家們污蔑全民所有制企業“效率低下”、“產權不清”。因此，他們要搞“產權改革”。把全民所有制企業改變成國有企業，把國有企業“改造”成股份制企業，進而把股份制企業的股權分解到權貴階層的個人賬戶上。這樣，全民所有制企業在所謂的“產權改革”中逐漸地被瓜分，權勢人士，“企業家”，成了企業的主人，全民資產成了權貴勢力的領地。可見，“改革”的重點最后落實于公有制財產的“私人占有”上。這一根本性的改變，進一步規定著今后政策的走向。

　　如果“改革”到此為止，全民所有制企業被瓜分后還在中國人的手中，財富并沒有外流。

　　可是，事情不會這樣簡單。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期望早在毛澤東時代就已存在，中國推行“改開”政策后，它們必然會通過各種力量加以滲透，因此，只要中國門戶敞開，外國資產階級必然不請自來。而中國在對內實行私有化政策后，對外高調宣揚“開放”政策，大力宣傳“引進外資”，反復鼓吹為“外資”創造優良的投資環境，這讓外國資產階級欣喜若狂。各跨國公司磨刀赫赫，躊躇滿志，為爭奪市場，占領中國產業制高點，爭先恐后地涌入。而中國人民銀行遵循世貿協議，大量印鈔配合外資收購中國優質龍頭企業和占領中國產業，其鞍前馬后的殷勤態度讓國外資產階級大喜過望，人民幣主權從此被嚴重侵蝕。

　　中國政府信信滿滿談“招商引資”;外國資產階級喜從天降圖“資本輸出”。面對廣闊的中國市場，讓“資本”輸出中國，是各國壟斷資本夢寐以求的事業。資本是沖著利潤來的，沖著剩余價值來的，說具體一些，就是要通過資本輸出，占領中國的廠礦企業和公共資源，掌握中國產業和銷售市場，持久地剝削中國人民。所以，“引進外資”，如果理解為讓“外資”進來幫助中國發展經濟，那就大錯特錯了。但是，經濟學騙子們總是回避最本質的東西，總是要誤導民眾，使民眾產生錯覺，似乎引進外資就必然是利國利民的好事。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地鼓吹“招商引資”，使民眾形成一種引進“外資”于國有利的堅固信念。就這樣，統治階級的意志潛移默化成了民眾的自覺觀念。

　　新中國前二十八，中國人民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下，全國人民省吃儉用、勒緊褲腰帶(搞得好象人民沒有吃)，不但成功“兩彈一星”、人工合成胰島素、青蒿素、激光照排、雜交水稻，而且計算機，半導體，甚至光刻機，都處于世界領先的一流水平;同時，規模宏大的全國性的水利工程、公路、鐵路，震驚中外的三線建設也取得輝煌的成就;運十大飛機，1970年以當時國際上最先進的標準進行設計，在突破十項重大技術創新后，于1980年9月試飛成功。到毛主席逝世的時候，新中國已經建立起門類齊全的輕、重工業體系。同一時期，新中國還聯合歐洲、日本、加拿大等國建立起由中國主導的、以人民幣為結算的、全球最具潛力的外貿體系，打破了美國主導的貿易體系和美元霸權。喪失了美元霸權的美帝國主義，同時又陷于越南戰爭泥潭，美國財政赤字以美元紙幣幅度計算達到鏈接月球的長度，政治、經濟陷入嚴重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瓦解。驚慌失措的尼克松總統驚呼：美國歷史上從業沒有碰到過象今天這樣子的艱難困苦。可是，毛主席去世后不久，國內、國際政治風云突變。80年代初，迫于美國壓力，中國科技開啟自殘模式，至少五十六個當時最尖端的軍工項目被迫下馬(詳見《慘遭下馬的中國尖端軍工項目》，許多已經接近成功的項目被迫解散;1985年，已經成功的運十大飛機終因政策性資金斷供而夭折，上萬科技人員被迫解散，總設計師活活氣死，中國工業體系遭受重創。

　　由于到七十年代，新中國已經建立起全世界少有的完備的工業體系，根本沒有必要通過喪失經濟主權的辦法引進外資。因此，即使中國能夠接受資本主義剝削，引進“外資”的理由其實已經消失了。

　　1958年7月，赫魯曉夫來到中國，要求中國政府與蘇聯合作建立大功率長波電臺，被毛主席斷然拒絕。在毛主席那里，主權問題是不允許討論與商量的。在這里，不是說一窮二白的新中國不需要引進“外資”。其實，毛主席第一次訪問蘇聯，與斯大林進行艱苦的談判，就是為了引進“外資”。但是，毛主席引進“外資”是有底線的。這個底線就是不能因為引進“外資”而喪失中國的科技主權和經濟主權。也可以這樣說，新中國應該引進的“外資”，大部分已經體現在蘇聯援建的，以156項工程為中心的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里了。當時，一大批大、中型建設項目和一批骨干企業的創立，使中國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骨架，積累了寶貴的建設經濟，培養了大批技術干部，為國家今后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強大的基礎，為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隨著科技發展，有些還需要充實的項目，又在尼克松訪華后及時引進了，比如化肥生產線。新中國有了這樣的工業底子，憑借世界獨一無二的廣闊市場，完全可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圖發展了。

　　而正在這個時候，毛主席離人民而去，政治風云變幻，精英們不但不宣傳新中國偉大的科技、經濟成就，反而大肆宣揚新中國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污蔑毛澤東時代科技沒有多少發展，還進一步拉大了與西方的距離(現在百度上還這樣暗示)。當精英們的歪曲描述成為全民共識后，“改革開放”的輿論準備就緒。當“改革開放”成為時代的旗幟后，精英們迫不及待地開始私分國企。不僅如此，他們還把“引進外資”，讓外國資產階級來分享中國“改革成果”，當作頭等重要的政治任務來抓，并當作地方政府的政績來衡量。為了進一步表明中國政府“改開”的決心，他們決然地將毛主席留下的600多噸黃金運往美國存放。經濟學家們則把這種行為當作某種經濟手段加以宣揚。但真正的歷史，從來都不是騙子書寫的，人民的心中，始終有一桿祖國利益的“秤”!

　　“改革”，我們已經知道，那就是股份制，化公為私，各個行業都如此，公知們即使搞出再多的“理論創新”都否定不了這樣的事實。而“開放”，它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外國資產階級請進來，把跨國資本請進來，也就是把外國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請回來。

　　但是，每一個共產主義者都應該掌握的常識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屬性，規定了她是拒絕國外資本入侵的。而今天，中國主動邀請跨國資本進來，其意義是非凡的。按精英的話，是讓他們來“享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后來，直截了當地說讓外資來“享受中國改革開放的紅利”。無論是“成果”，還是“紅利”，都是中國勞動人民的生產果實，而我們要主動奉送，讓過去的“敵人”來享受，道理就是這樣。但經濟學家們的“神奇”就在于，把全球化描繪得無比燦爛，可以把鹿說成馬，把黑說成白，久而久之，習非成是，以至于全民同聲高唱“引進外資”!

　　那么，請問精英們，如何引進外資?外資進來后做什么?是讓它們來占領中國幼稚的產業，還是讓它們來收購中國剛剛建立起來的工業企業?如果合資，是讓它們手把手教我們生產?還是傳授我們技術?市場換技術，是否一廂情愿的臆想?引進戰略投資者，哪是中國的戰略，還是外國的戰略?或是帝國主義的戰略?所有這一切，在經濟學家那里統統是“猶抱琵琶半掩面”，應該回避的話題。倒是“救美國，就是救中國”，道出了買辦們的心聲。騙子的學問本不值得深究。而在政治人物那里，同樣是道不清、理還亂!其實，有了85年運十大飛機覆滅的教訓，精英們完全清楚引進外資的后果。但他們決然如此，有什么高深的政治考量?

　　事實上，世界上沒有那個國家(包括美、英兩國)，在本國工業尚處襁褓時期就不需要政府保護的，所有弱小的民族工業都應該在國家保護下逐漸培育、壯大、成長。而中國工業在毛澤東時代剛起步，到八、九十年代進入青少年期，雖然生機勃勃，總體上還是弱小，不具備與外國跨國公司競爭的實力。如果這個時候讓“外資”進入中國，與中國民族企業同臺競爭，顯然是客觀條件所不允許的。建立才十幾年、幾十年的新興工業、產業，怎么能夠同西方國家發展了上百年的跨國壟斷財團們同臺競爭呢?大凡稍有思考力的人，都會得出需要積極保護本國弱小工業的結論。然而， “不爭論”成了政治定力，“不許爭論”成了一種政治力量。 而“不許爭論”的結果，就是允許“外資”進來大規模收購中國國有企業，全面占領中國產業，使中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殖民體系的一部分。

　　“改革”，作為詞句，已經成為一面旗幟。站到這面旗幟下，就是可用之才，提拔的對象。“改革”成了一句口號，口號一出，化公為私就有了法律依據和政治保障。“改革”終于煉成“魔咒”。只要“魔咒”一出，是非可以混淆，黑白可以顛倒。正是在這樣的“改革”口號下，有些地方政府搞起“限期私有化”，肆無忌憚地搞所謂“消滅國企運動”，并且要限期“消滅”，理論上稱之為“產權改革”、“股份制改造”。經濟學家們審時度勢，及時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為荒誕的“理論創新”運動，為私有化制造理論依據。“公企無效率”論、“冰棍效應”論、“吐痰”論、“腐敗潤滑”論應運而生，欲置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于死地。

　　如果說“改革”是旗幟，那么，“招商引資”便是這面旗幟下可以拿來炫耀的“金牌”，無疑政治上更加正確，可以拿來大張旗鼓加以宣揚。一旦成功“引進戰略投資者”，哪怕是“引進私人戰略投資者”，都是立刻兩眼放光，臉翻神彩，讓同僚們眼熱嫉妒——崇洋媚外到了何等惡心的地步!正是在這樣一種政治氣氛下，一些地方政府主動地把發展得很好的國有企業交與外國資產階級控股，還要符合 “靚女先嫁”的 理論創新。于是，最優質的各行業龍頭企業先“嫁”了外資。至此，這樣的政治正確已經讓人無語(詳見，左大培教授的〈不許再賣〉)!不僅如此，在大力“改善投資環境”的喧囂中，不僅為“外資”提供土地優惠，還要提供多年的免稅優惠。另一方面，對國有企業實行“撥改貸”的“斷奶”政策，從信貸資金上加以打壓，這樣，更便于強勢跨國公司吞并中國企業，肆無忌憚地大規模收購中國各地的龍頭企業。就是這樣的所謂“招商引資”，竟然從中央到地方全方位高調宣傳，作為“改革開放”的偉大成績加以鼓吹，還要“百分之百的正確”(胡錦濤語)加以堅持!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規模引資，到胡、溫時期進入高峰期，外資開始了對中國行業標桿企業的全面收購。至此，毛澤東時代全國人民吃糠咽菜、艱苦奮斗打下來的工業基礎，成了帝國主義跨國公司的砧上肉、盤中餐。這時，人們發現，當初的股份制設計，不僅有利于國內權貴瓜分國有資產，同時更有利于外國資產階級并購中國企業，似乎就是為外資收購中國企業精心設計的。整個胡、溫時代，“引進外資”作為全國性的口號，也成了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在GDP指標的誘導下，地方政府把叛賣性的“引資”工作當做重大政績工程，完全忘記了祖國利益和黨性立場。許多地方政府，為了博得“政績”，甚至逼迫蒸蒸日上的優質龍頭企業股份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出讓給外國人。有的地方，當這種背叛性的行為遭到企業的抵制時，政府部門居然繞過企業直接與外資談判，以極其低廉的價格把優質企業讓渡給外國資產階級，其政治上的有恃無恐已經不言而喻!

　　譬如，在“引進外資”的大潮下，2003年福建省南平市政府迫使產銷如日中天的南孚電池股份出賣給美國吉列公司，引以為豪的“民族力量”一夜之間落入美國人手里。這家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電池銷量不到南孚電池銷量的十分之一，本來是南孚電池的手下敗將，卻被當地政府逼迫與其合資，直至后來被這家劣質企業吞并。企業職工說起此事，無不痛心疾首。

　　2003年，遼寧省高喊“靚女先嫁”，要把最好的企業出賣給“外資”。甚至效仿西方“一馬克賣國企”，搞“一元錢賣國企”。在這種政策的引導下，遼寧省的大多數骨干企業處于風雨飄搖之中。

　　2004年，在地方政府壓力下，迫使原機械部下放給黑龍江省佳木斯市的佳聯農機廠與美國約翰·迪爾公司的合資，使中國失去了惟一一家能夠生產大型聯合收割機的企業;

　　2004年，山東省年銷售達10億元的山工機械40%的股份被政府200萬元人民幣強行出賣給美國卡特比勒公司;

　　2005年，是中國裝備工業受到內外勢力攻擊，改制中的長閥被長沙市送到德國沃茨公司手中。長閥先后壟斷過中國液控閥門和金屬彈性硬密封蝶閥市場，它被收購危及本土鋼鐵、發電、供熱、給水企業關鍵閥門件的供應;

　　同年，美國格里森公司吃掉占有復雜刀具國內市場36%的哈一工，從而，使中國喪失了對本土最大精密刀具生產基地的控制權;

　　2005年，蒸蒸日上的骨干國企錦西化機被惡意收購。錦西化機原是中央企業，正處于強勢增長期，利潤率逐年攀升，2005年前后在內外勾結下被西門子收購，中國從此失掉了最核心的透平技術及整機制造和全部維修市;

　　2006年，黑龍江省賣掉雞西煤機和佳斯煤機，將中國三分之一的煤機市場和二分之一的掘進機市場拱手送給毫無開發和生產能力的美國國際煤機銷售公司，直接后果是中國從此喪失組建綜合煤機制造集團平臺。

　　這一時期，由于引進外資，放縱跨國公司并購，領導層賣國求榮，銀行信貸限制，研究成果管理層竊取，業務被內部人惡意轉移，以及在失去工人階級監督后難以避免的管理腐敗等諸多原因，導致“外資”并購案接連不斷：

　　2006年，凱雷投資集團收購徐工85%的股份，中國失去工程機械半邊江山;

　　2013年，德國ZF集團收購全國齒輪行業排名第二的杭州齒輪廠70%的股份;

　　2008年，國內最大的獨立柴油引擎制造商玉柴被美國漢鼎、高盛等公司瓜分;

　　同一時期，德國舍弗勒收購西北軸承;美國TIMKEN收購無錫軸承、煙臺軸承;德國博世占有無錫威孚是國內柴油燃油噴射系統最大的廠商67%的股份。極具戰略意義的輪胎工業，經過幾代國人的努力終于成績斐然，卻在《諒解備忘錄》下被法方控制，喪失80%左右的市場;

　　…………

　　據《中國產業地圖》(中國并購研究中心)一書指出，中國每個開放產業的前五名都由外資公司控股，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據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說，中國產業的三分之二已經被外資控制。被外資控制嚴重的有：玻璃工業、電梯工業、醫療設備工業、汽車工業、化妝品行業、啤酒、飲料行業、洗滌劑行業、光伏行業、軟包裝產品、輪胎、計算機操作系統、精密機床、流通領域、食用油生產……

　　金融行業里，“中國平安股份”為外資控股……

　　中國人壽、中國移動、阿里巴巴、中通快遞、京東等大量、最具發展潛力的優質公司，被精英們刻意送往向境外上市，讓外國資產階級分享中國人民的紅利。而所有這些嚴重影響中國產業安全及子孫后代幸福的并購行為，都在全球化、自由化、引進戰略投資者和履行WTO義務的漂亮外衣下完成。

　　由于“外資”收購中國企業，要通過中國人民銀行將美元兌換成人民幣，結果造成人民幣大量增發，給中國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而另一方面，央行在得到外國企業的美元后，成了精英們用來向國人炫耀的外匯儲備;由于以美金儲備的“外匯”太多，又不得不拿出很大一部分用來購買美國國債。結果，中國政府購買的美債，以美元的形式又回流到美國企業手中，成了他們繼續收購中國企業的“利器”。由于中國政府幾十年來長期持有數萬億美元外匯及美債，且五十年來美元貶值達90%以上，造成中國外匯的隱形損失極其巨大。對于這種隱形損失，經濟學家們向來諱莫如深。如果再考慮到購買美國垃圾企業債券帶來的巨大損失，宏觀上看，地方政府大肆出售國有企業得到的國外資金，還不足以彌補巨大的外匯損失。從另一角度，依國家整體利益看，外國跨國公司大規模收購中國各行業的龍頭企業，控制中國產業，幾乎就是在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戲!

　　行業龍頭企業一經整體淪陷，產品的國內控制權隨之喪失，造成定價、采購、生產、銷售過程中各個縱、橫向聯系的整個產業生態鏈被外企控制，這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21個產業生態鏈的頂端被外資掌控，必將嚴重打擊中國民族實體工業，對中國經濟自主權和中國人民利益帶來難以估量的傷害。而最形象、最直接的傷害，就是工農子弟婚娶危機日益加重。如果說，為了一碗紅豆湯喪失了長子權，這個長子還喝到了一碗紅豆湯。而我們的“開放”，中國人民恐怕還沒有喝到那碗紅豆湯。(這碗紅豆湯還表現在高達三萬億美元的外匯資儲備包括美債中)。

　　上午，看到“補壹刀”的文章，其中講到中國外貿的出口退稅可以給每一個美國家庭送去多達850美元的補貼。對于這一點，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并不避諱，因為這是可以作為“業績”向主人們請功的。

　　新中國剛建立時一窮二白，期間又經歷了抗美援朝、抗美援朝越，真是“可憐江山貧到骨”。可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新中國就建立起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高端科技頻頻發力，碩果累累，科技成果日新月異，追趕速度驚起整個西方的恐懼。這樣的偉大成就，如果沒有那時候的人民吃糠咽菜，艱苦卓絕的奮斗是不可想象的。

　　而新中國的工業成果，卻在那些海歸精英自由化、全球化的誤導下，輕描淡寫地成了“外資”掌控的“領地”，怎不令人痛心!而帝國主義分子,當他們吸足中國工農的血汗后，又反過來對付中國，用各種有害物質毒害中國人民，擠壓、打擊中國自主科技，甚至妄想分裂中華民族，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對于一個國家、民族來說，只有生產資料，只有工廠、產業、各種公共資源掌握在人民手中，工人階級才具主人翁地位。生產資料、工廠，和各種公共資源，無疑是中國人民獨立自主、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而無底線引進“外資”，就是從根本上要我們把這些屬于人民幸福生命線的陣地主動地交與外國資產階級來占領，等于是主動地接受別人的剝削、壓迫與奴役。

　　請同志們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在毛澤東時代，盡管生產力水平不高，物質匱乏，但工人階級的地位高，他們不僅享受醫療、養老福利，同時還享受文化娛樂、免費教育(包括幼兒帶教)、住房等福利，這是因為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享受了剩余價值的二次分配。

　　那時，由于工人工作特別穩定，福利條件好，社會地位高，工人們視企業為家，廠礦企業的每一個進步，都為他們帶來更加穩定的工作與福利條件，滿滿的幸福感洋溢在工人們的臉上，不存在買不起房、談不起戀愛、生不起孩子的問題。

　　企業“改制”后，打破工人的“鐵飯碗”成了改革中值得宣揚的功績，事實上，是工人階級社會地位和福利地位的根本改變，也就是工人階級剩余價值二次分配的大部喪失。而工人階級二次分配被大部取消的經濟學意義是：如果在公有制條件下，這部分被取消的福利可視為被強行留在企業里(去向暫不計較);相反，如果這個企業為外資掌控，中國工人階級的這部分福利就成了外國資產階級的囊中之物，或意外收益。這就是關鍵節點。帝國主義國家歷來尋求資本輸出。為了資本輸出，它們不惜武裝侵略，千方百計扼殺社會主義制度。而主動引進外資，并長期當作國策實行，其結果就是中國民族產業的淪落和市場的侵占，是勞動階級二次福利分配被剝奪后的普遍貧困化。據5月28日李克強總理“兩會”上所言，中國尚有6億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幣以下。但據筆者對農村的了解，農民務農賺錢非常困難，即使是人均500元，也已經相當高估了。一邊是經濟的快速發展(跨國資本主導的快速發展必然是不可持續的)，另一邊是農村、農民的貧困化，難道這不是拉美化現象?顯然，跨國資本來到中國，不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而是為資本利益，為了徹底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為了永久奴役中國人民。

　　什么叫做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所謂的“比較優勢”，就是把以住房為主的二次分配的大部排除在外而形成的廉價勞動力。學界精英們反復鼓吹“比較優勢”，等于主動配合外國資產階級取消中國工人階級的大部分二次福利分配。在這種配合下，外國資本哪怕把這種福利分配給他們國家的工人，也不會給中國人民。可見，所謂的“比較優勢”，實是在竊取中國工人階級利益后形成的歧視性分配，這分明就是恥辱。而中國的學界“精英”們反復地把恥辱加以鼓吹，實在暴露了他們低劣的職業道德水準。但是，為了加強與國際資產階級的階級同盟，他們已經什么都不顧了!

　　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在美國白宮簽署。這一“協議”的要害在于：一，美國政府迫使中國推廣轉基因技術，以期達到全面控制中國農業的目的;二，美國政府迫使中國金融徹底開放，以期達到全面控制中國金融和人民幣主權的目的;三，美國政府迫使中國工業產業徹底開放，以期達到全面控制中國工業產業及技術創新的目的，從而徹底掌握中國經濟主權和中國人民的生命健康。

　　對此，經濟學家余云輝博士指出：《中美貿易協議后果嚴重——美國劍指中國三大要害領域》：中國的工業化與技術現代化、農業安全和種族安全、財富分配與經濟主權。

　　中國人民大學賈根良教授嚴厲批評無原則引進外資政策。他在《正視大規模引進外資的嚴重錯誤》一文中指出：“外資22條和鼓勵外商投資目錄是引狼入室，你們……趕緊反思自己的嚴重錯誤。

　　在“中美貿易協議”簽訂之后，美國資產階級一片歡呼，特朗普興高采烈，國內支持率急速上升，美國政府邀請全國政要名流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慶祝活動。與此同時，北京則處于一片沉默之中!

　　2020年1月15日，注定會成為中國歷史上被銘記的一天。

　　這一天，中國被無聲的恥辱刺痛了!

　　寫于2020.5.16 日，改于2020.6.3-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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