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的認知悖論
安慶仁
當年的《大公報》憂國憂民,登載了許多反映民生疾苦的文章,常常搞得國民黨很沒面子。以胡政之、張季鸞等人的氣節和胸懷看,不能說《大公報》報上親民的文章是貓哭耗子假慈悲。這些人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梁,盧溝橋事變后,《大公報》以民族大義為重,呼吁國共合作,捐棄前嫌一致對外。在報道國民黨英勇抗戰的同時,也刊登了許多共產黨抗日的文章。天津淪陷后,《大公報》寧肯流浪江湖,也不肯在敵占區出版一張報紙,其民族氣節可歌可泣,有日月為鑒。
但另一方面,《大公報》又對陷人民于水深火熱的官僚資本主義制度深懷好感,極盡能事之為資本家剝削壓迫歌功頌德,它打著“第三條道路”的招牌,努力詆毀波瀾壯闊的人民民主革命運動。胡繩氣憤填膺,一氣呵成寫就《為誰“填土”?為誰工作?——斥大公報關于所謂“自由主義”的言論》,指斥《大公報》的要害——自由是假,替官僚資本家唱贊歌才是真。郭沫若不似胡繩那么含蓄委婉,在《斥反動文藝》中干脆點出了蕭乾、朱光潛、沈從文等人的名字。
從當年《大公報》與左翼文人的論戰中不難看出,自詡并一再標榜“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大公報,是一份政治傾向很濃的地地道道的右翼報紙。王蕓生不識相,言論諸多偏激,他甚至說“人民有顛覆反動政府的權力”,遂遭國民黨封門之罰,主持國民黨宣傳工作的陳布雷認為,《大公報》的言論在王蕓生的主持下,一變張季鸞時期的“公允”態度。從陳布雷的話中顯而易見,張季鸞時期《大公報》“公允”的真面目,國民黨《中央日報》在社論《在野黨的特權》中先干脆就說:“王蕓生是新華廣播的應聲蟲”,如此尚覺不夠嚴厲,三日后又效仿解放區“三查”運動,要揪出王蕓生效忠共產國際的真面目。這幾乎就是在暗示軍統該動手了。王蕓生自知大難臨頭,無奈中流亡解放區。
王蕓生去職后,《大公報》于1948年5月30日發表了題為《論宣傳休戰》社評,文中極盡傷感,說自己是豬八戒照鏡子兩頭不是人。《大公報》遂死而復生。《大公報》的生生死死,既說明了“文人論政”在中國之行不通,同時也說明《大公報》所秉持的“文人論政”只能是論地主資本家的“仁政和德政”,否則它便一天也不能存在。
今天的《南方周末》,正步《大公報》后塵,而且越來越神似。一、反貪官,不反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地主資本家;二、反對坑害老百姓,不反對坑害老百姓的理論和理論家;三、反對社會不公現象,不反對社會不公的本質。此種認知悖論,正跟他“反對污染,不反對制造污染的工廠”的辦報理念是一致的。
循著中國社會理想——現實——實用——唯利是圖的演變途徑一路尋去,《南方周末》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在最初的使命完成以后,受既得利益的驅使,必然的要從高尚淪為無恥,從人民的淪為資本家的。這是所有不無個人功利主義思維模式的存在主義者的必然宿命,因為,以他開始的動機,就決定了這個媒體走不出把自己的命運和某個利益群體的命運緊密相連的生存模式。
不久前,林尚立在《中華讀書報》上撰文,探問《中華帝制為何不能轉型,只能毀滅?》,對于中華帝制的毀滅他深為惋惜,他認為,中國本應該走英國和日本的君主立憲道路。讓人忍俊不禁,終究書生意氣。我們不會懷疑他的動機,但是我們不能認同他的觀點,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根本就是一個自我認知悖論的群體。
袁世凱復辟帝制當然不乏其個人主觀因素,但如果沒有來自既得利益階層的支持、配合及強烈需求,單憑袁世凱一人之力,它能復辟得了嗎?
北伐戰爭勝利的時候,國民黨只要再向前走半步,中國社會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但他偏偏選擇了倒退。抗日戰爭勝利的時候,國民黨只要向前再走半步,中國社會也不會是后來那個樣子,但他又選擇了倒退。后來大多數學者把責任歸咎于蔣介石一人,卻不思考蔣介石當初面對的形勢,國民黨內舉目四望,要么是蔣介石賴以起家的江浙資本家官僚集團,要么便是北伐革命的既得利益者——新國民黨權貴,這些人藉著革命的機會都發了大財,一個個撈得盆滿缽滿,甚至就連馮玉祥、程潛這樣的開明人士,都巴望著國民黨開倒車,蔣介石敢不順應黨心從“善”如流嗎?
從最近公布的蔣介石日記發現,蔣介石顯然比馮、程二人更有公心,他很希望在中國構建一個以工農聯盟為政治骨干的平等社會,這一點后來他在臺灣有所實踐,1952年臺灣整黨工作結束后,工農黨員占了黨員總數的48.6%還強。這個事實充分說明,蔣介石當初之所以背叛革命,除他個人因素使然,更大一部分原因是被官僚資本家和國民黨既得利益者所挾持,面對那個有英美作后盾的強大利益集團,他絕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臺灣以后,蔣介石沒有了那個憂慮,所以他敢革故鼎新,雖然做得不徹底,但畢竟給老百姓帶來了好處。
面對后來的蔣介石,《南方周末》應該臉紅了。據說《南方周末》換了領導,但給我的感覺是:厲以寧下,張維迎上。《南方周末》自我標榜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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