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問政府行政成本——問責政府民生(之一)

　　沈曉杰

　　3月5日，隨著中國總理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實況直播，為13億中國人高度關注的每年一度全國兩會，在北京逐步推向了高潮。

　　今年的兩會，有著特有的“時代背景”，使得人們對它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和期待：從公眾的角度來說，民生問題更加突出，引發的矛盾更加尖銳，他們迫切期望聽到中央高層新的解決之道；而對新一代中央領導來說，如何“扎實的解決”當前社會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和矛盾”，使中國真正“切實轉入科學發展的軌道”，是擺在執政者面前一大難題。十七大前的最后一次兩會，不僅使民情民意有了集中表現的舞臺，而且也為中央高層問計于民提供了絕好的機會。使執政者在為未來5年中國發展謀篇布局時，更準確的反映人民的意愿。

　　這也就難怪，今年有人在形容公眾對兩會的期待時，稱兩會成了中國人參政議政的“春節聯歡會”。

　　民情不可“遮”，民意不能違 總理“痛心”的民生大事未見大的改觀

　　人們也許還記得，在2006年的兩會后的新聞發布會上，總理溫家寶在回答記者關于“什么事情是令您最痛心的”提問時，把“還沒能夠把人民最關心的醫療、上學、住房、安全等各方面問題解決的更好”，作為“最覺得痛心的問題”。一年的時間過去了，去年這些讓共和國總理“最痛心”的問題究竟解決的怎么樣？當今年總理再坐在新聞發布會的主席臺上的時候，這些被公眾稱之為“新三座大山”民生問題，是不是還是叫這位政府的“當家人”“痛心依舊”？答案是“不言自明”的。相信任何一個實事求是的人，都不會做出“樂觀的回答”。

　　就拿被市民稱為“最大民生”的住房來說，雖然在2006年中央出臺了一系列的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措施，力求壓下瘋漲的房價，但不得不承認，在開發商特殊利益集團的壟斷操控下，房地產市場不僅未能達到中央預期的調控效果，而且大多數的城市的房價也越漲越高，和絕大多數老百姓可以承受的合理水平相差越來越遠。在住房問題上的民怨，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沸騰”；在醫療衛生上，盡管政府的主管部門這幾年“大張旗鼓”的宣傳藥價下降了20次，但實際效果卻是百姓的醫療費用越來越高，看不起病的人越來越多；在教育和就業等民生的重點問題上，一年發展下來，也未見多大的改觀。

　　也正是因為百姓在民生問題上的負擔和艱辛未見明顯的改觀，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使他們對全國兩會的召開倍加期待。人民日報辦的人民網上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很是“畫龍點睛”：“求‘民生’盼‘兩會’，今年網友熱情高！”。也有輿論指出，破解民生“考題”是今年政府面臨的核心任務。不僅媒體把民生視為兩會的“主旋律”和“主流語”和“最強音”，甚至連一些高官也兩會上也大聲疾呼：改善民生才是最大的政績。

　　3月5日，在溫家寶總理做政府工作報告的同時，筆者也對包括人民網、新華網和新浪網、網易網等國內最大的官方網站和門戶網站進行的“老百姓最關注的兩會熱點調查”進行了統計。在人民網上，排列社會問題前三位的就是房價高、看病貴和就業難；在新華網上，看病、反腐和住房也是高居“網民關注的熱點問題”前三；在國內最大的門戶網站新浪網上，看病、房價、上學和反腐一起，排在公眾最關注的兩會熱點最前列；在網易網上，房價高、看病難和學費貴同樣也是“名列榜首”。民情民意如此的“高度集中”，充分反映了當今中國社會發展的“梗阻”何在。

　　高層“治國之道”新的里程碑：重民生、謀共享、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民間的疾苦，中國前進道路中“扭曲的發展觀”，實際上早就成為以胡錦濤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高層集體關注和治國理政的重點。

　　就在這次全國兩會前的2月15日，在胡錦濤主持的專門討論政府工作報告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央高層就一致共識：要“清醒地看到并扎實解決存在的突出問題和矛盾”，“必須更加重視社會發展和改善民生，堅持以人為本，促進社會事業加快發展，積極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在2月16日的中央的春節團拜會上，總理溫家寶的新春祝辭更像是一個“民生宣言”。他說，“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職責”。他不僅要求“極大地增加社會財富，為改善民生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而且要求通過推進改革，“保障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同時這位總理更是號召各級官員“了解群眾心聲，傾聽群眾意見，關心群眾疾苦，切實解決好教育、醫療、就業、收入分配與社會保障等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2月26日，在由新華社播發的“溫家寶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任務和對外政策”一文中，總理溫家寶更是第一次把“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當作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財富”并列的社會主義現階段的兩大歷史任務，并為此進行了長篇論述。海內外的輿論對此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筆者以為，在全國兩會前發表這篇“份量極重、具有質的飛越意義”的“里程碑性”理論文章，不僅是中央欲借助兩會，把高層在探討科學發展觀、打造和諧社會中的最新的思路告訴大家，在“投石問路”中更好的“聽取民意，集中民智”，更是為即將在下半年召開的十七大制定的新的治國理政的方略，制造“正確的輿論導向和良好的政治氛圍”。

　　實際上，以胡錦濤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集體自執政伊始，就表現出一種和以往不同的 “執政偏向”。上任不久，作為總書記的胡錦濤就旗幟鮮明的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以民為本的新的執政理念，以后又提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民本思路。在十六屆五中全會上，中央又進一步提出“認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從這些逐步發展的“量變”過程，人們不難看出以胡錦濤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集體，在治國理政上的“著力點”究竟落在何處。此次溫家寶文章透露出的中央把“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當作和發展生產力同樣重要的現階段的“兩大歷史任務”，可以說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在執政理念的理論上，完成了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從這點來說，說這篇文章的觀點在中共的執政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一點也不為過。

　　“陳良宇同志們”的反面教訓，“發展的模范”為何成了民憤的焦點

　　應該說，中央高層創新性的把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促進社會和諧和發展生產力相提并論，共同作為現階段的“兩大歷史任務”，也是在總結了這些年來中國改革發展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得出的必然結論。

　　人們還記得去年陳良宇下臺時，在公眾、特別是上海市民中所引發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舉國歡呼的“民憤風暴”。之所以“意想不到”，是因為作為“一方諸侯”，陳良宇當政下的上海，在全國很多方面可謂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不僅經濟發展走在全國前列，而且在N個方面都是“全國率先的典范”。但就是這樣一個“發展的模范”當家人，在因“嚴重違紀問題”而“意外”倒臺后，在公眾中竟爆發出了與當年粉碎“四人幫”相當的歡呼熱潮。陳良宇之所以能“激發”出如此轟轟烈烈的民憤風暴更大程度上是他對民生的漠視。在“發展”的旗號下，他甚至不惜犧牲公眾的基本利益為一小撮“特殊利益集團”和“不法企業主”謀利，尤其是在房地產上和開發商合謀高房價，使老百姓多年深受血淋淋的高價房壓榨。所以陳的倒臺才有了“上海又一次解放”的說法。

　　和陳良宇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還有同樣因“嚴重違紀”而被中央免職的山東省委副書記、青島市委書記杜世成。他的下臺，同樣在青島市民中引發萬眾“大放爆竹”的“歡呼禮遇”。據介紹，杜也是一個發展經濟的“能人”，在他的領導下，青島市還獲取了北京奧運會水上項目的舉辦權。杜甚至還被評為全國最受關注的市委書記。

　　其實，陳良宇和杜世成的“發展套路”，在一些地方和政府主管部門的高官中，并不是孤立的現象。他們之所以成為“典型模范”，就在于他們的“唯經濟增長是舉”的執政理念和做法，已經成為一些官員學習的榜樣。只不過陳和杜因為“嚴重違紀”而使民憤有了宣泄的出口，而他們的“同志們”則因為還在臺上而未受“鞭撻”。但民意民情卻不會因此而改變，中央的高層更是“清醒地看到”這些存在的突出問題和矛盾。這也從反面促使中央把“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促進社會和諧”列為現階段的“兩大歷史任務”之一。

　　把增長當發展的“圣經”該丟了，為誰發展才是治國理政的核心

　　事實上，從來就沒有什么人反對大力發展國民經濟。但為什么陳良宇杜世成及其他們“同志們”的施政作為，就會引發強烈的社會矛盾和極大的民憤，而以胡錦濤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科學發展觀”就會被億萬人民所期待呢？

　　這里的關鍵，就在于兩者之間，在發展的目的及為誰發展的問題上，存在本質的區別。

　　和中央 “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形成截然對比的是，陳杜和他們“同志們”的發展主線上，利益取向基本上是為特殊利益集團所左右，他們的行政基本也上是“唯商是瞻”。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的目的由人民變成了商人；發展的成果，也從應該由“人民共享”，變成了被特殊利益集團所獨吞。在上海的青島等地，多年的發展成果，有很大一大部分就被“特殊利益集團”所豪奪。就拿上海的房地產來說，雖然這幾年它以空前的速度高速發展，但陳所支持、縱容和官商合謀的高房價，不僅沒使老百姓從中獲利，反而使房地產成為洗劫廣大市民財富最大的工具，數千億的暴利所得落入了少數開發商寡頭的袋中；在國企改制中，國有資產也成了受到“特別關照”的“不法企業主”豪門盛宴。甚至政府投資的高速公路等城市基礎設施，也被陳倒手，成了“不法企業主”的“印鈔機”。

　　其實，在上海和青島出現的問題，并不是中國發展中的“個別現象”。公眾反映最強烈、被稱為民生“新三座大山”的房價高、看病貴和上學難，都可歸結為錯誤發展觀導致的必然結果。當政府的主管部門把房地產當作發展國民經濟新的“支柱產業”的時候，部長、市長們的眼光就都盯在了高房價所帶來的高GDP上。但有幾個高官想過，在高房價的背后，是民眾越來越買不起房，是他們最基本的居住權利被剝奪，是中國城市重新出現數以千萬的無房戶和房奴，是房地產成為中國暴富階層和社會兩極分化的制造器，是住房問題越來越成為影響中國城市社會的最大的不和諧因素。在中國的一些大中城市的大醫院，雖然醫療設施的豪華程度在歐美一些發達國家也稱之為一流，但給老百姓帶來的卻是越來越多的人看不起病；同樣，隨著越來越多號稱“設施世界一流”的大學城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中國普通百姓的家庭，負擔不起孩子上學的費用。試問，這樣的發展，是人民所期望的嗎？！

　　毫無疑問，通過這些年的發展，中國的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社會財富也大大增加，我們現在的國力是比共和國任何時候都強，但有誰可以說，這些發展的成果，大部分都為“人民所共享”？這些增長的財富，都用在了民生上？

　　除了在發展的目的上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路線外，在發展的方式方法上，也存在兩種不同的認知。在片面理解的“發展就是硬道理”的錯誤概念中，眾多的領導干部都把GDP的增長，當作考察是否“發展”“硬道理”中最重要的第一指標。他們甚至不惜以犧牲公眾的各種民生利益(抬高房價，推行教育和醫療產業化，盲目引進污染項目等等)，作為加速“發展”的籌碼。在現實中，很少有幾個地方和行業方面的政府部門，不是把這樣的“增長”當作“發展”來“當戲唱”。造成的結果，就是GDP的增長，最終反而成為經濟發展的負效應。

　　有些“唯發展論”的官員經常喜歡引用鄧小平的一句話，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但他們恰恰“忘了”鄧小平緊接著的后面一句話，這就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才是發展目的根本所在。如果片面的強調“發展就是硬道理”，那么奴隸社會奴隸主對奴隸的殘酷迫害，封建社會地主對農民的壓榨，資本主義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就都應該被視為一種“社會進步的必然”。顯而易見，這樣的“硬道理”，不僅與社會主義背道相馳，更是為文明社會所不齒。

　　實際上，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有著健全的民選制度，政治文明比較完善，法律體系比較健全，這些都為公民的民生利益和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美國和歐洲、日本等國家，就沒人敢講“房地產就是暴利”，也沒有任何政府的官員敢把抬高房價作為自己的行政政績。因為任何政府和官員如果赤裸裸的站在少數人的特殊利益集團的立場上執政治國，最后都將被國民投票“下崗”。事實也證明如此。據了解，這些國家房地產的利潤，一般都在3-5%左右，相當于社會主義中國的十分之一。

　　和西方國家相比，社會主義是從制度和政體上來保障公民的民生利益。但政治文明建設的滯后和法制體系的不完善，使得制度的優越性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團所“空置和虛化”，正像當今中國所發生的那樣。人們不禁要問，我們發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制造兩極分化，是在使一部分人暴富起來的同時，讓更多的民眾變得更窮？

　　正是因為這些本末倒置的錯誤發展觀，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執政之基的穩固，中央高層才提出“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理念，來不斷“糾偏”。從這點來說，中央高層把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當作和發展生產力同樣重要的“歷史任務”，不僅是對過去錯誤“發展觀”的一次“撥亂反正”，而且更使以民為本的治國理政理念落到了實處。

　　一句話，國家的“蛋糕”做大了，絕不能讓少數特殊利益集團所獨吞。發展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這就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歷史任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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