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傳來了微博上的一段鳳凰衛視的視頻：

　　筆者特意查了一下，這段視頻出自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在2006年12月27日的視頻《“毛澤東熱”經久不衰的秘密》，完整的視頻內容筆者也看了一遍，這期視頻請到的嘉賓是馬未都和作家王斌，而講這段“往事”的人就是王斌。

　　王斌所說的這張床現在就擺在井岡山八角樓的“茅坪毛主席舊居”。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來到井岡山，在這里開創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里被譽為“中國革命的搖籃”，而這張床也見證了中國革命的真正起點。

　　“惡狠狠的說了一句話”、“恨不得在床上撒泡尿”——“著名作家”對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切齒痛恨，仿佛已經活靈活現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根據王斌的講述，“著名作家”曾經在它的小說里用那泡尿釀出了高粱酒”，我們很容易推斷出這位“著名作家”究竟是何許人也。

　　“著名作家”在他那篇《毛主席老那天》（“老”——山東方言，死的意思）的文章里還只是暗戳戳抒發自己對毛主席“老”的幸災樂禍和對毛主席的嘲諷指責，而在王斌所講述的這段往事里，“著名作家”對毛主席的痛恨已經是極其露骨、毫不掩飾了。

　　王斌的這段話算不算給“著名作家”抬轎子的人所說的“告密”呢？顯然不算！

　　作家王斌曾被稱作張藝謀的“御用編劇”，還是余華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活著》的副導演，11年他還出版過一本“反思”毛澤東時代的小說《六六年》。應該說，對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毛澤東晚年的態度，王斌與那位著名作家基本是相同的，只是王斌沒有作家那么下作，他對毛主席還沒到全盤否定以致切齒痛恨的程度。而王斌不過是想要借“著名作家”的話，在節目中描述今天對毛主席的“質疑”大約是什么樣的場景。王斌能夠第一印象想起“著名作家”的話，充分說明了“著名作家”在今天的反毛思潮中的分量。

　　鳳凰衛視的節目是2006年錄制的，王斌回憶說是“20多年前有一次和一幫作家到井岡山去，就去重新憑吊當年的革命先烈在那如何戰斗的”。筆者又查了一下相關人士回憶，著名作家去井岡山的具體時間可能就是“1987年秋天”這次：

　　也正是1987年，王斌所說的“著名作家”“撒泡尿釀出了高粱酒”的小說由導演張藝謀搬上了熒幕，那時的“著名作家”已經靠著1985年發表的抨擊人民公社的小說《透明的紅蘿卜》以及1986年發表的解構革命、“呼喚人性”、向往“藍色文明”的《紅高粱》，一時風頭無兩，獲得無數殊榮。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解構革命與反毛，與其說是一種突破，不如說是在納“投名狀”。

　　所以，“著名作家”面對作家同行所表現出來的“恨不能撒泡尿”的“切齒痛恨”，更多的是一種刻意“表演”——誰“表演”得越極致，誰就能獲得更高的地位。

　　況且，筆者實在想不出，彼時的“著名作家”與毛主席能有什么“深仇大恨”：

　　“著名作家”8歲時拍了人生第一張照片，穿著雖不光鮮卻干凈得體，更是被人民公社養得白白胖胖，與作家的“饑餓記憶”文學描寫形成了很大反差；

　　著名作家在學校“造反”、調皮搗蛋退學，卻能在毛時代入伍當兵，后來又在部隊考上大學、成為作家，實在看不出毛澤東時代怎么虧待了他這樣的農家子弟；

　　而他的兩個哥哥，一個上了大學當了教師，一個讀完高中成了正式職工，這是解放前的農家子弟不可能有的境遇；

　　他病危的母親是毛主席的626指示發出后被先是“省里的巡回醫療隊”后來又是“縣里的醫療隊”救治的，而且是“義務看病，不要錢”（引號里面是作家自己的文字，當然他寫這些文字主旨并非講母親被救，而是要講時代和封建觀念帶給母親的苦難）；

　　反倒是著名作家的堂姐在80年代赤腳醫生制度被廢棄以后，遭遇了“意外之死”。

　　這算不算“忘恩負義”呢？為了個人出人頭地、功成名就，不惜去歪曲歷史、編造謊言，背叛自己的階級，詆毀、咒罵本階級的“救星”、“恩人”。

　　不過，更加令人不齒的是，如此痛恨毛主席的“著名作家”，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之際，卻領銜百位作家親手謄抄“延安講話”。

　　在其獲得國際大獎之后，法新社記者問起了他為何要抄寫“延安講話”，顯然一個老外都知道著名作家的作品完全背離了“延安講話”精神。

　　于是，“著名作家”為了不損害自己在國際教父面前的形象，把被撕去一角的“投名狀”補回去，就回答記者說：

　　我們今天再來看這個《講話》，會感覺到它有巨大的局限，這種局限就在于這個《講話》過分的強調了文學和政治的關系，過分的強調了文學的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學的人性。我們這一批作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的時候，就認識到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后來所有的創作都是在突破這個局限。我相信有很多批評我的人是沒有看過我的書，如果他們看過我的書，就會明白我當時的寫作也是頂著巨大的風險，冒著巨大的壓力來寫的，也就是說我的作品是跟當時社會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樣的……

　　好家伙，從《紅高粱》到《豐乳肥臀》，我們看到的是從解構革命、到咒罵革命，層層遞進、步步為營，這哪里有一丁點兒“冒著巨大的壓力來寫的”影子？明明是越寫越離譜、越寫越過分、越寫越嗨、越寫名氣越大、越寫外國人越賞識好吧？

　　而在獲獎次年4月，中國官方舉辦的一次活動中，“著名作家”的回應更加令人瞠目結舌：

　　現在有很多人在否定毛澤東，在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畫化，但我想這是在蚍蜉撼大樹。他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你能否定得了嗎？他的《論持久戰》你能否定得了嗎？你可以不喜歡他的詩歌，但他的那種胸襟，那種氣勢，你能寫得出來嗎？你可以不喜歡他的書法，但你能寫出他的那種龍飛鳳舞、狂飆一樣的字體嗎？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現在有些人去把他丑陋化、漫畫化、魔鬼化，是缺少理智的。現在誰要肯定毛澤東，是要冒著很大的風險的。

　　對比上面著名作家回應法國記者的話以及作家1987年那段“惡狠狠”的話，筆者只能直呼三遍，好家伙！好家伙！好家伙！

　　在“著名作家”給自己立的光鮮牌坊底下，正是碎了一地的節操。

　　又如，作家曾跑到香港演講，說什么“文學從來不是唱贊歌的工具”。

　　的確，“著名作家”從來不給中國的勞動人民和人民領袖唱贊歌，作家的筆下，窮人中也有惡棍，富人中也有圣徒，革命隊伍里處處是“不堪”，但他卻在《北海道的人》一文里給屠殺過中國人民的日本民族獻上了極盡諂媚之詞；作家的《紅高梁》里的中國人是野蠻、丑陋、落后、膽小、愚昧的，作家的《豐乳肥臀》中，明明是侵略者的日軍卻是軍容整齊，騎著高頭大馬，坐得端正，腰挺直，日本軍醫救了母親和孩子，紀律嚴明，富有愛心；還有，剛剛落馬的貪官張本才、趙志剛，都是作家曾高調歌頌過的對象……

　　既然著名作家領銜抄寫過“延安講話”，我們不妨重新溫習一下其中的幾段：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存在決定意識，就是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卻把這個問題弄顛倒了，說什么一切應該從“愛”出發。就說愛吧，在階級社會里，也只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志卻要追求什么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

　　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產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實踐出發。我們的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產階級，是社會使他們感覺到和無產階級有共同的命運的結果。我們恨日本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結果。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于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后，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圣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里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后。

　　許多小資產階級作家并沒有找到過光明，他們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稱為“暴露文學”，還有簡直是專門宣傳悲觀厭世的。相反地，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為主。他們也寫工作中的缺點，也寫反面的人物，但是這種描寫只能成為整個光明的陪襯，并不是所謂“一半對一半”。反動時期的資產階級文藝家把革命群眾寫成暴徒，把他們自己寫成神圣，所謂光明和黑暗是顛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解決歌頌和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顯然，對于作家的丑陋表演，毛主席早有預料；無產階級學習了毛澤東思想，就如同有了一雙火眼金睛，再漂亮的畫皮也會立即被識破。“著名作家”之所以痛恨毛主席，這或許是“階級立場”之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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