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的革命現代性及其遭遇到的“封建余孽”四十年批判

　　有人寫了篇文章，接續李銳的造謠路數，說毛教員提出消滅麻雀和除四害如何如何。這個話題真的很有趣，屬于“封建余孽的現代性批判”的典型癥候，顯然，現實的政治邏輯與文章作者編寫的故事，是相反的。這個問題，老田恰好關注過，值得好好理一理。

　　至今還有這樣的文章和文人，除了揭示出新時代出賣靈魂的積極性與主動性高度，也恰好說明這幫子“封建余孽”的現代性批判方式多么可笑，他們已經沒有能力理解和分析現代社會的任何大事情了——而這樣的事情肯定需要透過大范圍分工協作網絡去認識和解決。

　　現代社會的主要特點，是個體需要加入集體協作網絡，才能夠搞事和成事。葛蘭西說政黨是現代君主，還需要有機知識分子群體去集體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這個思路屬于“現代性”的一般境況——不管是政治領導權還是文化領導權，或者達到領導權的認識過程，都只能夠集體地實現。而各種前現代想象力則反過來設計，例如古代儒家所指望的圣君賢相，就是圣君一個人掌握政治領導權，然后賢相一個人掌握文化領導權，然后，還期待由一個人承擔無限的信息搜集成本和學習成本，走完全部的認識過程。

　　這樣一種想象力雖然無法在現代社會實現，但是，卻能夠用于在“臆想中”反抗現代社會對于個體的貶低——大范圍協作總是把個體下降到局部的螺絲釘位置和工具地位，毋庸置疑會由此造成普遍的客體化體驗，這肯定還會激起不滿和反抗，其中一站流行的向后看的反抗模式，是在臆想中間重建全能的絕對化個人，以此潛在地反抗協作網絡對人本身工具化和客體化的“不義”。這樣，就開創了一個“封建余孽的現代性批判”路徑，認真說來，這個過時的想象力，總是徒勞地想要把個體從集體網絡中間獨立出來，設想各種全能的個體努力會有效的幻境。

　　中國革命曾經設計和實踐過“兼容人民政治主體性”現代性方案，雖然還處于學徒工階段的低水平，但是，很多勞動者還是從中真切地體驗到了“翻身”和“解放”，再后來，這些都被“新啟蒙”徹底顛覆、扭曲和遮蔽了，此后繼續設想一種在集體努力中間結合主體性存在的可能性，就不那么順暢了。

　　不管怎么說，只要是一個人還在痛切地感到現代社會對人本身的異化和客體化，如果不加反思的話，就會本能地對各種“全能個人”的宣傳故事抱有好感，這樣，封建余孽的現代性批判事業，就還能夠吸引到聽眾。

　　二、毛教員如何遭遇到了“有限理性局限”——集體理性是如何扭捏著不肯出場的

　　按照美國學者赫伯特·西蒙的看法，由于信息不完備和知識不完備的局限，最優決策是達不到的，任何決策都只具有有限理性。為了克服這兩方面的局限，就需要組織與分工協作，去緩和有限理性局限。這樣，透過多部門的分工協作，把搜集信息的成本和學習知識的成本，分攤下去，然后，再加以綜合，這樣，個體理性就能夠透過集體理性的路徑，去接近客觀理性了。

　　在除害滅病方面，毛時代真實的歷史與文章所言，是截然相反的。解放后，似乎只有毛教員對于屁民的環境衛生和傳染病高發狀況，感到憂慮，接連號召了十多年，但衛生部的老爺們和精英們都不接茬。這樣，在決策和執行之間，就始終差了一個調查研究尋找合適政策工具的環節。如同毛教員與外賓所言，雖然我名氣很大，但有時也不太管用；顯然，這個不是推卸責任或者自謙，而是現代社會的一般狀況——個體的努力只有有效地結合了集體力量之后，才會產生效果，但是所需要的集體力量或者理性，常常不會及時到場。

　　毛教員號召“除四害”，也只是基于個體經驗指出一個可能的方向性，還遠遠達不到實操水平。實際上，從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的愛國衛生運動號召開始，合作化時期繼續提出“除四害”，十多年過去了，都沒有人認真響應過，主動進行調查研究和落實。雖然建國初就提衛生工作要搞“預防為主”，雖然毛教員本人上躥下跳，號召除害滅病，但直到四清運動之前十多年，衛生部的老爺們與相關行業的精英們，就是八風不動。所以，集體理性還缺失一個關鍵環節，只要他們不出場，毛教員的號召就還只能夠停留在紙面上。

　　到了四清運動時期，大批老爺和精英“非自愿地”下農村，跟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一段時間之后，有關環境衛生的體驗和經驗，就迅速積累起來了，而具有政策實操水平的管控措施，才在這么一份“大數據經驗”基礎上提煉出來，最后收斂為對農村地區實施“兩管五改”——管糞、管水；改造排水、廁所、爐灶煙囪、畜圈、環境。就這樣，與愛國衛生運動和除害滅病工作有關的號召，才算是獲得了一個實操性的政策措施。在此之前，是毛教員一個人，已經唱了十多年的獨角戲，在他上躥下跳之余，只有行政體系給了一點點面子上的回應而已，主管部門的老爺們和行業翹楚都置若罔聞，為時十數年之久。

　　毛教員確實不是衛生專家，但他看問題是敏銳的，提出來的政策目標也具有合理性。1949年之前中國人口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是傳染病，到五六十年代依然如此，而想要對此有所干預的努力，思路很一貫，問題在于透過滅四害方式去消滅傳染病，缺乏很好的操作手段——人工抓蚊子蒼蠅老鼠，難度高，效率差。

　　彼時，六分之五的人口，居住在農村，民眾的生存環境和衛生狀況顯著改善，常見病和多發病的有限管控，雖然花錢不多，但是效益極端顯著。而從消滅傳染病入手，搞預防為主，真的就顯著改善了大多數中國人口的健康狀況，到了1970年代，傳染病就不再是威脅中國人口的第一位因素了，甚至，相當多的傳染病還在中國絕跡。

　　等到“兩管五改”搞好了，“除四害”什么的，就喪失了重要性，自然地過時了。到了1970年代，一些外賓到中國參觀，在廣州等地看到，還有一些小朋友吃飽了飯沒事干，手持蒼蠅拍到處追撲蒼蠅蚊子什么的，這個硬說成是響應毛教員號召當然也可以，如果說成是小朋友自己要鍛煉身體或者做有趣的游戲，可能更接近于實際。

　　三、從決策到執行的“腸梗阻”問題及其一般表現

　　這份經驗說明：有點好想法是容易的，作為政策目標的潛力也很大，但是，要老爺們和專家們都行動起來，認真調研，找到配套的好做法就有點難度。從決策到執行之間，長期欠缺的是專家和精英們門檻水平的投入，沒有集體理性出場，個體理性與客觀理性的距離總還是無法縮短，這樣，毛教員一個人的“有限理性局限”就總是存在著；但是，要老爺們和精英們認真出場履職，不那么容易，他們向來不那么在乎屁民的生存狀況，毛教員號召了十多年，他們就是雷打不動，實際上也不怎么往心里去。要不是毛教員在四清期間，把他們強硬地趕下去搞四清，他們肯定還是照舊不理不睬。

　　衛生部的老爺們和專家們，在這個問題上出場起作用，是在四清運動時期。很多醫學技術專家“非自愿”地參加農村四清運動，很短時間內，就搜集到大量數據，最后，農村環境衛生與除害滅病工作，就收斂為“兩管五改”，這樣，除害滅病工作才算是有了可資憑借的政策干預措施。然后，加上文革期間赤腳醫生的普及，及其對于常見病和多發病的有效管控；就共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快的人均預期壽命上升記錄——中國人口人均預期壽命，依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1965年從全球平均83%起步，1976年就達到105%的水平。后來，在中科大教書的黃衛東先生考證，世界銀行把毛時代預期壽命減去3歲，加在鄧時代的成績單中間，這樣，1976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數字，就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5%（原本相當于平均水平的110%，減去之后，預期壽命曲線能夠相對平滑對接后續的趨勢，要不然會出現曲線向下拐，那就很難看了），但這依然是一個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后的記錄。

　　雖然毛教員看起來威望很高，他對除害滅病提了又提，這個政策目標的改進潛力也確實大——后來的人均預期壽命指標的快速上升就是證據，但衛生部的老爺們及其手下的精英們向來都不照板，也不理睬你；直到四清來硬的，都給趕下鄉去跟農民混在一起，才附帶地獲得大數據，集體理性才“非自愿出場”了，并由此得到一個可行的方法。

　　這一段歷史經驗，認真體會，還是蠻有趣的。就決策而言，選擇一個合理的目標，甚至指出一個大概的政策方向，這些其實不太難，毛教員一個人有能力完成，但是，要針對農村的具體環境狀況，提出有針對性和一定普適性的政策措施，那就需要“大數據”支持了——這就需要動員相當數量的人力去做深入而非浮泛的調查才行，需要付出相當多的人力物力資源才能夠得到結果，恰好在這個環節，政策難產了十多年。結果，落實預防為主和除害滅病的號召，從決策到執行的時間跨度，不可謂不長。

　　看起來，雖然名義上是社會主義和人人平等了，雖然很多人也口頭上天天說要為人民服務，真要老爺們和精英們主動彎腰，下去務實地做點政策調查工作，把決策落實，那真的很難很難。除非來硬的，否定你怎么號召他們就不動，十年八年都不動。寫到這里，忽然發現，今日網紅醫生他們也一樣不怎么在乎民眾的死活的，他們的主要精力和努力方向，都放在向中國推銷美國政策和神藥去了。

　　看起來，存在著一個真實的蹺蹺板：在高揚人民主體性的時代，精英們會感到自己的統治主體性被壓抑，不會積極到場，等到他們積極到場出場的各種條件具備了，就會顯著地工具化或者對象化大多數，這會帶來另外一個方面的客體性高漲。我們看到的，似乎就是這樣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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