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廣泛流行的說法，從高大上的美國《紐約時報》到中國的公知，都說政府利用用戶手機軌跡信息防疫，會逐步建立一個全面的監控體系并由此損害個人自由。其中一個有代表性的表述是這樣的：“這種防疫繼續下去，最后建立的是把每一個人完全監控起來的社會政治控制體系。很多人似乎還沒意識到這種后果的嚴重性。這種全景式監控體系一旦建立，沒有統治集團會輕易放棄的。”依據這個想象力，采取主動防疫措施的中國政府，在搜集和處理信息方面，除了有意愿背負信息搜集方面的無限成本之外，還具有超人一般的信息處理能力，能夠完成對全部人口的覆蓋。

　　這個說法，即便是從“同情式理解”出發，也完全是出于無知。政府并沒有能力和足夠的意愿，建立一個獨立的監控體系，更不用奢談全景式的監控體系。目前，在防疫方面，多有依據用戶的手機活動信息，識別“時空伴隨者”或者密接的做法，實際上，這是對既有的活動軌跡信息的一種應用方式。但是，這一類無知者的想象力，還往往會成為實際的政策設計，香港就有很多人反對政府利用這部分信息，來強化主動防疫政策效果。

　　老田在通訊行業干過一段時間，恰好是在1990年代內地移動通信興起的階段，對于模擬和數字網絡手機的工作原理尚不陌生。移動網絡與手機之間的通信原理，并不復雜，由于每個基站的信道都是有限的，需要很節約地加以使用，為此，基站呼叫用戶只能夠由最接近用戶的那個基站，單獨進行；不容許所有基站同時呼叫同一個用戶，如果那樣設計的話，整個的移動基站網絡能夠服務的用戶數量，就很有限，這就會帶來單位服務成本過高而失去普及的可能；為了實現節約基站信道資源以服務更多的用戶，移動通信公司需要收集用戶手機的即時位置信息，以便在呼入時分配最近的基站和信道，及時聯系上用戶。所以，在手機與基站之間，需要即時地進行相互尋址（一般是幾十秒就聯系一次），記錄這樣的位置信息并保留在通信公司的計算機（交換機）里，隨時備用。與這個即時的相互尋址與記錄過程相關，基于手機與基站相互聯系的記錄，就能夠畫出每個手機用戶的活動軌跡。由于移動通信的普及率很高，近乎人手一部手機，這樣的信息記錄，會產生很多潛在的應用方向與用戶。

　　換言之，政府并不擁有收集用戶信息與活動軌跡的體系，這個體系是商業化的通信公司經營著。而這部分被記錄下來的信息，除了通信公司自己要用之外，還會吸引其他一些有興趣的用戶，有些是基于商業利益，也有政府和司法機構去開發應用；有時是匿名使用——不要求記錄和識別用戶的身份信息——例如地圖軟件的定位作用；有時則要求識別用戶個體信息，政府在防疫方面應用移動公司的用戶軌跡，就屬于要求識別出用戶的身份信息。

　　在各種地圖軟件中間，用戶手機與前后左右幾個基站之間的相互尋址信息，透過一定的數據算法，能夠結合基站的固定坐標，相應地計算出用戶手機的實際位置，并顯示在手機的地圖界面上；在這個應用場景之下，不需要用戶個人的身份信息，只需要手機與基站的相對位置信息，就可以完成計算并提供相應的服務，此種應用情境下，信息搜集和使用的成本均較低。雖然地圖APP用戶多處于匿名狀態，但是手機的移動軌跡和位置信息，在其與軟件公司的通訊中間，有時也會被“隱秘地”采集和利用，目的是用于識別新的道路和基站信息，擴充和更新地圖，曾經有報道稱搜狗地圖在未經用戶同意的情況下，透過APP用戶搜集這樣的信息。這是用戶軌跡信息的商業價值所在。

　　在政府防疫應用方面，識別時空伴隨者或者密接，軌跡重合這一類信息記錄，實際上還不夠精確，達不到應用的精度要求，只具有參考價值——迅速獲得時空伴隨者數據而縮小流調范圍并節約時間。防疫除了需要識別用戶的身份信息之外，還需要進一步配合流調人員的具體訪問，才能夠進一步具體化和提取有用的信息。所以，在防疫運用方面應用手機軌跡記錄信息，還需要投入相當多的人力，利用相關信息的成本就非常高，即便是這樣，數量流調人員的缺乏，還往往會帶來錯失窗口期的問題，揚州疫情早期的狀況就是如此，因為本地流調人員不足又沒有及時的外地支援，無法短期內挖掘全部的隱秘傳播鏈信息，迅速加以封控，結果導致疫情外溢和放大。

　　換言之，即便是依靠軌跡信息幫助完成初步篩查，縮小了流調范圍，依然存在著短時間內“人力不敷使用”的困境，難于第一時間完成傳播鏈挖掘的任務，所以，除非必要，政府并沒有太大的必要與可能，去落實對所有人的監控體系，這遠遠超出政府的最高能力。反過來也一樣看得很清楚，各地防疫封控期間，生活物資的供應鏈老是不到位，長期挨罵，這也沒有別的原因，除了政府服務精神不足之外，短時間內建立一個全覆蓋的物流供應體系，也一樣要依賴一個覆蓋全部人口的信息搜集體系，這兩個都不簡單。從武漢封城開始到上海，沒有一個封控城市不挨罵的，原因不在于別的，物流網絡全送達固然不容易，但是建立一個搜集全部市民需求的有效信息網絡，成本就很不低——越是無能的政府在這個方面表現的就越差。一個很差的政府，在所有方面都表現一樣差的，不會在信息搜集與監控方面，一反常態地成為超人。

　　要求手機實名制和具有身份識別功能之后，在防疫上，就能夠聯系政府建立的數據庫存儲信息，以顯示綠碼或者黃碼紅碼等等，幫助進行管控，這一類信息及其識別功能，近似于一個更新頻率較高的“身份證信息”，而集中的數據庫信息則基于核算普查記錄。這個主要是基于標識功能，數據采集過程則基于傳統的醫學手段和渠道，也不具有政府對于個體的監視效果。

　　當然，警察可能也會利用手機的軌跡信息，搜尋作案在場證據，幫助破案；反過來，這一信息也可能用于自證清白——作為不在場的證據。改開后，有一段時間警察同志抓嫖抓賭很積極，那是有很大的正的激勵因素在背后起作用，要是叫他們專門干些沒有好處的事情——搜集和處理所有人的活動軌跡信息，這個都不需要進行調查，就知道警察同志們愛不愛干了。

　　不要說政府監控所有人，就算是日常的管理體系內部，上級監控和指導有限的幾個或幾十個下級，都會遭遇到普遍化的信息擁塞和傳遞失真問題，結果會帶來下級的信息優勢與機會主義空間。把政府想象為可以承擔無限信息成本，或者處理信息的超人，想象一個如同上帝那樣的“全能、全知、全在”的政府，除非信息搜集和處理的成本無限下降到接近于零，否則就沒有可能性。而且，對于大多數人的日常行為軌跡而言，搜集這樣的信息并不存在真實的監控價值。為此，還需要相信一個常識——越是腐敗無能的政府，其官員就越是缺乏努力工作的熱情，搜集沒有好處的私人信息，這種事情傻瓜都不會干何況他們。但是，公知們卻竭力鼓動人們相信這一點——政府愿意付出無限成本去搜集并監控全部個體的活動軌跡信息，如果政府真的這樣做了，那就只會產生一個后果——政府想要監控的重點對象，其可見度也會被海量的信息大潮給淹沒或沖淡。認真說來，這一類編造的說法，應該源于無知者的想象力，及其實施傻瓜政治動員策略。

　　二〇二二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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