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位武漢的收藏家潘先生，搜羅到一本1976年出本的油印詩集《鶯歌燕舞》。這本詩集是1976年5月武漢市“共青團江岸區文教局委員會”主持編寫的，收錄了當時一些中學生歌頌“三大革命”和“教育革命”而創作的詩歌。

　　1976年元旦的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岡山》的兩首詞。這本油印的詩歌集扉頁上，引用了詞中的句子“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詩歌集名稱《鶯歌燕舞》以及《前言》中間提到“舊貌變新顏”均是詞中的句子，扉頁中間還寫明編輯目的是“為紀念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而作”。

　　這本油印本詩歌集在《前言》中間，說明了編輯旨趣，除了要體現中學生覺悟提高熱情投入“三大革命實踐”（按，三大革命是指階級斗爭、生產斗爭與科學實驗）之外，還切合當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形勢，很具體地反駁鄧小平的翻案風言論。

　　《前言》中間說：“在教育革命中，廣大師生走出校門，到火熱的三大革命實踐中間去，拜工農為師，變立場，變感情，變思想，吸取了豐富的政治營養，寫出了許多熱情歌頌文化大革命、歌頌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歌頌教育革命的詩歌。

　　“在當前深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熱烈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偉大勝利的大好形勢下，我們匯編了《鶯歌燕舞》詩歌集，這充分體現了教育戰線“鶯歌燕舞”、“舊貌變新顏”的大好形勢。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胡說什么教育質量“今不如昔”現在的青年“一代不如一代”，那就讓他睜開眼睛看看吧！經過文化大革命鍛煉的青年一代，有志氣，有抱負，敢批判，敢斗爭，敢革命，朝氣蓬勃，茁壯成長、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吧！”

　　這本詩歌集的第13-14頁，收錄了紅軍二中紅衛兵汪芳的一首詩《我和我的手套》。詩歌內容是設想了一個在工廠“學工”的場景，師傅給了她一雙油跡斑斑的舊手套，作為紅衛兵的汪芳浮想聯翩，決心要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立志要在平凡的工作中間改造舊思想，為社會主義建設再立功勞，還由此聯想到縮小三大差別和實現共產主義。

　　據收藏家潘先生的粗略考證，汪芳（就是那個作協主席方方）1974年畢業于紅軍二中，大概率就是這首詩的作者。

　　汪芳彼時的思想境界實際狀況究竟如何，今天已經難于考證了，但是，有一點是很清晰的，寫詩講述自己具有先進思想的汪芳，沒有跟同時代人那樣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而是于1975年在城市里得到了一份工作，雖然只是藍領勞動者崗位，但很多“覺悟差的人”都這么看問題——避免了下鄉那就是占了便宜。

　　文革期間，很多造反派狠批“三開人物”——在日本侵略軍、國民黨以及共產黨手里都吃得開，認為這些人是不能夠相信的，這些人在一切時代都會表現積極和先進，追求成為政權的依靠力量和提拔對象，而不管這個政權到底是侵略軍、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這個并不違背我們的常識，今時今日，在一切機構內部，都會有那么一些人，善于跟形勢，更善于侍奉領導，什么好處來了都先占，這是些熟練和老到的“機會主義者”。這些機會主義者的存在和得勢，顯著地惡化了誠實勞動者的處境，結果，管理和機會分配，就會受到機會主義者及其欣賞者的共同扭曲，最后，明示的公正規則往往就不再起作用了，潛規則到處盛行。

　　二

　　無獨有偶，象汪芳這樣的聰明人，不止一個。當年作為下鄉知青的陳丹青，就在相似的背景之下，畫了一副著名的油畫《給毛主席寫信》。油畫的內容，也高度吻合三大革命的時代精神，以一群下放知青作為故事背景，共同向毛主席寫信，說他們立志要扎根農村。

　　結果，畫畫出名之后，陳丹青就被調到文化館，脫離了農村和體力勞動。在許多年之后，作為曾經的輝煌歷史回顧，畫中人物還被他自己當中辨認出來，其中有人是給他辦展覽的館長，有人是把他從農村中間提溜出來的伯樂。

　　由此看來，陳丹青的努力水準遠超汪芳，他除了政治上表現積極之外，還同時在經營一個兌現其“積極表現”價值的人脈鏈條，他所表現的“政治積極”會在人脈鏈條中間得到最高評估和最大化兌現（顯然此種人脈經營除了即時效果之外，還存在著延時效果）。如果一個人的努力，能夠達到陳丹青這個地步，很有點“以此攻堅、何堅不摧？依此制敵、何敵不克？”的味道，那可真的是能夠從一頭牛身上剝下“兩張皮”來：在展示“政治積極”那種“虛擬價值”的同時，還能夠完成積累人脈資本去最大化兌現積極表現的“虛擬價值”。

　　陳丹青多年之后，在公眾場合向后人“隱晦地”展示了他的成功經驗：“在《給毛主席寫信》這幅人物眾多的大型畫作前，陳丹青與老友們辨認著畫中的模特，更加興奮。畫面上，有一位是當年把他調入文化館的畫家朋友楊飆。陳丹青指點著畫面的右上方，‘當年就是他，幫我繃了這畫的畫布，還幫我把畫作運到江蘇省美術館’。而畫面上‘給毛主席寫信’的那雙手，正是著名書法家、今天的江蘇省美術館館長孫曉云的手。”

　　【http://www.huaxia.com/zhwh/whrw/rd/2013/04/3286032.html】

　　三

　　依據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看法，如何規制機會主義及其破壞性后果，是提振制度生產性的關鍵努力方向。但是，這個歷史性的使命，并不容易完成。

　　文革期間，雖然得益于頂層的支持，存在著群眾性的有組織批判活動，針對當權派與馬屁精積極分子的“機會主義聯盟”進行限制。但是，在官場中間，大多數還是堅定地喜歡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及其做派，整個文革進程中間，只要是有可能，官場總還是要扶持保守派去打壓造反派的，這就使得，即便是文革如此大規模的群眾性批判活動，其對于機會主義的制約依然是極其有限的。

　　更何況，堡壘容易從內部攻破，既然狠批機會主義成了時代精神的主流，那么，也同時就會產生機會主義的“逆向努力”和投機，生產出諸如汪芳的詩歌以及陳丹青的油畫——透過宣講三大革命的價值來實現“向上爬”。

　　有人把1977-1979年這三屆大學生的成功，稱之為“新三屆神話”，契合汪芳和陳丹青都屬于這個群體集合，這三屆大學生在很短時間內，就爬到統治階級的前百分之五地位。等到這批人完全替代毛時代的“工農干部”之后，在中國就實現了“告別革命”的“組織落實”，其后果在文壇和學術界表現了最為明顯：各種“小圈子”統治占據了壓倒地位。

　　文壇的“封建化”以及墮落化表現，很深刻地揭示出這一批人“接班掌權”之后的一般境況。在他們率先實現了先富先貴之后，階級固化的趨勢同步完成，其他人就無路可走了。比較新的轉變是，1990年代末期國企改制大規模進行的當口，1998年長江洪水期間，一些人開始歡呼“自由主義浮出水面”——由此開啟了一個給少數人公開搶劫和掠奪多數人進行辯護的新局面。

　　有句西方諺語說：你們也許可以欺騙所有人于一時，還可能欺騙部分人一世，但你們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武漢疫情以降，公知們四十多年來販賣西方普世價值維持自己的先富先貴辯護，但這一次把所有的底子都徹底暴露光了，原來，他們對西方的了解，也實在是不多，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不過是在胡說八道而已。

　　許多年來，一些自由派或公知，在中國以推銷西方制度文明為抓手，壟斷話語權并蔑視大眾的真實體驗表達，這已經上升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最具有生產性的方面。上圖中間就是一些著名公知聚會，給方方獻花籃以激勵其在疫情期間與中國網民的“美好戰斗”。順便說一下，圖中左一是地產商艾路明，此后不久就當選了阿拉善協會第七任會長，這個協會的政綱是“官學產媒四大同盟”。

　　看起來，要實現新制度經濟學所主張的“規制機會主義”以推進制度革新的目標，還有漫長的彎路要走，但是，對于一些機會主義符號人物的深刻認識，則是達成認識進步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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