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日本外務省公開資助中國著名學者、記者、作家，以便讓這些人回國后寫出讓日本滿意——也就是不能讓日本不滿意——的文章一事，中國某一流大報下面的市場化小報總統、著名媒體人胡錫進認為，“由一個國家出次邀請他國各種人士前往本國旅行、學習，這是國際交流的通行做法，不能因為中國某些人參加了西方國家出資的交流活動，就對他們加以指責或進行嚴厲的意識形態定性。事實上，公眾眼中有‘左’‘右’標簽的人前些年都有很多受邀前往過西方國家交流，這個實情必須如實告訴公眾。”那意思是說，如果因為這些人接受西方國家出資邀請旅行、學習并回定寫一些另這些國家滿意文章，就將這些人貼上“右”的標簽，或者說漢奸標簽，那叫少見多怪，沒有見識，根本不性這種“國際交流的通行做法”。自然，蔣方舟等人受日本資助、去日本旅行、寫出讓日本滿意的文章，當然不“右”、不“漢奸”。

　　我前幾天，我聽說有幾位朋友被抓起來了，原因是其組織的活動，有“境外背景”。

　　看來，“境外背景”這事，是不太好的。

　　蔣方舟等人被日本資助、邀請、旅行、學習，并回國寫出“令日本滿意的文章”，這事，算不算有境外背景？

　　反正，在胡錫進看來，這不算，即使算是國際背景，也是“國際通行的交流做法”，也不能給蔣方舟這些人貼上“右”和“漢奸”的標簽。

　　不過，有好事者，把鄭強教授的一則視頻傳到了網上。

　　鄭強教授，也是著名大V，現在貴州大學校長！海歸派。名氣似不在胡錫進之下。名聲，則肯定要比胡錫進好得多。

　　鄭教授說，“當時在日本留學，他們就是想把我們培養成漢奸”。言之鑿鑿。

　　那么，鄭教授與胡錫進的說法，我當然理解為完全對立。我該相信誰？

　　是誰在說謊？

　　我認真想了想，我認為，都是名人，兩人講的都是實話，誰都沒有說謊。而且，兩者也并不矛盾。

　　鄭教授說，日本官方選擇中國人去留學，就是為了培養漢奸。按照鄭教授的這個現身說法式的說法，日本人資助中國人去日本旅游、學習，又讓這些人回國后寫出令日本滿意的文章，其實，也是培養漢奸、使用漢奸。

　　但是，胡錫進所說的“由一個國家出資邀請他國各種人士前往本國旅行、學習，這是國際交流的通行做法，不能因為中國某些人參加了西方國家出資的交流活動，就對他們加以指責或進行嚴厲的意識形態定性”，又怎么理解呢？如何理解這里的“國際交流的通行做法”呢？

　　其實，非常好理解。就是說，鄭教授眼里的這些培養漢奸的做法，在胡錫進眼里，完全是“國際交流的通行做法”；鄭教授現身說法地說明這些受日本等西方國家資助旅行、學習并回國后寫出令這些國家滿意的文章的人，其實是漢奸，而胡錫進卻認為，這些人不但不是漢奸，而且，還是非常正常的人、做的是非常正常的事，中國人民不應該有什么懷疑，相反，還應該尊重這些漢奸。

　　大概，就這么簡單。

　　胡錫進講話，總是講一半、留一半。實際上呢，胡錫進眼里的“國際交流的通行做法”，豈止“出資邀請旅行、學習”，還有更加重要的、更加流行、更加讓上熟視無睹、見怪不怪的“通行做法”，比如，客座教授、聯合培養、課題資助、訪問學者、學術交流、頒發獎狀、網絡流量包裝等等辦法，都是日本人、美國人或者他們的代理人出錢，讓這些專家、學者、記者、作家、媒體人、企業家，按照日本美國人的指導，寫出讓日本人、美國人“滿意的文章”，做那些讓美國人、日本人滿意的事；日本人、美國人不滿意的文章、不滿意的事，當然不能寫不能做。如果有人寫出讓日本人、美國人不滿意的文章或做了讓日本人、美國人不滿意的事，則這些專家、學者、記者、作家、媒體人、企業家，聯合出手，密切配合，抹黑、歪曲、誣蔑、淡化，不擇手段，大加撻伐，或者干脆就刪帖、封博、屏蔽、限流，讓你說不出話，做不了事。

　　在胡錫進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本勢力的眼里，中國人民的利益，與美國鬼子、日本鬼子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是沒有矛盾的。所以，讓美國、日本等出資國滿意的文章和事，也必然讓胡錫進為代表的那部分中國人滿意，讓美國、日本這些出資國不滿意的文章和事，胡錫進自然也很不滿意。至于這些文章、這些事雖然讓出資者美國日本滿意，卻直接傷害中國人民、讓中國人民反感，胡錫進們就顧不得了。

　　這些受惠于日本、美國出資的專家、學者、記者、作家、媒體人，都在哪些領域、寫了什么樣的讓其出資者“滿意”的“文章”呢？說實在，遍及中國的各領域、各時代、各單位、各角落，真是無孔不入、碩果累累。

　　就以這兩年的抗擊新冠疫情為例吧。

　　中國的作家團體，在中國疫情嚴重、美國疫情尚能掩蓋時，以方方、閻連科、張抗抗為代表的一干人等，他們對于全國人民氣壯山河的抗疫行動，沒有任何贊美，沒有任何鼓勵、聲援，但卻能寫出“一地無主手機，他們的主人已經化為灰燼！”“沒有勝利，只有結束！”“反思、追責”，抗疫需要的是“民主、自由，不是封城”……炒作了氣溶膠傳播、無特效藥、致死率極高、李文亮吹哨人、韓紅慈善事件、英國群體免疫事件、瑞德西韋特效藥事件、美國應對疫情準備最充分等等一個又一個輿論熱點。一大批作家、記者、媒體人，如同蒼蠅一樣，寫著“令出資國滿意”的文章，對中國人民的疫情災難幸災樂禍、落井下石、不擇手段，制造恐怖空氣，干擾抗疫斗爭，唯恐天下不亂，令人發指。對抗疫中涌現的英雄模范，他們一個字也不寫；對于中國抗疫有利的事，他們一件也不做。

　　他們為什么這樣？因為，他們不擇手段地對中國人民的抗疫行動幸災樂禍、推波助瀾、落井下石，這些事，正如胡錫進所說，是令他們的出資“滿意”的事。如果他們鼓勵中國人民的抗疫、積極投身于抗疫，這種事，是其出資國反感、討厭的事，他們怎么會做呢？武漢另外一位作家，池莉女士，就因為參加抗疫、聲援抗疫，備受冷落。張伯禮這樣著名的中醫抗疫英雄，湖北作協前主席方方居然沒聽說過。

　　醫療領域的專家又表現如何呢？他們在打擊中醫，即使中央明文指出，治療新冠病的指導原則是中西醫結合，這些所謂的院士置武漢人民的生命安全于不顧，抗命打壓中醫，盡量減少中醫參與。一個沒有什么療效的瑞德西韋，居然被鐘院士、張網紅、王辰、方方等吹成“人民的希望”。可以想見，如果不是中醫中藥，光指望鐘院士的“瑞德西韋”，中國今天能不能抗得住這場災難，究竟會死多少人，美國鬼子借疫情對中國搞什么事，還真不好說。他們為什么要打壓中醫藥、卻鼓吹毫無療效的瑞德西韋？如胡錫進所說，因為他們只有這么做，其出資國美國才“滿意”；如果他們不這么做，美國便不“滿意”。他們對出資國的眼色，真的“心有靈犀一點通”。

　　在中央的果斷正確的決策指揮下，在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的抗擊下，中國的疫情迅速得到控制。相反，美國鬼子的疫情，卻掩蓋不住，突然爆發了。這時，作家、記者、媒體人、醫療專家的邏輯就不一樣了。以前，為了證明中國醫療體系落后而吹噓的美國的強大醫療體系，他們不提了；所謂美國應對疫情準備最充分，他們不提了。他們強調中國不能對美國的疫情“幸災樂禍”。吹哨人，他們不提了，因為美國那邊收拾了“吹哨人”，連海軍航空母艦的艦長都控制起來了。群體免疫，也不敢提了。他們為什么這樣做呢？因為這樣做，其出資者美國才滿意呀。

　　再講一下經濟金融領域。指責計劃經濟僵化，指責毛主席“閉關鎖國”，指責中國經濟封閉落后，指責中國耽誤了二十年，指責毛主席不懂經濟……同時，夸獎美國、日本如何如何發達，經濟如何如何先進，“美元是世界貨幣”，美國是世界文明的燈塔……于是，“與國際接軌”、“越開放越安全”、“中美關系大局”、“引進外資、出口創匯、儲備美元、開放金融”等買辦政策，便順理成章。

　　他們為什么要鼓吹引進外資、開放金融、開放市場、美元結算、出口創匯、儲備美元等政策？因為美國人是他們的出資人，他們必須寫出讓美國人滿意的文章，做美國人滿意的事。如同胡錫進所說，這是“國際交流的通行做法”。至于這些文章、這些事對中國人民主權利益的出賣、拋棄，那胡錫進們就顧不得了。

　　仁口問題呢？強制減少仁口，這種事，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上，出現得最多。比如，對印第安土著、澳大利亞土著的種族滅絕，對非洲、亞洲的種族屠殺，近些年對越南、阿富汗等國人民的屠殺，等等，太多了，罄竹難書。中國歷史上也曾經出現，當年金朝統治蒙古高原時，就經常對蒙古人開展“減丁”行動，就是每過幾年，派出軍隊，到蒙古各部，對青壯年及兒童進行一翻屠殺。中國的仁口學家（更包括政客）呢，接受了美國基金會的資助，研究出豐碩的成果，結論就一個，中國必須“減丁”，辦法是強制性一肽化，從上到下，“雞本國策”，不怕“血流成河”，導致今天的中國人口結構畸形，不得不放開三肽。他們為什么要給中國“減丁”？因為他們只有這么做，才會令出資國美國“滿意”。

　　還有其他事情，我只能掛一漏萬，講這些。請網友們思考，究竟哪些人，在什么時候，在哪些領域，哪些具體問題上，做了哪些讓出資國“滿意”的事，產生了什么樣的后果，大家長點心，拉一個清單。

　　這些事，在胡錫進眼里，都是“國際交流的通行做法”，不值得大驚小怪。奉行這些“國際交流的通行做法”，而寫出讓出資國“滿意”的文章的人，我們中國不但不應該批判他們，而且，還應該繼續供奉他們。

　　我覺得，可能，胡錫進無意中，為我們開辟了另外一個戰場，我們要快點趕到這個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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