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詞匯在公知們的話語里頻頻出現，這幾乎成了一種向社會大眾進攻的最有效的武器，成了恐嚇社會正義言論的一根毒棍。這就是常被一些公知們咒罵群眾的兩個字“極左”。

　　大凡說你是極左，你便常被人一下子用異樣眼光看待，便可能成為眾矢之的。至于你是否是極左，已經并不重要。這并不怪我們這個社會，許多年來，關于極左，為大眾太熟悉了，教科書上有，各種政治教育有，報刊文章更是屢見不鮮。因為這個詞匯，曾讓我們吃過太多的虧，所以把你稱為極左時，對你具有很強的殺傷力。談左色變，因此用這樣的詞匯攻擊對手，很有效。

　　歷史上，我們黨確實犯過多次左的錯誤。左，無外乎三種情況，一種是時機不到的急躁冒進。二是四面出擊、到處樹敵，使自己陷入孤立。三是動輒上綱上線，對人一棍子打死。黨史上陳獨秀、王明、李立三，直到解放后的多次政治運動，都曾與左關聯。我們確實都吃過左的虧，上過左的當，特別近些年出現的極左這樣一個詞匯，讓社會確實深惡痛絕。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的是，我們開頭所說的“極左”，與我們對歷史上左傾錯誤的描述，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更準確的說，這如今不過是社會公知們向正義向大眾進攻的一根棍子。在公知們那里，什么左與右，已經失去了它本來討論的意義。這個地方所指的極左，對于公知們來說，其實他們通稱左派。為什么說是極左，因為極左這個詞匯，對于更多的大眾來說，具有更加強烈的打擊力量。其實，在他們眼里，所有與他們對立的觀點都是左。一個左便可以嚇退對手，便可以扣上說不清道不明的大帽子。這種認識，不僅在一些反動公知哪兒，在有些機關干部眼里，不乏代表人物。有些人確實被嚇怕了。我們就不說了，大家會理解的，多說了文章就會被擱淺的。

　　那個寫武漢日記的方方，作為一個“帽子工廠”的制造商，給反對者制造的帽子已經夠多了：文革余孽、極左、左粉等等，等等，能想到的名字幾乎都想到了。那個身為中國作協副主席的女名人更是直接了當得很，在一篇幾百字的短文里，連“極左”也不說了，居然開口大罵，用極其粗魯極其骯臟的一般非女人文人所說的詞匯“傻X”，來概括所有對武漢日記有不同意見的社會大眾，在這個女人眼里，這些對日記不同意見的反對的大眾，都是群氓。所以只能稱之為“傻逼”。

　　如果說這些意見還可以視為潑婦罵街的話，有些著名公知的言論，那可不是罵街了，那是歇斯底里地在咒罵我們的共產黨、咒罵我們的民族、侮辱我們的國家、在發泄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極大仇恨了。

　　一個時期以來，這些言論已經激起舉國憤怒。比如，在力挺方方的行列里，有人竟然公開地力挺日本的靖國神社，有人公開質疑南京大屠殺的真偽，有人名目張膽地力挺臺獨、港獨。當美國已經成為這個世界的孤家寡人時，有人公然站在帝國主義立場上，公開地替美國人張目。還有，更加不能讓中國人容忍的是，有人張口閉口稱自己的同胞為“支那蠢豬”，張口閉口就是支那人。今天的同胞已經無法理解這一個“支那人”對中國人的傷害之深了。一位經歷了抗日戰爭的老者憤怒指出，一聽到支那這樣兩個字，立即便怒火中燒，便渾身發抖，簡直像挖心一樣疼痛，誰才稱我們是支那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啊。他是見證者之一，一聽到這樣兩個字，立即想到當年日本侵略者揮著屠刀，高喊著“支那豬”，把屠刀砍向中國同胞的凄慘境況。那個“支那”是日本強盜對我們所有中國人的專稱啊。可如今，這樣的稱謂，不是出自日本人之口，而是出自中國學者、中國名人、中國大學教授之口。還有更甚者，有人公開的在文章中罵我們人民軍隊的英雄都是一個虛榮心，都是一種狂熱，這樣的公開言論，居然在媒體上已經成了家常便飯。

　　至于那些拼命鼓吹西方價值觀，公開高喊什么普世價值的所謂名人教授，更是數不勝數。概括起來，這波因為“武漢日記”被社會大眾扒出來背棄祖國和民族的人的言論，有一個基本的特征，那就是他們一罵中國，二罵中國人，三罵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四罵我們的黨，五罵我們的領袖和英雄。他們也共同吹捧，一吹捧西方的民主社會制度，二吹捧日本軍國主義，三吹捧臺獨港獨勢力，四吹捧國內一切與黨和人民為敵的公知代表人物。

　　其實每一個中國人回顧一下，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了，日常生活中，只要你說我們的黨幾句好話、公道話，便很可能有人嘲諷說你左。你說些從內心懷念尊崇毛澤東等領袖的話，同樣也有人會說你“左”，你凡是說些歌頌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你在文章中引用黨的當代領導人的經典之論，有人便會嫉諷你，說你這是你老保守、不開竅、不識時務。什么叫開竅?什么叫趕潮流?那就是像前邊那些人一樣，發牢騷，說些對黨和國家不滿的話，弄些似是而非的花邊新聞，嘲弄一下黨的領導，便立即會被當作有思想，深沉，獨立思考。甚至有些罵領袖的言論，也沒有受到任何阻撓和制止。等等，每一個當今社會的人恐怕都有深刻體驗。

　　怕人說自己“左”，不僅一般群眾這樣，就是我們負責意識形態的領導和機關干部，也同樣如此。對這樣的現像，北京大學老教授錢理群非常反感，他有一段著名的講話，稱這樣的人為當今社會“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是一個極其精妙的概括，什么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那就是只考慮個人利益，精于算計，利用自己的權力撈好處，而對集體對國家對他人毫不負責，為什么有人說，剛畢業的三十來歲的人不像前邊的貪腐者，有什么過渡期，他們一上來便開始利用公權力大撈好處。國家機關反腐敗中抓獲的那些小處長們就是明證。這是這些年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這種現象正在危害著我們的國家。

　　錢理群先生說：“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錢先生的這個概括，我認為入木三分。這樣的“精致利己主義者”，其實何止大學有，各級機關都不少。有一條可以證明的是，前邊說到的那些詆毀國家、詆毀社會主義制度，攻擊我們的黨，污蔑人民軍隊的英雄的反動言論，已經見諸于各種網絡媒體，幾乎在全國激起巨大的憤怒浪潮。我就不信那些負責宣傳和思想的機關領導看不到。但為什么這種輿論卻止于民間的憤怒，卻不見公開的主流媒體發聲音呢?卻不見負責意識形態的人出面采取措施呢?有些這些部門的人說起來也是滿腔憤怒，可就不見于行動，比如當下社會對于《武漢日記》和大學右翼思潮的泛濫，社會千呼萬喚，就不見主流媒體表態，真是沉得住氣。說穿了，就是有些人不作為，就怕別人說自己“左”。

　　一個“左”字，竟能如此混淆人們的是非判斷?竟能綁架一個民族的靈魂和思想?竟能在惡潮翻滾時出現主流“萬馬齊喑”的局面嗎?這個事仔細想來讓人有幾分可怕。一個民族的正義精神，不能讓一個莫非有的污蔑之詞給綁架了、嚇退了。

　　有人說，眼下的有人的言論，已經遠遠超越什么不同意見，已經是在歇斯底里發泄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已經公然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上背叛了祖國和人民。站在港獨臺獨新納粹一邊，站在日本軍國主義一邊，連日本人今天也回避不敢稱中國人為“支那豬”的言論，居然也公開見諸于新媒體。不管你承認也好，不承認也罷，其實就是一場階級斗爭。

　　敵人是誰?就是這些公開站在帝國主義、買辦壟斷資產階級一邊，為被打倒和推翻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招魂的人。就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時刻希望變天的人。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還是《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階級斗爭做出過明確的定義：說急風暴雨似的階級斗爭已經結束，但階級斗爭依然存在，有時甚至是非常激烈。遺憾的是，這些年，我們相當一部分同志只記得“急風暴雨似的階級斗爭已經結束”，卻忘記了“在一定時候還是相當激烈”這句關鍵性的表述。今天，我們面對極其復雜的國際國內局面，只有用馬克思那句《共產黨宣言》中的論斷“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來解釋，否者，我們無法對當下的復雜局面做出理論表述。

　　當帝國主義，時時在利用各種機會不僅阻撓我們的發展，而且時時希望分裂我們瓦解我們的時候，你能說這不是階級斗爭。當國內反動勢力在公開替我們打倒的敵人張目，公開為污蔑和詆毀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和一切偉大革命斗爭的時候，只有運用毛澤東階級斗爭理論才能作處準確的理論解讀。

　　時下，不少有情懷的老一輩革命家有一種擔心，認為當下公知們的一些反動言論，比起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向黨的進攻，遠遠超于之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認為這個判斷一點都不為過，其公開為帝國主義張目、公開希望變天的言論，已經是1957年最頂尖的右派所不曾表述過的，有的簡直是向我們執政黨的公開挑戰。

　　說到這個話題，也許有人會問，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不是已經定性為擴大化的政治運動嗎?不錯，那是一場擴大化的政治運動，但是，歷史也必須用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觀點實事求是去分析。擴大化是錯誤的，但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向黨的猖狂進攻，當時也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我們不能在批評擴大化的同時，也把那些對黨猖狂進攻的言論和行動一并從歷史勾銷，那是勾銷不了的。

　　在此，為了對歷史進行有效說明，我們有必要對這段歷史做一個簡要的分析。

　　1957年4月27日，針對黨內領導干部出現大量的貪腐現像，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從保持黨不變色和防止和平演變的目的出發，發布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并號召黨外人士對黨政干部的錯誤進行批評。歡迎各界大膽揭露矛盾，幫助黨內開展整風。這個運動總的是好的，但當時也有一些領導干部抵觸情緒很大，認為革命一輩子，現在享受一點特權，便受到嚴厲的批評，對這樣的批評非常不理解。但總的來說對黨的隊伍建設是一次非常大的促進，是為了防止出現李自成的悲劇。但是，歷史就是在這個期間卻出現了異常，蘇共赫魯曉夫集團由于否定了斯大林，國際上迅速爆發“波匈事件”，與此同時，一股向社會主義進攻的高潮興起。國內極少數本來對社會主義懷有仇恨資產階級右派錯誤認為時機來了，他們利用黨開展整風的機會，希望中國也盡快出現波匈事件，瘋狂地向社會主義發動放肆進攻，明確要取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一些人甚至公開說“現在政治十分黑暗”、“共產黨比國民黨還壞”“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提出要和共產黨“輪流坐莊”，有人狂呼“請共產黨立即下臺”。一些右翼勢力甚至公開叫囂：”政要平權，一定要奪取教育權，半年到一年，天下就大亂，毛澤東混不下去了，共產黨內部要分裂，不久要被推翻。“毛澤東說，”他們野心很大，就是要向共產黨奪權“。毛澤東主席在正確分析嚴峻形勢后，決定立即停止黨內整風。于1957年6月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決定打垮右翼力量向黨進攻的囂張氣焰。并且在報紙發表了社論。

　　但是，包括毛澤東主席本人在內，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做了比較嚴重的估計，加上在前期整風運動中挨整的黨的一些干部，本來怨氣很大，對此前提意見的人也開始進行打擊報復。毛主席本人也沒有想到，這場運動被擴大化了。客觀地講，毛澤東對擴大化的問題覺察后，是非常擔心的也是堅決不同意的。就連鄧小平后來復出后也坦率承認：”1956年起自己就擔任黨的總書記，是在領導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們黨犯的左的錯誤，我也有份。“這個話，非常坦誠，也是實事求是的。《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反右派斗爭做了明確的界定：1957年黨中止整風，被迫進行反右派斗爭，對資產階級的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成右派，造成了不幸后果。“《決議》這個診斷是正確的。但是遺憾的是，許多年來，我們的于論只記住了”擴大化“這個概念表述，卻忘記了右派分子要黨交權、向黨進攻這樣一個載入史冊的歷史事實。那時我們黨內確實存在著一批對黨刻骨仇恨的右派這個事實被嚴重忽略了，不但忽略，而且一些被劃成右派的人，不管具體情況如何，好像當過右派就是一種歷史光榮。以至于有的曾經被定為右派的人后來在平反時公開說：”自己是準確地被打成右派的，一點都不冤枉，因為當時確實想走資本主義，且至今并不認為自己錯了。“這足以說明反右派是必須的。毛澤東本來想通過整風整肅黨內官僚主義，是黨內形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沒想到反右使一部分人的官僚主義繼續增長。于是才有了后來以防變不變質為目的許多運動。

　　反右的歷史，使我們想到今天，同樣以知識分子為主要人員，同樣也是發泄對黨和社會主義的不滿，但是，今天的公知言論，比之1957年要露骨的多，要直接的多，那時候，盡管對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滿，但還沒有直接替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招魂，即使有，也是有所收斂的。但是今天卻不同，有些右翼居然公開地咒罵國人，咒罵我們的黨，咒罵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

　　比如那個中國科學院大學的研究生，在新媒體上就非常狂妄咒罵國人為“支那豬”，贊美日本侵略者為“老英雄”，一口一個“把你家960萬平方千米夷為平地”，言之鑿鑿“南京是日本人的南京”，那些在國家危難之時，以日記形式與帝國主義唱和，為帝國主義遞刀子的行為，以及那些人的種種恨國言論、辱華惡語，簡直毒到骨髓，令人發指，你怎么能相信這樣的極其骯臟的出賣國格人格的言論，是出自中國高級知識分子之口呢?

　　實事求是地說，在這次各種右翼出賣國家和民族尊嚴的狂吠中，面對一頂又一頂的帽子，如“極左”“文革余孽”等等，我們的年輕人的表現讓我們倍感欣慰。這是完全嶄新的一代，他們沒有經歷過文革和各種運動，他們甚至不理解極左、極右這些詞匯是怎樣的一種政治含義。但他們知道，那些公知們對他們曾經教誨的普世價值、那些外國月亮圓的振振有詞的訓誡，那些動輒讓他們去外國接受民主自由的教導，在一場重大災疫面前，他們忽然發現，他們在學校曾經奉為靈丹妙藥的言論，那些不斷用各種機會丑化國家民族的語言，如今看來都是騙人的鬼話。

　　什么叫民主?什么是普世價值?年輕人這次有了十分清晰的認知。許多課堂的教育，許多書本上的理論比不過他們的眼睛觀察和現實的經歷，他們喊得天花亂墜的西方自由，就是大災疫來時的集體免疫，就是把種族分為三六九等，就是凡六十歲以上的一律拔掉管子，就是把抗疫之戰當作生意去做，就是像美國總統特朗普那樣把醫療物資的經營權控制在自己親屬手中，就是在國內疫情失控時甩鍋別的國家，就是像瘋子一樣今天制裁這個明天制裁那個。

　　就在我們寫這篇文章就要結束的時候，歐洲各國領導向美國人表示了強烈不滿，美國人居然把長達生產三年的一種叫瑞德西韋德新藥全部買光。據說這種藥還不見得有什么效果，也沒有降低死亡率，治愈率也十分不明顯，就這樣一種藥，美國人憑著霸權，強行購買。德國法國說他們還一起參與研制了呢?沒見過這樣不講道理的。

　　年輕人如今終于讀明白了，什么叫資本主義，什么叫社會主義。因此他們在國內公知們瘋狂詆毀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時，勇敢站出來組成強大的青年陣容，向著賣國漢奸們發出了奮力一擊。他們組成一支無畏的青年近衛軍，不怕恫嚇，不怕帽子壓頂，以猛烈的炮火打擊公知們的囂張氣焰，讓那些攻擊社會主義的什么直播瞬間翻車。給了所有敵對力量以狠狠一擊。

　　我們這個社會應該向這樣的青年學習，少一點“精致利己主義思維”，人人都來關心國際風云，人人都來關注國家發展，人人都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綁在一起，而不要被諸如“極左”這樣的大帽子嚇倒，那樣我們的國家將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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