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已經過去八十多年了，但是“延安整風”這場黨內作風整頓的偉大運動，至今對我們黨的建設都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當時形勢下，中共中央之所以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定，第一，是因為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王明“左”和右的影響還沒有真正得到徹底清算。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由于環境限制，只是解決了軍事和組織問題，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遺毒還不少。六屆四中全會后的“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根深蒂固，嚴重影響黨的大政方針的貫徹落實。而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國，又教條地搬用共產國際指示，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主張對國民黨讓步。當時，毛澤東雖然贊成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但認為共產黨不能過分相信國民黨，必須時刻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后來事實證明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卻受到王明的點名批評。由于共產國際在中共黨內當時威信很高，因此王明的右傾思想一度占了上風，給全黨帶來了很大的思想混亂。直至1938年9月，從莫斯科回國的王稼祥在政治局會議和隨后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并指示，對于中共內部的分歧“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這樣毛澤東才得以在全會上作報告，全面論述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對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進行了旗幟鮮明的批判，并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命題。

　　第二，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導火線。由于王明右傾思想的影響，面對蔣介石接連制造規模越來越大的武裝摩擦，盡管中央一再電令新四軍迅速東進、渡江北移，可是政委項英等對如此險惡的客觀環境缺乏清醒認識，猶豫不決，拖到1941年1月才開始東移，結果遭到早已充分準備的國民黨軍重圍伏擊，新四軍遭受幾乎全軍覆滅的慘重損失。為什么在六屆六中全會后還會遭遇這樣嚴重的挫折？事變發生后幾天，毛澤東就在政治局會議上痛心地指出：原因在于“有同志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系起來”“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了解經過十年反共的蔣介石”。他要求把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提到黨性的高度來認識。皖南事變這個令人極為痛心的重大警訊，使黨中央許多人更清楚地認識到，必須在全黨進行一場深刻的思想教育運動，通過總結黨在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學會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從實際出發進行工作。

　　第三，從1937年到1940年，我黨的黨員從4萬人增加到80萬人，這些黨員中既有目不識丁的農民，又有大量的地主子弟和小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沒有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水平很低，爭取抗戰的勝利，必須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和革命意志，必須提高黨的整個理論水平。而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寇的掃蕩和國民黨的圍困封鎖，解放區面積縮小了六分之一，八路軍由40萬減少到30多萬，華北解放區人口由4000萬減少到2500萬，全國解放區人口由1億減少到5000萬。面對這樣一個極其嚴峻局面，黨中央毛主席認為，如果不進行黨的作風整頓，任憑這個局面發展下去，完成革命大業戰勝敵人幾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黨中央毛主席決定，從1942年2月開始到1942年4月，進行全黨的整風思想動員。1942年4月到1943年10月，整頓三風，即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同時黨中央向全黨闡明整風的目的就是8個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毛主席為此親自做了影響深遠的兩個報告：《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1943年10月到1945年4月，是全黨總結經驗階段。

　　在抗戰最為緊張的階段，黨中央下決心進行作風整頓，其意義特別重大，不僅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更為重要的是，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黨內的指導地位，真正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保證了此后抗日戰爭的勝利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原計劃的5年解放戰爭，結果3年便解放了全中國。沒有延安整風，這一切的實現都是不可能的。以致后來很多老一輩都深有感觸，自己的馬列主義根底，都來源于延安整風。沒有延安整風，就沒有革命的最后勝利。

　　面對當下形勢，回顧延安整風，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如果跟延安時期我黨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比，可以說，我們今天比那時的形勢要復雜得多。那時我們的任務比較集中，就是打敗侵略我們的日本鬼子，進而戰勝國民黨反動派，建立新中國。而今天，我們面對的情況要復雜得多。首先，我們面臨的是長期執政的考驗，要經受毛主席早在延安時期就告誡我們的“周期率”的考驗。我們能不能用好手中權力為人民服務的考驗，能不能抵制資產階級糖衣炮彈對我們人生觀、道德觀、價值觀的侵蝕，能不能徹底粉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用西化、分化與和平演變對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這都是非常現實的擺在我們面前的考驗。

　　這是關乎我們的黨生死存亡和大是大非的問題。如果說這個問題我們以往還是停留在理論闡述的層面的話，那么今天，在蘇聯東歐等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先后亡黨亡國之后，這個問題已經不容置疑地擺在了我們黨和全國人民面前。如果說延安整風只是取得革命戰爭勝利的意義的話，那么今天，我們以犧牲千千萬萬革命先烈為代價得來的紅色江山，在我們這一代是否能夠將它穩穩地掌握在人民手里，將她守得住，這是能否保證我們的江山永不變色的重大問題。

　　為什么我提出急迫需要在黨內進行一場規模空前的延安整風？因為我們面臨的情況比之延安時期，要復雜得多、嚴峻得多。可以說，那時只是馬列主義水平理論水平低的問題，而今天，我們面對的是有一部分人在根本立場上與人民背道而馳的問題。

　　首先，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就是信仰問題。

　　今天我們已經有了9000多萬共產黨員，是世界第一大黨，信仰問題是擺在今天每一個共產黨員面前的第一大關。延安時期，我們的隊伍面臨的是戰爭觀、生死觀，大多數同志對生死問題置之度外，信仰問題對那一代老一輩都不成問題的。

　　但是今天不一樣了。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以后，我們知識界的一批學者教授紛紛著書立說，刮起了一股股翻案風、抹黑風，充當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急先鋒。這些人，隨心所欲地全盤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往毛主席身上潑污水，百般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極力丑化社會主義制度，千方百計美化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這種風氣，在一個時期已經到了甚囂塵上的地步。

　　因為有些人信仰理想的背離，有些黨的干部甚至高級干部已經滑落到敵對陣營去了。他們利用權力大搞貪污腐化，即使在黨的十八大以后，在黨的反腐高壓的態勢下，他們也毫不收斂，甚至在黨的二十大以后依然我行我素。這些數字已經成百成千甚至上萬，這些大大小小的貪腐分子，他們都曾經有一個共同的稱號，叫“共產黨員”。這樣一些敗類的批量出現，已經嚴重影響著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已經大大損害著毛主席創建的共產黨百年來在人民中形成的極高地位。毛主席當年對這類現象保持極高的警惕，他認為，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我們就可能變成李自成，可能亡黨亡國。因此，一旦發現這類問題，毛主席便痛下狠手。比如解放后被判死刑的劉青山、張子善，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今天比起上世紀五十年代，貪腐分子數量之多、級別之高、貪腐錢財之巨、手段之卑劣，都創造了黨的百年歷史之奇跡。現實正在印證著毛主席說過的話：“隱藏在我們黨內政府內軍隊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正睡在我們身旁，正在成為對我們破壞最大的力量。如果這個話過去我們還不知道它的偉大意義的話，那么今天的現實讓我們深刻理解了毛主席的精辟預見。

　　我們的隊伍急需整頓，因此需要整風。一個隊伍，不在于數量，而在于質量。毛主席晚年精辟論述了保持革命隊伍純潔性的偉大意義，提出一個隊伍就像一個人，要每天呼吸新鮮氧氣，要吐故納新；提出要對黨員隊伍整頓，對于那些不合格的、與我們黨的政治綱領格格不入，甚至在私底下從事破壞黨的事業、出賣國家利益甚至從事反黨勾當的人，他們不要說是一個黨員了，從根本上說，那是我們的敵人，應該堅決清除于黨的隊伍。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一批里通外國的間諜分子被處以刑律，每當宣布這些人的叛國叛黨罪行，都在社會上引發巨大震撼，特別是不少級別很高的干部，居然從事出賣機密情報的罪惡勾當，這些人就已經完完全全是人民的敵人，必欲對之進行堅決懲罰。

　　還有，那些省部級、司局級高級干部，一清查問題，有的甚至幾億幾十億的貪腐，數目驚人，他們身后大都必然有一大堆三妻四妾，這幾乎成了一個規律。這種情況，都需要我們這個黨必須痛下狠手加以嚴懲。僅僅懲處犯罪還不夠，還應該進行整風教育全黨，作為反面教員教育社會大眾，必須在全黨有嚴格的手段加以治理整頓。我們作為一個由毛主席等老一輩革命家創建的大黨，不能任由這些人“說一套做一套”地毫不在乎越反越腐蔓延成風，不能眼看著讓這些人肆無忌憚地就把我們這個黨一步步搞垮下去。在這種情況下，不論是中國共產黨的每一個黨員，還是熱愛我們黨的每一個人民群眾，都在強烈呼喚我們黨必須進行延安整風那樣嚴格的、管用的而不是敷衍的黨內整風，不僅要從思想上政治上作風上進行整頓，而且要進行組織上的清理。

　　近幾十年來，有一種非常惡劣的風氣，嚴重敗壞著我們黨的風氣。那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動輒給人帶上“極左”的帽子，成為整人的大棒。你提倡學習馬列毛理論，他說你“左”；你提倡恢復黨的優良革命傳統，他說你“左”；你提出學習毛澤東著作，他說你“左”；你提出公有制不能私有化，他說你“左”；你堅持愛國、反對賣國，他說你“左”；你堅持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堅定共產主義信仰不容抹殺和動搖，他也說你“左”。一個“左”字，成了他們試圖綁架一個政黨意志、捆綁廣大群眾意志和靈魂的看不見的繩子。

　　就拿最近來說，群眾自發地表達對那部電影《我本是高山》偷換主人公崇高信仰內涵的強烈不滿，這的確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情。因為多少年來，關于共產主義信仰和理想，都是我們黨的機關、宣傳部門大力倡導的思想。但是因為形式主義等各種原因，收效并不明顯。眼下，由于西方敵對陣營和國內反動公知的所作所為，讓人們現實地看到了我們這個國家，要想保持江山不變色，還是要有崇高信仰的，還是要宣傳理想的。三年疫情，中國與西方對待人民的迥然不同的立場和做法，讓人民認識到還是社會主義好，還是共產黨好，還是新中國好。這本來是人民的一次自覺覺醒，我們應該為之高興，因為這是中國老百姓的一次重大思想變化的進步。但是，有人卻聲嘶力竭叫喊，說這種文藝批評就是“極左”，叫喊批判質疑《我本是高山》電影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極左”。一個“極左”，就以為可以把一切正義和真理都打倒？還有極個別人，甚至不顧文人的半點斯文，在網絡上對批評這部電影背離事實和人民意愿的群眾破口大罵。

　　這種極其嚴峻的情況，黨的各級主管宣傳的部門應該給予高度重視。“極左”的帽子，一些人已經非常習慣地耍弄了四十多年，是該清理一下這類人的思想了。當西方勢力費盡心機對我們進行和平演變的時候，當國內公知公開叫囂辱罵領袖嘲弄英雄虛無歷史時，我們發現依然是這一部分人，用“極左”的帽子對正義群眾進行打擊。

　　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你批評不得美國，批評不得西方。在大事情發生時，他們總是與大眾認知相差十萬八千里，甚至針鋒相對，堅定地毫不猶豫地站在西方一邊。無數事實已經證明這個現象了，比如，當巴勒斯坦人民被殺戮時，這些人必定站在以色列一邊；當俄烏戰爭發生后，這些人必然替烏克蘭叫好；當中美貿易戰打得激烈的時候，這些人必定說中國這也不是那也不行，叫喊中美還是要恢復夫妻關系。一句話，凡是美國高興、西方反華勢力高興的事情，他們必定跟著歡呼；而凡是相反的事情，他們必定表示不滿甚至咒罵。這樣的一大批人，有不少頭頂還戴著共產黨員的紅帽子，對這樣的人，不清除不整頓，那將是我們黨的恥辱。特別是有這樣一些人，很難說不是“第五縱隊”，他們已經進入我們黨和政府的關鍵部門，甚至核心要害機關，這種人對黨的危害極大。

　　我們也迫切需要整頓文風。與延安時期相比，各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不良風氣，特別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黨八股，我們眼下比那時要嚴重很多。照抄照轉，成了機關干部的一種習慣。毛主席當年批評的八股風，今天檢查機關的文電和風氣，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總結一下，也有八種之多。

　　新八股表現之一：講話寫文章空洞無物，言不及義。很多干部同志，現在不僅不會寫文章，而且不會說話。一講話就是“四學”“五做”“六確保”“四不變”“八堅定”，聽眾如墜云里霧里。

　　新八股表現之二：說話穿靴戴帽，離題萬里。一個出國招商的團隊，到了德國，人家要求我們發言，我們的人上來就是一大套：“在這個春暖花開的季節，我們來到了風景旖旎的德國。”于是開始長篇歌頌德國的風光如何如何，聽得代表們以為是個旅游團來了。什么“秋高氣爽”、什么“陽春三月”，等等，已經成為官員們流行的會議開場白。

　　新八股表現之三：不學無術，脫離群眾，不切實際。一位縣里的書記，到下邊給老百姓動員春耕春種，對著一大批文化水平不高的村隊干部和莊稼人，他開口閉口就是“互聯網+”，大談什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弄得這些鄉下務實的百姓急眼了，說書記你別耽誤我們種地了，我們可要等播種哩，別整這些沒用的啦！這就是老百姓常說的，你當官的就不能好好說話，讓俺知道你說的啥？

　　新八股表現之四：工作照抄照轉，不看對象。這個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當干部的，傳達文件是常態，但是，現在很多地市級干部，照抄照轉已經非常習慣。

　　新八股表現之五：胸無點墨，只會念稿。這個現象，也已經非常嚴重了。我們各級干部，有相當一部分人離開稿子不會講話，芝麻大一點事，都要機關給準備講話稿。機關科室，一年到頭就是寫領導講話。于是寫講話稿，已經成為現在機關的一項巨大的負擔。有人這樣說，什么時候干部都學會脫稿講話，講出水平來，我們的干部水平將會上一個大大臺階。

　　新八股表現之六：不學無術，讓人嘲笑。現在我們有些干部，學歷不低，但能力不高，還不愿認真學習。車轱轆的話顛三倒四講了老半天，群眾一頭霧水，引來笑聲一片。

　　新八股表現之七：滿足現狀，不求進取。理論上知之甚少，對上級的指示只是滿足于鸚鵡學舌。

　　新八股表現之八：喪失了與人溝通的基本能力。中央一位領導曾經公開批評我們很多干部不會說話，說這些干部與新群體對話，說不上去；與困難群眾說話，說不下去；與大學生說話，說不進去；與老同志說話，被頂了回去。這樣的情況其實也是新八股的典型表現。

　　時下群眾中流行一種“不會干了”的諷刺幽默說法。比如說，中央反貪腐的形勢下，很多干部就不會工作了。因為過去很多業績都是在吃吃喝喝、請請送送的狀態下完成的，現在“不敢腐、不想腐”，那么工作也就不想干了。于是，時下消極怠工是各級機關的一大通病。很多老百姓說，消極怠工比貪腐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有一種謬論，說過去送了錢還能辦事，現在這啥也不辦豈不更糟糕？還有，中央強調要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可是上上下下機關單位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幾乎都是越反越多、不見收斂。老百姓問，為什么會這樣？答曰：這一代干部只會搞這一套，不搞那就不會干了。

　　凡此種種，看起來是思想作風、文風和工作作風問題，實質都是共產黨人的根本立場、思想根基和理論基石問題。所以，需要我們黨的隊伍加強建設，學習延安時期的辦法，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整風，這不失為一個良策。我們黨的每一個黨員，思想理論水平是需要提高的，通過整風，系統地學習一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一下社會主義的理論本質，對黨的建設大有好處。

　　毋庸諱言，我們相當一批干部，可能相當長時間，早就不讀書了。他們只關注開發區，只關注GDP，只關注房地產，連當書記的也兩眼只盯著搞經濟抓項目了。如果一個政黨，沒有養成學習的好習慣，對黨的建設威脅很大。抓住整黨機會，所有黨員認真讀幾本馬列的書，研究一下理論問題，我想，這對黨的建設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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