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埋》是一部徹底顛覆土改歷史的長篇小說。該書以主人公丁子桃(川東大地主陸子樵的兒媳，原名胡黛云)在土改中經歷的遭遇為線索，用夢游十八層地獄為段落細訴出來。整個故事告訴人們她同白毛女相反，舊社會她是人，新社會她是鬼。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的土地改革，就是這樣不人道，就是這樣殘忍地把他們打進了十八層地獄。
為什么取名《軟埋》?“軟埋”是湖北的一種方言，指“人死之后沒有棺材護身，肉體直接葬于泥土”。方方在該書后記中寫道：“當一個人成為‘地富反壞右’分子，或成為‘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那就意味著你的人生充滿屈辱。這種屈辱，從肉身到心靈，全部浸透，一直深至骨。”她要把這段“被遺忘的歷史”及其細節寫出來，不想被時間“軟埋”。《軟埋》的發表及獲得追捧，迎合了那些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極度不滿的人的宣泄需求，也成為摧毀新中國正當性的一發重磅炮彈。
土地改革和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歷史上天翻地覆的重大事件，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并不甘心他們的失敗，時刻夢想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因此有人對于土改和新中國持否定態度并不奇怪。從1949年以后，這類作品就沒少出現過，從內容上說并無新鮮之處。比如50年代初就有張愛玲接受美國中情局香港辦事處津貼而寫的《秧歌》，80年代以來這類作品也出現過很多，影響比較大的如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生死疲勞》、《豐乳肥臀》、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等等。
《軟埋》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它出現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兩年之后。總書記在講話中重申了文藝的人民性，強調要加強黨對文藝的領導。作為中國文學第一刊的《人民文學》隆重推出帶有明顯反人民特征的長篇小說《軟埋》，不僅政治上是完全錯誤的，而且構成了對總書記講話的直接挑釁。
《軟埋》完全違反藝術邏輯和歷史邏輯，事實上是拙劣的政治宣傳品
作者方方要表達什么是清楚的，但小說的結構過于刻意，完全靠偶然和巧合來支撐情節的發展，就像一位拙劣的三流小說家在用盡吃奶的力氣讓自己破綻百出的故事自圓其說，根本讀不出個體宿命感與時代悲劇性。
《軟埋》被寫得如此難看，根本原因還在于主題先行。作者預設了反土改立場，然后根據這一立場去設計人物，而不是從生活和歷史中去發現人物，所以人物必然蒼白、故事必然矯情、情節必然不合邏輯。
以最主要的悲劇人物陸子樵為例。他并非沒有見過世面的土財主，而是經歷過大風大浪，辛亥革命時立過功，抗日時接濟過游擊隊，剿匪時為解放軍幫過忙，政府號召捐獻糧食時捐的最多。更重要的是，他不僅和政府有良好關系，而且因為他是“大善人”，所以全村人都簽字畫押要保他，“工作同志一看到有全村人簽名的具保書，就同意不斗爭陸家了”，執意要斗爭陸家的只有一個有舊恨的長工。可為什么就這一個長工就能推翻土改工作隊的決定，并嚇得陸子樵全家自殺，自我滅門(甚至連陸家的奴仆——他們在土改中注定會翻身解放——也一起自殺)呢?小說并沒有給出任何可信的解釋。
方方在《軟埋》中濃墨重彩渲染的陸子樵全家滅門悲劇，揆諸方方自己的家族土改史，都不能得到印證。方方曾對財新網記者感嘆“我大姨太慘”，怎么個慘法呢?“1949年南京解放，曾任國民政府南京警察局長的大姨夫聽說自己是鎮壓對象，連夜逃去臺灣，留下大姨一人。‘土改’時，大姨失去土地和財產，帶著五個老人六個孩子，住在鄉下祠堂。因為成分不好，大姨的兒孫兩代人都沒能好好讀書。”
這也就是說，作為有血債的鎮壓對象，其大姨家人在土改中也只是“失去土地和財產”，“五個老人六個孩子”都安然無恙，僅僅“兒孫兩代人都沒能好好讀書”而已。這樣的“受盡磨難”的確很慘，但這離方方極力渲染的土改滅門慘劇不是相差太遠了嗎?可見只要一旦涉及到土改史實，哪怕是方方自己泣血控訴的最悲慘家族史，就立馬見出《軟埋》是何等虛假，不是對歷史的提煉，而是向壁虛構。
不能說土改過程中個別地方和個別時期沒有過火行為。但從肉體上消滅地主階級，從來不是我們黨領導的土改所追求的目標。土改的目標是消滅封建土地制度，使農民在斗爭中獲得政治主體性，積極投入到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設中來。周立波的著名小說《暴風驟雨》和同名電影，對這一過程都有精彩描述。
為了使土改有法可依，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土改的過程中先后頒布了“五四指示”(1946年)、《中國土地法大綱》(1947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0年)。方方把土改描繪成毫無理性的亂打亂殺，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污蔑。
《軟埋》表現的歷史是大軍南下后的新區土改。這個時期，共產黨領導土改的經驗已經非常豐富。除了有血債的惡霸地主之外，對大多數地主不僅不會肉體上消滅，而且還會分給他們一塊土地，讓他們能夠自食其力。土改中的死刑，要經過地委以上的領導機關批準，只是到了朝鮮戰爭爆發之后，地主階級蠢蠢欲動，和暗藏的國民黨特務、土匪勾結在一起，搞暗殺、搞暴亂，全國共殺害了四萬多土改干部和積極分子，迫使中央不得不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鎮反和土改交叉進行，但死刑還是要接受地委派人復核。土改工作隊從來沒有殺人權，如《軟埋》中說的那樣由村子里的一個長工來決定地主的生死，純粹是想當然。
《軟埋》完全否定了土改的必要性和正當性
中國自秦漢以來，地主階級無節制的土地兼并，已經成為王朝周期性崩潰的基本原因。到了近代，地主階級更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赝麣v史，地主階級當然不是像方方美化的那樣，是一種溫馨的、田園牧歌式的所在，而是另有其面目。
1949年以前，全國農田的一半以上控制在不到農戶人口7%的地主、富農手中，而占農戶人口57%以上的是貧雇農，地主占有可耕地是貧雇農的40倍。這是一個基本事實。這個事實是土改發生的基本前提。
憑借對土地的占有，地主階級索取了農村的大部分剩余。但是，他們并不愿意把這些剩余拿到城市里投資工商業，而是用來購買更多的土地或用于奢侈生活的消費(他們消費的工業品主要是列強傾銷的洋貨)。地主階級的存在，不僅使中國的工業化長期無法完成——這是中國近代以來不斷“挨打”的基本原因，而且由于他們對農民的過度榨取，引發農業生產力水平的大幅度退化——這是近代中國饑荒不斷，在新中國成立前的100多年的時間里，人均壽命只有30多歲，總人口基本沒有增長的基本原因。
潘光旦教授曾經在蘇南考察過土改。他發現：“地主階級有權、有勢又有錢。他們的錢是決不再投進生產中去的。他們的錢只有三條出路：購買土地、埋在地窖里與享受奢侈的生活。三條出路其實是一條出路，因為購買土地與埋藏錢財在地窖里的最后目的，還是為了奢侈生活的享受。”“在這種惡性循環的影響下，生產力的提高與發展是不可能的。為什么呢?有錢的地主不從事生產，不愿從事生產，也可以不從事生產。地主的錢是用來修筑花園了，大吃大喝了，購買土地了，埋在地下了。而從事生產的勞動農民卻沒有錢，因為勞動農民辛勤所得的錢，通過‘租米重’與‘利錢高’兩條路子，已經變成了地主的錢。農民既然沒有了錢，便不能買耕牛，不能買水車，甚至不能買一兩把鐵鋤。”
土地改革使這一切得到根本改觀。“到1953年春，全國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國有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包括老解放區農民在內)無償地獲得了約七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約七百億斤糧食的苛重地租。”土地改革產生了三個結果：首先，國家終于有了資金啟動近代以來被一再延宕的工業化;其次，農民生活水平提高，對工業品的需求使得民族工業第一次有了遼闊的國內市場;第三，農業剩余終于可以拿出一部分來反哺農業，在集體的組織形式下進行了二十多年高強度的農田水利建設，大幅度提高了糧食產量并降低了旱澇災害損失，到1980年前后初步解決了存在了近三百年的“糧食總產量不夠全國人口吃飽”問題，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口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4億5千萬左右飆升至8億!
土地改革功德無量，為中華民族開萬世太平!
地主階級應該被消滅(指政治和社會學意義上的消滅，并非生理學意義上的消滅)，一定被消滅。不消滅地主階級，中華民族將毫無出路!消滅地主階級，不僅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最大的道德!
《軟埋》現象的成因
《軟埋》現象或者方方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個世紀80年代之后，自由派知識/文化精英逐漸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中國的文化“話語權”——其實精英也是代理人，真正的“話語權”掌握在西方手中，通過媒體、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戛納電影節評審委員會之類的機構表現出來。
他們憑借這樣的“話語權”與黨和政府的“管理權”作對。一旦和和西方的“話語權”相撞，就會受到“話語權”的猛烈抨擊，被指責為“倒退”、“走老路”、“改革逆轉”、“文革復辟”等等。
由于現行體制是一場反對西方統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產物，所以“話語權”所秉持的基本立場是反對這個體制的，是不承認體制的正當性的。
“管理權”和“話語權”的對立，導致了“方方現象”的出現。類似方方這樣極聰明的人，很快就發現，至少在文化領域，如果被“話語權”扣上“左”的帽子或“文革余孽”的帽子，人們就對你避之唯恐不及，感覺你好像得了烈性傳染病，即使是體制內的某些干部也不想和你沾包而被“話語權”指責為“反改革”。反過來，如果你一旦被“話語權”追捧，被譽為表現了“人性”、“反思歷史”等等，人們就會對你敞開懷抱，即使是體制內的某些干部它也要通過對你的擁抱來獲得“話語權”給予的“開明”、“寬松、寬容、寬厚”、“回歸世界主流文明”的夸獎?！盾浡瘛泛头椒浆F象表明，中國必須真正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而確立文化自信的第一步，就是爭奪文化的話語權。
縱容《軟埋》將產生嚴重政治后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革命建國，共和國的正當性是建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當性的基礎之上的。其邏輯是：因為革命是正當的、正義的，所以新中國是正當的、正義的。正因為如此，新中國成立后制定的四部憲法，盡管時代背景有很大不同，但都在憲法序言里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做了充分肯定。
《軟埋》這樣的小說，用文學的方式對土地改革進行了徹底顛覆，而土改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目標和成果。否定了土改，就等于否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否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就否定了新中國，同時也就否定了共產黨領導的合法性、正當性——這是一條如嗞嗞冒煙的導火索一般清晰的、短短的邏輯鏈條，絕不應該選擇無視。
欲滅其國，先亡其史，蘇聯殷鑒不遠。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文聯、湖北省作協應該重視這一嚴重的政治事件，從對黨忠誠、對人民忠誠的高度，認真調查處理，給人民群眾和廣大讀者一個滿意的交待，也希望作者汪芳本人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做出深刻檢討。
(作者是著名民間學者、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原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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