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前幾天發表了對中央黨校蔡霞教授9月24日個人微博歪曲“共產主義”科學含義的兩篇文文章。蔡霞教授文章前幾天，著名地產商任志強與共青團中央也圍繞“共產主義”發生了激烈的爭辯。起因是團中央9月21日發布一篇微博，旗幟鮮明地指出“對于我們共青團人來說，共產主義既是最高理想，也是實現過程”，并發起“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話題討論。曾經下過鄉、參過軍、并提干入黨，后成為知名地產商的任志強當天在個人微博轉發并評論(見附件一)道，他被“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這個口號欺騙了十幾年。他較為詳細地敘述了自己的成長經歷。他說兒時是聽哥哥、姐姐們唱“共產主義接班人”這只歌長大的。小學三年級他帶上紅領巾，也學會了這首歌。1964年進中學也夢想參加國慶游行接受毛主席檢閱，當一名真正的共產主義接班人。然而文化大革命其父成為走資派，他從接班人位置變為黑幫子女，后又下鄉。“四人幫”被粉碎和三中全會，他知道了其父和本人遭遇是毛澤東“錯誤”造成的。后又改革開放，他系統接受了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并迅速成為先富起來的典型和楷模。他認為鄧小平理論及其道路才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根本途徑。也就是說，他所說的被“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口號欺騙了十幾年，實際是被“共產主義”欺騙了十幾年，也就是被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欺騙了十幾年。這里又涉及到對“共產主義”科學含義的理解問題。而從童年就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教育，而目前仍然是共產黨員的任志強為什么會認為被“共產主義”欺騙了十幾年呢?

　　應該說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的、現實的、主觀的、客觀的等等，但筆者認為，就任志強主觀方面來說根本原因有兩個：

　　第一， 立場徹底轉移到少數人方面。

　　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認為，人們對事物的客觀認識既要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也要受到主觀條件的制約，而主觀條件的一個極其重要內容就是立場問題。百度百科中說，立場就是認識和處理問題時所處的地位和所抱的態度。階級社會中，一般是指階級立場，“共產主義”本身就是消滅階級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階級立場不同，對待“共產主義”的態度絕對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第一章中曾經說過“兩個絕大多數”的著名論斷即“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而第二章就講到，共產黨人沒有自身特殊的利益，它同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毛澤東把馬恩這一思想概括為“為人民服務”。這也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和認識事物的根本立場。中國革命進程中，那么多的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參加共產黨、解放軍就是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為共產主義偉大理想而奮斗。他們的立場已經徹底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方面來，所以堅決擁護“共產主義的黨”。任志強的父母當初參加革命就是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立場的人，就為人民服務的人 ，是對中國革命和共產主義事業做出貢獻的人。但畢竟參加革命隊伍中的某些人或多或少參加革命的動機不純，或后受到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當革命勝利之后，居功自傲貪圖享受的傾向出現，認識問題的立場也開始從大多數人的立場轉向少數人的立場，實際上也就是忘記了我們黨的最終目標是共產主義。毛澤東的“兩個務必”和“不當李自成”思想就是對黨內某些人認識問題的根本立場從大多數人轉向少數人的根本批判。劉青山、張子善就是立場徹底轉移到人民對立面的典型。

　　毛澤東建國后發動歷次政治運動的最終目的就是防止黨內更多人立場的根本轉變，防止對共產主義事業的背叛，同時他不僅要繼續帶領老一輩革命者繼續我們黨的共產主義事業，還要繼續培養更多的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奮斗終身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所以才有“我們是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少先隊隊歌。他的歷次政治運動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在實際斗爭中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任志強作為紅二代少年時自然把自己當作共產主義接班人，正如他自己所說，中學時非常喜歡這首歌。但當他的父母文革受沖擊、批判時，他實在想不通。看問題的角度和地位馬上變了。他原以為，他的父母既然是為共產主義奮斗的共產黨的“官”，他天生就是“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就應該直接接他爸爸的班，還應該繼續當共產黨的“官”，可現在卻成為黑幫子女、狗崽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且還要從城里人變為農民，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去賺工分養活自己。自然就不能成為共產黨的“官”了，也更不是“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啦!這如此之巨大的反差，使他無論如何不明白這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他感到受 “我們是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口號欺騙了，也是受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理論的騙了。

　　“我們是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口號和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真欺騙了任志強嗎?沒有，絕對沒有。共產主義是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徹底解放的理論。但毛澤東發現黨內有些人不再為勞動人民徹底解放，而是半途停頓下來轉為為自己服務的時候，就運用他的大民主理論，發動群眾批判這些人，告誡這些人，中國革命勝利只是實現共產主義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今后的路還更長更艱巨，要自覺清除那些非共產主義的東西。這正是對老干部的最大關心、愛護。他們的子女也不是天生的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如果這些人以“官二代”自居，以為自己天生就是共產黨的“官”的接班人，實際是封建社會“老子打天下，兒子坐江山”的遺毒思想，也是“李自成”思想在子女身上的延續。毛澤東讓干部子女和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艱苦的第一線去，也是要求這些人只有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上才能轉變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真正站到人民的立場上認識觀察問題，才有可能成為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從蘇聯回國后，就被毛澤東直接安排到農村土改去，后又送到抗美援朝前線。如果按照任志強的理論，毛澤東就應該直接給毛岸英安排個高級別的官職，否則也不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啦，其也受毛澤東“共產主義”理論的騙了。這種邏輯不荒唐嗎?而荒唐邏輯的根源就是任志強的立場已經徹底轉到個人主義和發財致富上去了。正如他自己所說，他已不再相信“有國才有家”思想，而堅信“有家才有國”。這不典型地是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人生觀嗎?改革開放后他的所作所為，特別是他那一系列的驚人語錄如什么“房地產就該是暴利行業”、“中國住房分為窮人區與富人區很正常”、“房價降了，房地產開發商有權不蓋房”、“商品房定價無需公眾監督”、“歷史證明房價永遠都是上漲”……，再次證明了他雖然還戴著“優秀共產黨員”的桂冠，但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地地道道的資本家階級的典型。如此骯臟、丑陋的世界觀和階級立場，必然會做出他受“共產主義”欺騙的結論來了。

　　第二， 對“共產主義”科學含義的扭曲認識。

　　任志強從他父母受批判，到他下鄉，他從個人感受感覺到受“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騙了。那么改革開放后的實踐更使他對“共產主義”發生扭曲認識，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受騙感覺。

　　一是官方對毛澤東時代的徹底否定。他說他從官方的三中全會等得知，毛澤東建國后的實踐錯了，計劃經濟體制失敗了，毛澤東思想導致三千萬人餓死，錯誤政策導致冤死的人比戰爭期間死去的都多。被毛指令打倒的劉、彭等原來都是英雄。被打倒的右派們被平反了，人民公社解散了，農民的土地重新分配到戶了。而這“錯誤”的實踐是由“錯誤”的理論即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理論造成的，“讓我們知道更多的錯誤來自那個曾經的偉大領袖”。由此導致延續他的受所謂“錯誤”的“共產主義”理論欺騙的論調。二是他受鄧理論影響和個人發家史的切身感受，形成所謂新的“共產主義”理論。任志強雖然說受“共產主義”欺騙，但他不公開承認自己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和旗幟。2013年任志強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見附件二)時說：“我信仰共產主義，我覺得這就是最好的社會”。但是他心目中的“共產主義”是什么呢?其一是物質極大豐富，“至少馬克思描述的共產主義物質極大豐富任意取用，你還能造一個比這個更好的社會嗎?”其二，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剝削理論是錯誤的。“實踐已經證明，馬列主義里面像‘剝削’這樣理論，現在已經不適合了”。實際是說，資本家不是靠剝削起家，是靠勞動起家。資本主義不是應當否定和消滅的社會，而是要繼續鞏固和發展的社會。其三，實現“物質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的途徑“靠公有制經濟是不行的，靠計劃經濟也是不行的。沒有民主和法治更是不行的!”靠什么呢?靠私有制，靠市場經濟，靠普世價值。“我們認為市場經濟才能實現共產主義。” “ 沒有市場經濟的制度是無法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沒有極大豐富的物質基礎，怎么實現‘按需取酬’?沒有私有產權制度的保障怎么實現真正的市場經濟?沒有民主、自由和把權力關進籠子，又如何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力和權利的不平等又如何保護私有財產?”其四，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只能是一部人先富起來，才有共同富裕。“鄧小平說得很清楚，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共同富裕，平均不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才可以。”“鄧小平還告訴我們，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共同富裕是幾代或幾十代人要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的目標。沒有一步步擴大的中產階級，就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其五，共產主義是遙不可及的事情，談何“共產主義接班人”?“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用了上千年，中國改革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不到四十年，就想讓共青團員們接共產主義的班，豈不是天大的笑話?也許幾十代人的努力也僅僅是走在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長征路上。”既然任志強從自己特殊的實踐活動中感受到鄧小平的理論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論，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才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必由之路，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理論自然就是錯誤的理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剛剛起步之時，就強調共青團員要做共產主義接班人，顯然是極端荒謬的理論。

　　從任志強進一步強化自己所謂“受騙”過程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根本性的分歧問題是：究竟毛澤東的理論還是鄧小平的理論是科學共產主義理論?而這種理論上的分歧不僅與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認識有關，也與對前后三十年實踐結果的根本不同認識有關。因篇幅所限，筆者這里不可能對任志強及其所講的鄧的“共產主義”理論實踐作詳細的剖析和批判，只需簡要指出幾點：一是任志強對毛澤東時代事實的所謂“敘述”完全是別有用心的黨內外極右勢力對毛澤東時代的造謠和歪曲。以這種“造謠和歪曲”的所謂事實依據論證問題沒有任何說服力。那個時代恰恰是社會生產力大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時代，是人民民主權利逐步落實的時代，是中國社會風氣、黨風、民風、公平、正義、人們精神面貌最好的時代，是中華民族最為揚眉吐氣的時代，是中國國際地位最高的時代。那個時代的“實踐”恰恰證明了毛澤東理論是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二是任志強單純把共產主義理解為“物質的極大豐富”是錯誤的。“物質極大豐富”是共產主義的特征之一，但不是最根本的特征。公有制、計劃經濟、消滅階級、人的全面發展等才是根本特征。三是根本否定馬克思的“剝削”理論，實質就是根本否定了馬克思主義，根本否定了共產主義。離開馬克思“剝削”理論奢談什么“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全是地地道道的假社會主義和假共產主義。四是依靠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依靠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理論永遠實現不了共產主義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只能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中國當今基尼系數早已超過警戒線就是對其最有力的批判。五是以普世價值為理論依據的所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論是徹頭徹尾的歪曲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理論，這種理論指導下的所謂 “改革開放”的實踐是一步步把中國從社會主義拉向資本主義的過程，是把中國重新變為西方國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過程。這種理論和實踐受到任志強一類暴發戶的歡呼和支持是必然的，因為它代表了中國當代新生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同時也必然受到絕大多數勞動群眾的強烈反對。中國當今日益尖銳的各種社會矛盾的爆發就是對這種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最直接有力的否定和批判。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個別中都包含一般。任志強的這種受“共產主義接班人”欺騙的感受絕不僅僅是孤立的他個人的感受，實際是文革期間受到沖擊批判的相當多數的黨內資產階級民主派及他們子女們的共同感受。所區別之處就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如任志強一類人物赤裸裸地表述出來罷了。但今天的任志強也有其“可愛”之處，他明明向往資本主義赤裸裸的剝削壓迫制度，卻不敢象當今社會極右勢力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公開把自己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的真實目的叫囂出來，還在披上一件所謂特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外衣掩蓋自己。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該剝去。任志強的偽裝可能欺騙一部分人，但在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真正的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面前，其本質面目早已暴露無疑。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一版序言中說，不管25年來資本主義發生了多么大的變化，《宣言》的一般原理還是完全正確的。同樣我們可以說，《宣言》至今已經發表近170年了，資本主義發展狀況與馬恩時代更是發生了極其巨大的變化，共產主義事業也經歷了反復曲折的過程，但《宣言》的基本思想，特別是“兩個絕大多數”、“兩個必然”、“消滅私有制”、“兩個決裂”、“無產階級專政”、“人的全面發展”等思想仍然是不可顛覆的客觀真理。真正的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今天的共青團員和青年同志仍然要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高舉共產主義旗幟，“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歌聲仍然要繼續下去。是否是“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不在于是否是官員，而在于是否真正信仰和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是否真正為人民服務，是否真正為消滅剝削、壓迫、為人民的共同富裕，為徹底實現“兩個決裂”的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任志強的感受告訴我們，紅二代未必都是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今天的各級官員也未必都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某些紅二代特別是利用老子的權力、地位及各種資源暴富起來的億萬富翁及當今占據各級重要領導職務的腐敗官員其所作所為恰恰證明他們是共產主義事業最可惡的叛徒和革命對象。但不管當代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勢力如何猖狂，不管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們如何咒罵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事業一定要繼續下去!“英特那雄耐兒就一定要實現!”讓我們再次唱起那每一個曾是新中國少年都極為熟悉并引發自豪感的優美、激昂、振奮鼓舞人心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我們是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

　　愛祖國， 愛人民，

　　鮮艷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

　　不怕困難，不怕敵人，

　　頑強學習，堅決斗爭。

　　向著勝利勇敢前進，

　　向著勝利勇敢前進，前進!

　　向著勝利勇敢前進!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附件一：

　　任志強：“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時間：2015-09-21欄目：另一面標簽：觀點思考

　　當我在#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微博上評論說：

　　我們從兒時就是聽著哥哥姐姐們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這只歌長大的。

　　小學三年級當我戴上了紅領巾時，也學會了唱這首歌。每當看到五星紅旗升起時，我們都會舉起右手敬禮，并高唱這首歌。心中充滿信心和希望!

　　六四年踏進中學的校門時，首先開始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天進行的訓練。為了慶祝新中國成立十五周年的國慶游行活動，我光榮的成為了少年先鋒隊組團中的小鼓手。夢想著可以接受偉大領袖毛主席檢閱，當一名真正的共產主義接班人。

　　十一的那天，早上五點多，我們就列隊在東長安街上大約現在新北京飯店的位置上集合，焦急的等待著國慶的禮炮聲響起。

　　夢想成真的那一刻終于來了。在鼓號聲中，我們走向了天安門。因為我當時個子矮，走在最靠天安門的第一排。也是小鼓手的第一排。心里一直驕傲的以為可以比別人更近的看到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觀禮臺上也有我的父母，很想能看到他們，也希望他們能看見我。

　　但當走過東華表的那一刻，鼓聲、號聲響起時，緊張的我，眼睛只顧著盯住腳下的那條白線。只怕走歪了會影響整個隊形。眼睛似乎就沒有抬起來過，更別說向天安門城樓上看一眼了。只用余光瞄了一眼高高的城門樓。

　　當走過西華表停了敲鼓之后，隊伍匆匆的前行著，已經來不及回頭看看天安門城樓了。(那時西長安街沒有現在這么寬，一過天安門就收縮隊伍，跑步通過了)

　　回到學校才后悔沒有看清毛主席，還偷偷的哭了一鼻子。但很自豪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直到文革接見紅衛兵時，才看到了天安門城樓上揮手的人影。)

　　沒想到的是文革開始幾個月之后，我的父母就成了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我也成了黑幫子女。還有個"狗崽子"的光榮稱號。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夢變成了可以敎育好的子女。

　　我們被欺騙了十幾年。文革讓我知道只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再革命。而沒有共產主義接班人!

　　于是我們從城里人變成了農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敎育。未成年就不得不遠離家庭，遠走他鄉，自己靠賺工分養活自己。

　　九一三事件之后，我們疑惑這個中國怎么了?更堅定了要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救苦難中的中國人民的信心。那時我們仍然堅信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正確。所有在中國出現的問題都是那些隱藏在黨內的赫魯曉夫們干的壞事。

　　但鄧的下臺，周后的天安門事件等引發了社會更多的思考。直到打倒"四人幫"和三七開的三中全會，才讓我們知道更多的錯誤來自那個曾經的偉大領袖。

　　躲在毛身邊的赫魯曉夫原來正是被毛重用的四人幫。被毛指令打倒的劉、彭等原來都是英雄。被打倒的右派們被平反了。人民公社解散了。農民的土地重新分配到戶了。文革的一系列錯誤被糾正了。被破四舊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的傳統文化又回來了。高考讓中國人又可以重新讀書學習了。

　　對外開放中，那些曾經等待我們去解放的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原來都比中國人生活的好。那些無產階級革命要打倒的資產階級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公私合營之后的公有制經濟被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徹底宣告失敗了。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餓死了幾千萬人，文革也不知冤死了多少人。或許建國后因錯誤政策死去的冤魂比戰爭死去的還多。但改革開放卻徹底讓中國人擺脫了溫飽的困擾。

　　改革開放重新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信心。也重新讓世界認識了中國。所有人都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兌現實現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諾言，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富強。更希望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

　　我也希望能實現共產主義。但靠什么路徑去實現這一目標呢?

　　馬克思告訴我們共產主義是不能在一個國家實現的。這就必須是個世界普世價值觀的共識。一個不分東方西方，沒有敵視的共容。至少目前這個前提是不存在的。歷史也告訴我們靠暴力革命是不行的，靠公有制經濟是不行的，靠計劃經濟也是不行的。沒有民主與法治更是不行的!

　　鄧小平告訴我們，中國只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初級階段也許要幾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變成中級階段。還要不知要幾十代人才能實現更高的目標。

　　鄧小平還告訴我們，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共同富裕是幾代或幾十代人要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的目標。沒有一步步擴大的中產階級，就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

　　但急燥的中國人恨不得在一代人都還沒有結果時，就想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更希望現在的年輕人就成為了共產主義的接班人?

　　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用了上千年，中國改革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不到四十年，就想讓共青團員們接共產主義的班，豈不是天大的笑話?也許幾十代人的努力也僅僅是走在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長征路上。

　　沒有市場經濟的制度是無法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沒有極大豐富的物質基礎，怎么實現"按需取酬"?沒有私有產權制度的保障怎么實現真正的市場經濟?沒有民主、自由和把權力關進籠子，又如何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力和權利的不平等又如何保護私有財產?... ...

　　也許還有許多理論與制度上的問題還需要在改革中逐步解決。也許需要把實現共產主義做為遠大的奮斗目標。但更需清楚的認識這不過是個遠大的，遠大的奮斗目標，不是這一代或下一代可以實現的愿望。

　　我們不僅要有遠大的理想，更要活在現實之中。先腳踏實地的解決好眼前面臨的制度建設問題，先要讓中國人對這個能讓人民分享民主與自由的制度充滿信心，先要實現穩定的六邊形收入結構，先要讓法律真正能保護人民的生命與財產的安全，先要讓中國人能容入世界共同的價值觀。否則又如何實現共產主義呢?總不會是讓世界人民都融入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吧!(文/任志強)

　　附件二：

　　我信仰共產主義，我覺得這就是最好的社會

　　任志強

　　2013年10月31日 12:58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王小喬 劉長

　　原標題：任志強：我們這一代人的轉軌

　　“這代人的共性，都是在考慮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區別可能是，孔丹更多的是‘有國才有家’，秦曉還有我，更多的是‘有家才有國’。”

　　“我信仰共產主義，因為我覺得這就是最好的社會，至少馬克思描述的共產主義物質極大豐富任意取用，你還能造一個比這個更好的社會嗎?”

　　“我們希望喚醒的是獨立思考，我們不去判斷對錯，你自己來判斷。現在，起碼我們叫醒了一些人，他們正在叫醒更多的人。”

　　我是“有家才有國”

　　南方周末：你所代表這一代人，生于1950年前后紅色家庭出身、經歷過“文革”和“上山下鄉”，現在是什么樣的狀態?有沒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和想法，還是已經產生了分歧?

　　任志強：我們這一代人，在國有企業做事的比例很大，真正做個體、做私營企業的比例很低，因為當時不允許有私營企業。具體到我們這個圈子的、大院里的人，多數還是在政府機關和國有單位，從商的大多數也是從國有企業進入的。

　　毫無疑問，這代人的共性，是把國家利益放在前頭考慮得更多一些，不只是為了自己的事兒忙活，都是在考慮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區別可能是，孔丹更多的是“有國才有家”，秦曉還有我，更多的是“有家才有國”。

　　80年代之后出生的這批人，更多在考慮“小家”，考慮社會和大時代的東西少一點。比如，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做公益的比例比較高，年輕人的比例就比較低。有些人反駁說那是因為年輕人還沒錢，我要說的是公益不是有錢沒錢的問題，而是你愿意不愿意，有沒有認識到公益的價值。

　　我和我身邊的人，相信共產主義的仍然占絕大多數，只是大家心目中實現共產主義的道路不一樣。實踐已經證明，馬列主義里面像“剝削”這樣理論，現在已經不適合了，所以大家爭論的是馬克思那些過時的東西。秦曉(原招商局集團主席)跟孔丹(原中信集團董事長)，他們的分歧，是用什么樣的路徑去實現共產主義。

　　南方周末：但是你和秦曉都是堅定的市場經濟的捍衛者，這兩者不沖突嗎?

　　任志強：最一開始我可不相信市場經濟，或者說最初我們根本不懂什么叫市場。“文革”之后我們開始有反思有懷疑，再后來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場經濟框架，大量引進國外的經濟建設方面的書籍，我們才開始去尋找，慢慢地發現市場經濟是最好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

　　怎么會沖突?一個是理想，一個是信仰，信仰和理想是兩回事。理想是可以實現的一個東西，信仰不是，好比人們信仰上帝但是誰也沒有見過上帝一樣。我信仰共產主義，因為我覺得這就是最好的社會，至少馬克思描述的共產主義物質極大豐富任意取用，你還能造一個比這個更好的社會嗎?

　　但是怎么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路徑問題。是用市場經濟的辦法還是用計劃經濟的辦法實現物質極大豐富，我們認為市場經濟才能實現共產主義。鄧小平說得很清楚，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共同富裕，平均不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才可以。共同富裕要靠幾代人、幾十代人搞。幾十代人是什么概念?孔子到現在也才74代。

　　南方周末：你和秦曉等等，是你們那一代人那一個圈子中的少數派么?

　　任志強：我不認為是，我認為我們是這一代人里的多數人，只是媒體沒有關注到我們這一代人里的大多數人。我隨便就能舉幾個例子，比如衣錫群(原北京市市長助理、北京控股[-0.90%]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比如何迪(博源基金會總干事、瑞銀中國原副主席)，我是因為行業和性格特殊一些，被媒體關注多一些而已。

　　南方周末：你們這批“多數人”，比如你書中就曾記錄，去給“文革”中你押送過的“反革命”道歉，這個心理過程是怎樣的?

　　任志強：我們跟很多人道過歉，只是覺得從良心上來說，我們該這么去做。實際上大家很多人都在做這樣的事兒，因為大家都知道錯了。大概是在(北京市35中)70年校慶的時候吧，大家回到學校后，都在做這個事，“老師，對不起，當年我們……”很多學生，很多老師，大家在一起互相道歉。當時的高年級學生做得更過分一些，他們押送，我們圍觀，但即使圍觀你也應該說聲對不起。

　　“不和才有多元， 多元才能獨立思考”

　　南方周末：給“反革命”道歉，是一種反省，一種懷疑，這種轉變是何時開始的?

　　任志強：應該說當時就開始了。因為很快我們的父母被打倒了，工人階級造反隊就開始出來了。紅衛兵時代，真正加起來，也就是三五個月的時間。從1966年下半年開始，到1967年初就沒有了，銷聲匿跡了。

　　先是我的一個同學的母親被打倒，緊接著我們這一群人的父母都被打倒了，一個班級50多個人，大概有將近40個人的父母受到影響，不管是官大官小。父母受到影響以后，整個班里的情緒就不一樣了，都成了被打倒的人了，還能進入四三派、四四派?

　　尤其是“文革領導小組”，剛上來兩個人，過兩天又被打倒了;陶鑄上來了，很快陶鑄也被打倒了。我們就在懷疑：到底是對還是錯?不知道答案，但是我們已經開始懷疑了。

　　南方周末：懷疑不是領悟。你在回憶錄中記述了上世紀90年代華遠和華潤的合資、上市、路演。那段歷程對你現在的思想是否有決定性影響?

　　任志強：是有影響的。走過那一段歷程，看過資本主義的很多金融工具之后，強烈的感受是我們太落后了，有太多非市場的東西了。而我們金融市場和整個經濟的落后根源還是我們的制度有問題。如果我們的市場更開放一些，中國這么大一個內需市場，怎么會變成需要依靠投資拉動等等。

　　南方周末：這個制度單指經濟體制層面，還是包括了政治體制?

　　任志強：經濟體制的背后從來都是政治體制。我微博里面寫到過，很多人問，取消糧票背后是經濟制度還是政治制度?一定是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是一個表象。

　　表面上不觸及政治體制的，不等于實際上不觸及。改革最早是從土地承包制開始的，這在當時是違法的，所以那些最初的參與者才要按手印。后來這項改革推動了法律的變革，1982年修改法律允許了土地承包制。

　　我們現在爭論企業家要不要“在商言商”，我覺得這是一個偽命題。如果我們是法治社會和市場經濟的話，企業家根本用不著談政治。

　　美聯儲主席是四百多個企業家聯名向總統提名的，這是關心政治還是關心經濟?他們認為這個人做美聯儲主席的話，可能對經濟制度更好。他有表達渠道，有這種表達渠道的話，大家也就不需要談政治了。

　　南方周末：這些轉變，是你現在做金融博物館以及書院的思想基礎嗎?感覺你做這項公益活動的目的是喚醒，喚醒什么?

　　任志強：“讀書”這件事的確也和“文革”有關，因為“文革”的時候不準我們讀書，所以對書有一個特殊的渴望。再進一步講，當時我們只看見鏡子光面，沒有看到鏡子反射出來另外一面東西，我們不希望現在仍然如此。中國這個社會缺少的是把真實東西展示給民眾，比如“文革”時掩蓋了很多真實的東西，所以金融博物館是一種普及知識、還原歷史的一個存在。

　　我們是要喚醒，喚醒“獨立思考”。我們這個社會，不少人的想法是被灌輸的，什么事情都有一個標準答案。我們希望喚醒的是獨立思考，啟發大家自己去想，我們不去判斷對錯，你自己來判斷，這就是獨立思考的能力。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以理解為多元，你們可能認為多元和共和是一脈相承的。不過多元最終可以不和，共和最后還是要達到“和”，不同的意見求同存異。

　　你會看到，邀請到書院來講的嘉賓，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們思想一致;甚至有時候坐在臺上兩位嘉賓的思想也不一致，比如陳志武和許知遠同臺的那次。我們是挑起戰斗的，就是要不和，不和才有多元，多元才能有想法，才能獨立思考。

　　南方周末：你和王巍在做的書院，是在更廣泛地影響民眾，秦曉在做“博源基金會”這種智庫，通過影響上層決策來實現制度變革，怎么理解你們這兩種不同的做法和路徑?

　　任志強：你說得對，不過我們也有另外一個渠道，我參與的“50人論壇”就是專門做政府智庫，有一些經濟體制改革的建議可能會在那里說，并且不完全對社會公開。

　　推動體制變革有兩種不同工具和方式，相比較而言，我現在更擔心整個社會的、民眾的想法。如果僅僅在圈子和少數人之間討論，然后推行，同時沒有喚醒民眾，可能會出大問題。也就是說，即便“50人論壇”或者“博源基金會”提出一個好的改革政策，如果讓民眾產生了誤解，一個好的改革措施就會產生不好的反作用。

　　公益推動改革

　　南方周末：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后，許多人在問，改革的動力在哪?你怎么看?

　　任志強：現在面臨的就是這個問題，吳敬璉老師今年的演講也都在表達這層意思。在不動體制的前提下，可以改動的部分都已經改得差不多了，快要撞到南墻上了，改革紅利的空間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

　　改革下一步的動力，從中國來說，目前還是以危機為主。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是危機倒逼機制而形成改革。從經濟制度上來說，就是實行不實行更徹底的市場化的問題，否則下一步的危機就該連續爆發了。比如民營經濟的財產權利得不到保護，企業家都移民了，怎么辦?經濟增速7%就叫底線了，要是突破底線變成5%怎么辦?危機感之下，我們樂觀地講，改革的共識已經存在，只是步子大小的問題了。

　　南方周末：中國不少企業家做公益做慈善，是賺了錢之后求心安，你是出于什么層面的考慮?

　　任志強：我怎么可能是求心安?人們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想做公益，那是因為他們想改造這個社會。公益很多時候是要彌補政府或者公共財政無法完成或不能做到的一些事情。這在世界上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是如此。

　　我們對公益的認識也是從被動地接受國家的安排慢慢轉化過來的。先是明白靠雷鋒是不行的;然后慢慢的以企業為單位去奉獻愛心，有些企業甚至最初可能就是政府分派的任務;慢慢到現在，才進一步從企業脫胎出來，完全轉變成社會活動，幾百個企業上萬個人共同來做一件事情，比如壹基金，比如阿拉善。人們認識到要想這個社會更加美好，必須有更多的公益，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南方周末：這是另外一種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嗎?或者說有一些社會上的問題，不單單要靠經濟和社會制度的變革，也需要各種公益性的社會組織的力量。

　　任志強：其實社會上的很多問題本來是應該通過經濟和社會制度變革來實現的，但政府服務有空白，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愿去填補空白作出改變，這就需要公益性的社會組織來作出突破，有需要的話最終再得到政府、法律或制度的認可。

　　小額信貸就是如此，尤努斯做的就是政府沒有動力去做的事情，但他最終獲得諾貝爾獎，推動了小額信貸在世界范圍內的推廣。環保也是類似的方式，三江源保護就是通過民間組織的強烈抗議，推動政府出臺了相關法規。公益，事實上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推動體制的改革。

　　南方周末：這些年來，你所有推動社會變革的努力，有效果嗎?

　　任志強：有很大的效果。比如，很多人在復制“書院”和“讀書會”的模式，這就是最大的效果。我知道在很多城市，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和我們一樣組織這種活動。如果做來做去還是只有我們一家，沒有人復制擴大，說明沒有起到什么效果，什么人都沒有叫醒。現在，起碼我們叫醒了一些人，他們正在叫醒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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