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全球輿論格局中，西方媒體毫無疑問仍處于強勢地位。由于在歷史、文化、政治體制等領域存在較大差異，加上長期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東西方之間在文化與新聞傳播方面充斥著疑惑與敵意，表現為一些西方媒體在涉及中國的報道中存在大量偏見，經常出現虛假新聞。在主流西方輿論看來，“棒打”中國用了假材料的罪過，比為中國辯護用了真材料輕多了。

三種手法制造偏見

　　這些年，部分西方媒體在報道中有意無意制造偏見的手法花樣百出、離奇多變，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其一，通過捕風捉影甚至肆意歪曲的新聞素材污蔑中國。一些西方媒體總是不向受眾完整全面準確地傳遞客觀事實，而是采用種種手段，管窺蠡測，傳遞扭曲、異化的中國形象。這一點在2008年西藏拉薩“3·14騷亂”的報道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比如，當年3月17日，英國廣播公司(BBC)在網站上刊登題為“藏人描述持續騷亂”的報道，配圖是西藏當地公安協助醫護人員將騷亂受傷人員送進救護車的場景。然而BBC的圖片說明卻寫道：“在拉薩有很多軍隊”，似乎完全沒有看到救護車上大大的“急救”二字。類似歪曲事實的事例還有不少。德國《柏林晨報》網站3月18日將一張西藏公安武警解救被襲漢族人的照片硬說成是在抓捕藏族人。美國福克斯電視臺網站刊登圖片稱，中國軍人將藏族人抗議者拉上卡車，可圖片中明明是印度警察。這些西方新聞媒體掌握全球絕大多數傳媒資源，在各地派駐有大量記者、觀察員，其后方編輯也號稱陣容強大，卻在這種重大事件報道中集體出現基本事實的嚴重錯誤，這就絕不是所謂“偶然意外”或“技術事故”所能解釋，很難不讓人懷疑其叵測居心。

　　其二，以偏概全、以點帶面，報憂不報喜。對于新聞媒體來說，客觀報道一些災難性新聞、負面新聞和輿論監督是正常的，但這種報道也應該綜合考慮、加以平衡，從而反映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整體真實面貌，絕不能以偏概全，用所謂“個案真實”掩蓋社會整體真實。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這樣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不同層次、不同區域、不同領域在收入及發展程度上有很大差距，也必然存在社會轉型期的各種問題。這些客觀現實無需諱言，媒體適當的報道提醒，對于增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有積極意義。但如果一味片面報道負面消息，就會誤導西方受眾，不利于國外民眾了解中國發展為世界作出的重要貢獻，也不利于國外各類企業、團體等把握、分享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

　　其三，持續炒作敏感議題，使反華輿論發酵升級。部分西方國家善于運用不同媒介形態的特點，“適時”開動強大輿論機器，進行種種關于中國負面消息的議題設置。比如，2014年1月6日，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抵達埃塞俄比亞，開始為期6天的非洲四國之行。中國外長在新年之際出訪非洲國家的傳統已經延續了整整24年。但西方不少媒體卻趁機稱，中國同非洲發展關系就是為了攫取非洲的能源，將中國在非洲合作項目甚至是援建工程都打上“新殖民主義”的標簽，重新拋出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企圖挑撥中非之間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此類議題設置妄圖阻撓中非之間正在加強的密切合作，客觀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此舉不僅引起了中國民眾的憤慨，也引起了切身感受到中非關系飛躍，并從中得到切實利益的非洲國家的不滿。尼日利亞《每日信報》就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其中寫道：“沒有哪個國家有資格要求非洲警惕中國：葡萄牙人幾百年前將1000萬非洲人賣到美洲大陸做奴隸;法國應該記得他們的親戚比利時國王1884年在柏林用一支鉛筆瓜分非洲;英國也應保持安靜，100年前，他們讓非洲孩子唱誦‘大英帝國的太陽永不落’;更別說德國了，他們19世紀在納米比亞、多哥和喀麥隆做了什么?”這樣的質問體現出非洲國家媒體清醒的認識，也讓那些視亞非拉為其固有勢力范圍的歐美國家媒體很是尷尬。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一些媒體十分善于在假稱公允客觀的報道中夾雜私貨，通過議程設置及內容把關等手段，篩選“創造”出他們自己眼中的中國，并把這種宣傳呈現給西方民眾。為了給中國發展增加更大的困難，西方媒體置中國仍屬發展中國家的事實于不顧，熱炒所謂“中國責任論”，要求中國在諸如國際貿易自由化、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等工作中分擔過多責任和成本;可當中國在和平發展道路上嶄露頭角，準備履行應負的國際責任時，這些媒體又惴惴不安，趕緊搬出夸大其辭的所謂“中國威脅論”，不愿意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獲得合理的話語權。這些報道中的誤解和偏見，甚至“妖魔化”宣傳，對我國的國際形象無疑是有害的，既影響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理解與判斷，容易造成誤讀誤判，又對增進世界各國之間的互相了解帶來負面影響。

涉華報道偏見由來已久

　　西方一些媒體之所以在涉華報道上存在巨大偏見，除政治體制觀念上的差異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歷史傳統與文化差異所導致的西方對東方的頑固成見。其實，西方媒體在涉華報道中的偏見由來已久，甚至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

　　近代西方媒體誕生初期，資本主義世界的兩次工業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范圍內加緊開拓殖民地，用堅船利炮打開許多國家閉塞的大門，以擴大其原材料來源地與傾銷市場，從而運用價格“剪刀差”最大限度攫取經濟利益。由于交通及通訊條件限制，早期涉華報道主要是西方的報紙雜志聘用的傳教士、旅游者、外交官員所撰寫的通訊報道。由于各種各樣的偏見以及對中國國情、國力的不熟悉，西方報道中，當時的報道以負面獵奇式報道為主。不少西方媒體工作人員常常把調侃、挑釁中國作為其填充版面、擴大銷量立竿見影的手法。比如，1896年李鴻章出訪美國時，《紐約時報》便對其行程十分關注，做了長篇累牘的報道，甚至發了新聞特稿，對中國大員吃飯穿衣等情形進行了面面俱到的報道。這些浮光掠影的報道中，負面報道占據絕大部分，充斥著對中國人的偏見與不解，嚴重誤導了西方民眾(包括接受此類宣傳的西方以外世界的媒體受眾)，認為中國百無一是，甚至產生了“黃禍”的輿論歧視。

　　此后，雖然傳播媒介不斷演進豐富，出現了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新傳播載體，但西方媒體傳播內容的偏見并沒有消失，反而新增了許多新偏見。這不僅給自我標榜“公正客觀”的西方媒體扇了一記響亮耳光，更直接影響廣大受眾，使他們看到了一個被異化的不真實的中國形象。

　　筆者認為，我們要對西方媒體保持應有的警惕和防范。這些層出不窮的偏見報道再次用事實證明，西方媒體有其不可抹煞的階級性和難以回避的局限性，國內輿論在了解和傳播這些觀點時，必須格外警惕、切實把關。更重要的是，要抓住當前新媒體傳播技術演變和媒體融合發展帶來的重大契機，著力打造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建成幾家擁有強大實力和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的新型媒體集團。只有千方百計壯大我國主流媒體的競爭力，才能不斷擴大境外傳播的影響力，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保證我國掌握文化話語權，用自己的媒體及海外華文媒體擴大對外宣傳。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宣傳部;經濟日報社總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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