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西方媒體歪曲報道西藏“３·１４”事件剖析

作者：韓　源

思想理論教育導刊 第5期

　　[摘要] 部分西方媒體對西藏“3·14”事件的歪曲報道，是企圖把奧運政治化的各種反華輿論的一個組成部分。西方媒體歪曲報道中國的根源在于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中國根深蒂固的偏見、把媒體作為“西化”、“分化”中國的無硝煙武器及充當奧運政治化的工具等三方面。改善北京奧運會國際輿論環境的當務之急是建立和完善“輿論危機”管理機制，而根本上解決中國國際輿論環境問題則需要提高我國的傳媒“軟實力”。

　　一、部分西方媒體對西藏“3·14”事件的歪曲報道及北京奧運會的國際輿論環境
　　
　　今年3月14日，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市發生打砸搶燒暴力事件，一些不法分子追打過路群眾，沖擊商場和政府機關，給當地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西藏自治區有關部門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處置，維護了西藏社會穩定，維護了法律尊嚴，維護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已經有充分的證據證明，“3·14”事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達賴集團策劃組織的所謂“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西藏“3·14”事件發生后旋即成為全球媒體的關注焦點，國外媒體大多進行了客觀報道。但是，CNN、BBC、《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西方主流媒體卻對西藏“3·14”事件進行了連篇累牘的歪曲報道。這些西方媒體違背新聞的真實性原則，歪曲事實，混淆視聽。他們攻擊中國政府的處置措施和西藏政策，并且在中國媒體以事實披露拉薩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真相后，仍然置若罔聞。CNN甚至把暴徒襲擊軍用車輛的圖片剪裁成軍車威脅路人的畫面，而一些外國駐華記者根據事實撰寫的報道，則被總部扣發或刪改得面目全非。
　　此次部分西方媒體對西藏“3·14”事件的歪曲報道并不是偶然的，認真觀察近年一些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就會發現，他們對中國的偏見是根深蒂固的。2007年以來，一些西方媒體連續失實報道了中國出口含二甘醇牙膏、巴拿馬藥品中毒、大白兔奶糖含甲醛以及所謂毒餃子事件等，渲染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美泰玩具召回事件更是被熱炒，“中國制造”似乎成了偽劣的代名詞。
　　一年多來的種種反華言論，都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共同主題，即涉華問題奧運化。一些西方媒體借達爾富爾等問題企圖營造抵制北京奧運會的輿論環境，幾乎所有的負面甚至虛假報道都與奧運掛鉤。諸如美國主流媒體謬傳所謂奧運期間中國禁止外國人帶《圣經》入境，北京奧運工程導致125萬人喪失家園，中國企業使用童工縫制奧運福娃等假新聞都有明顯的政治意圖。而西藏“3·14”事件是中國在奧運年里遇到的第一個嚴峻考驗，西方媒體對西藏“3·14”事件的歪曲報道也是最近一年多來各種反華媒體“妖魔化”中國的最高潮。
　　
　　二、部分西方媒體歪曲報道中國的慣用手法
　　
　　在西方媒體對西藏“3·14”事件的歪曲報道中，其手法大致有以下幾種：
　　
　　1、主觀臆斷、惡毒攻擊
　　一些西方媒體往往有一個先入為主的認知與判斷，然后根據這些判斷去報道。奧運火炬在洛杉磯傳遞期間，CNN主持人卡弗蒂發表“中國人過去50年都是一群暴徒”的惡劣言論，在海內外華人的一片譴責聲中，CNN隨后的所謂聲明不僅未對卡弗蒂的惡劣言論作出任何道歉，反把矛頭指向中國政府，企圖繼續蒙蔽世界輿論。還有的西方媒體，置西藏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事實于不顧，反復指責中國政府“剝奪藏人宗教自由”、“滅絕西藏文化”。隨著奧運的臨近，它們別有用心地將北京奧運會牽扯進來，鼓吹抵制奧運，《華盛頓郵報》以“奧林匹克的恥辱”為題發表社論，無中聲有地指責中國壓迫少數民族，有損奧林匹克的榮光。
　　
　　2、張冠李戴、誤導公眾
　　德國RTL電視臺在其網站的新聞欄目登出一幅4名揮舞棍棒的警察追打游行者的照片，圖片說明為“中國警察在西藏鎮壓抗議者”。但照片實際上是尼泊爾警察3月17日在加德滿都驅散游行示威者。
　　
　　3、捕風捉影、制造謠言
　　同樣來自尼泊爾的圖片，被德國《圖片報》冠以“西藏嚴重騷亂中有數百人死亡，世界是否應當抵制中國2008奧運會?”的標題。在同一天的電視報道中，有的西方媒體說傷亡人數達到了60多人，有的則說超過了80人，還有的說超過了100人，有的甚至說超過了300人。更為惡劣的是，這些報道都不指明信息來源，用的只是“據說”二字。
　　
　　4、斷章取義、歪曲事實
　　CNN對西藏“3·14”事件歪曲報道中，有一張照片傳播最廣、影響最大，堪稱其“代表作”。3月17日，CNN網站上使用了一張西藏“3·14”事件的圖片，圖中兩輛軍車正向兩名平民駛來，傳遞的是軍隊威脅平民的信息。事實上，這是一張經過裁剪的照片，如果完整展示圖片的話，可以看到當時軍車旁有約10名暴徒在向軍車投擲石塊，顯然CNN網站的圖片故意剪掉了暴徒向軍車投擲石塊的部分。
　　
　　5、指鹿為馬、顛倒黑白
　　3月17日，BBC網站上刊登題為“藏人描述持續騷亂”的報道，所配照片的說明是“拉薩目前有大量軍隊”。而事實上，配圖是西藏當地公安武警協助醫護人員將騷亂受傷人員送進救護車的場景，圖中救護車上“急救”二字頗為醒目。即便不識漢字，救護車上大大的紅十字也讓人難以視而不見。3月18日，德國《柏林晨報》網站刊登一張照片，圖片的說明是“警察在抓捕藏人”，而事實上，圖片上顯示的是西藏公安武警正在解救被襲擊的傷員。
　　
　　6、移花接木、混淆視聽
　　“3·14”事件發生后，達賴誣稱是武警假扮僧侶所為，并提供了一張數十名武警拿著僧侶的服裝的照片。然而自2006年5月1日始，武警部隊戰士統一換著05式服裝，其服裝材質由布料改為仿毛面料，可是照片上顯示武警戰士穿著的是87式布料服裝。原來這張照片是過去部隊借用僧侶的服裝與地方進行文藝演出時拍的。然而美國《奧克蘭新聞報》、德國《西德日報》、《明星周刊》等西方媒體卻肆意傳播這一謠言。
　　幾十年來，西藏一直是西方媒體對中國報道議程設置的關鍵詞。在一些西方媒體那里，所謂的客觀、公正是不存在的。對于西藏最近這些年發生的變化，包括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方面設施、條件的改善等，西方媒體不感興趣，因為這不符合他們的議程設置。而西藏一旦出現麻煩，符合了他們的議程，他們就會高度關注，并以自己的失實甚至虛假報道去影響廣大受眾，使受眾形成對西藏的片面、不實印象。
　　在西藏“3·14”事件發生以前，一些西方媒體就在關于中國的報道中竭盡歪曲、炒作之能事。如借所謂毒餃子事件等，渲染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全然不顧食品安全是全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的事實。美泰玩具召回事件更是被惡炒，嚴重損害了“中國制造”的形象。事實上，在世界市場上，產品召回是正常現象。就在最近兩三年，中國人經歷過多起跨國公司產品召回事件，但美國等國的西方媒體對于這些召回卻大多是一筆帶過或只字不提。
　　2007年11月12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國際先驅論壇報》等紛紛刊登文章稱，“北京宣布要把近3萬名在2008年奧運期間赴中國采訪的外國記者數據輸入數據庫”，并稱，這無疑表明，“報道北京奧運的外國記者已經進入中國政府的追蹤名單”。實際上西方媒體炒作的“數據庫”就是對記者的一個名額分配和注冊機制，它是國際奧委會形成的一套成熟的注冊管理程序，近幾屆奧運會都是按這套程序做的。中國奧組委也按照這套程序做，卻被說成“輸入‘數據庫”’。
　　今年2月14日，英國《獨立報》刊登了由一些諾貝爾獎得主和其他一些人聯合署名的公開信，毫無根據地指責中國政府忽視蘇丹達爾富爾問題，并把這一政治話題強行與北京奧運會掛鉤。公開信中甚至還盜用了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的簽名，然而當天羅格就發表聲明堅決否認。盡管第二天《獨立報》在其網站上輕描淡寫地說這是一個“疏忽”，但它卻達到了引起國際輿論關注的目的。類似無中生有的虛假報道不勝枚舉，至今還在不斷出現。
　　
　　三、部分西方媒體歪曲報道中國的深層原因
　　
　　1、根深蒂固的偏見及雙重標準
　　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和“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是偏見的根源。他們信奉西方價值觀“在全球具有普遍性”，并從他們自認為普適的價值觀出發來作出自己判斷。于是，“法輪功”、“臺獨”、“藏獨”等勢力被描述成受迫害的值得同情的自由人士，而將中國政府與“中國威脅論”、“侵犯人權”、“專制”等字眼緊緊相連。
　　西方媒體一貫是以西方價值中心論作為它理解世界、觀察世界的標準，因此對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意識形態與其不同的國家，必然出現一些看待事實角度上和邏輯上的差異，這就決定了它們的雙重標準。比如前不久法國出現騷亂，它們直接指稱的就是暴徒，對于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它們都是持寬容和積極的態度，但是對于在中國西藏發生的“3·14”打砸搶燒暴力事件，卻被說成爭取人權，中國政府依法維護秩序卻被說成軍事鎮壓。當帶著“成見”甚至“偏見”去進行新聞報道時，必然是通過掩蓋真相、歪曲事實來迎合西方政客，愚弄西方公眾，達到孤立中國、分裂中國的目的。
　　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的差異，導致了新聞的立場選擇不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西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等方面存在差異，加上西方國家一直不能正確看待不斷強大的中國，西方媒體一有機會就攻擊中國。
　　美國學者詹姆斯·曼指出：“美國對華新聞報道所犯的基本錯誤就是，老是把中國放在一個概念化的簡單框架里來描述，即使報道本身是正面的，也要提一下中國的政治壓制。”這種概念化的思維定勢決定了其對華報道的傾向，報道的主題總是人權問題、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以及“中國威脅論”等。
　　
　　2、“西化”與“分化”中國的無硝煙武器
　　利用民族沖突分裂一個國家是西方一貫使用的手法，從巴爾干沖突、蘇聯到中東，這種手法屢獲成功。在冷戰時期起美國就關注西藏問題，50年來西藏問題一直是美國遏制中國最有價值的籌碼之一，而達賴無疑是其最值得驕傲的“盟友”。4月1日，《環球時報》提到了美國堪薩斯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名為《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戰爭》。書中披露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為西藏叛亂分子提供情報、對其進行準軍事訓練、用軍事物資和活動經費暗中支持達賴集團武裝叛亂等歷史事實，該書在西方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
　　為了實現其目標，美國把國際傳播列為重要手段并作為打“無硝煙戰爭”的有力武器。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高度重視媒體輿論控制的“軟實力”，它們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加緊開展在全球范圍內的輿論宣傳攻勢，特別是著力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如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中亞國家的“顏色革命”中，西方特別是美國媒體極其活躍。美國廣播管理委員會《2002—2007年國際廣播戰略規劃》中，明確把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廣播宣傳，并列為這一五年規劃的工作重點。美國對外廣播委員會的一位官員曾直言不諱地說過：“自由歐洲”電臺對東歐起著“相當于一個遠征兵團的作用”。西方在冷戰后克隆“自由歐洲”模式，建立主要針對中國的“自由亞洲”電臺，美國之音也把廣播的重心轉移到中國。目前“美國之音”、“BBC”、“自由亞洲”電臺等在我國周邊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發射網，這是直接服務于西方國家“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需要的。在“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中西方傳媒“軟實力”發揮著“硬作用”。
　　
　　3、充當奧運政治化的工具
　　北京奧運會對于一些反華勢力和分裂勢力來說，是一個向中國政府要價的“百年一遇”時機。奧運火炬在洛杉磯傳遞期間，4月9日，美國眾議院通過針對“3·14”事件的涉藏反華決議案，隨后歐洲議會也通過了類似決議案，其用心昭然若揭。“3·14”事件的組織者更盯住了北京奧運會。
　　在一些西方媒體的歪曲炒作下，北京奧運會的話題早已超出體育的范疇。一些西方記者從來沒有到過中國，他們對北京奧運會籌備的情況更是一無所知，但經常會挖空心思，把人權問題、難民問題、氣候變化問題、達爾富爾問題等各種問題跟奧運會掛上鉤。逢事必談北京奧運，似乎成為西方媒體的一種新“時尚”。部分西方媒體已經失去自己標榜的獨立與公正，成為了一些反華勢力和分裂勢力企圖將北京奧運政治化的工具。
　　
　　四、對改善中國國際輿論環境的幾點思考
　　
　　1、建立圍繞北京奧運會全局的“輿論危機”管理系統
　　2003年的SARS事件，使中國認識到建立有效危機管理系統的重要性，“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系統應運而生，隨后一些中央部門和地方也都建立了重大事故及一些重大突發性事件應急機制。學術理論界在對SARS事件危機管理的反思中注意到了傳媒的重要影響，西藏“3·14”事件再次強化了這一認識。但是本文的重點不是討論“3·14”事件本身的危機管理，而是提出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輿論危機”的管理問題。
　　“3·14”事件之后，北京奧運會面臨的國際輿論環境不容樂觀，回顧一年多來我們針對各種來自部分西方媒體的“輿論圍攻”做出的反應，幾乎都是處于被動地位，“3·14”事件也是如此。我們的媒體總是處于解釋、駁斥、抗議、聲明等疲于應付的狀態，甚至有的報到還缺乏策略。例如一中央級媒體最初集中報道“3·14”事件時，所有鏡頭都是漢族人受到傷害，這容易讓人誤讀為事件發生的原因是漢藏矛盾而沖淡了“藏獨”這一真實原因。在達賴企圖用民族矛盾挑起事端時，我們又出來駁斥，大量報道“3·14”事件中藏族人受到的損害、藏族人對“3·14”事件的譴責以及藏族人如何掩護和解救受害群眾等。很顯然，我們尚未建立起針對“輿論危機”的成熟應急機制。當前最為迫切的是以“3·14”事件的“輿論危機”處理為契機，建立和完善圍繞北京奧運會全局的“輿論危機”管理系統，為此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危機管理的首要任務是預防危機的發生。種種涉奧歪曲報道的傳播都或多或少與缺乏正面信息的傳播有關，我們應針對涉奧的一些熱點問題主動傳播正面信息，通過主動出擊，積極引導國際輿論。例如可以采用商業廣告的操作形式，在國外的主流媒體上大力宣傳北京奧運會的積極意義：可以舉辦“奧運會‘去政治化’國際論壇”，邀請有影響的國際人士參加；在重要報刊組織一系列有分量有深度的理論文章，等等。
　　第二，對已經發生的“輿論危機”我們要沉著應對，加強對反華傳媒的研究，對虛假報道與蓄意歪曲的評論進行揭露并廣泛傳播，變被動為主動。當前應充分用好CNN等部分西方媒體對西藏“3·14”事件進行歪曲報道這一反面教材，減弱它們在國際受眾中的公信力。
　　第三，對可能發生的“輿論危機”應制定應急預案。可以預見，北京奧運會前西方反華勢力還會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奧運政治化風浪，以下三方面還有可能引發“輿論危機”，應予以重視：其一，一些對中國存有偏見的國外非政府組織和知名人士，圍繞人權、環境、宗教等借題發揮，散布不利于中國和北京奧運會的輿論；其二，中國出口產品如果出現質量問題，非常容易成為一些西方媒體和敵對組織攻擊的目標，美國奧委會“自帶食品”的假消息就與此有關；其三，中國國內的一些問題或突發性事件，都有可能被一些西方媒體和敵對勢力借題發揮。如果在奧運會開幕前夕或舉行期間出現此類情況，極有可能被大肆炒作。
　　
　　2、近期思考：重視當今國際競爭中的“輿論戰”，提高我國主流媒體傳播的“軟實力”
　　在信息傳播全球化的時代，日趨激烈的國家間綜合國力競爭越來越多地表現為“軟實力”的較量。國家間利益矛盾往往并不直接表現為軍事沖突，而經常以經濟戰、外交戰、輿論戰等方式展開。
　　在“輿論戰”中，傳媒對控制和引導輿論起著決定性作用。隨著通訊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主要由傳媒構成的信息傳播力成為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傳媒是現代社會中主要的信息提供者，決定著什么樣的新聞信息能夠進入大眾傳播渠道，它不能決定受眾怎么想，但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受眾想什么。傳媒報道外部世界，不是“鏡子”式的反映，而是根據自己的價值標準和報道方式，從現實環境中選取自己認為重要的部分進行加工整理，編制新聞程序，再用“報道事實”的方式傳遞給受眾。傳媒在國際事務中通過為社會公眾設置議題，形成評價規范，從而支配社會輿論，左右大局。
　　有學者甚至稱：“美國媒體巨人的全球新聞傳播效應，其威懾力絕不亞于冷戰時代的核威懾力。”可以認為，媒體傳播力是一個國家重要的戰略力量。
　　在國際傳播中，由于西方國家擁有強大的媒體軟實力，掌握著話語權，因而我們的媒體不能有效地影響對我國不利的國際輿論，這是“輿論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要改善我國的國際輿論環境，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我國媒體傳播軟實力的提高。
　　
　　3、打破西方媒介的話語霸權，加強我國主流媒體在國際傳播領域的地位
　　當今國際傳播領域的一系列規則，基本上體現著西方媒體的文化及價值觀，再加上其占絕對優勢的份額，西方媒體的話語霸權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現實。這種話語霸權導致國際傳播領域中的信息流動基本上是“中心一邊緣”的結構，即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流動，反向流動的情況很少發生。這就使得西方媒體有關中國、有關西藏的議程設置始終處于主導地位，而中國自己發出的聲音卻相對弱小，無法影響到更廣大的受眾面。
　　西方媒體這種偏見式的報道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國際舞臺上只有一種聲音。要根本上解決我國在國際傳播和國際輿論中的不利地位，就只有打破西方媒介的話語霸權，在國際傳播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我們應明確地把國際輿論環境納入國家安全環境的視野，統一規劃，合理運籌，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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