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20世紀中華民族的杰出代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體現(xiàn)在毛澤東這里可以新中國成立為界分為前后期,前期表現(xiàn)為爭取國家獨立,人民解放;后期表現(xiàn)為堅持走社會主義強國之路。毛澤東的詩詞集中體現(xiàn)了這種民族精神。根據(jù)別林斯基的論述,毛澤東屬于那種強烈表現(xiàn)民族精神的世界性詩人。
毛澤東的中華民族精神
與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中國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形成了中華民族精神。
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后,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朝野上下形成一股更加強烈的愛國主義潮流,少年毛澤東就在這股潮流中成長起來。毛澤東小學時的同學、毛澤東傳記作家蕭三在其著作中就說毛澤東“年十四五而志于救國”,并記下了毛澤東看過《世界英雄豪杰傳》后所發(fā)的一些議論。毛被書中的華盛頓、林肯、拿破侖、彼得大帝等人的經(jīng)歷所感染,他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當講求富國強兵之道。我們每個國民都應該努力,顧炎武說得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積弱不振,要使他富強獨立起來,要有很長的時間,但是時間長,不要緊”,“華盛頓經(jīng)過八年艱苦戰(zhàn)爭之后,才得到勝利,建立了美國”。應該說,讓祖國獨立與富強是毛澤東從小就立下的奮斗目標。
1935年12月27日他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報告針對蔣介石不抗日而反共的反動政策指出:“我們有權利稱我們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zhàn)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這應是毛澤東對他所奉行的愛國主義品質的科學概述,也是對20世紀中國人民所表現(xiàn)的民族精神的經(jīng)典概括。首句應指發(fā)揚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者與走狗的敢于戰(zhàn)斗的精神,主要指運用戰(zhàn)爭的手段;次句是指依靠自力更生恢復國家主權,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為獨立國家;末句是指中國獨立后變貧弱為富強方能自立于世界。
這段話也可概括毛澤東一生的奮斗歷程,首句是指他領導中國人民用革命戰(zhàn)爭的方式打敗了中外反動派,次句是指他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末句是指建國后堅持社會主義,探索強國之路。
以建國為界,毛澤東的奮斗歷程可分前后期,終不愧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chuàng)者。美國研究毛澤東的學者施拉姆曾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民族革命貫穿于毛澤東的一生。”
中華民族精神在毛澤東詩詞中的顯示
中華民族精神貫穿在毛澤東的政治、軍事、外交等一系列活動中,滲透在他的著述中,也集中顯示于他的詩詞創(chuàng)作中。
新中國誕生前,毛澤東集中精力運用人民革命戰(zhàn)爭的方式打敗中外敵人,先建立農(nóng)村根據(jù)地,逐步擴大以至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期他的詩詞高揚了中華民族戰(zhàn)斗精神,在下面三個系列中有不同表現(xiàn)。
一、青春系列
體現(xiàn)了“五四”精神,開始了民族精神由傳統(tǒng)、近代向現(xiàn)代的轉變。這一特點集中體現(xiàn)在《沁園春?長沙》一詞中。
透過這首詞的上片不難感受到儒家傳統(tǒng)思想所強調的剛健有為精神,而“萬類霜天競自由”則明顯運用了《天演論》的詞匯,傳達出的正是進化論色彩的近代精神。宇宙萬物都在變動,生存發(fā)展靠的是奮斗。而“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詞句則引出毛澤東的“行動世界觀”。
下片是對“誰主沉浮”的回答。字面答案是五四運動時期新民學會的一批青年知識分子,這實在與1925年的革命形勢難以合拍。作者的本意到底何在?關于這首詞的寫作時間我曾作過一番考證,應當寫于1925年1月,時值毛澤東攜楊開慧與二子從上海來長沙岳母家過春節(jié)小住。毛澤東是在中共“四大”召開前夕離開上海的,不久,“四大”召開,毛從“三大”僅次于陳獨秀的位置上落到中央委員會之外,他心中的惆悵可想而知。“誰主沉浮”實際上是對陳獨秀家長制打擊的不滿,是欲自行開辟革命道路的內心吶喊。
這首詞對新民學會時期行動的回憶,實際上又是對五四時期批判精神、狂飆突進精神和浪漫精神的高揚,這標志著毛澤東的詩詞已從早年詩詞(如《五古?挽易昌陶》《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較濃的傳統(tǒng)思想中擺脫出來,確實走向現(xiàn)代了。“同學少年”敢于“指點江山”、“糞土當年萬戶侯”正是毛澤東一生所奉行的,不同的是以前限制在“批判的武器”層面,而以后則進入“武器的批判”層面了。而最后對“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強調,正是在這種體力、意志的展現(xiàn)中,展示出毛澤東獨有的人生哲學精神——敢于斗爭、敢于勝利。而這種精神也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這種精神在下一系列中得到了發(fā)展。
二、井岡山系列
圍繞著創(chuàng)建農(nóng)村革命根據(jù)地,突出顯示了毛澤東“與自己的敵人血戰(zhàn)到底的英雄氣概”。10年內戰(zhàn)時期,蔣介石代表的國民政府是大地主大資產(chǎn)階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權,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是工農(nóng)做主的人民民主政權,這是在戰(zhàn)爭狀態(tài)下的“一國兩制”,是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與賣國求榮、壓迫剝削人民的兩種建國方略的較量。毛澤東在戰(zhàn)爭狀態(tài)下寫作,有時親臨戰(zhàn)場指揮,詩詞竟在馬背上哼出,這些作品集中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反抗內外敵人的戰(zhàn)斗精神,這種精神在三類作品中有不同的表現(xiàn)。
第一類是直接寫戰(zhàn)爭的。凡戰(zhàn)斗不外乎防御與進攻兩種。防御戰(zhàn)以《西江月?井岡山》為代表,“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把大敵當前我方臨危不懼的英雄氣概全寫出來了。進攻戰(zhàn)以《漁家傲?三次戰(zhàn)爭》最為精彩,這首詞流傳不廣,抄錄如下:
并進長追夸偉略,腥風久欲昏河岳。三十萬人齊逞虐,情更惡,三門主義燒殺掠! 英勇紅軍憑肉搏,紅旗翻處白旗沒。地動天搖風雨躍,雷霆落,今日渠魁應活捉!
“三次戰(zhàn)爭”是當時中央蘇區(qū)對第三次反“圍剿”的稱謂。對這首詞的考證我曾寫過兩篇短文,認定下片是寫第三次反“圍剿”中的黃陂之戰(zhàn),時間是1931年8月11日下午1時左右。敵方來勢洶洶,敵我力量十分懸殊。我軍在毛澤東指揮下主動攻擊敵一部,戰(zhàn)斗在暴風雨中進行,我軍敢于刺刀見紅,敵方竟臨風潰逃。誠如《左傳》上曹劌所說“夫戰(zhàn),勇氣也。”黑格爾說過:“用戰(zhàn)爭情況做史詩情節(jié)”,“其中起作用的是英勇”。毛澤東的一些直接寫戰(zhàn)爭的作品,均具史詩品格,這首詞在寫戰(zhàn)士英勇氣概上確實突出。
第二類是寫行軍的。這類作品大都表現(xiàn)了對前途的樂觀,是戰(zhàn)斗精神的另一種表現(xiàn)方式。《如夢令?元旦》與《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均寫1930年初紅軍由閩入贛時行軍,以“風展紅旗如畫”寫出輕松,以“風卷紅旗過大關”寫出豪邁,對開辟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的前景表現(xiàn)出樂觀情緒。
《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寫的是“立三路線”下的行軍,容易引起誤讀,這里多說幾句。當時中央命令朱、毛領導的紅一軍團攻打南昌,毛讓人只在城外放了幾聲冷槍作佯攻之勢后,便向長沙行軍。彭德懷帶第三軍團攻下長沙并建立政權,但只占領了15天便撤出。一軍團與三軍團會合后,彭德懷等人堅持二次攻打長沙,毛澤東不同意,但又說服不了,終因敵人過于強大而以未果作罷。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談話時提到第一次攻打長沙時說:“如果第一次的占領只是一種暫時的行動,不想固守這個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權的話,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認為是有益處的,因為這對全國革命運動所產(chǎn)生的反響是非常大的。企圖把長沙當做一種根據(jù)地,而不在后面鞏固蘇維埃政權,這在戰(zhàn)略上和戰(zhàn)術上都是錯誤的。”的確,彭德懷第一次占長沙是適應了立三路線。毛澤東認為大城市可攻而不能占,應以擴大農(nóng)村革命根據(jù)地為中心,如果堅持住這個中心的話,攻打大城市對于推進全國革命運動并非無益。《從汀州向長沙》是貫徹了這一原則的。先看中間四句,“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毛在行軍中偏偏提到?jīng)]有參與這次行動的黃公略。黃是紅一軍團的第三軍軍長,開辟了湘贛根據(jù)地;“偏師借重”是指以湘贛根據(jù)地為依托,是以擴大農(nóng)村革命根據(jù)地為目的的形象說法;“百萬工農(nóng)齊踴躍,席卷江西直搗湘和鄂”是那個歷史時期毛澤東對革命高潮的一貫看法,早在1928年10月毛澤東就設想“這些紅色區(qū)域將繼續(xù)發(fā)展,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并設想以寧岡為中心的工農(nóng)武裝割據(jù)“在湘鄂贛三省工農(nóng)暴動奪取三省政權的過程中是有很大意義的”。林彪不相信革命高潮會到來,毛澤東還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評林的悲觀情緒,而《從汀州向長沙》首二句與末兩句對革命高潮期盼所作浪漫主義的暢想,仍是給林彪那封信最后幾句對革命前途樂觀情緒的詩意渲染。
戰(zhàn)爭與行軍都是群體行動,以此為內容的詩詞均以客觀再現(xiàn)場景為主,與具體事件密切相連,有較強的敘事性,在藝術上都是以氣勢取勝,以氣勢顯示英雄氣概。
第三類是言志抒情之作。此類詩詞都在毛澤東不被同志理解或被錯誤路線排擠的情況下寫出,以抒發(fā)個人自我感受為主。如《采桑子?重陽》寫“黃花”在霜天開放,給傳統(tǒng)題材賦予戰(zhàn)斗內涵;《菩薩蠻?大柏地》借自然美景“裝點”“關山”,表達對自己革命理想的堅持;《清平樂?會昌》借登山向東向南眺望,曲折地寫出自己的戰(zhàn)略主張。這類詩詞在藝術上大都以意境取勝,是詩人表現(xiàn)戰(zhàn)斗精神的另一種形態(tài)。
三、長征系列
集中體現(xiàn)了“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將民族精神發(fā)揮到極致。決心表現(xiàn)為心境,心境外化為詩詞藝術境界,如此“決心”也造就了詩人毛澤東一生創(chuàng)作的輝煌。此系列發(fā)展了前系列言志抒懷類詩詞側重精神的表現(xiàn),如《七律?長征》本是概括寫長征的,但卻只字不涉及戰(zhàn)斗,而是只寫對自然困難的克服。肉搏的戰(zhàn)斗不見了,人的戰(zhàn)斗精神卻突出了。把此一系列行軍類與前一系列同類作品作一比較可以看出,前一系列行軍的目的可見,此一系列則隱而難見,只覺精神境界隨著長征而不斷提升。可以說前者從經(jīng)驗中寫出,側重形下;后者則超越經(jīng)驗而追求形上。
下邊選擇屬于詩人毛澤東個體言志詠懷一類的詩詞作一闡述。
《憶秦娥?婁山關》從側重形下向形上追求轉變極為明顯。詞的上片寫行軍,有聲有色,非常具體;下片突來“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極具人生哲理,可引發(fā)讀者作多層思考,這些思考再借“蒼山如海,殘陽如血”的寫景妙句,那種克服萬難并帶有一點悲壯的必勝的決心便凸顯出來了。
《十六字令三首》組詞可看出詩人毛澤東精神境界的提升過程。這組詞毛澤東在世時編排在《婁山關》后,因為寫作時間定為1934至1935年,后來的編者尊重編年慣例而置于《婁山關》前,各有各的道理。我尊重作者本人的意見,三首詞都反映了“豁然開朗”的情緒,而這種情感的邏輯起點應在遵義會議前,即1934年11月下旬湘江之戰(zhàn)慘敗后,張聞天、王稼祥、毛澤東等人開始醞釀清算博古、李德的軍事冒險主義錯誤,長期受壓的毛澤東心情變得輕松,這就有了“快馬加鞭未下鞍”的夸張,實際上過高山是必須慢走的,這是常識。湘江之戰(zhàn)后緊接著翻越老山界,這是紅軍離開江西后越過的第一道高山,從一些人寫的回憶錄來看,登上老山界都有一種伸手能摸到星星的感受,毛澤東采用民謠中“離天三尺三”也正是寫的這種感受。這樣看來,第一首應是1934年12月上旬過老山界時哼出的。在這首詞中詩人毛澤東的形象以前所未有的高大姿態(tài)出現(xiàn)了。
第二首當然寫在《婁山關》后,我甚至認為這一首是《婁山關》最后兩句“蒼山如海,殘陽如血”的進一步發(fā)揮。前者突出色彩以顯示前途艱巨而悲壯;后者全從形勢寫出,“萬馬戰(zhàn)猶酣”的比喻顯示了一個軍事家復出的豪邁。
豪邁情懷在第三首得到更充分發(fā)揮,他先把山看作“刺破青天”的長劍,又把山視作頂天柱,這就把敢于承擔民族重任的愛國者情懷寫出來了,這就是當時最需要的民族自信力。
在三首小令中,作者的情感由輕松而豪邁,再由豪邁而自信,的確是一個精神境界的提升過程。這個過程又在《念奴嬌?昆侖》中繼續(xù)下去。從文本看這首詞完全脫離了行軍,純粹是精神世界的展示。詞以昆侖代表舊中國,上片批評其“千秋功罪”以表現(xiàn)改造舊中國的決心,下片借裁昆侖三截贈列強,以表現(xiàn)反對帝國主義的抱負,最后則引出對“太平世界”的暢想。這里的“太平世界”建立在反帝之上,應該理解為共產(chǎn)主義社會。這是建立在對歷史的反思與現(xiàn)實批判的基礎之上的超越情懷,這種情懷也鼓勵所有長征者為建立新的社會制度而不懈努力。
《昆侖》運用浪漫主義的想象手法可謂達到頂點,物極則反,《清平樂?六盤山》則又回到現(xiàn)實中來。現(xiàn)實面臨兩個敵人:外敵日本與內敵蔣介石賣國政府正在互相勾結,“不到長城非好漢”與“何時縛住蒼龍”兩句寫出對未來戰(zhàn)斗的渴望。寫法與上一系列大不相同,“長城”本是抵御外患的國防建筑物,古代詩人常借以表現(xiàn)愛國情懷;“蒼龍”,代指蔣介石。將兩個敵人借兩個意象作比喻的含蓄處理,突出的是站在“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中的詩人個體形象,這樣,詩人毛澤東的英勇氣概就不主要是靠氣勢來表現(xiàn),而是盡在高遠意境之中。
戰(zhàn)勝日蔣的目的是詩人毛澤東心目中早已明確的理想,建立統(tǒng)一、獨立的新中國,這一理想在《沁園春?雪》中得到完美顯現(xiàn)。詞雖以“雪”命名,但并不是詠物詞,實際是詠理想中的新中國。對于這首詞的主旨有不同理解:蔣介石看過后先是吃驚后又貶之為帝王思想;毛澤東在作自注時似乎有意針對蔣:反封建主義,批判兩千年封建主義的一個側面;美國傳記作家特里爾則說:“這是一首地道的民族主義的頌歌。”旁觀者似乎更清。請看詞的上片以冰雪裝點祖國的山河之美,何等壯麗;下片歷評對中國統(tǒng)一有貢獻的帝王后,點出今朝為創(chuàng)建新中國而奮斗的人又是何等的雄姿英發(fā)啊!所有這些,只有對祖國有真摯之愛的人才能寫出。
自《婁山關》至《雪》,將“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層層寫出,而《雪》則成為表現(xiàn)這一主題的絕唱。這首詞與岳飛的《滿江紅》一樣,因有實績載入史冊,因而取得了永恒的價值。
再說后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考慮的是中華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且堅信“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取得巨大成績,功不可沒,但是由于缺乏經(jīng)驗,還由于國際條件的制約,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只能在曲折中探索前進。建國后,毛澤東的詩詞均與此歷史背景有關,評價這些詩詞既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背景,又不能與歷史本身完全等同起來。因為詩詞創(chuàng)作追求意境,而意境高低又決定于詩人的襟懷與抱負,毛澤東在創(chuàng)作這些詩詞時堅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向往的是共產(chǎn)主義遠景,因此寫出了許多好詩詞。范文瀾曾說:“大抵詩人(一切文人)必須先有高尚的抱負,盡管是迂闊不切事情的抱負,有了抱負,才能產(chǎn)生高尚的意境。”了解建國后毛澤東晚年詩詞中所體現(xiàn)的民族精神,就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這條線。現(xiàn)在將后期詩詞分四個系列作具體分析。
一、建國初期系列
反映了開國領袖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制度給國家?guī)淼男職庀竺媲八a(chǎn)生的自豪感。標志著新民主義革命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開始的東西是政權的轉變,這種變化在《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中已露端倪,“人間正道是滄桑”道出了這種變化的天然合理性,“今勝昔”成為這一系列詩詞所共有的主題。兩首《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分別寫出新政權解決了民族團結問題、當權者與知識者的矛盾問題;《浪淘沙?北戴河》則是對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取得成功所產(chǎn)生的自信。這三首詞都是運用新舊對比的手法,肯定新中國的新氣象。
這個系列所昭示的愛國主義是愛社會主義中國這個標準。
二、“三面紅旗”系列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統(tǒng)稱“三面紅旗”,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套不同于蘇聯(lián)建設社會主義的辦法,盡管他也主持制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但是能激起他詩情的以這“三面紅旗”為最,實在值得反復玩味。《水調歌頭?游泳》是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1958年他在一次會議上解釋總路線時說:“一個長江大橋可以說服很多人。”可見這首詞借大橋建設強調一個速度問題,反映了他醞釀提出總路線時的急于求變、急于求發(fā)展的心態(tài)。寫于1958年大躍進中的《七律二首?送瘟神》把血吸蟲當作造成舊中國貧窮落后的禍首代表,而“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的向大自然開戰(zhàn)的舉動,正是改變貧窮面貌的大躍進行為。1959年廬山會議前所寫《到韶山》,把32年前的農(nóng)民運動與當時人民公社社員勞動聯(lián)系起來,稱贊后者同樣為英雄。《登廬山》的詩句,是對大好形勢樂觀估計的心態(tài)流露,末句提到陶淵明的桃花源,確實看出他迷戀空想社會主義。
應當看到毛澤東肯定“三面紅旗”是出于憂國憂民的情懷,他憂國家一窮二白,人民還未擺脫貧困,這種情懷在《送瘟神》中最為突出,這兩首詩借鑒《離騷》,抒發(fā)了與屈原類似的心境。第一首寫見到人民遭受血吸蟲之苦,只好“坐地”“巡天”向勞動人民出身的牛郎傾訴,結果也無良策,這與《離騷》中靈均上天國求見天帝的構思一致;第二首寫人間“六億人民盡舜堯”正在作改天換地的事業(yè),給詩人以極大鼓舞,瘟神被送走指日可待。在《離騷》里靈均也曾“就重華而陳辭”,可重華(即舜)也沒給他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毛澤東把人民當舜堯,這是他高于屈原之處。
還應當看到“三面紅旗”是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礎上的建國方略,當時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幼年時期,大躍進年代千千萬萬人民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興修的水利工程至今還在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他們當年的付出是可歌可泣的。隨著歷史的發(fā)展,“三面紅旗”被否定了,但后人對新中國幼年時代的一些做法也不應嘲諷,而應實事求是地予以評價。
三、“打鬼”系列
在與赫魯曉夫的斗爭中,毛澤東重振革命戰(zhàn)爭年代“與自己的敵人血戰(zhàn)到底的氣概”;在與國際霸權主義的博弈中,毛澤東強調自力更生,樹立的是自立自強形象。這一系列與井岡山系列有相通之處,都是強調戰(zhàn)斗;因為是不見硝煙的戰(zhàn)斗,突出的是精神世界的顯示。
從1959年9月到1960年毛澤東寫了一批《讀報》詩,用漫畫之筆勾勒出赫魯曉夫的鬼蜮嘴臉。畫鬼的目的在于“打鬼”,那么怎樣“打鬼”呢?
“打鬼”當然靠“打鬼”英雄,中國的勞動人民和解放軍戰(zhàn)士都是不怕鬼的孫大圣。詩人毛澤東“今日歡呼孫大圣”(《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把全世界人民都動員起來,“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詩人毛澤東還以“三面紅旗”對抗赫魯曉夫,只不過難以直接表現(xiàn),只能靠意象選擇、意境創(chuàng)造,有些是很難讓人理解的。如《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中的“亂云飛渡仍從容”一句,一般解釋者都認為是上句中的“勁松”“從容”,可毛澤東卻多次強調:“是云從容,不是松從容。”郭沫若的解讀難以符合詩人本意,他曾當面請教“亂云”所指為何?毛澤東回答:“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這樣就容易理解了。
《七律?答友人》中的“洞庭波涌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兩句,郭沫若解釋為是寫湖南的大躍進,這樣解釋是符合作者本意的,這是運用營造意境的方式來肯定“三面紅旗”。在與赫魯曉夫的斗爭歲月里,他仍堅持“三面紅旗”,而且臨終也沒宣布放棄。
在與赫魯曉夫的斗爭中,詩人毛澤東的共產(chǎn)主義人格在《卜算子?詠梅》中得到完美體現(xiàn)。本來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中,梅具有不畏嚴寒的人格意義,在《詠梅》上片中“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正是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而下片則超越傳統(tǒng),寫梅“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就提升到更高層次了。這首詞應是詩人后期寫得最好的,原因在于既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精神,又增添了新質,即開辟了中華民族的新的精神境界。
寫于1962年作者生日的《七律?冬云》雖是一首自壽詩,但卻更加集中表現(xiàn)了他的人格追求。以“冬云”命題頗有深意,一般解釋者認為“冬云”是否定性意象,這不符合自壽詩寫法。產(chǎn)生這種認識的原因是沒有全面把握詩人后期采“云”入詩大都賦有特殊的政治含義,如在《七絕?劉蕡》中有“千載長天起大云”,以“大云”寫俊偉人物劉;前邊曾提到的“亂云”用法,《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四海翻騰云水怒”之“云”,顯然又指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后一系列《七律?洪都》中的“彩云長在有新天”喻指純潔的社會主義社會。所以說“冬云”在這里應是自喻,比喻自己受壓而又不怕壓的敢于應戰(zhàn)的心態(tài)。詩開頭兩聯(lián)寫形勢極其險惡,也并非沒有好轉趨勢;“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兩句,寫他領導的中國人民過去不怕美帝,現(xiàn)在豈有怕蘇聯(lián)霸權主義的道理;“梅花歡喜漫天雪”總括《詠梅》大意,“凍死蒼蠅未足奇”又指向半月后寫的《滿江紅》。總之,這首七律寫他與他領導的中國人民不畏強權的反抗精神,是在呼喚戰(zhàn)斗。
“打鬼”的目的是明確的,“金猴奮起千鈞棒”才能“玉宇澄清萬里埃”,而《七律?答友人》中的“芙蓉國里盡朝暉”則是寫出他對理想社會的追求。
四、晚年系列
這一系列詩詞寫在醞釀與發(fā)動和進行“文革”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文革”的演變過程,還應當看到他發(fā)動“文革”的初衷是要把國家引向光明的前途,而詩詞正是體現(xiàn)了這一初衷,有的意境也相當不錯,還是要充分肯定的。
毛澤東把國際上出現(xiàn)的赫魯曉夫現(xiàn)象同國內聯(lián)系起來,在《七律?吊羅榮桓同志》中已可看出,“昆雞常笑老鷹非”用俄國典故喻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斥鷃每聞欺大鳥”則用中國古典喻劉少奇不贊成自己的一些反修防修做法。緊接著1964年春寫的《賀新郎?讀史》,上片闡述階級斗爭史觀,下片又強調奴隸創(chuàng)造歷史而非奴隸主創(chuàng)造歷史,推陳勝等造反者為“風流人物”,與《雪》中標準有所不同。
1965年1月中旬《二十三條》定稿,在制定這個文件過程中毛澤東與劉少奇產(chǎn)生了嚴重分歧,于是毛澤東感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這一年他創(chuàng)作了四篇詩詞,出現(xiàn)了一個高潮。情感趨向是發(fā)揚民主革命時期的革命傳統(tǒng),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繼續(xù)革命。5月重上井岡山,當夜寫《念奴嬌?井岡山》,回顧前半生即他本人后來所說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中的第一件;7月在京又寫了《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顯示出了要干第二件事的決心;與前一首詞同一時段又寫了《念奴嬌?鳥兒問答》,大喝一聲“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蓬間雀”是無處可逃的;年末又去了南昌,寫了《七律?洪都》,詩人毛澤東感嘆自己年老,為使“彩云長在有新天”,寄希望于“江草江花處處鮮”,比興之義可想而知。
這四篇作品以《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為最好,其凌云之志為“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這是他一生堅持的為了中國的光明前途要有敢于斗爭精神,至于“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則是把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精神中的剛健自強思想作了一次發(fā)揮,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名言警句。
1966年6月所寫《七律?有所思》,分明是在肯定聶元梓貼的大字報,“憑欄靜聽瀟瀟雨”之造句顯然是化用岳飛《滿江紅》的,但卻是一副憂國憂民心態(tài)。
1973年寫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的《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是能見到的毛澤東寫的最后一首詩,批孔的觀點現(xiàn)在看來雖然見仁見智,但其中有反對分裂的“大一統(tǒng)”思想,卻正是中華民族愛國精神的核心;而在肯定秦始皇確立封建社會制度時,也折射出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的重視。
毛澤東——一位世界性的偉大詩人
毛澤東主要生活在公元20世紀,早在他出生前的半世紀,西方列強已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從此中國一步步淪為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毛澤東運用人民戰(zhàn)爭的方式取得國家獨立,他把中華民族重新推到與世界其他民族平等的位置上,當他選擇社會主義制度再往前行進時,由于主客觀條件制約他受到了挫折。毛用他的詩詞塑造了一生奮斗、愈挫愈勇的形象,這種形象至今仍在鼓舞著后人。
毛澤東初露頭角是在五四時期,西方文化的興起已受到很多中國文人的崇拜,此局面至今未能完全扭轉。五四前后出現(xiàn)了一批批學美、法、英、日的詩人,他們的詩作盡管像是譯詩卻可以風行,也容易被一些現(xiàn)代文學史家所認可。由于毛澤東的詩詞根植于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竟然難進入現(xiàn)當代文學史,毛澤東詩詞的文學史的地位確定還是需要等待歷史評判的。再者,我們離他還是太近,站在泰山腳下看泰山覺得它并沒有高出周圍山峰多少,甚至覺得沒什么差別,只有你走出百里之外才覺得它確實高大。同樣,認識毛澤東的詩人地位也是如此。法國人說他是“東方詩神”,日本學者武田泰淳說他讀毛的詩詞總有“地球上出了巨人”的感慨。而我們的一些現(xiàn)代文學史學者卻沒有這種感覺。
將如何認識毛澤東詩詞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呢?首先應當看到他是一位集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詩人、書法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其多才多藝與學識淵博可與西方文藝復興時代文化巨人相比,他才配得上是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化昆侖稱號。
作為詩人,他具有一般詩人所不具備的素質。
他是政治家詩人。他影響中國歷史發(fā)展半個世紀,其詩詞與這中間發(fā)生的重大事件相聯(lián)系,因而具有了史詩的品格。政治家在于善開新局面,毛詩詞數(shù)量不多,但境界多變化,其原因蓋出于此。
他是軍事家詩人。他騎在馬背上邊指揮戰(zhàn)爭邊哼詩,長征躺在擔架上推敲詩句,是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難有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就此而論,他是獨一無二的詩人。
他是哲學家詩人。李澤厚說:“毛的哲學思想充滿了個性,而這個性以充分的形式表現(xiàn)在他的詩詞創(chuàng)作中。”他的詩詞是那樣耐人反復研讀,詩篇不多,名句卻不少,秘密就在這里。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的一生與中華民族的崛起密切相連,他的詩詞是一個民族的聲音。別林斯基論文學說:“詩人永遠是自己民族精神的花朵。”他認為:“如果詩人生長在有世界代表意義的民族中,他的詩歌藝術則能達到應有的高度,那么這樣一些偉大的詩人,他們既屬于自己的祖國,也屬于全人類,因而也有了‘世界性’的稱號。”[1]
持這種觀點審視五四以來中國詩壇,我以為只有毛澤東才配得上世界性偉大詩人的稱號。
《黨史文匯》2011年4期
注:
[1] 《別林斯基論文學》,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第73頁、第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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