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毛詩論札》：（8）毛澤東的長征詩詞與毛澤東精神

　　海內外學者關于毛澤東精神的概念提出與討論值得每個毛澤東詩詞研究者注意，因為這不僅僅拓展了人們對毛澤東這個歷史巨人的認識，而且為解讀毛澤東詩詞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精神較之于思想帶有明顯的感情特征，與人的個性、人生境界相聯系，因而更接近詩的本質。充分運用關于毛澤東精神的研究成果，無疑將推動毛澤東詩詞的研究。

　　大陸學者對毛澤東精神內涵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愛國主義、共產主義，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等等。臺灣政論家李敖在《毛澤東的精神就是民族復興的光輝道路》一文中說：“毛澤東精神就是一種強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強的精神，就是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活得頂天立地的精神，它是從唐代以來中華民族久失了的浩然之氣和天行健、自強不息的精神，是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面對保國、保種、保教的三重危機的挑戰而激應出的勇敢的應戰精神，它就是我們的民族精神。”李敖的“五自”說與大陸學者的意見有很多相通之處，不過他從中華民族發展史角度審視，表現出的開闊眼光更啟發人們去作深入思考。

　　毛澤東精神也有一個發展過程，它起始于五四運動前夕，初步形成于井岡山時期，充分發展于長征路上，發揚光大于以后歲月里。長征前后是毛澤東詩詞創作的巔峰，而這個時期產生的毛澤東詩詞更是將毛澤東精神作了集中體現，顯示出毛澤東獨特的藝術精神。

　　長征詩詞——毛澤東精神的集中顯現

　　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前擺在毛澤東面前的是三重危機：一是民族危機，日本占領我東三省和熱河后，于4月17日發表了獨占中國的狂妄聲明；二是國共兩黨之間危機，蔣介石執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中央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紅軍面臨非突圍不可的生死關頭；三是黨內危機，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發展到頂點。

　　面對多重危機，出路何在？寫于1934年夏天的《清平樂·會昌》反映了毛澤東突出重圍的心態。后來他在自注中寫道：“一九三四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郁悶的。這一首《清平樂》如前面那首《菩薩蠻》一樣，表露了同一的心境。”《菩薩蠻》是指1927年春寫的《黃鶴樓》，兩首詞都反映了毛澤東在黨內錯誤領導占統治地位、自己受排擠時的心情，不過寫《黃鶴樓》時“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是找不到出路的郁悶。而在寫《清平樂·會昌》時，雖有郁悶卻更多的是對未來的憧憬，反映了作者面對三重包圍勇于應戰的心態。顯然，有過反“圍剿”成功經驗的毛澤東對于突出重圍還是充滿信心的。

　　《清平樂·會昌》是長征的前奏曲，它告訴人們，突破重圍的希望恰恰在一般人視作畏途的長征路上。

　　要想勝利，必須是強者，而且首先必須是精神上的強者！長征路上首先寫的組詞《十六字令三首》寫出了一個精神上強者的情感世界。這組詞因無標題每首詞又以“山”開端，容易讓人理解為是寫山的，其實不然。這三首詞分別寫馳騁山路上英雄形象之高，紅軍指揮者胸懷之廣，以匡扶天下為己任者意志之堅。總之，這是毛澤東在詩詞中第一次將自我形象寫得如此高大，真是頂天立地！青年毛澤東在讀德國哲學家泡爾生《倫理學原理》時批注道：“圣人者，抵抗極大之惡而成者也。”<1>他認可泡爾生說的“最高尚之道德，非遭際至大之艱苦，殆未有能完成者”。并批注道：“振聾發聵之言。”<2>長征給毛澤東提供了實現早年人格追求的舞臺，《十六字令三首》展示的是一個自立、自信、自強的精神世界！

　　今天回頭去看70年前的長征，當時實屬無奈之舉，但由于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本來的無奈之舉卻為中華民族提供了絕處逢生的機遇。《憶秦娥·婁山關》深層蘊涵即在這里。“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給人的是不成功重新再來的勇氣與信心，而“蒼山如海，殘陽如血”透露的則是自力更生的悲壯力量。毛澤東的這首詞與李白同調詞不同處就在這里，“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傳達的是死亡信息，毛澤東的詞則是極力表現憑自力求生存的人生境界。

　　成千上萬長征人的經歷向后人訴說著當年的艱難，然而《七律·長征》向世人強調的卻是另一面：“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的從容不迫風度。詩以紅軍群體為主體，表現的卻是屬于毛澤東個人敢于挑戰的人生態度。《七律·長征》因記敘重大歷史事件稱得上是史詩，現在我們又因它把支撐紅軍的精神支柱顯現出來而稱之為一座豐碑。

　　《念奴嬌·昆侖》在長征詩詞中最為奇特，從表面上看與長征無直接聯系，正因為此它能做到“不使主體性格表現于實際事跡”，“變成能認識自己和表現自己的自覺狀態”<3>。在這首詞里毛澤東強烈地在表現著自己：

　　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詩人把自己想象成一個超級巨人去改變地球面貌求得“環球同此涼熱”，裁昆侖的想象正是現實中推翻三座大山的曲折反映。毛澤東自己說過這首詞的主題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帝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那個“太平世界”。在毛澤東的精神世界中，共產主義是永遠的追求目標。

　　隨著長征臨近結束，毛澤東的心情越發變得輕松自信，《清平樂·六盤山》“不到長城非好漢”借助于與中華民族發展史關系極為密切的建筑物，將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信念表達出來并造出千古名句，以至于后來每一個登長城的人都會從中受到鼓舞。而“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與《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中的“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這些詩句，則讓人提前聽到“打敗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聲了！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兩個月后，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政治報告，對剛剛完成的長征的意義作了高瞻遠矚的評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中首次提出“我們有權利稱我們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4>，并發出氣壯山河的豪言壯語：“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5>

　　這應當是20世紀對中華民族精神最好的表述！毛澤東這種強烈的民族自信心應當來于長征的勝利完成，這種精神在次年2月東征路上寫成的《沁園春·雪》中藝術地顯現出來：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上片以冰雪美寫祖國的江山無比壯麗，下片寫開創歷史新局面的是無產階級——“風流人物”。這首詞應當是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發出的最強音，是一首愛國主義的歌唱。

　　美國傳記作家R·特里爾評價這首詞說：“如果說詞句豪放激蕩的話，那么它不僅代表了毛本人，同時也代表了中國。”<6>他還說：“共產主義的中國就誕生于長征的汗水、鮮血和冰雪之中……”<7>

　　特里爾對《沁園春·雪》的內容與長征之間關系的理解是深刻的。

　　大致說來，長征前后詩詞創作，充分展現了毛澤東突破重圍的心路，是毛澤東精神在藝術上的集中表現，也是中華民族重新獲得自信力、逐步走上自立、自強之路的縮影，因而它又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

　　長征詩詞與毛澤東藝術精神

　　有非凡經歷的人不一定成為偉大的詩人，而偉大的詩人則必有非凡的經歷不可，因為只有非凡的經歷才能讓詩人具有非凡的體驗和感情，領略到非凡的人生境界，創造出非凡的藝術境界。毛澤東說過“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這就決定了長征詩詞成為他一生創作的巔峰，也是中國詩歌史上難以超越的高峰。長征詩詞集中體現了毛澤東的精神，有極大的藝術獨創性，集中體現為毛澤東的藝術精神。

　　毛澤東藝術精神的特質，從長征詩詞中可以看出以下數點：

　　（一）人格上的英雄主義與理想主義

　　毛澤東的性格，具有敢于挑戰與超越情懷兩方面，亦即人格上的英雄主義與理想主義。這種人格在長征路上得到全面體現，在詩詞中又得到提升，所創造的詩境只能使后人有高山仰止之嘆。毛澤東在年輕時就說過“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長征路上面臨天、地、人三方面的挑戰，在詩詞中都有所表現。大體說來在十首長征系列詩詞中，前六首表現對天地亦即自然界帶來困難的挑戰，在踏遍青山、跨越關隘時，一方面顯示精神上的雄強，面對萬水千山又流露出“風發更心閑”的從容。后四首表現對人事方面的回應，面對世界，他發出反對帝國主義的誓言，對中國歷史上頗有作為的帝王都給以批判，至于最直接的敵人蔣介石也提前列入被打倒之列，總之在任何政治對手面前他和他的將軍、戰士都是勝利者。

　　毛澤東詩詞總給人天高地闊的感覺，這是由于詩人超越現實的理想主義情懷拓寬了人的眼界。長征詩詞既表現出毛澤東敢于挑戰的一面，也突出表現出超越現實的一面。長征前夕當博古、李德等人瞎指揮時，“風景這邊獨好”是他對紅軍出路的關心；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向華北進犯蔣介石屈膝求和的局面，“天欲墮，賴以拄其間”則是敢于把握民族未來的當仁不讓；登上岷山放飛“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的希望，站在六盤山上就預告“蒼龍”被縛，東征路上就推出了新中國的朝陽……

　　一位外國學者稱贊毛澤東是“一位走在時代前面五十年的天才”<8>，是指他政治上高瞻遠矚的眼光。我們可以說毛澤東是一位永遠面向未來的詩人，而人類的未來——共產主義——是他一生奮斗的目標，一生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他的藝術境界。

　　1939年5月毛澤東為魯迅藝術學院周年紀念題詞“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1958年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創作方法的提出，都應是出自毛澤東人格的選擇。

　　（二）戰斗精神

　　毛澤東在年青時選擇奮斗人生觀，進入戰爭年代后這種人生觀發展為戰斗精神，長征詩詞更是將這種人生哲學發揮到了極致。無論是寫人活動，還是寫景，都是讓人感覺在戰斗。《念奴嬌·昆侖》中的主人公裁山贈人之舉更是集中體現了這種精神。從作者原注看，在構思這首詞時受孫悟空借芭蕉扇滅火傳說的啟發，才有了“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的奇想。傳說中火焰山太熱了，孫悟空以芭蕉扇扇之；火山變成雪山后又太冷了，我當以倚天劍裁之，為的是“環球同此涼熱”。在這里詩人簡直是孫悟空再生，具有了與這位“斗戰勝佛”同樣的戰斗豪情。在《沁園春·雪》中以“欲與天公試比高”寫景，也是受“齊天大圣”自封號啟發造出這個句子的。到了詩人晚年，在那場反霸反修的論戰中，又讓“金猴奮起千鈞棒”出場。因此可以說，《西游記》這部小說浪漫主義精神對毛澤東的影響，在那時是超過詩家“三李”中任何一位的。

　　為了表現戰斗精神，一向連槍都不愿摸的毛澤東大寫特寫冷兵器時代劍的功能。早年他就寫過“愿言試長劍”（《五古·挽易昌陶》）、“東瀛濯劍有書還”（《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長征路上又有“刺破青天鍔未殘”的比喻、“倚天抽寶劍”的想象，晚年又以“誰共我，舞倚天劍，掃此荒唐”給胡喬木改詞。劍把作者提倡的戰斗精神形象化了。在傳統文化里，劍與俠結下不解之緣，而俠一直為處在底層的平民百姓喜愛。毛澤東晚年曾對人說過：“陳毅的詩豪放奔騰，有的地方像我，陳毅有俠氣，爽直。”<9>這可看作是毛澤東對自己詩風的定位，長征詩詞更是突出體現了這種詩風。走在長征路上的毛澤東，套用金庸的話，是一個為國為民的俠者。前人評李白為詩仙、杜甫為詩圣，我們則可以評詩人毛澤東為詩俠。

　　長征路上戰斗甚多，而長征路上毛澤東創作的詩詞卻沒有寫一次戰斗，就是那首概括性極強的《七律·長征》，也只寫沖破自然環境險惡而只字不提對敵武裝斗爭，這又是為什么呢？我們認為略去具體戰斗不寫而突出寫征程上人的感受，正是有利于突出人的戰斗精神。有意思的是，當1935年毛澤東率領紅軍走在長征路上時，宗白華發表了《唐人詩歌中所表現的民族精神》一文，他發現中唐以前寫詩的人都有一兩首“出塞曲”，顯示出民族自信力，然而自中唐以后王朝向衰亡的路上走去，詩壇則失去了“出塞曲”的歌唱。所指“出塞曲”就是只寫出征人的感受而不寫戰斗的。令宗白華想不到的是正當他寫作此文時，毛澤東唱出了比唐人“出塞曲”還要雄壯的遠征之歌，顯示出更偉大的民族自信力。

　　戰斗是毛澤東的詩魂。傳統文化中儒、道、禪的藝術精神都在追求“靜”的狀態，只是屈原稍好些，魯迅評其作品“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但是“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10>毛澤東是以反抗挑戰為其旨趣的詩人，可以說是儒、道、禪、屈外又一家。

　　（三）巨人意識

　　任何一個讀過毛澤東詩詞的人都不難發現其中主人公形象特別高大，日本學者武田泰淳甚至說他讀時總產生“地球上出了個巨人”<11>的感慨。這是因為詩人不是把自己看成是獨立的個體存在，也不僅僅是代表紅軍、共產黨、工農大眾，而是代表整個中華民族。陳晉將毛澤東在歷史上的出現稱為“象征著一個民族的智慧、沖動和毅力，象征著一個國家的歷史、現實和理想。是博大深厚的民族精神養育了他，創造了他，是二十世紀前半葉苦難的中國召喚著他”<12>。從民族精神角度認識是深刻的。可以這樣說，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正式宣布了“我們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而在長征系列詩詞中則提前將這種理念表現出來。

　　這種巨人意識從主人公所在空間位置變化中可以看得出來。

　　在《賀新郎·別友》《虞美人·枕上》兩首愛情詞中，詞中主人公或在離別場合，或在閨房，抒發的是普通人共有的兒女之情。

　　在《五古·挽易昌陶》《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沁園春·長沙》《菩薩蠻·黃鶴樓》四首詩詞中，主人公都是站在水邊，前兩首表現的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后兩首詞表現的是一位高級干部對共產黨前途的擔心。

　　井岡山詞系列主人公出現在山間，表現的是紅軍指揮員的豪情。

　　而在長征詩詞中則發生了突變，主人公都站在山上，借助于高山表現巨人意識，表現的是民族的自尊與自信。

　　“我”與山之關系又分三種情況：

　　（1）我是山的征服者。從《清平樂·會昌》開始八首詩詞都無一例外寫山，或干脆以山命題，山大都是作為被征服對象出現的。

　　（2）我就是山。山既然被人征服，人的本質對象化在山上，《十六字令三首》第三首屬這種情況。

　　（3）我站在山上遠望。中國古典詩詞優秀篇章多登臨懷古之作，然而他們登高遠望時在天地參照下想到個體生命渺小與短暫，無一例外都是“有愁者添愁而無愁者生愁”。毛澤東是偉大群體的代表，他登山遠望時想到的是這個群體的希望在未來，他認定“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13>。于是他頓生豪邁之情，這樣他的創作就與古典同類作品有了質的不同。

　　《沁園春·雪》雖寫在窯洞里，觀察點卻在高空，此點即所謂懸視點，其效果與登山遠望同。

　　以上三種情況分別寫出力量之大、意志之堅、理想之遠，從不同角度表現了巨人意識。

　　（四）崇高與和諧的對立統一

　　毛澤東一生充滿戰斗，所以其詩詞創作必然充滿著崇高精神；同時，他以共產主義社會為其最終理想，所以其詩詞又具有和諧的因素。其詩詞是兩種美學形態的對立統一，長征系列詩詞更是突出體現了這種品格。其具體表現為：（1）篇內見出兩種因素對立而存在，如《念奴嬌·昆侖》中裁昆侖之舉與“太平世界”，《沁園春·雪》中“欲與天公試比高”與“紅裝素裹，分外妖嬈”之景；（2）篇內只見崇高，和諧只能在篇外求之，如“天欲墮，賴以拄其間”后的平衡，“蒼山如海，殘陽如血”悲壯以后生命之重生，“蒼龍”縛住后人民安居樂業……

　　毛澤東后來經常說，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這應是他在長征路上得出的對革命人生的理解，是人生境界，也是審美境界。

　　注：

　　<1>《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頁。

　　<2>《毛澤東早期文稿》，第258頁。

　　<3>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冊，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89頁。

　　<4>《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頁。

　　<5>《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61頁。

　　<6>［美］R·特里爾：《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頁。

　　<7>［美］R·特里爾：《毛澤東傳》，第166頁。

　　<8>轉引自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頁。

　　<9>楊建業：《在毛主席身邊讀書》，《光明日報》1978年12月29日。

　　<10>魯迅：《墳·摩羅詩力說》。

　　<11>［日］武田泰淳、竹內實：《詩人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頁。

　　<12>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第222頁。

　　<13>《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頁。

　　《黨的文獻》2006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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