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倫對決》是今年國慶檔比較好看的一部電影。
發行方連續幾款預告都做的激情四射精彩紛呈，很多人都誤以為這是一部快意恩仇的暴力春宮片，誰知卻是一部與預期截然不同的政治驚悚片。
上訪大爺怒懟北愛爾蘭兩面政客，手撕恐怖分子，腐國坐收漁利……，不做更多劇透了。總之，不一樣的成龍，也是近幾年最好的成龍。導演馬丁·坎貝爾對電影節奏和情緒的鋪陳駕馭的不錯，成龍刻意作出的老態脫俗無傷，唯有打斗還能看到昔日大哥的影子。
《英倫對決》的另一優點是拓展了恐怖分子的概念。這些年來，由于美國政府和主流媒體的刻意誤導，人們腦海中的恐怖分子形象已經被固定化了——身穿長袍、頭裹圍巾、留著大胡子、懷抱AK47……。前兩天發生的拉斯維加斯大屠殺，從任何意義上說都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恐怖襲擊，但美國政府硬是不承認殺手帕多克是恐怖分子。原因無他，就是為了防止“恐怖分子”的形象模糊化、非伊斯蘭化，影響了美國的反恐大業。
但《英倫對決》讓觀眾驚奇的發現，原來金發碧眼的歐洲白人才是恐怖主義的老祖宗，汽車炸彈也好、襲擊銀行等民用設施也好、炸毀民航機也好，都是歐洲人玩剩下的，白人襲擊起“文明社會”來一點也不手軟。
實際上，今天動輒出動戰機“打擊恐怖主義”的以色列，也是靠恐怖主義起家的。以色列的開國總理本-古里安就是丘吉爾眼里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只是后來猶太復國主義取得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有了國防軍可以名正言順的殺人，才“文明”了一點，但也并沒有完全放棄恐怖手段。以色列對制造慕尼黑慘案的巴勒斯坦“黑九月”成員的追殺，就是十足的用恐怖主義對恐怖主義。其手段之殘酷無情，就連摩薩德精英也膽戰心驚。電影《基甸的刀》和《慕尼黑》等對此都有精彩表現。
中東地區之所以成為恐怖主義淵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歐和以色列為了保持自己的現代化優勢，將中東那些以現代民族主義為旗幟、奉行世俗主義理念、努力追趕西方，在現代化建設方面已經取得不俗成績的國家如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等以各種名義一一摧毀，中東青年在絕望之下只能轉向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
可以說，中東的恐怖主義是美國一手制造出來，然后美國再以反恐的名義，或直接消滅，或暗中縱容，一切全看自己的利益。
扯遠了，繼續談《英倫對決》。
《英倫對決》上映后，國內有主流媒體開始高潮了，稱之為《中國形象傳播的一次新嘗試》。的確，如果成龍扮演的男主角關玉明真是中國人的話，那么確實刷新了海外中國人的形象：從膽小怕事，息事寧人變成了堅毅沉穩，有勇有謀，既不放過一個壞人也絕不濫殺無辜(甚至一條狗)。
但問題是，影片對關玉明身世的交代令人莫名其妙：生于中國廣西，不知為什么生活在胡志明市，更奇怪的是還參加過越戰，有在美軍特種部隊服役的經歷，這讓他像一個黑頭發黃皮膚的蘭博。
更關鍵的問題還在于，因為這番經歷，在后來和北愛恐怖分子進行生死搏斗中關玉明的老練沉穩，與蘭博一樣主要來自美軍的訓練，而和他“生于中國廣西”沒什么關系了，也談不上什么代表“中國形象”——那家主流媒體真是表錯了情，白高潮了一場。
查了一下資料，《英倫對決》改編自史蒂芬·萊瑟1992年出版的小說《中國佬》(The Chinaman)，成龍扮演的角色原名叫阮玉明，是原裝正版的越南人。他最早是北越人民軍的爆破專家，后來父親因為政治原因被鎮壓，于是他轉投南越，受到美國人重用。南越偽政權垮臺后他一度被俘，釋放后攜家人逃往香港，期間遭遇海盜，一對雙胞胎女兒不幸遇難。
阮玉明后來輾轉來到英國開了家叫“雙喜”的餐館，不料，妻子和小女兒又遭恐怖分子殺害，這迫使他走上復仇之路。至于小說為什么叫《中國佬》，則是因為在歐洲人看來，東亞人長的都差不多，于是均以含有貶義的“中國佬”一言以蔽之，并非專指中國人。
關玉明(阮玉明)的這番身世，就和影片中成龍扮演的形象吻合起來了。成龍在叢林中設置竹簽陷阱對付追殺他的北愛恐怖分子也不難理解了。用竹簽陷阱對付美軍是北越人民軍的拿手好戲，最初的靈感則來自中國的軍教片《地雷戰》。
成龍/馬丁·坎貝爾之所以要把越南的阮玉明換成中國的關玉明，主要動機恐怕還是意在中國市場，但處理的太粗疏——既然變成中國人關玉明，完全可以為他重新建立一套檔案——
關玉明，解放軍戰斗英雄，1979年在最后的戰斗中負傷昏迷，后流落越南，因覺得愧對祖國而不愿回國，輾轉來到英國……，后面的故事，就可以講通順了。
存在決定意識。《英倫對決》的熱映以及那家主流媒體自作多情式的高潮，其實凸顯了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在最需要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推出中國英雄的今天，卻驀然發現，我們在這方面的資源(這里僅指晚近三十多年)十分貧乏，以至于不得不把一個越南人冒充為中國人推送給世界，這是為什么呢?
從文化的角度看，晚近三十多年的歷史，庶幾也可以被概括為用來自小崗村自私落后的小農價值觀，取代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價值觀的歷史，或者說，是用“為私”價值觀取代“為公”價值觀的歷史。
整整一代到兩代的精英(主流或大部分，不是全部)，包括政治精英、知識精英、財富精英、文化精英等，都是抱持這樣的價值觀，爬到了社會頂層，成為“成功者”，卻始終沒有足夠的道德權威，他們被人羨慕、嫉妒，但并不能被人發自內心尊重，甚至被老百姓視為一群賊！
精英的故事十分精彩，卻無法被講述給世界——任何打動人心的故事，總是要包含犧牲、奉獻、創造、拯救等等高尚道德的因素，但這些因素，在這些精英的人生經驗中，恰恰是被棄之如敝履的東西。
2015年，管虎導演的《老炮兒》引起輿論轟動，人們發現：今天，當試圖尋找一位有尊嚴、有底線的人物充當社會文化意義上的“父親”時，精英階層竟無人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來自社會下層，帶有流氓色彩的“老炮兒”才有這樣的資格【點擊閱讀】，因為只有他們才過著一種講原則、有尊嚴的生活——這不僅是一種尷尬，更是一種悲哀。
現在真是積重難返。
今天，要改變這樣的局面，必須從繼承和發揚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文化、革命價值觀做起。毛澤東時代革命文化，或者說為人民服務文化【點擊閱讀】，并不是橫空出世的，而是集東西方優秀文化精華之大成。只有用這樣的文化“墊底”，中華民族才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才能在世界上成為一個自尊并被人尊重的民族。
我在上篇文章中提到，習近平主席把重新設立的第一枚八一勛章授給毛澤東時代的老英雄麥賢得是意味深長的，麥賢得就是革命英雄主義的活的紀念碑！向麥賢得授勛，既是對革命英雄主義（這是革命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致敬，也是一種傳承的宣示——從現在開始，文化上墮落應該停止，我們將向世界講述新的中國故事。
這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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