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本文為青年批評家李云雷對張慧瑜的解讀，通過回顧張慧瑜個人學術經歷與兩人莫逆之交的生活接觸，作者在他的身上看到了這一代批評家的使命與道路：就是為未來中國的發展探尋方向，將根深深扎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土壤里，卻回望著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的傳統中國和革命中國，眺望著在眼前漸次展開的21世紀的風景。作者認為在張慧瑜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正是這種使命感，他探索的方向將為我們帶來更多可以展開的命題，不斷鼓舞著同行者，啟迪著后來者。感謝作者李云雷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正文

　　我和慧瑜認識已經很久了，似乎很難寫出對他的整體理解，那可能需要將他“相對化”，梳理我們彼此之間的交往與交流，但是在我的感覺結構中，慧瑜似乎已構成了我內在的一部分，是我理解世界的一個重要中介，要將我們彼此剝離開來，需要做出極大的努力，無論是作為同學、同事、同道，慧瑜都是極為出色的，想起他來讓人感覺很安心。

　　最初見到慧瑜，是在戴錦華老師的課上，那時候在北大校園中，戴老師和她的課是一個傳奇，我也常常去蹭課，有一次就遇到了這個胖乎乎的男孩，他背著雙肩包走來，在課堂上很勤奮地記筆記。課間休息時聊天，才知道他就是張慧瑜。在那之前，他的名字我早就聽說過了，在我和朋友主持的左岸文化網上，他的網名是“魚愛源”，很活躍，后來還擔任過學術思想版的版主，看得出來他讀過很多書，對西方理論很熟悉。他和我的師弟石一楓是本科的同學，不過畢業之后，一楓繼續在北大讀研究生，他則到了人大去讀書，同時主持著一個影響很大的“文化研究網”。在那個時候，慧瑜似乎一直在用“魚愛源”這個名字，直到我們都不在網上活躍為止。

　　讀博士的時候，慧瑜又考回了北大，跟著戴老師讀書，我們之間的交往就更多了，我們和共同的朋友何吉賢、石一楓等經常相聚，談論讀書心得，以及對各種事物的看法。博士畢業之后，慧瑜來到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在那之前，我也到了這個單位，在《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工作，慧瑜來了之后，先是在《藝術評論》雜志，后來又到了影視所專門做研究，我們又成了同事，相聚的機會就更多了。尤其在2011年我在研究院組織了“青年文藝論壇”之后，慧瑜是最積極、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在每個月一次的論壇討論中，來自研究院內外的青年學者，圍繞當前文藝的熱點與前沿問題，思想碰撞，閃爍出不少火花。那時候慧瑜的發言總是讓人期待，他的發言有歷史感，有針對性，有理論深度，也有新的角度，總能帶給我們新的思考與啟發。2015年，我離開中國藝術研究院之后，慧瑜也去了美國訪學，這一段我們之間的聯系不多，但我時常可以看到他的新文章，在我的心中，慧瑜始終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一個思想開闊的學者，一個共同探索未來的同道。

　　慧瑜是一個80后的青年學者，但卻似乎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成熟與穩重，和一般人印象中80后的浮夸驕縱迥然不同，他也保留著我們山東人質樸敦厚的本性。多年來他也一直保持著胖乎乎的可愛形象，讓很多人聯想到熊貓，確實他也像熊貓一樣珍貴，不僅對我們這些朋友們來說如此，我相信有一天他也會成為學術界的國寶。慧瑜性格寬厚，為人善良，他有很多朋友，在北京的青年學者中，我和慧瑜的朋友可能是最多的，我多的是文學界的朋友，慧瑜多的是電影界的朋友，我們兩個之間有交叉的領域則是學術界的朋友。有一段時間我去外地開會，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慧瑜的朋友，有的只讀過慧瑜的文章，在網上交流過，沒有見過面，甚至以為“慧瑜”的名字是一個女孩，慧瑜的朋友簡直遍天下，就像當年的胡適之一樣，很多人都可以稱之為“我的朋友張慧瑜”。有外地的朋友來了北京，慧瑜往往也會叫上我，一起喝酒聊聊天。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吳子楓，就是慧瑜介紹的，那時子楓在非洲馬達加斯加支教，中間回國探親，第一站先到北京，慧瑜開車去機場接他，接上之后直接拉到我那時住的牡丹園，我們在一家小酒館邊喝酒邊聊學術，談的非常暢快。還有一年的元旦，我和慧瑜、老何相約一起過節，談談對過去一年的總結，暢談一個通宵。那天晚上，我們在老何家附近的一家酒店，喝完酒之后，便圍坐在一張桌子前，長聊了起來。我們談了中國的變化與世界的變化，談了學術界、電影界與文學界發生的新現象，對一些重要的問題進行反復討論，并不時有爭論。我們三個人喝著茶，抽著煙，傾聽著別人的發言，不時插話談談自己的看法，我們三人的觀點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具體而細微的差異，談起來每個人都很興奮，彼此激發出不少靈感，在那間煙霧繚繞的房間，我們一直談到東方之既白。現在回想那時的情景，在那個昏黃的房間，我們在探討著中國與世界的命運，并努力做出我們的判斷和思考，仿佛 19世紀的知識分子才有的激情。還有一次，在我們一起郊游回來的路上，慧瑜開著車，不知怎么談到了一個有趣的話題，慧瑜問我，“你小時候結拜過兄弟嗎?”我想了想，說沒有，慧瑜說他小時候有過這樣的經歷，那時候他和幾個小伙伴“義結金蘭”，還真的一起燒香磕過頭，像江湖兄弟一樣講義氣。但是隨著他的成長，以及離鄉進京讀書，和那些兄弟也就越走越遠，幾乎沒有聯系了。這樣的閑聊讓我看到了慧瑜的另一面，或者說看到了正在成長中的那個慧瑜。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可以說講義氣一直保留在慧瑜的內心，在這個變幻多端的世界，這可以說是一種難得的品質。

　　在學術上，慧瑜的勤奮有目共睹，在短短數年內，他就推出了《影像書寫》、《視覺現代性——20世紀中國的主體呈現》、《歷史魅影：中國電影文化研究》、《文化魅影：中國電視劇文化研究》、《當代中國的文化想象與社會重構》、《風吹影動》等專著和評論集，平常散見在各報刊的論文就更多了。慧瑜主要關注的領域是影視與文化研究，他有深厚的理論根底，也有鮮明的問題意識，他主要通過對影視作品的分析把握當代中國的思潮，以及文化想象與時代變化的關系。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將那些人們習焉不察、熟視無睹的社會現象和文藝作品結合起來，揭示其中蘊含的價值與深意，讓我們看到不同的人物形象、不同影視類型的出現，與時代變遷的關系，從而將我們這個時代的集體無意識加以顯影，讓我們看到我們置身其中的這個世界發生了什么，正在向什么方向演變。在這個意義上，慧瑜關注的從來不是對某一部影視作品的藝術分析，而是以理論的高度穿透當下中國的現實，以歷史的視野關注文藝最前沿的作品與現象，這樣他所做的分析便不是泛泛的無根之談，而是以他的全部學識為根基，對當前中國及其文藝的研究與判斷。當然慧瑜也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在他學術生涯的早期，他似乎更關注理論與歷史研究，較少涉及當前中國的文藝問題，我還記得，在讀書時，他關于《資本論》文本分析的一篇文章曾得到不少師友的贊譽，而他的博士論文《視覺現代性——20世紀中國的主體呈現》，以“視覺的現代性”為核心，討論了不少理論與歷史問題，其中關于魯迅“幻燈片事件”、瞿秋白《多余的話》、丁玲《在醫院中》的分析頗為精到，讓我們看到他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他對啟蒙、革命、中國主體的多重性等做出了新的闡釋，探討20世紀中國現代性的獨特經驗對當下中國的重要意義。

　　從2014年開始，慧瑜開始在皮村文學小組講課，每周一次。他周日晚上到達那里，給愛好文學的工友們講課，他主要講的是文學史和經典作品， 以及對工友們文章的點評。他樂此不疲，每周來往奔波著，與工友之間建立起了緊密的精神上的聯系，他說在他們身上看到了純樸的精神和對文學發自內心的熱愛，這是他在主流文學或學術界所看不到的，在這個過程中他感覺也收獲了很多。2015年，慧瑜出國訪學，他在文學小組的課也停了，他找了不少朋友接替他去上課，我也去那里講過一次，但是其他人都不像他那么長久。他在美國的時候，我在文學小組的微信群里看到不少工友對他的懷念，以及他隔洋與他們的互動，那些深情而純樸的話語，讓人感到是那么珍貴。回國后，慧瑜繼續到文學小組講課，在那之后不久，文學小組突然一下子火了，因為出了一個范雨素。范雨素的文章《我是范雨素》在微信朋友圈上成為熱門，范雨素一下也成為了諸多媒體爭逐的對象，作為文學小組的輔導老師，慧瑜也一下成為了熱門人物，關于他的采訪、報道突然多了，慧瑜成為了范雨素事件的一個重要解釋者，參與了范雨素事件的整個過程。 那幾天，我看到慧瑜頻繁出現在各種媒體上，有時深夜給他打電話，他說還在寫稿子，讓我很擔心他的身體是否能吃得消。范雨素事件之后，第一次文學小組的活動，慧瑜約我跟他一起去，我一口就答應了。那天當我打車到達皮村的時候，慧瑜正和文學小組的幾個同學吃晚飯，在打工文化博物館入口右側狹窄的過道中，一張破舊的桌子上，散亂地擺放著幾個菜，慧瑜和他們邊吃邊聊，此時范雨素已經躲了起來，媒體關注的熱潮還未消退，文學小組的活動便成為了焦點，不斷有人過來詢問活動什么時候開始，報名想要參加，慧瑜耐心地告訴他們時間、地點。等時間快到了，我跟慧瑜一起來到另一個院子里，在那間簡陋的教室里，慧瑜簡要回顧了范雨素文章發表以來的媒體報道，又帶領學員細讀《我是范雨素》，閱讀一段，分析一段，討論一段，會場上氛圍很活躍，不停地有人插話，不時爆發出歡快的笑聲。慧瑜的態度始終是安靜的，不因為處于風暴的中心而有所變化，面對媒體的追問，他始終不卑不亢，誠懇，自然，親切，一切都是他平時的樣子。那天文學小組的活動結束后，又有不少人來采訪，我等了一會兒，才跟慧瑜一起坐上皮村送我們去坐地鐵的面包車上。坐在地鐵上，我們才有機會坐下來聊聊，我詢問他這幾天在風暴中心的感受，他說沒想到一下子成為了網紅，感覺有點累。那天我們默默地坐在地鐵上，也沒有多說什么，地鐵到了站，我們也就分別回家了。

　　很多人因為范雨素事件而知道了慧瑜，慧瑜的追求體現在這個事件里面，但又不止于此，他有著更大的追求，在我的認識里面，慧瑜對當代文化的主流是不滿的，他在積極地探求著另外一條道路，也就是工農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工農化的道路，他之所以花那么大的力氣去文學小組講課，其實蘊含著這樣內在追求，這不是打破勞動分工意義上的，而是帶著他對世界的全部認知與價值判斷所尋找的一種出路。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世界在飛速地發展、變動，很多方面已經超出了我們的認知與想象，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世界圖景卻越來越不清晰了，美國不是原來的美國了，歐洲也不是原來的歐洲了，中國也不是原來的中國了，我們該往哪里走呢?在我們國內，老工人，新工人，種種新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未來的發展在哪里?在一個大時代，很多人都陷入了沉思，慧瑜帶著種種精神上的困惑和疑問，來到了皮村，他以一個知識分子的敏感和問題意識在這里尋找著，探索著，他傾聽著新工人的心聲，和他們一起探尋著未來的出路，這是關乎中國未來的一種出路，也是關乎世界未來的出路。也許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為未來中國的發展探尋方向，我們的根深深扎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土壤里，卻回望著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的傳統中國和革命中國，眺望著在眼前漸次展開的21世紀的風景，在其中承擔起承前啟后的重要使命，我想在慧瑜身上所體現出來，正是這樣的使命感，他探索的方向將為我們帶來更多可以展開的命題，不斷鼓舞著同行者，也不斷啟迪著后來人，我相信，伴隨著慧瑜的成長，他一定可以為我們帶來更多的思想成果，以及更清晰的道路，在未來的時代指引著方向，標識著我們這一代人探索的路。我想等我們這一代人終于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的時候，慧瑜一定可以笑著回顧自己所走過的路，這是一個時代先行者和前行者的微笑，“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本文原載于《創作與批評》2017年8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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