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的話：

　　半個多世紀前，作家柳青在陜西的山窩窩里寫下了《創業史》，記錄下新中國成立后廣大農村如火如荼的互助合作運動。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與作家、藝術家交談時，語重心長地說：“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陜西省的一個文件發下來，他會知道他的房東老大娘是哭還是笑。”作家與人民如此心心相通，是成就這部經典的基礎。

　　2017年6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深入呂梁山區，調研深度貧苦地區脫貧大計時，對當地的鄉親們說：“現在黨中央就是要帶領大家一心一意脫貧致富，讓人民生活越過越好。芝麻開花節節高。請鄉親們同黨中央一起，擼起袖子加油干!”

　　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到了關鍵時刻，中國大地上，還有無數的“蛤蟆灘”期待著“梁生寶”們的到來，期待著他們面對新的時代背景和現實問題迎難而上，像梁生寶一樣一步步地走出一種可能性來。這種可能性不僅是屬于中國農村、中國農民的，也是屬于中國文化、中國精神的。這恰是我們對這部經典重讀與細讀的價值所在。

　　1951年5月的某一天，《中國青年報》創辦者之一，編委、副刊主編劉蘊華(柳青)突然離開了首都北京，一個人帶著簡單的行李，踏著瀟瀟春雨中的泥濘道路，來到陜西長安縣皇甫村安家落戶。直到1967年被強行“趕走”，這位曾經的“團中央干部”在神禾塬上的古廟里，像一個農民一樣住了14年。

　　著名的“梁生寶買稻種”的故事其實就來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費和積蓄換來了日本良種稻——矮稈粳稻，在小范圍種植試驗成功，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寶的原型)所在的勝利合作社一千多畝水稻獲得了平均畝產710斤的大豐收，創造了當時陜西地區糧食生產歷史最高紀錄。

　　1960年，長篇小說《創業史》第一部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柳青將稿費一萬六千零六十五元，全部捐給勝利人民公社，作為公社的工業基建費用。公社用這筆“巨款”修了一座農業機械廠，后來又建了王曲衛生院。為給村里拉電線，柳青還預支了小說第二部的部分稿費(《創業史》原計劃寫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幾乎就是在債務中度過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樣，這個當代中國“發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時一貧如洗;他并不長壽，終年62歲。

　　2006年，孟加拉國銀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為長期從事反貧困事業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其獲獎理由不過是“他長期向窮人提供每筆20美元的小額貸款”不要利息和抵押而已。像尤努斯博士一樣，柳青的事業更屬于千千萬萬人，而且可以毫無疑問地說，他的所作所為比尤努斯更為徹底。

一部關于“時間”的小說

　　作為影響巨大的長篇小說，《創業史》的創新和成就首先在于：它將“現代時間觀念”納入到小說敘事，并將之運用于敘述中國農村。今天看來，這部以中國農村、鄉土為內容的小說，在敘述方式上恰恰是非常現代、非常“西洋化”的。以這樣的時間觀念來敘述中國農村，乃是幾千年來的第一次，在這個意義上，《創業史》是中國第一部成功的關于“時間”的長篇小說。

　　所謂“現代時間觀”，意味著從“當下”的角度去敘述歷史和預言未來，從而將時間納入一個以“當下”為核心的結構中。現代社會的組織方式和現代生產方式本身，極大地促進了這種“現代時間觀”的確立。“讓時間督促我們工作”或“讓歷史告訴未來”這其中不僅包含著“合理地利用而不是浪費”的時間觀念，還包含了“造福未來”的工商業精神。正是這種精神，成為構筑工業革命之后的現代世界的支柱。

　　《創業史》伴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8)而誕生，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開始的大規模工業化和農村合作化，是對于中國傳統生產方式和中國傳統社會的全面改造的標志，這種“全面改造”不僅僅意味著“時間開始了”，而且更意味著“時間改變了”。全面改造，當然包括對于中國人的時間觀的改造，也包括了“勤儉創業”“勞動光榮”的嶄新倫理的確立。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中國農村和農民祖祖輩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時間觀念被徹底打破了，農民和農村被組織進現代工業化的時間體系中：“工分”完成了農村勞動力的貨幣化，土地在集體化的基礎上被重新配置，在農林牧副漁的現代農業的意義上，勞動的合理分工得以完成。而《創業史》恰恰由于深刻地抓住并且表現了這一根本性的變革，才成為一部具有現代標志性的經典作品。

　　如同小說描寫的：千百年來在“春閑天”里無所事事的農民和農村，如今一派忙碌景象;在春天的田野上，到處都是“梁生寶互助組”那種進終南山背板、扎笤帚搞副業的漢子，農民們第一次熱衷于“科學種田”(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通過現代科學技術來掌握季節和天氣的無常變化)，“物資交流大會”在暮色蒼茫中還沒有散場，富裕中農郭世富在人聲鼎沸的“市場”上與“國家”相遇??。而在過去，柳青寫到：“從舊歷開頭的整個正、二、三月漫長的春天，當農業生產還沒有高度組織起來的時候，幾乎沒有什么田地里的活路”，農民只能靠賭博、喝酒和“下雨天打孩子”打發時光。

　　其實，《創業史》每一次優美而抒情的景物描寫，也都可以看作是對這種“人勤春早”的工作時間觀的重申。毫無疑問，《創業史》雖然寫的是農村，但此農村已非彼農村，《創業史》描寫的農村已經是處于大規模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被組織起來的“現代新農村”。

柳青(左一)與皇甫村群眾在田間地頭親切交談，右一為《創業史》中梁生寶原型王家斌

“寶娃”與“阿甘”

　　《創業史》的主人公梁生寶小名叫“寶娃”，漢語中的所謂“寶”有兩個意思：一個寶貝，另一個則是“活寶”(即類似于“傻瓜”)。

　　梁生寶其實正是這樣一個雙面體：他是千百萬中國新農民和新農村的代言人，同時，他性格中也有“傻瓜”或者“活寶”的一面。對于已經不熟悉上世紀50年代中國歷史的青年讀者來說，《創業史》的故事，最類似于廣有影響的美國作品《阿甘正傳》，“寶娃”與“阿甘”的故事，其實屬于同一類型的現代小說敘事(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小人物敘事”)，都是弱者和小人物辦大事的故事，這兩部作品也都是通過一個小人物，來寫一個時代，而這個時代就是所謂“現代”。

　　如果用最簡單的詞來解釋什么是“現代性”，那么我們可以說，所謂現代性也就是“可能性”。今天的人們，其實可以在“市場”這個隱喻中得到對現代性的最現實的理解，市場意味著風險，意味著沒有保險和最終承諾，在這個意義上，市場有的也就是“可能性”或者僅僅是“對可能性的承諾”。在市場中，任何人的命運都是相對的——即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

　　十六世紀以來的歐洲，現代性是伴隨著迷漫全社會的精神和信仰危機、伴隨著宗教改革運動而確立的，新興的政治經濟學中汲取了達爾文“進化論”的靈感，把命運的青睞加之于強者。這樣一來，“上帝”“那只看不見的手”只為強者(擁有權力和財富者)擲骰子，這意味著在“生存競爭”中強者一定會勝出，強者甚至就是“上帝”本身。

　　但是，對于這種強者神話，《創業史》向人們展示的卻完全相反：正因為貧窮和苦難，現實中的弱者和窮人身上才充滿了自我更新和改變世界的不息渴望和能量，而相對來說，強者和富人則傾向于維護現狀;正因為窮人和弱者命定的熱衷于自我更新和改變現狀，所以“弱者和窮人”比“強者和富人”就更容易傾向于創新和試驗，弱者比強者在心理上更“開放”。

　　也正是基于此，現代小說中源遠流長的“小人物敘事”模式在《創業史》中被再次應用——弱者和小人物向我們展示改天換地、做大事業的“可能性”。

誰說雞毛不能上天

　　對于當代中國人來說，“雞毛上天”的意象別有深意：1955年9月至12月，毛澤東親自編輯了長達95萬字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資料集，并為每一篇資料加了按語。在一篇題為《誰說雞毛不能上天》的文章前面，毛澤東這樣寫到：“富裕中農說：‘窮光蛋想辦合作社哩，沒有見過雞毛能上天。’雞毛居然上天去了，窮人要翻身了。舊制度要滅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雞毛不能上天’這個古代的真理，在社會主義時代，它已經不是真理了。”而《創業史》和梁生寶，就是產生在這個“雞毛可能上天”的時代。

　　那么，這個“新的世界又是怎樣出世的”呢?《創業史》第一章的開頭給了我們答案：富裕中農郭世富的新瓦房在人們羨慕的目光中平地而起，而“梁生寶互助組”八戶饑腸轆轆的老弱病殘，卻在一片嘲笑聲中登臺。接下來，寶娃也正是在一片笑聲中，頭上頂著塊麻袋片，肩上扛著新稻種，“落湯雞”似的從瀟瀟春雨中向我們走來。而在小說結尾，當富裕中農郭世富老漢美滋滋地數著在自由市場上賣高價糧食換來的幾十塊錢，并以“龜兔賽跑”的預言嘲笑“寶娃這個寶貨”的時候，卻萬萬沒有想到：渾身披著麻袋片，如“丐幫幫主”的梁生寶，此時正和老弱病殘鉆在終南山扎笤帚——而他從合作社里領到的預付款是750塊“嶄新的人民票”!

　　烏龜竟然跑過了兔子，而雞毛就是在這樣一片哄笑聲中上天去了。

　　沒有了思想負擔，就是“雞毛上天”的第一步。既然寶娃本來就是大家嘲笑的對象，本來就是“喜劇人物”，所以他就沒有什么面子問題;既然“沒有丟人不丟人的問題”，也就具備了常人所沒有的自信與從容;既然智商比別人短半截，因而笨鳥就必須先飛。當種地搞不過富裕中農的寶娃為自身條件所迫，立足現實跟黨走，帶著互助組去搞新稻種、去扎笤帚搞副業，擼起袖子加油干的時候，他哪里傻了?他不令人感佩嗎?他不正是在漫天風雨中奮勇前行的“當代英雄”嗎?

　　我想，這也許就是《創業史》中的寶娃與那個既得利益者郭振山的根本區別。而郭振山作為土改中的“轟炸機”，卻從來就是威嚴和權力的象征，結果，他害怕失去的東西就太多太多，壇壇罐罐哪一件都舍不得丟。郭振山的“在黨”，那是因為在他看來，黨是權力的象征;郭振山羨慕富農，那是因為在他眼里，富農是財富的榜樣;郭振山愛當官，那是因為他認為，官是威風和面子的集合。但寶娃跟著共產黨走，是因為黨憐貧恤孤，黨站在窮苦人一邊;走社會主義道路，對寶娃來說不是空洞的信仰，完全是咕咕叫的肚子的理性選擇。

　　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毛澤東如此感慨地寫到：“社會主義是這樣一個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經過同舊事物的嚴重斗爭才能實現的。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在一個時期內，是那樣頑固地要走他們的老路。在另一個時期內，這些同樣的人又可以改變態度表示贊成新事物。”《創業史》扉頁上鄭重地引用了這段話，這并不是為了跟隨政治形勢，而是因為恰是這段話表達了對于現代性的最為透辟、根本的理解：現代性是對“新事物”的追求，現代性其實就是“可能性”，正如毛澤東說的“一定會有兩種前途，兩種可能性”。

　　這當然意味著，社會主義這個新事物道路艱難，一定會遇到挫折。而在另一些人看來，社會主義是傻子們關于“雞毛上天”的幻想。但柳青讓“梁生寶”們在“蛤蟆灘”上挺起脊梁宣告：社會主義是窮人的事業，是小人物的事業;我們不怕挫折、不怕失敗，只要志向高遠、勇敢無畏，小人物的事業也會穿越歷史，把激情傳遞給后來者，啟示他們在自己的時代尋找生存與生活、創造與改變的奧義。

《創業史》的另一種可能性

　　打開1960年第一版《創業史》，映入眼簾的首先是三個字：“創業難”。柳青的感慨，當然也是每個中國人的感慨。

　　真實的歷史變遷，遠比房倒屋塌、物是人非要來得更加殘酷，以至于作為后來者的我們今天重讀《創業史》，竟不知道從哪里開始，正如今天重新面對柳青，我們一時竟不知從何說起。遠隔滾滾紅塵，對于這部今天的年輕人也許非常陌生的杰作，我們甚至不得不從一個看來最驚心動魄、最讓人揮之不去的部分開始我們的重讀。

　　在長達505頁的《創業史》第一部的中間部分，作者精心安排了一場歷史預言般的轉折式對話，見慣了世事變遷的梁三老漢固執、突兀地追問梁生寶的“貼心人”盧明昌書記的一個問題：如果進終南山砍竹子、搞副業出了事故，你們是否會追究梁生寶的責任?如果互助組、合作社沒有辦成，或者辦起來之后最終還是頂不住壓力，散掉了，那么梁生寶作為領頭人，是不是要“進班房”?當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受挫或者失敗，梁生寶是否會成為替罪的羔羊?

　　正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去看，半個多世紀前小說里的這段“關于梁生寶未來命運”的對話，讀來竟是如此令人驚訝不已：

【“唉!”老漢嘆口氣，說，“人，只能往吉慶處思量嘛!萬一出了啥岔子，實在受不了。是他領的頭嘛，他坐班房，我們家里人難受??”

盧明昌忍不住大笑，“看你說的啥?生寶為啥坐班房?出了事情，也是俺共產黨的事情，怎么能叫生寶一個人坐班房呢?你不是說我們全姓共嗎?”

梁三老漢放下了心中的負擔，笑了。他站起來，說：“是這，我回呀!要是有三長兩短，你們黨里頭高抬貴手。”

盧書記忍住笑，把老漢送出大門洞，攙著他下高臺階，說：“你只管放心!啥事想不通，你尋我來，咱叔侄倆談敘!”

然而，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在梁三老漢農民式的“遠見”和盧書記的“只管放心”的“保票”之間，發生了太多太多??】

　　1978年6月13日，柳青在北京去世。自此，柳青在皇甫人民的心中永遠定格為一個頭戴瓜皮帽、身穿對襟褂子、手拿長桿旱煙袋、圓圓的臉上時常笑容可掬的莊稼漢形象。他遺言：“皇甫是我的第二故鄉，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安葬在皇甫塬上。”

　　1982年，柳青的三個子女來到皇甫村，睹物思情，他們流下了熱淚。在柳青骨灰安放的土地上撒下熱淚的，本應該是所有高尚的人，而不僅僅是他的子女。

　　1997年，皇甫村農民集體創業的帶頭人、創造過陜西水稻畝產歷史最高紀錄的勞動模范，當年的“梁生寶”——王家斌在孤獨中去世。由于如今的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剩下的只有“389961部隊”(編注：指婦女、老人、兒童)，據《讀書》雜志2004年第6期武春生的文章《尋找梁生寶》描述：“當時天下著雨，村上沒有一個鄉親來送行，棺木是用拖拉機拉到墳地的。蛤蟆灘仍活著的當年一批共同創業者如今只剩下高增福的原型了。”

找回失落的“梁生寶”

　　今天，解決好“三農”問題再次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農民又是“三農”的重中之重，農民是發展農業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力軍。人們不由得再次想起了柳青和《創業史》，想起了王家斌和梁生寶。而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切膚問題是：我們究竟是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失去了柳青?我們又是在什么意義上與梁生寶擦肩而過的?

　　現在的年輕人，無論是出身于城市還是農村，也許早已對柳青知之不詳，也許對《創業史》感到陌生，也許覺得當今的農村和過去相比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只要天下的“蛤蟆灘”還等著人們去建設，“梁生寶”的靈魂便會在中國農村的大地上徘徊。

　　探索一條中國農村發展的道路，這是幾代中國人的堅定意志與不可動搖的信念。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沒有糧食增產和豐收，連吃飯都談不上，談何發展;而僅僅能吃飽飯，農民卻不能增收致富，甚至難以脫貧，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短板就沒有補齊。同樣，對于中國來說，不搞現代化、工業化，不搞市場經濟，就不能發展，從根本上說也就沒有出路;但是，在現代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如果不保護弱勢群體、扶助老弱病殘孤，而是聽任他們毫無保障地被拋入市場化的洶涌波濤中，那么現代化、工業化就不可能成功。

　　梁生寶是有文化的。他的文化，不是書房里擺的琴棋書畫，也不是電視上演的愛恨情仇，而是從土地里頑強生長出來的、渴望改變命運而又高度務實的勁頭與信念。他明白一切美好的生活都要靠勞動來創造，他懂得靠互助合作可以讓一群弱者變得強大，所以他把自己的人生志向和事業安放在蛤蟆灘這個也許渺小然而又確乎宏闊的一方天地。如果說，梁生寶為我們留下了什么“遺產”的話，那就是他把自己的思考和行動，高度統一到了他所面臨的時代和實際中。今天的農村，難道不是更需要像梁生寶這樣的帶頭人嗎?不是更需要這樣風雨兼程、敢闖敢干的意志力和想象力嗎?

　　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打贏脫貧攻堅戰役、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偉大勝利，中華大地上無數的梁生寶就是“火車頭”。組織起來，走共同創業、共同富裕的道路，以農業產業化的形式去應對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挑戰，這是幾億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無論道路多么艱險崎嶇，我們的前人不正是步履蹣跚、披荊斬棘，這樣一步步地向我們走來的嗎?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當年的梁生寶正是這樣肩扛稻種在瀟瀟春雨中向我們走來。我們是舉起雙手歡呼他，還是搖唇鼓舌譏笑他?是為他的“重生”搖旗吶喊，還是為他的“逝去”感傷懷舊甚至興高采烈?是站在他們頭上指手畫腳，說什么“農民素質差、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中國農村乃至中國根本無辦法”，還是匯入他們之中，為“雞毛上天”盡一把綿薄之力?而今，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給出肯定的回答。

　　當前，我們正行進在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征程中，“找回失落的梁生寶”是擺在每一個人面前的課題，也是我們當下重讀柳青和《創業史》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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