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的情況與他們案子的情況是一樣的，既然北京法院能接受他們的案子，上海法院也就應該接受我們的案子。
梁實秋訴魯迅侵害其名譽權案庭審紀實
（故事新編）
引 子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O年）五月一日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發表了魯迅先生寫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全文如下：
梁實秋先生為了《拓荒者》上稱他為“資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氣”的文章。先據《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頁上的定義，“覺得我自己便有點像是無產階級里的一個”之后，再下“走狗”的定義，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討主子的歡心因而得到一點恩惠”，于是又因而發生疑問道——
“《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分雜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帳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于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于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敘他怎樣辛苦，好像“無產階級”（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謂“劣敗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誰”，那是屬于后一類的了，為確當計，還得添幾個字，稱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
然而這名目還有些缺點。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識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終于不講“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了，在《答魯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進電桿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敲碎報館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寫出“到××黨去領盧布”字樣來，那故意暗藏的兩個×，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產”這兩字，指示著凡主張“文學有階級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擁護蘇聯”，或“去領盧布”的勾當，和段祺瑞的衛兵槍殺學生，《晨報》卻道學生為了幾個盧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報》的通信上便說為“金光燦爛的盧布所買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許以為給主子嗅出匪類（“學匪”），也就是一種“批評”，然而這職業，比起“劊子手”來，也就更加下賤了。
我還記得，“國共合作”時代，通信和演說，稱贊蘇聯，是極時髦的，現在可不同了，報章所載，則電桿上寫字和“××黨”，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勁，那么，為將自己的論敵指為“擁護蘇聯”或“××黨”，自然也就髦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但倘說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鎊”，是冤枉的，決沒有這回事，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面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
一九三○，四，十九。
梁實秋先生為了《拓荒者》上稱他為“資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氣”的文章。先據《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頁上的定義，“覺得我自己便有點像是無產階級里的一個”之后，再下“走狗”的定義，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討主子的歡心因而得到一點恩惠”，于是又因而發生疑問道——
“《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分雜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帳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于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于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敘他怎樣辛苦，好像“無產階級”（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謂“劣敗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誰”，那是屬于后一類的了，為確當計，還得添幾個字，稱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
然而這名目還有些缺點。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識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終于不講“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了，在《答魯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進電桿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敲碎報館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寫出“到××黨去領盧布”字樣來，那故意暗藏的兩個×，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產”這兩字，指示著凡主張“文學有階級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擁護蘇聯”，或“去領盧布”的勾當，和段祺瑞的衛兵槍殺學生，《晨報》卻道學生為了幾個盧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報》的通信上便說為“金光燦爛的盧布所買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許以為給主子嗅出匪類（“學匪”），也就是一種“批評”，然而這職業，比起“劊子手”來，也就更加下賤了。
我還記得，“國共合作”時代，通信和演說，稱贊蘇聯，是極時髦的，現在可不同了，報章所載，則電桿上寫字和“××黨”，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勁，那么，為將自己的論敵指為“擁護蘇聯”或“××黨”，自然也就髦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但倘說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鎊”，是冤枉的，決沒有這回事，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面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
一九三○，四，十九。
正 文
近日，梁實秋先生向魯迅先生居住地的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遞交訴訟書，控告魯迅侵害其名譽權。昨日，該案在上海市北寶興路531號虹口區人民法院院內第五法庭開庭審理。
在法庭調查階段，原告梁實秋的委托代理人、律師張某訴稱：梁實秋先生從民國四年開始從事寫作，幾十年來寫作、翻譯和發表出版了多部（篇）作品，共達兩千多萬字，大眾耳熟能詳。民國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被告魯迅寫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刊登在五月一日公開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上，被告在該文中指名道姓地用“喪家犬”、“走狗”等字眼侮辱梁實秋先生。此后，被告又將該文收入《二花集》公開出版，繼續對梁先生進行侮辱和傷害。特別是在之后的幾十年里，該文和收入該文的文集又多次被報刊刊登和再版，甚至長期收入大陸的教科書，極其嚴重地損害了梁先生的名譽。為維護梁實秋先生的合法權益，特訴至法院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名譽權的一切侵權行為。2、判令被告消除影響，并共同在《南方都市報》、新浪網、騰訊網、鳳凰網等報紙、網站上向原告作出書面賠禮道歉。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損害賠償金8500萬美元。4、由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和律師費、公證費。
之后，審判長就有關問題詢問了原告梁實秋的委托代理人、律師張某。
審判長問：此事發生在八十多年前的民國時期，原告為何不在當時就向法院起訴？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律師張某答：梁實秋先生當時也曾向上海租界的法院提出過訴訟，但上海租界的法院不受理，他們說：你們蔣委員長嘴邊經常掛個“娘希匹”，你們這事算個屁！如果我們接受了你們的訴狀，那么被蔣委員長罵過的人都來找我們怎么辦？
審判長問：那么原告為何要在現在向法院起訴被告呢？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律師張某答：梁實秋先生之所以現在起訴被告，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前不久，北京海淀區和豐臺區法院接受了洪、黃二人控告郭、梅兩人侵害其名譽權的案子，本案的情況與他們案子的情況是一樣的，既然北京法院能接受他們的案子，上海法院也就應該接受我們的案子。
第二個原因是，被告罵梁先生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不僅侮辱和傷害了梁先生本人，而且也侮辱和傷害了梁先生的后代，罵梁先生是“狗”，不就等于罵梁先生的子女是“狗爹養的”嗎？而且在大陸，幾十年里，被告這篇文章又多次被再刊和再版，甚至長期收入大陸的教科書，使梁先生和他后代的名譽權至今還受到嚴重的侵害。
第三個原因是，事發當時，梁先生的思想和一些文章確實傾向于資本家，被告當時罵梁先生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也確實事出有因，而現在大陸，資本家也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如果再罵梁先生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那就不僅是侮辱而且也是誹謗了。這對梁先生和他后代的名譽損害更大。
考慮到這三個情況，梁先生決定，即使事情已過去了八十多年，也要向法院起訴被告。
審判長詢問過原告梁實秋的委托代理人、律師張某之后，本案被告魯迅先生的委托代理人、律師李某就本案的事實經過進行了陳述，并回答了審判長詢問的問題（以上略）。
在法庭辯論階段，原告梁實秋的委托代理人、律師張某，就本案事實的認定，是否構成對梁實秋先生和他后代名譽權的侵害，以及侵害的程度等問題發表了看法。他在發言的最后請求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訴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名譽權的一切侵權行為，在《南方都市報》、新浪網、騰訊網、鳳凰網等報紙、網站上向原告作出書面賠禮道歉，向原告支付精神損害賠償金8500萬美元，并由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和律師費、公證費。
之后，本案被告魯迅先生的委托代理人、律師李某，為被告作了長篇辯護發言。其要點如下：
第一，魯迅先生所寫《“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并未構成對梁實秋先生名譽權的侵害。
眾所周知，侵犯名譽權的構成要件包括：必須有損害事實的存在，行為具有違法性，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有主觀過錯。而魯迅先生在《“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對梁實秋先生的批評，其行為既不具有違法性，也沒有造成對梁實秋先生名譽的損毀和精神或財產上的損害。
首先，魯迅先生對原告的批評，其行為不具有違法性。行為人實施損害他人名譽的行為主要有三種：一是暴力侮辱，指對受害人使用暴力或用暴力相威脅，而使他人的名譽受到侵害；二是語言侮辱，即用侮辱性的言詞對被害人進行嘲笑、侮辱，使被害人當眾出丑；三是文字侮辱，即通過文字、圖形等對他人進行侮辱，用以降低他人的人格。而在本案中，前兩種行為顯然不存在，那么，是否存在第三種行為即文字侮辱呢？我們認為也不存在。因為，魯迅先生在文章中稱原告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是在政治性的論戰中發生的，眾所周知，在政治性的論戰中，論戰雙方使用“走狗”和“×匪”等言辭（盡管不是很紳士）都有其特定的政治性的涵義，國內外使用這類言辭也是很普遍的事，因此，就不存在侮辱某個特定的自然人的人格的問題。所以，魯迅先生在《“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對梁實秋先生的批評，其行為也就不具有違法性。
其次，魯迅先生對原告的批評，在事實上也沒有造成對原告名譽的損毀和精神或財產上的損害。從侵犯名譽權的構成要件來看，在本案中，認定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名譽權，還要看被告行為的后果是否對原告的名譽造成了較嚴重的損害，使原告感覺到一種不公正的社會壓力或心理負擔，精神上受到折磨，心理上遭受創傷。必須強調的是，這種不公正的社會壓力、心理負擔或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必須是客觀實在的東西，而不是受害人主觀上的一種感受。也就是說，如果被告的行為沒有造成社會對原告人格評價的降低，則不構成對名譽權的侵害。因此，如前所說，由于本案是在政治性的論戰中發生的，所以，魯迅先生在《“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對原告的批評，對于他們兩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人來說，只會影響別人對原告政治立場的看法，而不會影響大家對原告人格的看法。因此，完全可以認定，魯迅先生對原告的批評，在事實上并沒有造成對原告名譽的損毀和精神或財產上的損害。
第二，本案不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對本案有關事實的認定，絕不能脫離本案發生時的大的政治背景來孤立地看問題，必須依據憲法的基本精神進行審判。
魯迅先生寫作并發表《“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對梁實秋先生進行批評，是在政治性的論戰中發生的，而這一事件更大的背景是國共兩黨的政治斗爭。因此，本案不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對本案有關事實的認定，絕不能脫離當時國共兩黨政治斗爭的大背景來孤立地看問題。
習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我國現行的憲法，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集中全國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制定的。因此，法院對本案的審理，必須依據憲法的基本精神，從當時國共兩黨政治斗爭的大背景，對本案的有關事實進行認定。而絕不能作出違背我國憲法基本精神的判決。
第三，在魯迅先生寫作并發表《“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之前，原告已多次撰文對魯迅先生等人進行誹謗。
例如，梁實秋曾在多篇文章中無中生有地說，魯迅等人“到共產黨去領盧布”。這完全是誹謗。如果法院真的要認定魯迅先生寫作并發表《“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侵犯了原告的名譽權，那么也是原告梁實秋有錯在先，法院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一條關于“受害人對于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害人的民事責任”之規定，判定被告免于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最后，魯迅先生的委托代理人、律師李某，請求法院駁回原告的全部訴求。
法庭辯論結束后，審判長遂進行當庭調解，但雙方均不接受調解，于是，審判長宣布休庭，擇日宣判。
尾 聲
據可靠消息：審判長宣布休庭后，合議庭對案件進行了評議。組成該案合議庭的三人中，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被告的行為構成對原告名譽權的侵害，傾向于支持原告的訴求；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被告的行為雖然對原告的名譽有損害，但非常輕微，而原告也有錯在先，傾向于不支持原告的訴求，判定被告免于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第三種意見認為，本案被告的行為不具有違法性，也沒有造成對原告名譽的損害，應堅決駁回原告的全部訴求。
三種意見統一不了，審判長只好去請示法院院長，院長只回了一句話：你們好好想一想，自己還是不是共產黨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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