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了重要講話。不少評論說，這次會議堪比72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

　　從目前的評論看，堪比的理由有兩個。一是因為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由黨的最高領導人針對文藝領域召開座談會，并闡述黨的文藝思想，這是第二次;二是參加本次座談會的人數是72名，這與72年的歷史跨度是巧合的。

　　其實，如果我們透過這些表象，由表及里看這兩次會議召開的歷史脈絡、時代經緯，把它們放在宏觀視野下做一番仔細的考量，也許能更準確、更深刻把握習總書記北京文藝座談會的精神精髓、良苦用心，才能真正明白“其重大意義必將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顯現出來”。

　　一個會議要開好，首先要有一個好的會風。

　　據公開的報道，習總親自主持座談會，幾乎不用稿子，就是漫談式的娓娓道來，期間在發言者發言后還都有互動。比如閆肅在講到“風花雪月”時說：“但那風是‘鐵馬秋風’、花是‘戰地黃花’、雪是‘樓船夜雪’、月是‘邊關冷月’。”習總隨即互動說：“我贊同閻肅同志的風花雪月。”笑聲中，他接著說：“這是強軍的風花雪月，我們的軍旅文藝工作者，應該主要圍繞強軍目標做自己該做的事情。”再比如在座談會上，習總多次談到了自己在知青時期的閱讀。最早的閱讀，是在文革時期，有一個圖書館被抄，圖書運往另外地方，司機是他好友，請他去幫忙，他挑選了很多好書留下讀。

　　習總用這種坦誠坦率、推心置腹的座談方式，一下子拉近了與文藝工作者的距離，和大家暢所欲言、坦陳己見，營造了一個生動活潑的座談氛圍。

　　72年前的1942年5月2日，毛澤東主席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也是這樣，他開宗明義后，就幽默地打起了比喻，說：“我們有兩支部隊，一支是朱(德)總司令的，一只是魯(迅)總司令的……”，后面也結合自己經歷來說明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向工農兵方面轉化的過程。

　　兩代領袖的開場白，都不是居高臨下下達指示，而是謙虛地以一個探討者的身份與大家交換意見：

　　習總書記說：“今天召開這個座談會，主要是想聽聽大家的意見和建議，同大家一起分析現狀、交流思想，共商我國文藝繁榮發展大計。”

　　毛澤東主席說開會的目的是：“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

　　兩次座談會的目的都很明確，都是旨在通過分析現狀、交流思想，求得最廣泛共識，以使得文藝更好地發揮時代號角的作用，為我們黨、我們民族需要擔負的歷史使命奏響集結號、沖鋒號。

　　不同歷史時期，選擇一個什么時機召開這樣的文藝會議是有其歷史邏輯和時代必然性的。

　　筆者以為，兩次會議召開的時機，都是處于完成全黨關鍵時代總目標、總任務的關鍵時期。這也決定，兩次文藝座談會，都是關鍵時期的關鍵會議。

　　72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中國正處在一個什么時代?正處在一個“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務”的關鍵時代。這一時代的主題，就要求文藝界“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

　　今天的北京文藝座談會，中國處于一個什么時代?正處在一個大踏步趕上現代化潮流并站在世界發展前列的時代，正處于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重要貢獻的偉大時代，正處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時代。

　　從民族解放征程曙光在前，到民族復興征程從來沒有如此之近，兩個關鍵歷史節點，都需要通過最高規格的文藝座談會，為實現總目標、總任務奠定思想基礎、做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的重要準備，以更好地激發文藝戰線、文藝事業作為黨和人民重要戰線、重要事業的引領力、感染力、推動力。

　　這一點，從會議選擇的時間節點上可以更進一步看得清楚。

　　72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以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主席做《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為開端，陸續通過《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兩個報告，號召全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通過整三風，切實提高了黨員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使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爭取抗戰勝利和民主革命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而72年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已經上升到興國之魂的高度。北京文藝座談會前夕的10月8日，為期一年多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基本結束。一年多來，黨中央以反“四風”為突破口，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從“八項規定”到“公車改革”，從“簡政放權”到“法治反腐”，一系列“組合拳”使影響群眾切身利益的癥結難點得到突破，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和形象進一步樹立，黨心民心進一步凝聚，黨的執政基礎更加穩固，形成了推動改革發展的強大正能量。也正如習總書記在總結大會上所講的那樣：“這次活動為我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作了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的重要準備，其重大意義必將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顯現出來。”

　　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建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需要全黨動員、更需要全社會團結一致，向前看、合力干。只有這樣，才能凝魂聚力，實現中國夢。而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在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掃除頹廢萎靡之風、激發社會正能量方面的作用，舉足輕重，不可替代。

　　因此，召開這樣一次會議，順理成章，舉足輕重。

　　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72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主席一萬多字的講話，不但引領了中國文藝的走向、規劃了中國文藝的藍圖，而且在中國革命史、中國文化史上更是吹響了“人民文藝”的號角，史無前例。

　　雖然習總講話還沒有全文印發，但從公開發表的談話要點中，已經傳遞出足夠多的信息量，這必將是一次繼往開來的會議，習總書記第一次全面闡述其文藝思想，他的要求、希望，以及明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方向，其重大意義，也“必將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顯現出來。”

　　說其繼往開來，是因為習總的講話，不但再次重申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重要命題,再次明確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并且綱領性地指明了新時期人民文藝的核心和實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工作的發展方向。

　　文藝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犯糊涂。

　　從文藝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到文藝要為人民抒情、為時代放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兩代領袖的文藝思想是繼承和發展的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 “新二為方向”就是要為人民抒情、為時代放歌!

　　這是所有文藝工作者必須面對的時代命題。

　　改革開放以來，文藝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和發展，這毋庸置疑。但也不可否認，文藝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一度強調得少了，人民導向一度讓位于市場導向，社會效益一度讓位于市場效益。

　　在一個全球互聯互通的時代，各種西方藝術的糟粕也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比如互聯網上一度充斥著援交、亂倫、同性戀等題材的動漫作品，扭曲著一些人特別是青少年的倫理觀、價值觀、世界觀。

　　社會上緋聞、丑聞等紛紛闖入眼簾、聒噪不休，好像這才時髦奪眼球，甚至香臭不分，越黑越火。一些演員經不起名利的自我膨脹，社會環境也提供了讓他們膨脹的土壤。比如不管明星做了什么，粉絲都歡呼鼓掌。還有一種怪現象，就是有些作品觀眾一邊看一邊罵，創作者一邊挨罵還一邊掙著大錢。

　　文藝作品重數量輕質量，有高原缺高峰，存在著抄襲模仿，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有的作品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有的作品是非不分，善惡不辨；有的作品搜奇獵艶，低級趣味；有的作品胡編亂造，粗制濫造；有的追求奢華，過度包裝，形式大于內容；有的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顧一己悲歡，脫離大眾脫離現實。

　　無獨有偶，72年前，文藝座談會之前，文藝界的自由化傾向也嚴重影響到了延安的輿論。有些作家自己寫的東西太少，直接反應現實斗爭生活的作品更少，人們“對于活潑生動的邊區生活不感興趣，缺少政治責任感”。有的藝術家和農民同住一個式的窯洞，同喝一井的泉水，但四年之久與農民老死不相往來。還有的人提倡超階級的人類愛，有的人甚至認為馬列主義會破壞創作情緒等等。

　　最為嚴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亂，認為延安一片“黑暗”，沒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視而不見從領導到下級，從長官到伙夫，政治平等、團結友愛;一些文章和作品，明顯反應了這種消極和片面的觀點、情緒，起了渙散軍心、瓦解斗志的作用。

　　可以說，當年延安文藝界存在的一些問題，現在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現在面臨的網上網下、國內國外的形勢比72年前更錯綜復雜，通過多種多樣文藝輸入試圖顛覆主流意識形態，分化、毒化、西化不斷變化花樣。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于精神快樂。”

　　“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

　　針對文藝界存在的問題，習總書記講的有的方矢，振聾發聵，旗幟鮮明。

　　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

　　習總提出的人民文藝的時代主題，就是必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高揚的旗幟，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活靈活現地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訴人們什么是應該肯定和贊揚的，什么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

　　其目的，就是要在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中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文藝座談會的與會人員還有兩位網絡界代表。座談會結束后，網上一些人對這兩位年輕人，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圍攻。但不管怎么圍攻都改變不了這樣一個事實，這兩位年輕人，一個是最基層的農民、黨員，一個是非黨員的自由職業者，他們的作品或有瑕疵，但他們長期堅持在網上書寫正能量、發出愛國的聲音。他們代表的是一個群體，這個群體，恰恰是我們愛國愛黨的基本群眾，他們中已經有了并且一定將有更多為“人民抒情、為時代放歌”的草根文藝工作者。

　　其實我們回望72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130多人中，就有很多是邊區文藝社的“莊戶調”。

　　文藝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不可忽視的力量。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談到網絡作家，簽約作家，自由撰稿人，獨立制片人，獨立演員、歌手，自由美術工作者等新的文藝群體時，傳遞出一個非常鼓舞人心的信號：古今中外很多文藝名家都是從社會和人民中產生的，我們要擴大工作覆蓋面，延伸聯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們，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團結吸引他們，引導他們成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有生力量。

　　其實，習總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能僅僅理解為是講給文藝界聽的，他對思想文化領域工作者也同樣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網絡進入社交媒體時代，在微博、微信、微視、客戶端“三微一端”上，碎片化傳播的趨勢正在加劇，要打動人、感染人進而鼓舞人，必須更加自信地實現好宣傳規律、藝術規律及網絡傳播規律的“三律統一”。

　　長期以來，我們身陷西方話語體系的陷阱。比如他們把社會主義國家叫做集權國家、把資本主義國家叫做民主國家，這樣他們就獲取了道義的解釋權。進而制造輿論，說民主國家只有新聞、沒有宣傳，集權國家只有宣傳，沒有新聞自由，等等。實際上，即使按《美國傳統英語詞典》定義，宣傳也僅是“對特定學說的系統傳播”;即使按李普曼的觀點：“宣傳若缺少某種形式的審查制度，嚴格說來幾乎不能存在。”換句話說，對作品的選擇性就是宣傳的開始。風靡全球的美國好萊塢大片背后，也有嚴格的審查制度，這些制度，確保好萊塢把美國主流思想信仰體系作為真實自然生活面貌來加以表現而已。

　　社交媒體時代，去中心化特點呈現愈發明顯。裂變式、沉浸式傳播往往來源于用戶接力創作內容，而這個引爆的總閥門是高超的議程設置。今年中秋之前，大眾網的時評作者、澳大利亞留學生雷希穎在新浪微博發起了一個#我和國旗合個影#活動，號召網友接力上傳圖片，大聲對祖國示愛。這一活動在國慶之前達到高潮，浙江一位警察@椒江葉Sir又發起#我為中國來點贊#活動。兩個草根，就這樣奏響了網民喜迎國慶65周年的最強音。而這種傳播的竅門就是尋找參與感。小米手機營銷的訣竅恰恰就是讓用戶參與到產品生產、銷售全過程的參與感。

　　只要跳出這些話語權陷阱、只要依靠更多的正能量網友一并投入到文化傳播、文藝創作中，就一定能更加理直氣壯地傳遞中國好聲音、展現中國好故事。

　　人民，依然是文藝創作的勝利之本！

　　習總的講話已經為思想文化領域的工作者確定了基本遵循和價值航標，只要我們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健康向上、永遠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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