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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

　　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憑欄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據說這是毛澤東主席1966年6月寫的一首七律詩，題為《有所思》。

　　是時文革初起，毛主席正為萬眾敬仰，而其詩在當時卻鮮為人知，有些異樣?；蛟S是作者“不愿”示人，甚至至今仍有人懷疑該詩是否為毛主席所作。故此，當有人向某推薦陳徒手先生著的《故國人民有所思》一書時，乍看書名便頗感熟識，想必是之前讀《毛澤東詩詞》時閱過此詩。

　　《故國人民有所思》，只看書名，不知在“思”什么，看附題，方知介紹的“1949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側影”。對于淺薄如我者，盡管也讀過一點書，但仍對書名的“附題”現象不太接受，總感覺不是在故弄玄虛，便是在賣弄文辭，抑或是時下吸引讀者的伎倆，不得而知?；蛟S此書不在之列，更或許僅是自己的愚見。但愿如此。

　　此書介紹的十一位教授，除蔡旭先生當時供職于北京農業大學、陳垣先生供職于北京師范大學外，其余九位都是當時北京大學的教授，分別為俞平伯、馬寅初、馮友蘭、湯用彤、賀麟、周培源、傅鷹、王瑤以及馮定。但是，就我看，不應少了本書的作“序”者邵燕祥先生，如此，應該是十二位教授。這十二位中的任何一位，都是學界精英泰斗，為同輩敬佩、后輩敬仰。十二位聚于一書，猶如十二盞明燈高懸天際，在中國，很難有比這道文化景致更璀璨的了。就自己而言，能夠在十二位特定人物所經歷的從建國后到文革前中國思想改造運動中的一些特定事故中，體悟其思想的嬗變，本身就是非常難得的學習。讀史長智，歷事知理。讀罷此書，思緒難斷。

　　二

　　歷史的洪流滾滾向前，而在延綿不絕的歷史長河中，每人僅只是一朵浪、一塊石、一粒沙，定好自己的位，演好自己的角色，就不枉來世一遭。

　　任何一個成功改朝換代的執政者，都要對前朝“余孽”進行掃蕩，其主體不外乎族群、體例、思想等等。不如此，新生政權很難長久有效執政，不論多么開明的執政者，多么先進的政治集團，概莫能外。共產黨取得全國勝利，奪取政權后，進行了一輪接一輪的思想改造運動，這是歷史規律，當屬必然。因此，當朝代更迭初時，不少人選擇隨舊離新，待政局安定、社會平穩、思潮平息后再回流。對既不想離棄又不想接受新政權滌蕩的想法，既天真又迂腐。

　　思想文化作為維系制度的無形之手，無時不在左右著上層建筑的構建。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作為社會價值和社會思潮的引領者必然成為新政權關注的對象。新政權建立后，一方面要通過思想文化的傳承維系社會的穩定。誰都不愿看到我們用鮮血和生命建立的新生政權，尚年幼時因動蕩的社會而被扼殺，因此，必須保持社會穩定。另一方面又必須對舊有的思想文化進行改造。因為舊時代的思想文化在催生新時代文化的同時，也在有意無意地維系著舊時代的思想文化和制度體制。所以每次思想改造，特別是新政權才建立后的思想改造，首當其沖必然是社會思潮、價值取向。這是新政權的不二選擇，任何一個新政權都將如此。

　　至于以何種方式和理念支撐新政權，并無唯一選項，但每個政權必須對此作出選擇。而評價其選擇是否合理的標準，應該是民心民意向背、社會發展趨勢、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等諸要素的走向。但是，任何一種選擇都將產生成本，并由這一國度的一切承擔這些成本代價，有時這種代價甚至將溢出本國度彌漫世界。

　　在“國共兩黨”此消彼長的政權爭奪中，雙方共同選擇了革命和戰爭。在社會的大變革中，當許多人試圖遠離政治，在科學興國、實業救國的夢魘中獨善其身，結果都毫無例外地被現實擊碎而卷入其中。

　　新政府的執政者在舊政府的執政時期，一般處于在野的地位，以旁觀的視角審視著舊政權的弊端，是時對舊政權產生諸多不滿，這種不滿甚至成為變革舊政權的決心和動力，因此，一旦新政權取代舊政權，就會竭力改變舊政權中存在的弊端，這種改變形成了新執政理念，這些理念表面上沖擊的是舊的執政體系，實質上沖擊的是舊的思想文化中的糟粕。

　　新中國成立后，政治生機上勃勃，經濟上百廢待興，社會上人心思定，生活上追究富裕，而思想上卻仍延續著舊的文化余脈，固守著舊政權的制度余韻，與新政權的思想文化進行著無時不在的交鋒，如此，思想改造運動的出現就順理成章了。

　　三

　　很多人一般把我黨的幾次思想改造運動歸究為“極左”。研究黨史的不少人認為，我黨的思想改造肇始于建國初期，其實，1943年的延安整風運動，又何嘗不是一次思想改造運動?至少是一次預演。

　　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潮水般涌入延安，在帶去生機與活力的同時，也帶去了一些滯障響共產黨凝聚人民共同抗戰的散漫與惰氣。甚至影響到前方將士的抗敵決心。“我們的將士在前方流血，在延安的知識分子卻在攻擊我們的黨，謾罵我們的將士，挖我們的墻!”“受這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影響，我們的戰士都無心打戰了!”有資料顯示，這樣的言論，在當時的共產黨的抗日隊伍中并非個案。因此，盡管“延安整風”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與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更多地關心自己的體驗和感受，更多地關注文化的超階級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文化對他人的影響，忽視國家民族抗戰大局的現象不無關系。沒有統一的抗戰意志，弱小的共產黨隊伍要夠戰勝頑敵，真的不可想象。當言論和思潮影響士氣、影響政治、影響戰爭，肅風正言應是無奈。

　　當時的延安，除黨內整風外，黨外也進行了思想運動。延安文藝演座會對中國今天的文藝路線仍然產生著重要影響。整風的過程，在今天看來有過火的地方，但從當時的全民族抗戰，從抗戰后共產黨迅速打敗國民黨的大勢看，“延安整風”功不可沒。這是每個不帶偏見，客觀理性的史家不難得出的結論。

　　建國后幾次“思想改造”運動，同樣具備這一特質。新政權建立后，思想混亂繁雜，因此，人們主觀期盼新政權帶來的新氣象一洗舊政權的陳腐陋習，潛意識里卻期盼維持自己故有的優渥地位。至于“思想改造”，若非外力所迫，誰又會輕易接受?畢竟人的思想體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并且，思想體系一旦建立，就將支撐人的生命直到終結，誰又會輕易放棄呢?這就是思想體系的穩定性特質。于是，一旦土壤適宜、環境寬松，在思想多元、“言論自由”的語境下，便出現許多對“思想改造”的詬病，特別是所謂“公知”，便會利用掌控的話語權，對時下的社會價值、社會思潮、社會輿論進行負面導向，產生一些以反思面目出現的抱怨、怨恨，因此，出現夸大記述、描繪“思想改造”的沖擊、波動的文章和著述便再所難免。

　　對歷史現象的研究，以借鑒為貴，但以歷史研究為名喪失理性、枉顧真實的攻訌與泄憤便失去了“史貴求真”的基礎。我們一方面承認思想轉變是一個漫長、漸漸而艱辛的過程，一方面又對轉變過程的艱辛進行主觀、臆斷的誤判，何言其真。

　　事實上，思想狀態與經歷不無關系。在某種社會形態下，人們會發自真心地承認某種社會文化和思潮的正確性，而在另一社會形態下，又會顛覆原先認定的社會文化和思潮。因為認識在發展、在升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未嘗不是如此。當我們滿心期冀歡欣鼓舞進入嶄新的時代，很多人都希望思想與時代同向，言行與時代同步。這種“改造”便有了較強的主觀意志：既希望自己成為改造者，也希望自己成為被改造者。但是，一旦真正處于被改造的地位時，便有諸多的不適，特別是一旦觸及“靈魂”與“利益”時，抱怨與恐懼并行，盡管如此，在無法更改的事實面前，唯有直面和接受，很多的“接受”在當時是真心而真誠的，但是，隨著新的社會形態的變化，人們又顛覆了原先的真心與真誠的思想狀態，加之自我意識與自我體悟的主觀與主導性，由此消減了理性和客觀的份量，出現了諸多的虛妄。

　　四

　　《故國人民有所思》一書，從當時的幾份簡報中尋章摘句，試圖再現1949年的改造“側影”，加之作“序”者的推波助瀾，似乎當時的思想改造運動毫無積極意義可言，“灑向人間都是恨”。在此要說，假如執黨沒有統一的意志，社會思想和輿論沒有形成推動新社會發展、新社會進步的語境，在新政權剛建立，四周環顧的敵對勢力虎視眈眈，各種思潮不斷侵蝕的當時，黨的執政意志能否實現，國家的政令能否有效執行，抗美援朝能否勝利，散布各地的匪患能否盡快清除……，這些都要打上問號。

　　誰都不愿曾經的錯誤重演，誰又能說“聰明”的后人言行無過，當我們無視歷史現實和歷史認知主觀妄評歷史功過時，本身就失去了獲取歷史真實的條件，其結果必然與歷史真實漸行漸遠。同樣，當我們成為歷史，后人以后人的認識而不是以歷史現實與歷史認知評價我們現在自認為“正確無誤”的事件時，仍將重蹈我們現在的覆轍，形成遠離歷史真實的妄斷。歷史早已證明：沒有永恒而絕對的正確，只有暫時和階段的正確，錯誤亦然。

　　我們有的人對西方文化頂禮膜拜，對中華民族的文化棄如草介，不論精華與糟粕，對者全盤收下，對后者全盤否定，以歷史虛無主義以自我丑化，對這一問題一直紛爭不已，在此不論。只想說，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真的一無是處，為何四大文明古國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歷久傳承?還想說，他們是否想過美國總統奧巴馬說過的話：“如果讓十三億中國人，過上和我們一樣的生活，那將是世界的災難，我們將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面對這種仇視，每個長著亞洲面孔、有著華夏基因、流著中華血脈、延續著同一文化的人有什么理由不珍視自己民族的歷史，不為民族的富強興旺而奮爭。美國的另一位總統還說過：“美國同胞們，不要問國家能給你們做些什么，而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么。”美國總統在外對我們的仇視，在內對國民的教誨，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嗎?當我們封閉于狹隘的小我中一遍又一遍回舔自己在社會大潮中所受的傷痛，反復品味自己在思想改造沖擊中帶來的痛楚與不適，并一次又一次為之呻吟吶喊時，是否應該把自己的經歷放在國家和民族振興的洪流中進行思考，是否想過在國家民族的大局中個人的位置和應有的擔當。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尚能“我以我血薦軒轅”，我們在繼承、享受先人留下的成果的同時，有什么理由不擔負起我們應盡的責任。由于我們太唯小我，太過狹隘，總在報怨國家、民族對自己曾經的“虧欠”，較少思考自己對國家、民族應盡的責任，以至于時至今日，甚至在自己的生命將走到終點時，仍怨氣難消，真如此，豈不可悲!或許，這才是真正的“故國人民有所思”。

　　紅河卷煙廠紀委：王堅

　　2014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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