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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代初，毛澤東在延安曾經這樣對周揚等人談及什么是“政治”：“政治是什么?政治大體上可以分兩方面。一個是政權機構——政黨,這是上層建筑里面實的部分。虛的部分是政治思想、政治態度、政治觀點。”[①]新中國建立時期，中共中央在竭力抓“政權機構等上層建筑里面實的部分”確立和鞏固的同時，也密切關注“上層建筑里面虛的部分”的“破舊立新”。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新中國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展的第一次批判運動，旨在批判歷史唯心主義、改良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歷史觀，確立與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政體相一致的新國家意識形態。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貫徹執行，學術界開始了對批判電影《武訓傳》事件“黨性和科學性相統一”的研究。有關權威部門修撰的史書對這個事件基本觀點為：《武訓傳》創作者的本意是好的，但影片的主題是有問題的，影片藝術手法、情節上也都有失當之處;毛澤東發動批判《武訓傳》的目的是為了宣傳歷史唯物主義，批判“資產階級錯誤思潮”;批判本身有著重大的積極作用，存在的缺點在于批判的方式、方法失之于“片面和上綱過高”。[②]但另一方面，不時有諸如“小題大做”，“毛澤東錯誤的理解了武訓”，“錯誤的發動了批判運動”，“關鍵在于未有將學術問題、藝術問題與政治問題區分開來”的言論發出。有的學者仍在感慨：“假若毛澤東不是以領袖的身份出面，不帶那么大的情緒化的話，就沒有那么多的政治指責，那種討論就應當是有意義的”。至于那些“歷史虛無主義者”更是拿該事件做文章，“肆意歪曲當代中國的歷史，丑化中國幾代領導人”。

　　本文通過史實考證，從新中國成立前后確立新國家意識形態的宏觀背景和電影《武訓傳》公映后出現的“思想混亂”體現出的問題實質，論述了毛澤東決定發動批判《武訓傳》運動的嚴肅和審慎的政治思考，說明毛澤東發動這場批判運動是“理固如此，不由不發”;并且論證了這場思想政治教育運動發動后，盡管在貫徹執行過程中發生過一些“簡單”、“粗暴”現象，但恰恰是毛澤東本人，在從政治原則的高度要求嚴肅對待《武訓傳》討論的同時，一再強調“重要的不是武訓和《武訓傳》”，“主要是提高思想認識”，“對事不對人”。

　　正如習近平同志在2010年7月21日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指出的：“深入研究黨的歷史，認真學習黨的歷史，全面宣傳黨的歷史，是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研究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的意義，不僅僅是“正本清源”，還歷史一個本來面貌的問題，更是一項“充分發揮黨的歷史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的政治任務。基于此，本文還提出了解放初期批判《武訓傳》的歷史意義，以及對我們現在的意識形態安全及建設的啟示意義和理論思考。

　　一

　　如同每一個“新時代”來臨的時候，都需要反映這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并為其服務的意識形態一樣，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后，確立新國家意識形態工作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與以前所有的“新時代”來臨有著本質區別的是：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新中國，在“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同時，“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③]其次，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不能自發地產生”,“必須從外部自覺地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灌輸到工人階級中去。[④]

　　社會主義革命性質和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特點，使得新政權的確立新國家意識形態工作具有強烈的開創性、革命性和艱巨性。然而，建國之初，承擔思想文化教育等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知識分子主體，是中共從原國統區(新解放區)接收的知識分子。1947年后，隨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對原國統區的大批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包下來”的政策。大量使用這些“區別于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⑤]，是由于“我們沒有藝術家、記者、作家、教授、教員。這些人都是國民黨留下來的。因為我們擁有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太少了。”[⑥]

　　對于這些知識分子，毛澤東充分肯定他們的愛國、進步立場和革命傾向，十分重視他們在新中國建設中的作用。由于他們長期生活和工作在舊社會,其中大多數人又出身于非勞動人民家庭,接受的基本上是資產階級教育等原因,因而毛澤東認為就世界觀和立場而言,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還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這些知識分子之中，有許多人是“積極參加民主革命的進步知識分子”，但“由人民的立場再進一步站到工人階級的立場，那是更難的一件事”[⑦]。至于美國以艾奇遜為代表所寄予希望的，在中國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的“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毛澤東認為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可以爭取的，但必須對他們的思想進行批評、教育和改造。

　　建國前后，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間普遍流行的，是把中國的問題歸結為諸如“缺乏教育”、“工業落后”、“鄉村失調”、“腐敗”、“科學不發達”、“衛生落后”等具體原因，認為只要一個接一個地研究解決這些具體問題, 就能最終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政治主張。顯然，這些思想主張，由于沒有觸及當時人民遭受苦難的制度根源，回避階級斗爭和人民革命，實質上就是“改良主義”，它與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徹底的社會革命，求得“根本解決”的政治主張是有本質區別的。而在那些“自由主義者”、“民主個人主義者”中間，仍然存在著對中共是否有能力執掌新政權有所置疑，對中國共產黨講的民主滿腹疑惑，幻想依靠美國等西方國家來幫助中國實現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對新政權“一邊倒”政策的持不理解等的思想態度。

　　建國初期，針對中共從原國統區(新解放區)接收的知識分子在數量上占主體地位，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存在著本質差別的現實，毛澤東曾經無不感慨地說：“我們在文化界的進步力量還小，文化隊伍中的‘人民解放軍’太少了。”[⑧]在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允許在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的，但新中國必須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唯一的指導思想。1949年7月30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公開發表以《美國與中國關系》為題的白皮書，立即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關注，連續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通過批判艾奇遜白皮書的唯心史觀，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侵略本質，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闡明了中國革命發生和勝利的原因，批評了部分知識分子頭腦中的“恐美、親美、崇美”思想。

　　總之，新生政權對確立自己意識形態的內在需求;無產階級革命嶄新性質和歷史使命;思想文化領域的“戰線”和“方面軍”的作用;開國時期特殊政治環境;資產階級及其階級思想意識存在的長期性;思想文化領域仍然是舊知識分子在人數上占主體地位的狀況;以及中共建立以來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經驗教訓等因素，使得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建國之初，不能不把意識形態和知識分子問題，看成是關系到新生的政權能否得到支持和鞏固的關鍵問題之一，看成是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前提之一。[⑨]在此歷史語境下，建國初期，毛澤東與中共中央高度重視進行著思想文化教育領域的“破舊立新”。“破舊”即破除和清理舊的觀念上層建筑與政治上層建筑，內容為進行思想改造、文化批判，及破除舊國家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與制度支撐。“立新”即進行新國家意識形態的教育、宣傳以及建立新意識形態的政治上層建筑。

　　二

　　電影《武訓傳》是1948年7月，由當時的中國電影制片廠(“中制”)正式投拍的，旋即因為戰火而停拍。新中國成立后，上海私營的昆侖影業公司決定通過修改劇本來上馬。影片的編導者孫瑜等人以“積極主動力求與身處其中的當下新中國政治語境保持一致”的真誠[⑩]，對劇本進行了修改。把原劇本的歌頌武訓行乞興學、勞苦功高的所謂“正劇”轉變為評敘武訓認定“念書方能救窮人”，并為之奮斗一生的“悲劇”。影片加入了許多所謂的“把解放前反動政權壓制下，許多不準說的對話和不準明顯地表現的革命行動明朗化起來”的內容[11]：諸如互相映襯的武訓與周大“一文一武”反對封建統治的斗爭;“統治階級對武訓施行陰謀的伎倆”;武訓含笑看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入城式，以及把毛主席的畫像與武訓畫像并聯等的情節。這樣，新劇本武訓形象被演繹成為“勞動人民學文化求解放的模范”，“為人民做牛馬的精神的典型”，“千古一人”。

　　這種把“中國人民革命”嫁接到原主題的主觀努力，在實際效果上既削弱了對原主題的表現，又呈現出對新意識形態的“相違”和抵牾。這主要表現在影片“階級矛盾”的敘事背景卻產生不了“階級反抗”的敘事結果;“讀書識字而不是階級斗爭方能解救窮人”;武訓“向地主老財卑躬屈膝、忍辱挨罵乞討”;“武訓與地主士紳的合作辦學”;“作為反襯的周大領導農民革命卻失敗了”;“把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暗示為武訓事業的繼承者”;“苦操奇行”的個人奮斗和個人反抗精神，等等。本來如果就是一部單純表現武訓行乞辦學的影片，盡管“不合時宜”[12]，也不會遭致那么多政治非議，但影片在建國后的修改偏偏對“關涉到中國人民的歷史的道路”，做了不正確的詮釋，這就超越單純的電影藝術本身了。后來批判《武訓傳》，也就根本不是什么“毛澤東錯誤的理解了武訓”，“未有將學術問題、藝術問題與政治問題區分開來”等問題了。

　　作為曾經長期生活在國統區，主觀上努力追隨新時代的藝術家孫瑜等人來說，他們希望尋找一個偶像來歌頌新中國，以表示對于勞動人民政權的擁護和熱忱，其精神也是可貴的;只是由于他們的教育背景、經歷，再加上《武訓傳》電影本是一個現成的半成品，于是《武訓傳》在解放后修改的實際結果是“南轅北轍”和“畫蛇添足”。

　　從一開始，包括夏衍等上海文藝界領導人在內的許多人，對此時拍攝此片有所疑慮[13]。但劇本和影片最終都順利通過審查，這與當時“新民主主義中國”政治大背景下，中共對原國統區知識分子的文藝作品，采取以“團結為主，改造為輔”的方針，以及當時為了“驅除西方電影”而制定的相對寬松的電影政策等因素緊密相關。新劇本于1950年初獲得審查通過，并于2月投入拍攝。是年底，《武訓傳》在上海試映，隨即于1951年初在京、津、滬等地公映。

　　看過《武訓傳》對中國歷史、中華民族、中國革命、教育和個人奮斗的作用等重大問題的藝術詮釋，毛澤東是不滿意的，因為這些詮釋充斥著唯心史觀、改良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思想觀點。如果把武訓行乞辦學放在中國近代革命歷史發展的具體環境看，毛澤東不認可把武訓比擬為“農民革命的典型代表”， 而認為武訓道路的實質是回避革命的基本問題(政權問題)，背離革命的主要形式(武裝斗爭)，向著封建統治階級屈膝投降。至于《武訓傳》那些“把武訓的革命行動明朗化”的內容安排，尤其是影片中“農民革命最后還是失敗了”的情節處理，毛澤東認為這是用“似是而非的馬列主義外衣下”表現出來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毛澤東這一判斷，在他為《人民日報》寫的1951年5月20日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中有充分體現：

　　“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

　　“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能夠容忍的嗎?”

　　當時，中共中央執行的政治路線是按照《共同綱領》確立的，團結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最廣泛群眾的“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毛澤東在此時也是抱著“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 [14]的謹慎心態，一再強調“不要四面出擊”。作為一個擅長把握全局、講求政治策略，視“統一戰線”為戰勝敵人的一大法寶的大政治家，毛澤東并沒有輕易出面去批判一部具體的文藝作品。盡管很不滿意《武訓傳》這部影片的表現失當和失誤，毛澤東沒有立刻要求批判此片，叫停影片的公映。

　　三

　　在影片《武訓傳》公映前，當時京、津、滬等地主要報刊雜志上，已經出現許多肯定和贊揚武訓的文章和書刊，影片《武訓傳》公映后，報刊連篇累牘地刊載了對武訓、“武訓精神”和《武訓傳》進行“極為夸張”的歌頌的文章，旋即掀起了“武訓熱”。這里，我們選取在毛澤東寫的《應當重視對〈武訓傳〉的討論》中被點名的文章和論著為例來考察這時“武訓熱”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實質。選擇這些材料，是因為毛澤東通過它們，對當時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混亂達到何等程度”產生了直接印象，從而影響了他對整個事件的判斷和決策。

　　這些文章和書籍，對武訓、“武訓精神”和《武訓傳》用“馬列主義的名詞”做了“極為夸張”的褒揚和歌頌。主要表現如下：

　　一是用“馬列主義的名詞”對武訓事跡和精神極力夸贊，把武訓頌揚為“中國勞動人民的楷模”和“反對封建主義的人民戰斗英雄”。

　　這些文章紛紛把武訓譽為“具體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身體力行者”，“人民的戰斗英雄和勞動模范”，“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個農民勞動模范的具體代表人物”。“我們的勞動人民的兒子”，“站穩了階級的立場，向統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爭”，“俯首甘為孺子牛”。“他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他為無產階級而生，生與無產階級為友;他為無產階級而死，死后與無產階級同穴。”“他那種不倒翁精神也正說明了勞動人民的堅韌性。”“一個受難勞苦農民如何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為后一代工作。”“他堅苦不拔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精神和行動，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學習的榜樣!”“他終身不渝的盡力于‘義學’這一件大事業，對于人類歷史和勞動人民的影響則是永垂不朽的。”……

　　二是認為“教育”、“知識”能使“勞動人民翻身”，而“新民主主義教育”“繼承的是武訓的遺志”。

　　《武訓傳》放映后，一些文章認為農民受壓迫就是因為“不識字”、“愚昧”，而“勞動人民要想翻身，必須透過教育”。許多文章大力呼吁“一切知識分子, 特別是人民教師”，要宣揚和學習“武訓精神”， “把全國的工農都教育起來”。也有文章要求結合當時的“革命運動”，“產生許許多多新武訓”，來“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武訓傳》放映后，當時的文教界興起一種輿論，說“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創造起來的”，“繼承的是武訓的遺志”。連環畫《武訓畫傳》就在“武訓第四”——陶行知先生這幅畫下面寫了說明：“陶行知先生………有規模的發揚武訓精神，解決了育才的困難，并奠定中國新民主主義教育的基礎。”(見該書86圖)。

　　三是用“武訓的道路”解釋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道路，把“中國革命”說成是“師承武訓他們的結果”，號召學習武訓的“革命精神”。

　　觀賞者認為《武訓傳》“是強有力的中國封建社會的鮮血淋漓的寫照。”“觀眾在影片進行中，始終燃燒著對封建社會的憤怒的火焰。” “可以看到階級友愛的偉大，到處洋溢著這種愛、這種意識”。在“這個封建社會里面”，武訓與周大作為反對地主階級統治“一文一武 ”的兩條戰線：武訓是“認為窮人要想翻身報仇，只有讓窮孩子們都有書念才行。”所以，“忍辱行乞，走向那條艱苦漫長的道路。”而周大則干起“響馬”，“起來進行反抗惡勢力”。“武訓興學之革命的意義，是和太平軍那樣的革命的意義，有某種相同處——都為了勞苦大眾翻身，不過一重在革命武裝，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中國今天這樣子”，就是武訓加太平軍加“正確的領導”。由此邏輯，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就是武訓事業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師承武訓他們的結果”。

　　通過以上的引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連篇累牘的肯定和贊揚的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與電影《武訓傳》一樣，其思想實質其實是一些唯心史觀、改良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思想觀點。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這些“資產階級思想”并沒有隨著新政權的建立而根本改變，這些作者們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還沒有確立唯物史觀，告別唯心史觀。正是因為這些舊式思想基礎的影響，只是新接受了一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只言片語”，所以產生了這些“馬列主義名詞下的錯誤認識”。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這些“非無產階級思想”，在“似是而非的馬列主義名詞”包裝下，來詮釋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道路等重大根本問題。問題的嚴重性更在于影片《武訓傳》公映后形成了所謂“武訓熱”、“好評如潮”的局面——在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國近代歷史和中國革命道路的根本問題上，這些“馬列主義名詞下的錯誤認識”，不僅沒有得到必要的批評，反而暢行無阻，受到普遍的頌揚，一時間，似乎唯物主義歷史觀不是真理，而是讓資產階級唯心論大行其道了。

　　這一“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的現象，既反映出新政權的意識形態的傳播和鞏固，明顯滯后于它在軍事和政權方面的“攻城略地”;也反映出新政權在意識形態工作領域存在著“遷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放棄思想斗爭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對思想工作的嚴肅性。”的問題。至于許多“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也去跟著稱贊“武訓精神”，這“暴露了許多同志在新的環境下政治上思想上變得麻痹起來，開始失去共產黨員所應有的思想上的銳敏，失去對敵對的和錯誤的思想的辨別與批判的能力。”[15]毛澤東認為這就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內”了。

　　這就不是區區一部電影的問題了，而是涉及到中國是否應該進行人民革命的“最高的一般原則的”大問題了!這一點在毛澤東寫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說得明明白白：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于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毛澤東這一態度，我們可以從當時《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的談話中得到印證，1951年5月初，鄧拓奉命在《人民日報》展開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由于他特殊的政治身份而較其他人深刻的了解毛澤東當時發動批判的動因，他當時在動員金紫光在《人民日報》發表公開自我批評文章時說：毛主席說，武訓辦學搞的是階級調和、改良主義，而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只有人民起來搞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才能真正有翻身學文化的機會，中國人民也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勞動下進行武裝斗爭、暴力革命才取得了勝利，而不是靠什么辦義學，走教育救國、知識救國等改良主義的路。而在現在這個時候用文藝作品歌頌武訓就更不應該。[16]

　　問題不在于武訓本人和電影《武訓傳》，而是對《武訓傳》評價中所表現出來的“混亂思想的嚴重程度”。除了上述兩則史料外，我們從當時毛澤東關于武訓問題的其它談話里，同樣可以感受到毛澤東對討論《武訓傳》問題認識的政治高度。1951年6月，毛澤東審閱一篇稿子時有針對性地加寫道：

　　“我們說,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后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么影響。后人替他宣傳就不同!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還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17]

　　在1951年8月武訓歷史調查團出發之前，毛澤東也明確地說：“武訓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經死了幾十年了，武訓辦的義學也不重要，它已經幾經變遷，現在成了人民的學校。重要的是我們共產黨人怎么看待這件事——對武訓的改良主義道路，是應該歌頌?還是應該反對?”[18]

　　四

　　據林默涵回憶：“電影《武訓傳》出來以后，不少人說好，據說毛主席看了這個片子，幾個晚上在院子里轉來轉去，最后下決心要批判的。”[19]電影《武訓傳》公映后，“文化界的思想混亂”，正好契合了當時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意識形態領域“破舊立新”工作的高度重視之心。毛澤東自然不會放任這種現象的存在。他比一般主管宣傳或文教的工作者甚至是領導干部想得更多更遠：討論和批判這部電影，“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不只是如何評價武訓這一個歷史人物的問題，而是通過批判人們在觀察武訓這個人所表露出來的唯心史觀、改良主義和個人主義，引伸到如何正確看待和認識中國近代的歷史和中國革命道路的問題。質言之，就是通過討論和批判《武訓傳》，進一步加強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進一步確立、強化新國家意識形態。

　　據《周恩來年譜》和《中國電影研究資料》的記載：1951年3月24日，周總理召集沈雁冰、陸定一、胡喬木等開會[20]，研究加強對電影改造領導的問題，會議決定：(一)目前電影工作的中心問題是思想政治領導，為此應組織中央電影工作委員會，草擬一個關于電影工作的決定，對《武訓傳》的批評需事先與該片編劇孫瑜談通。……(三)電影批評的標準，主要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還不宜過分強調藝術性。會議后，中央發出通知，決定：‘以《榮譽屬于誰》與《武訓傳》兩部影片作典型，教育電影工作干部、文藝工作干部和觀眾對《榮譽屬于誰》與《武訓傳》兩部影片組織討論與批判。’”[21]在3月23日結束的全國文化行政會議上，文化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周揚點名批評了《武訓傳》。3月下旬，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文藝報》主編丁玲在北京師范大學作文藝報告時，“很尖銳地批評了《武訓傳》電影的立場和觀點的錯誤。”[22]

　　領導人出面批評《武訓傳》的“錯誤表現”后，報刊雜志那種連篇累牘地、“一個勁地”的褒揚武訓和“武訓事業”的現象沒有了，并且開始有了一些批評武訓“不足為訓”的文章，那么，這些“討論與批判《武訓傳》”的文章情況如何呢?下面就以京、津、滬等地重要報刊在1951年3月下旬-5月上旬所組織發表的討論和批判文章來進行考察(均被《人民日報》1951年5月20日社論點名)。[23]

　　這些批評《武訓傳》的文章，通過分析武訓及其所從事活動的“時代環境”，得出了武訓“不足為訓”的結論，具體原因為：武訓當時“脫離了時代要求”;“采取了錯誤的斗爭道路”;對當時勞動人民的要求和斗爭，“客觀上起了阻礙作用”; “客觀上起了掩飾反動統治的作用”。在表達武訓“不足為訓”的同時，這些批評文章又紛紛“一分為二”地說：“武訓的動機是好的”，“武訓的‘苦行’與‘利他主義’是難得的”，只是“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是不可能實現他的愿望的。”這些文章的特點正如5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指出的：“雖然批評武訓的一個方面，仍然歌頌其它方面”。

　　一方面是此時批評文章的不夠尖銳，針對性和戰斗性不強;另一方面是當時許多人對于批評武訓表示懷疑或異議，而褒揚武訓“三十年如一日，為自己改善勞動人民生活條件的理想而奮斗”之類的文章仍然在報端時有出現…….

　　通過分析這些文章，可以看出，此時報刊雜志所組織的批判進行的不很得力。這一方面是因為“武訓精神”在知識分子中，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礎的;另一方面是因為對毛澤東關于“武訓問題的實質”，以及討論《武訓傳》問題的原則意義的思想認識，許多人“跟不上”，也沒有引起下面足夠地重視。李長之在1951年5月的檢討文章中就有這樣的話：“三月底，四月初，漸漸看到一些反面文章，最初認為不過是‘標新立異’罷了，沒有加以足夠注意。”[24]這種狀況，在1951年5月16 日《人民日報》轉載批判《武訓傳》的文章所配發的編者按，也有強調說明：

　　電影《武訓傳》的放映，曾經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報紙刊物的廣泛評論。值得嚴重注意的是最早發表的評論(其中包括不少共產黨員所寫的評論)全部是贊揚這部影片或者是贊揚武訓本人的。而且直到現在，對于武訓、《武訓傳》以及關于《武訓傳》的種種錯誤評論，也還沒有一篇有系統的科學的批判文字。(注：黑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實踐證明，靠這種“鈍刀子割肉”式的文章和小規模批判方式是達不到特定政治效果的。思想文化領域的破舊立新工作，必須有“鮮明、尖銳、毫無吞吞吐吐”的戰斗風格[25]，以喚起人們的充分重視，必須發動更多人參與以更大規模地教育人們。1951年5月初，毛澤東決定親自指揮這場“意識形態領域的大斗爭”。為此，他為《人民日報》寫了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第一版醒目地推出了這個社論，直截了當點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社論置評了思想文化界在這些問題上表現出來的種種混亂現象，旗幟鮮明地提出開展對電影《武訓傳》批判，在宣傳和樹立什么歷史觀、世界觀的問題上進行“撥亂反正”。與社論相配合，同日《人民日報》“黨的生活”專欄發表了題為《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于<武訓傳>的批判》的文章。這兩篇文章實際上是中共中央借助機關報進行的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思想動員和行動號召。“1949年全國第一次文代會以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文藝界是‘平靜’的，沒有思想斗爭、思想批判”。毛澤東親自領導發動討論和批判《武訓傳》運動， “打開了文化界、藝術界思想斗爭的風氣。”[26]

　　毛澤東要求批判《武訓傳》目的，不是因為武訓本人和這部影片，而是從整體、全局、根本、原則的層面來考慮的。其次，毛澤東是充分肯定原國統區知識分子的愛國和進步立場，一貫重視“統一戰線”工作;強調思想斗爭“只能用細致的說理的方法”;強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方針，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表現在批判《武訓傳》事件過程中，就是毛澤東一方面要求高度重視對《武訓傳》的討論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強調在批判運動中“主要是提高思想認識問題” 的方針和“對事不對人”的政策。“主要是提高思想認識問題”和“對事不對人”強調的是這次批判是為了澄清文化界的“混亂思想”，進行思想政治教育，要把思想認識問題和政治立場問題科學區別開來，把思想政治批評教育和對當事人的組織處理上區別開來。這一政策，在周恩來向夏衍傳達中央對《武訓傳》問題的態度時說得很清楚：“《人民日報》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區的知識分子認真學習，提高思想水平，這件事是從《武訓傳》開始的，但中央是對事不對人，所以這是一個思想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一定要說理，不要整人。”[27]周恩來這一講話精神，與上文提到的周恩來1951年3月24日召集會議決定的，“對《武訓傳》的批評需事先與該片編劇孫瑜談通”等要求是一致的，都是對毛澤東指示精神的貫徹執行。1951年8月，上海文藝界主要領導夏衍因《武訓傳》一事的檢討發表前夕，周揚打來電話，說這篇文章送請毛主席看了，毛主席看了之后說：“檢討了就好”，要你“放下包袱”, 放手工作。[28]幾年以后，毛澤東在文藝界代表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親自問趙丹：“孫瑜沒有安排好吧?”聽到有安排的回答后，毛澤東說：“你是和他合作過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們兩個合作搞的電影《武訓傳》，曾受到批判，那沒有什么，一個作品寫得不好，就再寫嘛，總該寫好它。”[29]……

　　五

　　《武訓傳》批判，圍繞著中國歷史、中國革命、農民斗爭、人民解放等一些重大問題進行集中討論和思想教育活動，諸如造成勞動人民貧窮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由于受壓迫受剝削的階級地位,還是由于沒文化?勞動人民怎樣才能獲得翻身解放，是搞改良主義還是進行階級斗爭和人民革命?通過對這一根本問題立場觀點的澄清，新政權進一步確立和宣傳了唯物史觀，反對和批判了唯心史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得到進一步傳播和普及。

　　開展對電影《武訓傳》批判, 實際上也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一部分[30]。這次批判增強了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思想改造的主動性，他們也許不能完全理解對《武訓傳》的批判何以如此嚴厲，但在思想感情上，他們愿意接受新時代的感召，并按新時代的標準要求自己。據謝晉回憶，蘇里導演曾說過，1951年批《武訓傳》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當中，那是他事業中最珍貴的一年。《大眾電影》原主編王士真也認為，應在新中國建設的大背景下理解批判《武訓傳》運動，“我們當時是樂觀的，干勁十足，向往著變革”。[31]

　　今天，黨和國家的事業正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向前邁進，新的形勢對意識形態領域工作提出新的任務、新的任務和新的挑戰。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加強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導黨員、干部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筑牢思想防線”。我們今天學習和研究解放初期批判《武訓傳》的歷史意義，對我們現在的意識形態安全及建設的有著強烈的啟示意義。

　　啟示一。必須重視意識形態工作，所謂的國家意識形態，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定義，就是反映這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并為其服務的意識形態。國家意識形態是國家和執政黨的精神和靈魂，也是全國人民的思想指南和信仰中心，攸關國家的方向、性質，攸關維護政權的合法化、社會的穩定，以及整合各種社會力量、推動大規模社會政治動員等重大問題。當前，我國國家意識形態仍然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認同和信守的精神支柱和行為準則，但毋庸置疑，隨著國際風云變幻、國內經濟社會和利益關系格局發生重大復雜變化，加之大量涌入的西方意識形態、蘇東劇變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我國現在的意識形態安全仍然面臨嚴峻的的挑戰。為此，我們必須像建國前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那樣，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工作，把它看作是與政治上層建筑一樣具有根本意義的重大任務去抓。

　　啟示二。善于把握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方向，提高意識形態工作的敏銳性。毛澤東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銳性，政治洞察力和政治預見。善于從“起于青蘋之末”的小風開始進行風向的辨別和判斷。這一點，在批判《武訓傳》的當時，許多人也是“跟不上”，所以，該運動有所反復。今天，毛澤東當年對《武訓傳》批判時那種對意識形態動向高度敏銳的思想仍然有著現實指導意義。在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旋律之外，存在著淵源各異、流行范圍和影響程度不等的社會思潮。其中對我國意識形態安全構成威脅的社會思潮具體表現為：一是公然反對馬克思主義、公然全盤否定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言論。二是以“超然”、“普世”、“公理”、“人性”、“共性”等來自西方的似是而非的口號出現，實質是兜售西方的價值觀，鼓吹西方的憲政的言論。三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為黨說話”和“為改革開放申辯”的面目出現，用所謂“新思維”、“民主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重新評價”、“轉型”等理論去“重新解釋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和中共黨史”。上述三類思潮，大多指向非常敏感的重大現實問題和政治問題，同時涉及重大歷史問題和根本理論與制度問題。對于第一種情況，不難辨認其真實動機，自然應該予以批判。而其他兩類社會思潮，卻往往很具有欺騙性和誘惑力，對此，意識形態領域工作者必須有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的敏銳性和洞察力，與它們進行公開的辯論和嚴肅的思想斗爭。

　　啟示三。必須充分重視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特點和規律，著眼整體、原則和大局，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毛澤東發動該批判運動固然是毛澤東的思想的敏銳性和政治高度，另一方面也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在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國近代歷史和中國革命道路的根本問題上，當時存在著嚴重思想混亂，這反映出新政權的意識形態的傳播和鞏固仍然需要大力加強。這才使得毛澤東最后不得不親自領導發動該批判運動。即便如此，毛澤東也要求“重要的是思想認識問題”和“對事不對人”。該批判運動是以既達到鋪展國家意識形態，又得到廣大知識分子、干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擁護的良好效果。在現實語境下，我們也應該學習毛澤東這種原則立場和工作藝術，從戰略意義和整體角度上分析意識形態領域的狀況，充分注意到思想改造問題的特點和規律，把思想認識和政治立場嚴格區別開來，這樣，一定能夠生成“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意識形態工作局面。

　　A research and thinking on the Campaign of the film wu xun zhuan

　　作者：楊俊，浙江財經學院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杭州市，310018)

　　本文曾發表于《政治學研究》2011年第01期

　　注釋

　　[①]周揚：《思想解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見：《周揚文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48頁。

　　[②]譬如《毛澤東傳》(逢先知，金沖及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何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中國共產黨重大歷史問題評價》(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 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都持此說。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列寧選集》第1卷，第312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參見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5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毛澤東：《接見法國國務部長馬爾羅的談話》(1965年8月3日)。

　　[⑦]參見：《周恩來傳》，第1190-119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⑧]轉引自陳晉：《文人毛澤東》，第30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⑨]毛澤東1951年10月23日就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184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⑩]王潔:《建國后17年文學與政治文化之關系》，《非文學的世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政治文化史論》，第288頁，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1]孫瑜：《編導武訓傳記》，《光明日報》，1951年2月26日。

　　[12]當時正在配合著政治上的“肅反”、“土改”和“抗美援朝”，新政權運用新掌握的國家宣傳機器，大力進行著“控訴著舊制度的罪惡和歌頌新制度的優越”，肅清“封建思想影響”和“親美、祟美、恐美的錯誤思想”的宣傳教育。

　　[13]夏衍、于伶和陸萬美等人審查劇本時的，均微妙地表達了認為武訓“不足為訓”、影片“不合時宜”的態度。參見夏衍：《〈武訓傳〉事件始末》，《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2期。

　　[14]這是1944年11月21日 毛澤東致郭沫若的書信中形容自己工作態度的話語，事實上，建國時期的毛澤東仍然是這樣小心謹慎的。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4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文藝干部整風學習的報告》(1951年11月23日)。

　　[16]袁晞：《<武訓傳>》批判紀事》，第104頁，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0年版。

　　[17]毛澤東對楊耳的《評武訓和關于武訓的宣傳》一稿的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374頁。

　　[18]參見：鍾惦棐：《起博書》，第14頁，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年版。

　　[19]林默涵：《十七年文藝戰線的一些大事》，《林默涵文論集(1952-1966)》，序言，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

　　[20]《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14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吳迪編：《中國電影研究資料》(上卷)，第84頁，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6年版。

　　[21]黎之：《文壇風云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頁。。

　　[22]參見吉林省五院校編：《中國當代文學史》，第29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3]這些被《人民日報》1951年5月20日社論點名批評的“雖然批評武訓的一個方面，仍然歌頌其他方面”的文章，主要發表時間在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23日之間的篇目。相關引文出處參見：楊俊：《批判電影〈武訓傳〉研究——從歷史語境的角度》;另參見：《批判“武訓傳”》(第2輯) ，人民出版社編輯部。人民出版社1951年。

　　[24]李長之：《我在關于〈武訓傳〉的討論中獲得教育》，《人民日報》，1951年5月27日。

　　[25]《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18-1322頁。

　　[26]當時文藝界主要領導周揚在1951年10月對該批評運動的評價。周揚: 《整頓文藝思想，改進領導工作》，《人民日報》，1951年12月27日。

　　[2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158頁;另見：夏衍：《武訓傳事件始末》。

　　[28]夏衍：《武訓傳事件始末》。

　　[29]《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57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0]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12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

　　[31]舒曉鳴：《中國電影藝術史教程1949-1999》，第11頁，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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