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趙雅茹

　　嘉賓：戴錦華（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炎（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趙雅茹：2010年的影片《豺狼卡洛斯》展現了國際恐怖組織或左翼激進組織在世界各地串聯與合作的歷史。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阿拉伯國家激進組織與歐亞非各國的激進組織有何淵源與異同？

　　王炎：《豺狼卡洛斯》和《巴德爾和邁因霍夫集團》既含類型片元素，有不少諜報片常用的場景跨國穿越的鏡頭，又似紀錄片風格，據真人真事演繹故事，而兩片特殊之處是涉及不曾為人關注的歷史細節。大家一般以為，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暴力事件，有的是西方社會內部矛盾，有的頻發于中東地區，彼此不相關聯。但影片告訴我們，分布在歐、亞、美、非各地的激進組織曾聯手運作，策劃了大量跨區域、跨國界的恐怖活動。比如《慕尼黑》與《慕尼黑21小時》兩片都涉及這樣的情節："黑色九月"綁架以色列運動員時，要求以色列、西德當局釋放234名政治犯，里面不僅有阿拉伯人，也有德國赤軍和意大利紅色旅成員。電影只一帶而過，不做解釋。而《卡洛斯》、《巴德爾》、《淺間山莊之路》等交代了當時的歷史背景。歐洲學生如何到敘利亞、約旦接受軍事訓練，如何參與巴勒斯坦、拉美等激進組織的行動，所以他們彼此視為同道。"豺狼"卡洛斯是委內瑞拉人，穿梭于東、西歐、阿拉伯、拉美之間，在武器裝備、資金流轉、行動策劃上，與各地左翼極端組織協調，還背靠東歐政府和阿拉伯政權的暗中支持。讓人意外的是，《卡洛斯》片中出現日本赤軍的畫面，他們在特拉維夫、法國、朝鮮、韓國各地行動，曾轟動一時。這些組織有共同的目標：反資本主義、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反侵略戰爭。

　　影片營造的"世界革命"氛圍，與我們當下的世界圖景那么不同，恐怖并非中東的特產，也不僅是民間組織，"冷戰"博弈中的各國政府無所不用其極。六、七十年代的民意也與今天不同，如今西方社會談恐怖色變，避之唯恐不及。當年的歐洲民意卻同情極端主義。《巴德爾》有一場法庭辯論的戲，巴德爾與邁因霍夫在法蘭克福法庭上慷慨陳詞：我們是針對外國入侵與占領的抗爭，是對帝國主義的聲討，也是對美國粗暴干涉各國事務的反抗。場上一片喝彩聲，主審法官狼狽不堪，連反對兒女參與學運的父母也理解了他們的事業。民調顯示，60年代西德左翼運動的呼聲很高。在意大利，大多數人也同情紅色旅。直至1978年總理阿爾多·莫羅被紅色旅綁架并殺害，意大利公眾才轉向保守。

　　總之，阿拉伯與歐洲、拉美、非洲左翼運動相似：都信奉經典馬克思主義，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為政治意識形態而戰。如果說阿拉伯激進組織有何特殊之處，就是巴勒斯坦解放運動更顯反殖民主義色彩，矛頭直指以色列占領與美國的中東政策，不像歐洲或日本左翼那么理想主義或理論追求，也肯定不是"后冷戰"的宗教極端主義。"冷戰"的大氛圍是政治意識形態化的，宗教情緒被壓抑在政治熱情之下。所以今天回溯六、七十年代的阿拉伯革命，應該復原當時的歷史語境。

　　戴錦華：我們今天討論恐怖主義電影，或者關于著名的恐怖分子的傳記片的時候，我以為，主要的訴求是借助這些影片去重新叩訪冷戰的歷史，而不是進一步封閉和遮蔽那段歷史。作為"極端的年代"，20世紀可以有很多種描述方法，我喜歡的描述方法之一是：20世紀是全球資本主義/現代主義實踐內在矛盾的自我引爆，它使得全球化成為每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必去感覺的事實。60年代發生在亞非拉，即第三世界的反殖斗爭和獨立建國--包括和平途徑和暴力革命--是一個全球性的、高度緊密連接、直接互動的過程。我喜歡說，資本主義自其啟動的時刻便是全球性的，或全球化的。但令其充分顯影并外化的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極端形式：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尤其二戰令資本主義攜帶、釀造的暴力達到了極致：不僅是戰爭暴行而且是納粹暴行。我很欣賞二戰巨人之一丘吉爾的一句話--二戰處于膠著之時，他回答記者的提問：我們到底能否戰勝法西斯?丘吉爾答案意味深長：我們一定能夠戰勝法西斯，我擔心的只是在我們戰勝法西斯的時候已然變成了法西斯。這一表述，注釋了二戰的殘酷與現代世界的悖論處境：為了戰勝法西斯卻最終變成了法西斯;或只有變為法西斯，方能戰勝法西斯。二戰終結，繼發為冷戰。冷戰數十年間，局部戰爭的死亡人數事實上超過了二戰死亡人數的總和。二戰和冷戰的、公開的社會暴力，衍生出戰后社會抗爭的兩大脈絡：暴力革命的與和平抗爭的。觸目驚心的是，和平主義的偉大斗士最后都倒在右翼種族主義者的槍口之下：圣雄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甚至列儂，所謂"搖滾--和平游擊隊")都死于刺殺;而倡導暴力革命的馬爾科姆·X、切·格瓦拉都是在CIA的直接介入下被殺害。這不僅是七十年代極端國際行動的歷史背景，也是其歷史成因。

　　我們也只能在二戰彰顯的、全球化的意義上來討論冷戰與第三世界，討論七十年代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國際位置和象征意義。一邊是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曝光之后，全球左翼力量再度反思"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或曰列寧主義問題;一邊則是萬隆會議的召開，標志著第三世界的崛起。我們可以將戰后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視為一場解殖運動與解殖困境：驅逐殖民主、宗主國之后，第三世界國家如何真正確立、捍衛自己的政治主權與經濟獨立?如果不能改變殖民經濟結構，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建國就是一紙空談。因此，六、七十年代，在世界范圍內，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的議題再度提出。類似實踐固然不能自外于社會主義陣營，但卻事實上游離于蘇聯的勢力范圍，成為歐洲左翼激進行動者與第三世界戰場間的直接連動。這既是我們討論這批傳記片的參數，也是這些影片試圖達成的意識形態去魅效果。那個時代，左翼激進組織的行動，不是我們理解的傳統意義上的革命;但在七十年代，他們尚不是被今天的反恐意識形態所勾勒的變態殺人狂或恐怖分子。他們不是為任何民族國家、政治實體的利益而行動，他們夢想追隨切·格瓦拉的足跡，推進全面的國際行動，其選擇的依據是尋找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打擊帝國主義的勢力，尋找或創造世界革命的爆發點。《豺狼卡洛斯》的前段清晰地展現了這一特征：他生為委內瑞拉人，在蘇聯接受教育，定居歐洲，卻成了一個著名的"巴解組織"的成員。他的訴求和認同何在?顯然，其認同并非"文明沖突論"所描述的宗教認同，也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種族身份的認同。他的認同是，在一個為強國們共謀制造的災難區域，也是一個國際力量交錯沖突的區域，直擊帝國主義全球體系的薄弱點。

　　然而，戰后世界一個突出的悖論式情境便是，二戰、冷戰成就了整個世界緊密互動、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球化現實，另一邊，也是二戰的過程和結果：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令民族國家成為普遍事實，而不再是歐美國家的專利特權。于是，民族國家的單位、利益與分割阻斷著國際聯合和國際行動的空間與可能。作為應對，曾出現泛非主義、泛拉丁美洲主義、泛阿拉伯主義--第三世界嘗試通過區域化抗爭來對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以及帝國主義的力量。由此，第三世界一度成了某種價值客體，為兩大陣營的爭奪對象。著名萬隆會議倡導"不結盟運動"，強調民族自決，卻實則一次亞非拉國際的大結盟;所有在國際主義的旗幟下的激進行動，卻必須納入某個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的議程中。我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切·格瓦拉的啟示。還是回到1967年。當切·格瓦拉被殺在玻利維亞的叢林深處，英國作家格林曾寫道：這是物質主義對奇跡的死刑宣判。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理想的力量所創造的古巴革命的奇跡不再，20世紀的騎士精神隨格瓦拉而死亡。但在我看來，更深刻的悲劇在于，當切·格瓦拉徹底逸出了民族國家的框架和依托，投身剛果革命、試圖在玻利維亞發動游擊戰，嘗試以一己之身撬動世界革命的杠桿之時，他便事實上為各個維護自身利益的民族國家和政治實體所拋棄，為冷戰時代兩大陣營所恐懼和誅殺。但是出乎各種利益集團的預料，切之死，卻實現他對自己生命的構想，成就了一個"呼喚前赴后繼的榜樣"。然而，許多追隨者卻在堅持中為國際困境推向了自己信念的反面。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在《豺狼卡洛斯》里，看到他最終的蛻變和墮落，看到他一步一步地從世界革命者蛻變為國際雇傭軍，最后的確蛻變為一名恐怖主義意識形態所勾勒的恐怖分子;也可以在其他影片中看到歐洲左翼激進行動派的如何在腹背受敵、自我背叛中崩解和毀滅。我以為，這批影片的呈現與紀錄的意義正在于此。

　　但延伸這一脈絡，比如回到《豺狼卡洛斯》一片的導演奧利維耶·阿薩亞斯(Olivier Assayas)的影片序列中去，我們會看到，繼卡洛斯之后，他于2012年推出的新作是《五月之后》。相對于《豺狼卡洛斯》，兩部影片一外部，一內在，一冷峻，一詩情，但它們卻在我們討論的命題中成為姊妹篇。這部帶有導演自傳色彩的影片，將我們再度帶回"五月風暴"和六十年代歐洲學運，帶回到暗潮洶涌的七十年代初年。我們"五月風暴"退潮后，一代不甘失敗的年輕人的多項選擇和堅持：他們前往工廠、農村，從西方馬克思主義("三M"之一馬爾庫塞的理論)轉向經典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或毛澤東);或流散向廣大的第三世界，投身世界革命的現實與想象，或尋找精神的原鄉;或投入革命性的藝術實踐：制作、揭示帝國主義第三世界暴行及人民反抗的紀錄片，或堅持和夢想對新語言/新世界的創造。影片不僅為我們勾勒出一個大不同于亞當·布魯克斯(Adam Brooks)《心狂線索》(The Invisible Circus，1999)和貝特魯奇《戲夢巴黎》(The Dreamers，2003)的"五月"畫卷，而且與昔日克利斯·馬克(Chris Marker)《紅在革命蔓延時》(Le fond de l'air est rouge，1977)和大島渚《青春殘酷物語》形成了緊密的互文提示。對于我們的命題，影片不僅給我們補充了一個源頭處的背景，而且舉重若輕地讓我們看到權力機構的極度暴力，看到了行動派"以暴易暴"的"原版"暴力。我也因此經常推薦一部德國小說《殺心萌動的那一年》。有趣的是《五月之后》的結局，在經歷激進行動、暴力沖突、流亡、勞燕分飛之后，影片結束在主流片廠、一部類型電影的奇觀場景的制作中--不僅是有著明確現實訴求的先鋒藝術運動最終敗給了好萊塢(或好萊塢式)電影，也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新自由主義以洋洋得意的公開暴力粉碎了幾乎所有變革實踐。在此前后，國際激進抗爭開始向恐怖襲擊蛻變。

　　趙雅茹：前面提到的兩部影片，還有比如講述日本赤軍的《通向淺間山莊之路》等許多展現恐怖主義的電影，都以冷戰結束、世界發生根本性轉變作為故事的結局。冷戰結束后，國際左翼恐怖組織的命運如何？如何審視后"9·11"時代的恐怖主義敘事？

　　王炎：80年代末是左翼恐怖的歷史轉折點，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激進組織--日本赤軍、德國紅軍、意大利紅色旅等，一起悄然消失。

　　戴錦華：拉丁美洲和亞洲的形形色色的游擊隊也開始解體、談判、繳槍。

　　王炎：也就是說，隨著"冷戰"終結，整個左翼激進運動不復存在。為什么會如此?《豺狼卡洛斯》提供了影像化的歷史再現。卡洛斯曾一度得到蘇聯、東德、古巴、東歐、以及阿拉伯國家政府的支持，無論是資金、武器、秘密通道或安全避難所，都有國家實體做保障。但隨著1991年的到來，他的命運戲劇性地逆轉。片中有場發人深省的戲，敘利亞軍方通知卡洛斯：敘政府不得不考慮新形勢下的國際新秩序，不能再擔惡名收留他了。卡洛斯被驅除出境，流落伊拉克、約旦等國，但發現世上已無處容身，誰都怕惹麻煩不敢留他。最后以為蘇丹仍屬國際秩序之外的世外桃源，便逃到喀土穆，卻沒想到蘇丹政府也被法國情報局和CIA收買，將他麻醉后送交法國受審。這段戲根據真實歷史拍攝，卡洛斯如今仍關在法國監獄里。我聯想到炒得正熱的斯諾登案，設想如果不是普京的鐵腕強硬風格，斯諾登恐怕也同樣無處藏身。

　　戴錦華：我想補充一部我喜愛的影片--國際知名導演施隆道夫的《打開心門向藍天》(《麗塔的傳奇》，Die Stille nach dem Schuß, 2000)，一部以理解和認同的角度呈現前德國紅軍成員、后來的東德女工麗塔的生命的電影。我曾深深地被影片的結局震撼：冷戰終結，曾為麗塔提供庇護的東德機構在"繳槍"的同時把她出賣給西德警方。頃刻間孑然一身的麗塔再度武裝，駕摩托闖兩德邊境，被雙方邊防軍擊斃在邊境線上。大全景鏡頭中，風雪彌漫，呼嘯的風聲中，有零落的《國際歌》的旋律。

　　王炎："冷戰"兩大陣營消失，兩極價值對立不再，意識形態支撐的激進運動便無源枯萎。但恐怖活動并未終結，卻以新的面目出現。曾經暴力的世俗組織如"巴解"、"法塔赫"漸趨溫和，90年代初紛紛與以色列媾和。而與此同時，穆斯林運動如真主黨、哈馬斯、塔利班、基地組織、穆斯林兄弟會等紛紛崛起。"后冷戰"政治意識形態出現真空時，原教旨主義便喧囂塵上，沒有超越性意識形態的時代，宗教狂熱一定卷土重來，一躍成為時代的強音。我們看到，當拉登宣布對伊斯蘭世界的惡魔美國發動圣戰時，小布什的反恐演說也充斥著十字軍圣戰的修辭。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堅信自己最革命的獄中卡洛斯，在21世紀初竟皈依了伊斯蘭教。今天不僅伊斯蘭原教旨激進化了，基督教原教旨主義也愈演愈烈。亨廷頓基于這樣的現實，才給出文明沖突的世界圖景。

　　戴老師：的確，冷戰后，恐怖主義與反恐首先是為勝利的西方世界填充了意識形態建構所必須的魔鬼，其次(但更重要的)是有效地在全球范圍內封閉了所有的反叛、遑論革命的空間和可能。反恐意識形態與新的"民主/專制"的二項對立式相互補充，名副其實地以恐怖主義之名替換了關于革命的記憶和想象。但在另一邊，如同恐怖片中，對鬼故事的消遣，招來沉睡已久的惡鬼;對革命的審判、對社會抗爭、社會運動空間的封閉，對國際主義實踐可能的否決，也令諸多的社會幽靈獲得了借尸還魂的機會。新世紀的恐怖主義行動，不同于昔日，大都具有極為明確的保守主義民粹旗幟：宗教原教旨主義(伊斯蘭教的、或基督教的)、極端民族主義、甚或種族主義。頗為諷刺的是，這些恐怖分子大都與歐美崛起中的極右翼保守勢力分享著近似的政治理念。

　　王炎：還有一層，當"冷戰"的階級敘事--資本主義vs. 社會主義被福山宣布為"歷史的終結"時，"恐怖主義"便成了"后冷戰"表述敵我的方便標簽。美國最先用它指認敵人--伊拉克、伊朗、古巴，朝鮮都被稱作恐怖國家。而困擾敵國的恐怖主義則被褒揚為"人權斗士"，利比亞、敘利亞的反政府武裝、車臣反政府武裝、波黑穆斯林武裝都在"為自由而戰"。各國紛紛效仿美國的策略，埃及軍政府指責穆斯林兄弟會為恐怖組織，俄羅斯稱車臣武裝為恐怖主義等。"恐怖主義"一詞變得意義閃爍，只剩下了否定性的敵意，凸顯的是對立與暴力，卻濾掉一切政治含義。

　　戴錦華：今天，主流的反恐影片及其攜帶的意識形態，還抹除了恐怖主義產生的歷史。喪失了歷史縱深，我們便無法去認知釀造了類似暴力與破壞的權力暴力和體制性殘暴。

　　王炎："恐怖行為"這個概念，屬刑法管轄的刑事犯罪，本來適用于公民個體之間、或個人破壞共同體秩序的犯罪，歸國內法范疇。好萊塢當下生產的商業片，一涉及恐怖主義題材，便渲染暴力血腥，施暴主體的虐待狂式心理變態，受害者的無辜無助，基本套用警匪片類型，卻從不觸及暴力的訴求、國際政治與社會制度性根源等問題。這是今天的美國文化政治邏輯，美政府在全球一體化的格局中，希望將國際沖突納入國內司法管轄，曾數度在其聯邦法院、甚至州法院起訴外國政要，大有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勢，帝國之心昭然若揭。以前的意識形態對抗、政治暴力與階級意識，統統被塞進刑法范疇之內。好萊塢生產的影像恐怖主義，不會超出犯罪心理與人性拯救的冗俗框架。這才凸顯了《卡洛斯》、《邁因霍夫》、《淺間山莊之路》等片的獨到之處，它們揭示了大眾傳媒復制的恐怖話語的遮蔽，還原出地緣政治間的國家沖突、歷史經驗與政治暴力的復雜性。既揭露革命如何蛻變為殘暴與丑陋，又追問社會變革的可能與道德訴求的真義，使人們正視司法正義與政治正義之間的困境。今天提到這些影片，并非討論電影本體或暴力美學，而是在貌似多元的國際文化生態中，喚醒異質性的歷史記憶，質疑價值趨同與思想平面化的消費文化。

　　戴錦華：幸好，這并非今日關乎恐怖主義的歷史和現實表述的全部。種種差異性的聲音、乃至實踐以再次浮出水面。有《天堂此時》、《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等發自伊斯蘭世界內部的、精彩的電影言說;有羅伯特·雷德福的《你的同伴》(The Company You Keep)和新銳導演扎爾•巴特曼里(Zal Batmanglij)與"好萊塢才女"布里特•馬靈(Brit Marling)聯手的《東方》，在好萊塢工業里展現美國內部的"恐怖主義"之另類歷史與現實;今年韓國的中等成本熱映片《恐怖直播》，似乎也可以名為"恐怖分子是怎樣煉成的"--社會不公、階級壓迫議題再度浮現。稍溢出我們的話題，2005年的《V字仇殺隊》不僅表現了別樣的社會想象，而且首度將《1984》"老大哥"的獨裁政權與大資本暴行聯系在一起。也是這部影片，為全球"占領華爾街"運動提供了共同的標識和能指。而今年新版《悲慘世界》的全球熱映，則不期然地以一部19世紀的文學名著、而且是它的百老匯音樂劇版，再度提示著對革命與人民的記憶。

　　于是，一邊是歷史的斷裂--革命之后我們并未到達牧歌田園，另一邊當世界終于終結了革命的災難，重返革命之前的歲月，當年，令革命產生的社會問題--剝削、壓迫、苦難、不公依舊存在。但除了絕望，還有對理想的再度呼喚。20世紀的歷史與記憶仍在我們的現實中回聲不絕。

閱讀參考：

戴錦華、王炎："反恐時代"與"好萊塢出品"--國際恐怖主義影片之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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