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趙雅茹

　　嘉賓：戴錦華（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炎（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趙雅茹："9·11"后，"反恐"已成為國際新秩序意識形態的底色。兩位能否談談國際恐怖主義的源起以及命名的歷史？有哪些影片反映了這段歷史？

　　王炎：美國政府智庫蘭德公司，出版過現代國際恐怖主義年表，給出一個簡史。說現代恐怖主義開端于1968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PFLP)劫持以色列航空公司事件。"國際恐怖主義"或"反恐"的表述第一次進入官方詞匯，是1972年慕尼黑奧林匹克運動會。奧運會劫持以色列運動員的事件發生后，德、英、美、法相繼成立反恐機構，這年便成為恐怖主義史的轉折點。這中間歐、亞、美各國發生大量恐怖事件，直到"9·11"，達到恐怖主義的巔峰。其實93年已有一起襲擊世貿雙子塔未遂的爆炸案。我們當今時代因此被命名為"反恐時代"。

　　為何蘭德公司如此定義?現代國際恐怖主義與傳統暴力或恐怖有何區別?歸結下來，自68年劫機開始，現代恐怖主義呈現三大特點：一是極具表演性、舞臺性，追求轟動效應和世界性影響力;二是有鮮明的政治訴求，精心利用輿論壓力實現政治目標;三是襲擊的目標不限于本民族/國家邊境之內，常為跨國聯合行動，不同國籍、膚色的襲擊者協同行動，也在本土襲擊外國目標。三項特征最突出的是，媒體成為現代恐怖主義的盟友。暴力恐怖不再以破壞與摧毀為目的，它要求大眾媒介的參與，要在媒體聚光的大舞臺上表演政治秀。68年劫機已有大批電視媒體跟蹤報道，最經典的當屬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那年電視已經在西方國家相當普及，但衛星轉播奧運卻僅有4年的歷史。首次衛星直播墨西哥城夏季奧運會在1968年，接著ABC(美國廣播公司)計劃繼續直播下一屆慕尼黑奧運會，結果被"法塔赫"下屬一極端組織"黑色九月"盯上了。他們在慕尼黑劫持人質后宣稱：征用奧林匹克這個大舞臺搞一次亮相，以實現20多年武裝抵抗也無法達到的宣傳目的。當時奧委員會很傲慢，以色列運動員被劫持在奧運村宿舍里，卻決定運動會照常進行。結果ABC的電視節目上，出現兩個不斷切換的畫面：一邊是體育場激動人心的比賽，另一邊轉播劫持實況：僵持不下的談判、槍殺人質、恐怖分子轉移人質、警察狙擊射殺、激烈槍戰場面，直至人質全部被炸死。整個恐怖影像與比賽實況平行直播，就像驚悚"真人秀"、或"真實電視"(reality TV)。數以億計的電視觀眾同時觀看，巴以沖突從此在大眾視野中噩夢般揮之不去。

　　以色列把慕尼黑事件視為"第二次猶太大屠殺"，雖然只有11名運動員罹難，但視覺沖擊給心靈的創傷、以及在世界各國媒體上的展示效應，足讓以色列政府與巴人結下不共戴天之仇。以總理發毒誓報復，派摩薩德實施"上帝怒火"行動，追殺"黑色九月"首腦們。很多文學作品、電影圍繞這一事件演繹故事。"9·11"之前，影片如1986年的《基甸之劍》(Sword of Gideon)、77年的《雷霆行動》(Operation Thunderbolt)、76年的《慕尼黑21小時》，基本上把恐怖事件作為個案處理，渲染其戲劇性、暴力血腥和懸疑緊張。但"9·11"之后，這類片子的風格、主題變化了。斯皮爾伯據《基甸之劍》重拍的《慕尼黑》(2005)、斯通的《世貿中心》(2006)等，都把恐怖主義提升到"冷戰"后西方文明困境的層面，在哲學和倫理意義上尋找根源，似乎要回應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

　　經典的例子是斯皮爾伯格式的追問，《慕尼黑》一片與原型《基甸之劍》同樣是以情報局摩薩德追殺"黑色九月"的故事，但加入許多思辨元素。在雅典行動一場中，摩薩德與巴勒斯坦組織被安排在同一藏身住所，主人公與巴人徹夜長談、一夜未眠，辯論巴以沖突的正義性。雙方為捍衛家園以暴易暴、恩怨無休，糾紛始于暴力而終于仇恨，陷入無解的惡性循環。片尾世貿中心雙子塔的遠景鏡頭，隱喻"9.11"的不可避免。而"冷戰"時代拍攝的《基甸之劍》，還在思考什么是愛國主義，主人公真誠愛國，卻不肯淪為以色列政府的殺人武器，愛國之情與官僚利益的沖突不可調和。同一情節，兩片主旨的變化，恰好說明"冷戰"與"反恐"兩個時代，西方社會核心議題的變化。

　　"9·11"后還有些恐怖主義題材的影片，更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內容。一般我們對"9.11"以來恐怖主義的基本敘事是：沙特人本·拉登參加阿富汗游擊隊抵抗蘇聯入侵，"冷戰"后轉向穆斯林極端主義，因仇恨美國對以色列支持，策劃世貿大廈的襲擊，一經典的文明沖突論。但影片《巴德爾和邁因霍夫集團》(Der Baader Meinhof Complex)(2008)、《豺狼卡洛斯》(Carlos)(2010年)、《通往淺間山莊之路》(2008年)等，卻建立另一種敘事，讓人耳目一新。現代恐怖主義肇始于歐洲"68學運"、以及學運后出現在歐洲、日本等地的左翼政治極端組織，它們與阿拉伯政治激進分子在60、70年代協同作戰，一起開啟了一個時代。"五月風暴"是戴老師的研究領域，請戴老師講。

　　戴錦華：我想先從幾個層面對"國際恐怖主義的問題"做一下回應。的確，國際恐怖主義的出現及其命名的前提因素，是大眾傳媒時代的蒞臨。具體地說便是深入家庭生活"內景"的電視普及，及由此產生的即時、同步的實況報道。恐怖襲擊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展演性：以公共事件場所為舞臺，以媒體的在場為先決必要條件。因此，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間，奧運會舉辦前夜，會突然變成了舉辦國政府的危機關頭：因為這一體育嘉年華已集結起全球媒體。類似以傷害自己和他人的行動成就的"符號學展演"幾乎無例外地聯系著地緣政治中弱勢、無聲(/被消聲)的社群(和種族)。劫機、綁架、扣押人質、自殺式襲擊等等，與其說是有效的政治-軍事行動，不如說是發聲行為：借助國際事件舞臺和媒體，令世界"記起"他們的存在，進而，"理想"狀態下，獲知他們的苦境、絕望、憤怒和無助。許多美國學界的朋友告知，911之后，他們首先必需在課堂上回答學生痛苦的提問：他們為什么要這么做?我們到底做了什么?當教授們開始陳述美國的國際政策與全球暴行，多數學生是如此震驚。因此，巴勒斯坦問題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始作俑者便不足為奇了。在此，媒介的角色是雙重的：充當著為行動者借重的目擊和見證之眼;同時曝光著戰后全球政治實踐的變化：權力分配份額也是媒體占有份額。現代政治游戲正轉化為媒體事件和"行為藝術"。

　　其次，依照蘭德公司的描述， 以1968年出現了巴解組織劫機事件開啟的國際恐怖主義年表，似乎是一個針對著西方世界的、外在于西方世界的、自為的邪惡力量。但一個有趣的平行現象，便是也是在此前后，好萊塢動作片英雄開始"獲得"了一個新的敵手類型：在冷戰對頭--蘇聯惡魔、心理變態殺人狂之外，開始出現了異族、異教的民族主義狂熱分子，他們絲毫不珍惜或尊重自己與他人的生命，他們仇恨美國和自由世界;他們會以無辜平民為人質對自由富足的西方世界發動毀滅性攻擊。如果我們以好萊塢片單對照蘭德公司編年，很難說前者是對后者的"反映"，甚至難于簡單判斷：何者為因、何者為果。可以說，恐怖襲擊、乃至國際恐怖主義，好萊塢的想象力可以對其注冊"發明專利"。即使說，巴解組織的襲擊行動為好萊塢電影工業提供了最初的靈感，那么好萊塢則將其充分地"發揚光大"。借助恐怖主義想象，好萊塢的動作片、災難片獲得了新的敘事增長點，獲得了造型奇觀、視覺沖擊不斷升級的劇情"依據"。事實上，早在911恐怖襲擊之前，已有諸多美國學者論及國際恐怖主義是道地的"美國制造"，準確地說，是"好萊塢出品"。

　　幾乎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七十年代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降，是好萊塢電影先在地為國際恐怖主義行動提供了想象的天際線和范本。幾乎所有國際恐怖襲擊、包括(尤其是)911，都有好萊塢電影在先。我們可以問，911之前，世貿雙塔座以多少次在好萊塢大片中遭到爆炸、占領?甚至是其最駭人聽聞的形式：飛機撞向摩天大樓。我自己經常談到一則個人經驗：911襲擊發生的時候，我坐在電視機前，目擊了第二架飛機撞向雙塔座，直到大廈轟然坍塌。當時一個怪誕的感覺是，在五內俱焚之中覺得這一場景似曾相識。這以后，我試圖追問這種感覺的由來，結果，答案相當簡單：來自好萊塢災難片《獨立日》。其中的外星襲擊、轟毀的場景，是極為接近、幾乎是同一機位拍攝的畫面。911也外化了恐怖主義行動作為"符號學展演"和借恐怖行動發聲的特征：雙塔座作為紐約--金融帝國之都的標志性建筑，本身早已是關于美國和金融資本帝國的符號。911之后，沒有了雙塔座的紐約景觀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遭閹割的形象。所以世貿大廈必須也剛剛修復。

　　與蘭德公司的年譜不同，國際恐怖主義當然并非出自中東北非/伊斯蘭世界的"固有"邪惡，而是殘酷的國際地緣政治的結果，是高度內在于美國、多重意義上始作俑于美國的怪胎和癌腫。因此，911襲擊之后，好萊塢電影工業主體陷于低迷、甚至失語。我曾稱之為全方位的"不及物"狀態。始終保持著敏感與自覺的好萊塢工業當然清楚地知道國際恐怖主義與好萊塢的內在互動。因此，不僅是動作片、災難片的拍攝陷于停頓，而且其他片種也陷于張口結舌之中。結果近十年的延宕，好萊塢才開始修復：一邊是小心翼翼地區觸碰911創口：《世貿中心》、《戰栗航班》、《特別響，非常近》......;但另一邊，卻是十足的健忘癥與故態復萌。《變形金剛3》再開先河：芝加哥、紐約、華盛頓特區的地標性建筑再度成為襲擊的對象。--這固然是好萊塢自身枯竭的征兆，但也是后冷戰之后的全球癥候：多情而健忘，拒絕痛定思痛、拒絕反思--因為全部另類實踐的可能和空間已遭封閉和否決。

　　王炎：戴老師提到"9·11"后好萊塢失語，我再補充一點細節。奧利弗·斯通在"9·11"發生幾天后曾作了一個演講，說如此創傷必須通過電影表達。斯通對現實極敏感，反應也快，關懷現實政治。但我覺得五年后他拍的《世貿中心》很無力。此片糾結于個人心理、家庭倫理、以及落難人物在驚恐中產生的宗教幻覺，以再現紐約人的傷痛經驗，卻回避恐怖主義的政治根源，避免涉及襲擊者的動機。2011年的影片《特別響，非常近》很精彩，卻也同樣以回避國際政治的方式，處理紐約人的創傷記憶。

　　有位普林斯頓大學古希臘史教授曼德爾松，寫了篇影評：公元前五世紀，雅典上演一出悲劇《米利都的陷落》，就在希波戰爭中米利都城失陷后兩年，劇情是希臘人被波斯人殘暴蹂躪，深深刺痛了希臘人。21年后，波斯戰敗，雅典又上演一出《波斯人》，希臘劇作家埃斯庫羅斯從敵方波斯王薛西斯的角度，傷悼失敗的慘痛，同情波斯人。古雅典人尚可從敵我雙向去理解戰爭的悲劇性，而斯通這位以反思和批判著名的導演，卻把敵人小心翼翼地屏蔽了，一心營造正面人物的英雄主義、人道關懷和犧牲奉獻。歷史整體被割裂和肢解，此片委身低就，充當"9·11"五周年的安撫奶嘴，一個輕飄、甜俗、沒有歷史深度的肥皂劇。說好萊塢失語，是無力觸及悲劇根源，不敢面對現實，也即戴老師常說的"不及物"。

　　戴錦華：蘭德公司的、準確地說是美國社會關于恐怖主義的定義和想象，勾勒和定位出了一個事實上"異族異教"的邪惡敵人，早在911之前，已然內在地包含了某種種族主義、不如說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視點于其中。因此，亨廷頓所謂"文明沖突"論，只是遲到的幫閑說;美國高官稱阿富汗戰爭為(基督教)"圣戰"也是不慎吐真言。但是，如果我們止步于此，那么，我們將無法解釋近年來《胡狼卡洛斯》、《巴德爾和邁因霍夫集團》等一系列著名"恐怖分子"傳記片的涌現，也無法觸及全球恐怖主義及反恐意識形態的核心。

　　為此，我更傾向于把《胡狼卡洛斯》(六小時版和兩小時版)、《巴德爾和邁因霍夫集團》等放到與上述影片相關、但不同的脈絡中來討論。盡管兩小時版的《胡狼卡洛斯》，看起來近乎動作片，但上述作品不僅是在歐洲藝術電影、而非好萊塢工業系統中制作的，而且其文化定位、社會訴求都與制造恐怖主義想象的好萊塢災難、動作片南轅北轍。這些真人實事的傳記片，事實上揭開了一個被全球反恐意識形態所遮蔽的面向，而這或許比種族、文明沖突的意涵更深刻而真切。《胡狼卡洛斯》或《巴德爾和邁因霍夫集團》所揭開的歷史畫面，是蘭德公司年譜上不可見的所在。即，六十年代后期直到九十年代，巴解組織的行動不是、不僅是民族主義的，而是左翼國際行動。兩部傳記片讓我們看到了歐洲左翼極端行動派：紅色旅、德國紅軍及日本赤軍對其深刻的參與介入。從某種意義上說，所謂恐怖主義的起源之一，正是追隨切·格瓦拉的榜樣，投身、嘗試開辟游擊戰場受挫后，投身于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最終經歷了蛻變和墮落。今日好萊塢的恐怖主義想象和全球反恐意識形態不僅要抹去類似行動曾擁有的政治內涵，而且借重其妖魔化的形態，踐行其審判、葬埋革命的社會功能。因此，我認同詹明信的定義：何謂恐怖主義?恐怖主義是沒有革命可能性的年代，人們想象革命的方式。這是對美國主流社會想象而言。

　　當然，如果對照著斯皮爾伯格的《慕尼黑》，反觀《胡狼卡洛斯》、《巴德爾和邁因霍夫集團》(包括《切·格瓦拉》)，我們會發現另一個文化癥候：類似影評都有著紀錄片式的視覺風格，白描單線敘事。其"客觀"展現伴隨著歷史語境與人物的心理歷程的消失。即使電影作者的初衷是鉤沉這些被投入歷史忘懷洞的角色，但角色內心呈現的缺席，令今日觀眾無法對其建立任何同情的理解，遑論認同。而《慕尼黑》中對以色列穆薩德的恐怖殺手的呈現就大不相同。它間或告知，與革命--激進變革世界的可能性同時喪失了的，是另類選擇與事件的邏輯。于是，你只能呈現，無法敘述。

　　趙雅茹：2008年上映的影片《巴德爾和邁因霍夫集團》試圖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左翼運動講述一個歷史脈絡。在當時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這些運動為什么會轉向激進和暴力？為什么在世界各地相繼出現各種左翼恐怖主義組織？

　　戴錦華：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想有必要追溯一下20世紀二戰后的歷史。我以為，國際恐怖主義的發生，是變革世界的動能被阻塞、革命實踐可能遭到壓縮、乃至封閉的結果，而非相反。

　　類似故事的起點一定要追溯到1943年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美國富爾敦發表的"鐵幕演說"、1956年蘇共22大揭秘及同年蘇軍入侵匈牙利、英美聯軍武力強占蘇伊士運河--出自兩大陣營領袖國家的暴行重創了世界。尋找美蘇模式之外的、新的可能性的動能造就了全球六十年代。其中，"第三世界"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還是用詹明信的說法吧：長的六十年代(對應著短的二十世紀?)始自1959年元旦。這一天，古巴革命成功，切·格瓦拉帶領著300多個衣衫襤褸的游擊隊員戰勝了五萬美式裝備的政府軍開進了首度哈瓦那。用史學家霍布斯邦的說法，那一時刻，"全世界的左派為之歡呼"。按照詹明信的定義，六十年代終了于1973年9月11日(另一個911)，那一天，智利陸軍元帥在美國CIA的支持和直接資助下，發動軍事政變，以十足恐怖主義的形式推翻了民主政權，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遇害。這期間，最重要的國際事件之一是越南戰爭的爆發和持續升級：經由電視媒介，一邊是美軍的越南暴行在美國、歐洲、全世界引發的大規模的、青年學生主體的反戰運動，一邊是越南戰爭--一個東南亞小國，不僅挺身對抗美國的軍事霸權，而且令自己的國土變成了美軍深陷的泥潭--極大地鼓舞了全球的反美、反帝社會力量。而另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則是切·格瓦拉之死。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率領的玻利維亞游擊隊與CIA訓練并指揮的政府軍遭遇，切受傷被俘，9日被殺害在無花果村。10日全球主要報刊頭版刊載了這一消息及玻利維亞軍方的陳尸照片。"那一天，大半個世界在哭泣"。

　　然而，人們始料未及的是，切·格瓦拉之死卻成了六十年代全球青年學生主題的反制運動的直接觸發點。1968年，巴黎迸發了"五月風暴"，不僅左翼學生、而且今日我們耳熟能詳的大部分法國思想家、導演、學者都涌上街頭，修筑街壘。運動引發工廠全面罷工、市民罷市加入，一時間幾乎倒閣。由法國五月風暴到意大利"熱秋"，"最后一場歐洲革命"席卷了西歐，并與北美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強烈共振。然而這場革命驟然引爆，瞬間燎原，但很快便在極端殘暴的鎮壓下熄滅。但遭到挫敗的左翼學生、學者、藝術家并未因挫敗而放棄;繼發的浪潮，是他們深入工廠、走向鄉村，參與并紀錄、表現工農的抗爭運動，更為激進的，則投身于第三世界國家的游擊戰。然而，隨著六十年代終結及美軍被迫撤離越南，遍地星火的全球抗爭漸趨沉寂。到七十年代初、中期，六十年代所開啟、或嘗試打開的社會空間與變革可能漸次破碎、封閉。這便是左翼恐怖行動興起的國際背景，也是我們今天"閱讀"《胡狼卡洛斯》、《巴德爾和邁因霍夫集團》必須的歷史知識。換言之，最為激進的歐洲左翼青年由市游擊戰到依托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國際恐怖行動，是革命無望后絕望的鋌而走險，與反抗絕望的極端選擇。

　　王炎：阿拉伯世界也發生了類似情況。埃及1952納賽爾政變，兩年后掌權，在56年宣布收回蘇伊士運河，取消了英法在埃及的特權，激發了阿拉伯民族獨立運動。埃及實行土地改革、經濟國有化等社會主義改造，短時間內帶來奇跡般的經濟增長，社會民生迅速改善，阿拉伯世界從埃及道路看到未來的希望。納賽爾順勢提出"泛阿拉伯主義"，構想阿拉伯各國凝聚成一個共和國。他的魅力激發了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許多國家的世俗化、民族主義革命，反殖、反帝浪潮席卷阿拉伯世界。美英支持以色列打贏第三次中東戰爭，泛阿拉伯運動在1967年遭重創，埃及失去在阿拉伯的領導地位，巴勒斯坦解放希望渺茫，巴解組織也轉向激進和暴力。1999年獲奧斯卡獎的紀錄片《九月的一天》，曾采訪慕尼黑綁架案唯一的幸存襲擊者杰莫·阿爾·加希(Jamal al Gashey)。他回憶當年參與恐怖活動的心路歷程，從小生活在巴勒斯坦難民營的一個苦孩子，不惜生命投身巴解運動，終身不悔。他沒有多少伊斯蘭宗教情節，而只是獻身政治事業，這與反恐時代大肆渲染的極端原教旨主義根本不同。

　　剛才戴老師講到歐洲"68學運"這條線索，我想提及另外一條線索，即大西洋的另一側，北美也遙相呼應。60年代美國學生運動與民權運動如火如荼，出現了"黑豹"這樣激進的暴力組織。不僅是黑人參加，也有白人學生積極參與。"黑豹"從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策劃了大量暴力事件，紀錄片《釋放西爾維婭·巴拉爾迪尼》(Freeing Silvia Baraldini)就從白人學生西爾維婭的視角講述這場革命。最后，FBI暗殺了"黑豹"領袖，逮捕了許多像西爾維亞這樣有影響的人物，判了重刑。如今關在關塔那摩的政治犯，大多仍是"黑豹"成員。美國與歐洲不同的是，以訴求種族平權的面貌出現，沒有白人藍領的支持，也沒有歐洲式的工運，特別是與反戰抗議糾結在一起。當然還有古巴、拉美在后院策應。總之，"冷戰"時代的北美大陸不像后來敘述那樣歌舞升平。漫長的60年代，世界革命風起云涌，各大洲遙相呼應，當今世界主流話語極力淡化這段歷史，把反恐局限在針對穆斯林原教旨的斗爭。我想《巴德爾和邁因霍夫集團》、《豺狼卡洛斯》、《通往淺間山莊之路》這樣影片，展示給我們反恐時代的"史前史"，揭開恐怖主義外衣下隱藏的、相去并不久遠的一段革命史。

閱讀參考：

戴錦華、王炎：重新叩訪被遮蔽的歷史--國際恐怖主義影片之喻（下）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