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影五年之久的宮崎駿導演，在今年7月推出了最傾注全力的動畫電影《起風了》，并聲稱這將是他動畫生涯的收官之作。《起風了》選取大正、昭和時代為背景，以“零式戰斗機”之父堀越二郎為主人公原型，并把該小說作者堀辰雄年輕時與一名結核病少女的愛情故事加入到動畫中，講述了在動蕩時代飛機設計家二郎與他的摯愛菜穗子相知、相戀、相依的故事，向人們展示：縱有疾風起，人生不言棄。

　　該片于今年夏季在日本上映以來，不僅在日本國內掀起了軒然大波，其曲折、凄美的故事，動聽的旋律和對于戰爭、和平、愛情、夢想的多面闡釋，也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強烈反響。近期，《起風了》還入選奧斯卡最佳動畫片的候選名單，有望成為繼《千與千尋》后另一部獲獎的佳作。然而，日本國內一些評論人士和民眾對于這部動畫電影的理解，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解讀，其中映射出而今日本社會對于歷史與現實、內外時局與日本走向的錯誤認識。

　　歷史映射于現實：拼命活著迎接東山再起

　　故事截取了關東大地震之后到二戰結束這一段歷史，當時的日本處于地震受害、經濟不景氣、內外時局艱難的狀況，宮崎駿先生力圖通過在艱難時代堅持夢想和愛情的兩位主人公，來告訴現在的日本人，即便身處黑暗的逆境，即便時局令人惶惶不安，也不要放棄追逐愛與夢想。

　　影片在描繪關東大地震后至二戰的日本時，將希望、團結、奮斗溶入到故事敘事之中，并有意地避開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而日本國內的一些觀眾則將關東大地震之后的境況與現在日本的境況相對應，賦予了該作以克服困難、歷經艱辛以見證日本再起的新含義。

　　一位看完《起風了》的日本觀眾在國內關于這部電影的網絡版塊上如是評價：“時代的背景與現在日本的內外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共通的，也能深刻的體會到影片所傳達的全力生存的含義。在如今不安的時代下，現在的年輕人要學會立身出世，出頭人地，改變現在的狀況。”更有觀眾明確地指出：“看完影片，感覺到日本人是克服了種種困難抱著全力向前的信念，拼死生存到現在的，我為生為日本人而感到自豪。”

　　日本人的傳統精神中，有著隱忍枯寂來迎接剎那芳華的情結，往往通過渲染在艱難環境下的瞬時燦爛和輝煌，來烘托凄壯之美，進而激勵人們去咬緊牙關、堅忍負重。如果說，美國人總喜歡把探索未知領域和強調個人奮進融入到美式影片中，通過英雄主義來激勵人們追逐美國夢，那么，日本人則總喜歡在影視劇中強調克服難以逾越的障礙，通過在內外交困的境地中奮進崛起的故事來激勵人們團結、努力為國家進步而竭盡全力。近年來，獲得日本主流媒體和民眾廣泛認可的《龍馬傳》、《仁醫》、《坂上之云》、《小梅醫生》、《平清盛》都屬于這一類型，所以，《起風了》在日本國內被賦予努力生存以見證日本東山再起的含義，就不足為怪了。但也正因為被賦予了如此沉重的意義，也使得宮崎駿的收官之作少了童話般的輕靈與愉悅，卻多了現實主義的嚴肅與凝重。

　　從反戰中誤解出好戰的意義

　　眾所周知，宮崎駿是日本反對戰爭、倡導和平的動漫大師，他也常常將反戰的主題同動漫作品結合起來。在《天空之城》中，男女主人公用愛和堅定地信念挫敗了貌似強大的雷帕特勢力，象征希望與和平的大樹替代了象征戰爭的武器和堡壘。在《哈爾的移動城堡》中，哈爾、蘇菲、稻草人、卡西法眾人齊心協力，通過對魔法的抵抗和破解，最終避免了兩國的戰爭。此外，吉普力工作室的反戰名作《螢火蟲之墓》，也與他有著密切的關系。此次，宮崎駿更為大膽地直接對準了日本由和平進入戰爭的時代，從零式戰機設計者所經歷的起伏，來抨擊越走越右的當局。

　　日本電影評論家町山智浩接受電臺采訪，解讀以主人公二郎為何反戰卻又制造零式戰斗機時，談到了反戰派加入戰爭的微妙邏輯：盡管對戰爭充滿了憎惡，但對當時的制造家而言，看到自己所制造的飛機派上用途時，實現心中久存夢想的原動力驅動著他們完成使命。這種邏輯實際上是在為開脫戰爭責任而尋找理由。若按照以上的邏輯，那么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是為了實現經略大陸的妄想，發動日俄戰爭是為了實現明治天皇經營中國東北的愿望，發動太平洋戰爭是為了實現幕末吉田松陰、佐藤信淵等人經營亞洲的夙愿，那么誰都可以逃脫戰爭責任，這是對被害國家和人民推卸責任的謬誤。

　　《起風了》以設計零式戰斗機的堀越二郎為原型，主公人特殊的身份和經歷，也喚起了一部分日本人對于所謂過去“榮光”的記憶。該片在日本Youtube的相關視頻鏈接居然是預計今年十二月在日本上映的“永遠的零戰”和神風特攻隊訪談錄，可見，在一些日本人的心目中，宮崎駿這部反戰的電影卻成為了夸耀“零戰”和神風特攻隊的道具。

　　宮崎駿針對韓國媒體責問該片美化了為戰爭服務的人，回應稱日本要對戰爭罪惡進行反省，還明確表達了反對日本政客修改和平憲法。這樣一部反戰的影片，在日本卻有了“好戰論”的誤解。影片最后二郎獨自走在遍布飛機殘骸的荒原上，夕陽之下，滿目倉夷。身旁一向以旁觀者身份出場的卡普托尼伯爵道出句點題般的臺詞：“你的零戰，把這個國家(日本)搞垮了啊。”這不正是在向現在的日本當局和那些逐步右傾化的人們提出警告么?

　　捆綁在國運下的個人命運

　　宮崎駿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采訪時，記者問到該片和他以往異想天開作品截然不同，如此的現實感與沉重感是否意味著放棄了“動畫屬于孩子”的理念，宮崎駿直言不諱的說，這最后一部作品是對他童年時代記憶的集大成，或許真是一部孩子們難以理解的作品。的確正如他所說，在影院觀看完整部電影的日本人，沒有像《千與千尋》、《哈爾的移動城堡》和《懸崖上的金魚姬》那樣立即報以掌聲，而是久久的沉默。它不僅喚起了全日本關于戰爭的集體記憶，而且還激起了人們關于個人命運與國運的思考和探討。

　　影片第二條主線圍繞菜穗子與二郎的愛情而展開，二人在關東大地震的患難中相識，在動蕩的戰爭中相戀相依，在身患當時絕癥肺結核的菜穗子全力支持，二郎完成了他的夢想，菜穗子卻離開了他和這個世界。影片把國運與個人命運巧妙地交織起來，也引起了日本人再度認識捆綁在國運下的個人命運。評論家宇野長寬指出，影片中的二郎面對戰爭和國家的走向確實無力和無助，但正是心靈純潔并用生命支持二郎的菜穗子，帶給了二郎追求個人夢想的勇氣和動力，讓個人實現的夢想同零戰、國運最終捆綁起來。一些日本網友也對此表示，菜穗子身上肩負承載的不僅僅是二郎個人的夢想，她的愛與行動還影響了全日本的命運。如此的解讀，再進一步理解的話，則帶入了軍國主義時代倡導的“義勇奉公”色彩。

　　《起風了》有上述的解讀，并不是突如其來的。近年來，遭受經濟不振和大地震后，日本文藝界和評論界為了激勵民眾，喚起民眾對于國家的信任支持，在文學作品和影視劇中，也通常把個人命運與國運綁在一起，強調個人努力與國家崛起的一致性。山崎豐子的《不毛地帶》、司馬遼太郎的《坂上之云》紛紛搬上銀幕，也正力圖宣揚國運榮衰與個人起伏緊密相關，來增強民眾的凝聚力，但其中的國家主義色彩卻著實讓人堪憂。

　　《起風了》是宮崎駿將兒時記憶呈現在銀幕上的收官之筆，不僅表達了他對戰時那些忍受痛苦人們的敬意，更寄予了他對現在和未來日本繼續走和平道路的希望，但愿該作的解讀少一些凝重和曲解，更希望不要成為政治利用的道具。讓《起風了》中表現的夢想和愛，和宮崎駿的其他作品一樣，成為孩子們和成年人心目中最為絢麗的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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