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國學”在社會功能上早已不是章太炎時代的“絕學”了,它以亂哄哄的內容為這個亂嘈嘈的時代下載了人生觀和處世哲學的各種“補丁”。非要拿“青燈黃卷”“故紙堆”來想象人家,非要用“陳寅恪”“饒宗頤”去要求人家,那就不是人家的無知而是你的不智了。如今的“國學”差不多就是茶葉店弘揚的“茶文化”,紅燈區組織的“性學研修”,把這樣的東西放象牙塔里,與其說是高抬了它,還不如說是低估了它。強大的社會需求已經造就了一個蒸蒸日上、具有非凡融資能力及利益回報的“國學產業”。據《長江商報》消息,武漢大學的“乾元國學班”開班,由特聘教授講演“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一年的課程只有二十四天,收費28000元,學員大部分來自企業高層管理。“百家講壇”的易中天、于丹等“國學明星”也眼看著就要被人民幣深埋了——相形之下,給民主基金會打工的同胞,他們掙到的美元就很可憐了,即便按前幾年的匯率換成本幣,估計也埋不過小腿。像少林寺方丈釋永信,他的神情氣度,“大亨”、“大鱷”、CEO、CFO這些詞單獨哪一個都描繪不出,得一擁而上才行。那一年我到上海某佛寺觀光,發現各個辦公室里的僧人手持計算器在跟客戶洽談業務,頭都不怎么抬。又一年一聲巨響,南方某省佛協負責人被這個職位的競爭者炸死在豪華轎車里,給“人間佛法”大壯聲威。我認識的某君近幾年跟了“國學大師”寫字作畫之乎者也,闊得也讓人不敢相認。有朋友見他在豪華派對上時而袈裟時而道袍,也不知到底屬哪個教——反正都是“國學”的人。從這樣一缸“國學”里生出文老這樣一位“大師”,論者有什么好不平的呢?
　　
　　老人
　　
　　李輝文章出來不久,文老即對鳳凰臺記者宣讀了自己的聲明,聲明劈頭便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此時的他,終于想起來自己已是位風燭殘年、來日無多的老人了。此時的他,一個箭步從妖精似的“49公歲”回歸了傳統的老年價值和老年規范。文老的擁躉們,也都突然記起“中華民族尊老敬老”的傳統美德。
　　傳統社會在幾千年中沿著二十四節氣按部就班,周而復始,其間春時秋序、花開花謝,老的該說什么,少的不宜做什么,人人心里都裝了一個程序。這程序到了天崩地解的近代,自然要修訂增損、與時俱進。例如舊時代有“父母在,不遠游”一說,而二十世紀初葉豈止熱血青年要遠游,湖南的蔡和森兄妹甚至偕同小腳老娘葛健豪女士一道西行求法。吳稚暉洋插隊時也是偌大一把年紀。還有斷指血書的徐特立,記得多年前讀斯諾《西行漫記》,其中提到老先生見革命洪流滾滾,心中悶悶不樂:沒人拉他去沖浪,想必是嫌他老了;后來大革命退潮,共產黨邀他入伙,“老匪大樂”(我記得斯諾就是這么寫的),打起背包便去入了伙。地不分南北東西,人不分男女老老幼,一個民族在長烽哀角的危急存亡之秋,自會打破成格、開放角色,進行死地求生的全民總動員。放牛娃王二小為其年齡所不須為,趙一曼、成本華做其性別所不必做,都把柔弱之軀當角鐵、工字鋼用了。周作人在挖苦乃兄不坐小板凳上曬太陽看版畫、卻跟著青年人攻城劫寨時,顯然是忽略了這個時代大背景。
　　在近代大危機的總形勢下,身份/角色的變更自然要助于危機化解的社會動員。傳統婚姻中富于不平等色彩的老男少女配就需要改革,否則還是地主娶小那一套不足以凝聚人心,號召人民。關于文老年齡中那下落不明的十歲,不妨從這個角度加以解釋。據文老的公子文斯先生提供的說法,文老和妻子1947或48年逃離上海前往解放區,“投入革命懷抱”后須以夫妻名義登記注冊,“為了和家母在年紀上更為般配一些,想都沒想,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由1910年改為1920年”。其實不改兩人也只差十歲,比起前些時楊、翁的“時差”根本不算個數。但當時解放區想必是新社會新風尚,兩口子差個十歲雖不至讓人疑心那是黃世仁在拐騙喜兒,但如果一歲不差,豈不就更像同班同學,一同讀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然后一同投奔光明么?我這當然純屬猜測——老文家的事也只能猜猜,誰也不敢打包票。
　　新中國三十年,文老一半牢外,一半牢里,平分了秋色。待到他一頭飛雪走出監獄大門,第一腳踏進的是古稀之年,第二腳就是改革開放的十里春風了。在這醉人的春風中,老翁老嫗們曬太陽的曬太陽,下象棋的下象棋,跳交誼舞的跳交誼舞,上老年大學的上老年大學,應該說,他們屬于近代以來最幸福的一代老人。幸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沒有戰亂動亂;經濟快速增長,就業形勢大好;當年播種了多子(女),如今收獲多福;計劃體制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傳統的家庭支持體系為老年生活提供了雙保險;中青年雖然別的都不尊,但都還尊自己父母;房地產業尚未大發展,“常回家看看”還不成問題,幾代人想不歡聚一堂都辦不到。至于文老,不敢說他比養鷯哥、扭秧歌的大爺大媽更快樂,但相對于他所屬的那個老年知識分子群體,他肯定是最快樂的了。
　　知識分子群體在“文革”后比在“文革”中當然是大大松了一口氣,但接下來也遇到一些不怎么開心的事情,頭一樁不舒心就是學術等級體制的卷土重來。整個社會等級體制當然還是開心的,由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政策和風氣,知識分子乘電梯一下就重返了社會的頂層,比傳統的“士農工商”序列還略高些。但在知識分子內部重劃階級,搞教授、副教授、碩導、博導那些勞什子,和剛剛取締的“階級斗爭”差不太多。這回的“階級斗爭”雖然沒有伴隨著武斗抄家大字報,但也造就了一些批跳樓的、抑郁的、瞪著眼睛睡覺的。讀書人本來把面子當成第二生命,如今拉下老臉跟職稱評委死磨硬泡,到學報編輯部伸頭探腦,形象還不如范進高大呢。就這樣跑瘋了不算工傷、跑死了不算烈士的生涯,會讓讀書人打內心深處不再高瞧自己。為近代大危機所一再宣傳表彰的那位“仁人”,從此漸漸淡出知識分子的身份及價值認同。前來接班的是“犬儒”,“犬儒”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熟悉工作,到1990年代初期全面主持工作——知識分子的再洗腦沒用多少年功夫就完成了。
　　第二樁不舒心是離退休。離退休意味著離開單位,單位那時對“單位人”意味著幾乎全部公共生活,離開單位就等于告別公共生活。一個人在五六十歲做這樣的訣別,后果會十分嚴重。女性知識分子問題要小很多,因為根據傳統的性別角色,在公共生活中她們本來就不是挑大梁的,沒了單位生活她們還有家庭生活,指揮鍋碗瓢盆,協調油鹽醬醋,為女兒海選佳婿,為裝修籌集資金,工作量比國家總理小不了多少。菠菜從四毛三漲到五毛四,豬肉從三塊二降到兩塊八,都足以牽動她們的喜怒哀樂,維持她們的人生意義。相比之下,男性知識分子離了公共生活差不多就沒生活了:家里的事一向是老伴主管,自己插不上手;到馬路邊的棋盤上跟退休工人互動吧,又與自己身份不符;至于養魚養花攝影書法,平時沒養成那閑情逸致,臨陣磨槍的效果不會太好。總之,許多男性知識分子通過退休從“外”到“內”,經歷了從男到既不男又不女的身份流失。市場社會以及公民社會倒是為老年知識分子參與社會、發揮余熱提供了一些適合他們的渠道和空間,但那基本上是1990年代甚至2000年之后的事了。
　　文老回歸社會,估計最多也就是到原單位人事處辦個離退休手續,就再不用去露面了。單位人離開單位時茫然失落的眼神不屬于文老,因為文老眼前的世界,是一個充滿生機的世界。市場化改革的大概意思就是變城堡為森林,讓家貓當野貓。而文老的經歷,無論是解放前的文化北漂,還是解放后的勞改農場,都相當于社會的房檐地洞,本來就是野貓出沒的地方。文老坐牢時都能背個藥箱“上竄下跳”,置身“社會主義商品社會”,那就更所謂“海為龍世界,云是鶴家鄉”了。體制外的野地生活需要有一副好身板兒,而文老的身板兒在同齡人中豈止萬里挑一!另外像文老這種總愛出格跑調的文人氣質,我不知道國家單位是否比勞改農場稍寬容些,但肯定遠不如市場社會寬容。文老那些會惹得單位班子緊急碰頭的奇談怪論,書報市場的娛記們聽了只會喜出望外,連夜排版。

 　　前面提到近代中國大危機導致傳統角色包括老年角色的開放和變易。改革開放同樣以社會結構的翻天覆地改變著社會的老年觀。公平地說,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文老的“為老不尊”并非毫無正面價值。一個有活力的社會,理應物盡其用、人盡其才。而隨著生活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許多六七十歲的初期老年人,特別是腦力勞動者,有些油箱都還滿滿的,刀法劍道也剛入佳境,這時不分青紅皂白讓他門都去含飴弄孫或閉目養神,這無疑對社會是損失,對個人是損害。其中的痛苦在整個社會的苦難排行榜上由于魅力指數不高,只好由老年人默默咀嚼,靜靜帶走了。我注意到這些年北京的不少民間討論會上,有些老同志不但風雨無阻,而且發言屬他們調門高、火力猛,其中主要推手當然是拳拳憂國之心,但通過舞刀弄劍參與社會、表現自我,想必也是原因之一吧。此外,諸如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婚戀幸福等等,也都需要對過時的老年規范做必要的修改。文老作為老年人的形象大使,無論是眾里“赫赫”,還是花間“嘻嘻”,都不無矯枉過正的功用。
　　在這個被孫立平先生命名為“社會斷裂”的劇變時期,社會的老年觀跟青年觀、婦女觀、男人觀一樣,處在一種紛然錯雜的城鄉結合部狀態,老人該什么樣,不該什么樣,實在是形形色色,沒什么統一的尺度。大約十年前讀報,永定河有女孩落水,水沒多深,一百多人岸邊圍觀,最后竟然目送一位八十開外的老漢下水撈人——此事我曾寫入戲劇《切·格瓦拉》。還有回讀報,某醫院病房住著位八十多歲老頭,跟鄰床的家屬吵架,從枕頭下摸出水果刀,一舉把人家結果了,送隔壁搶救都來不及。我有回在十字路口等著過馬路,見一騎車老漢為了趕綠燈,叫著“×你媽×你媽×你媽”,像警車一樣呼嘯而過。最近也是最逗的一則消息:有位九十九歲的文老同齡人參與集團詐騙,被公安局一網打盡;因為歲數太大,公安局都不收他,是從家里接來出庭的;又因人老耳背,他的座位幾經調整,調到與法官僅一兩米之隔;電視上見老人家一副骨架貼層皮,距八寶山連半米都不到,還口口聲聲說自己就是云南軍區政委呢。轉型時期整個社會價值體系都在拆遷周轉之中,構成當代老年觀的種種社會、經濟、文化變量正擠在候車室里等著各奔東西。恐怕還要過相當的時候才會塵埃落定——當然落定后也會是一種相對多元的局面。
　　老年人的權利與義務常常處在“一頭沉”的失衡狀態,至于沉哪頭則因人因地而異。同樣是不合傳統老年規范,青壯年不下河他下河,兒女掙錢比他多他反倒貼錢給兒女,這是義務一頭沉。而像文老的驚人之語、雷人之狀,顯然是沉在了權利那頭。人都有長輩,人也多會老去,社會大眾對老年群體伸張權利多會樂觀其成,就算有些過分,也多能睜只眼閉只眼。中國的敬老傳統再加上這些年社會生活的多樣化,使得城市地區的老年權利在總體上處于擴張的態勢——社會心理什么容不下也容得下爺爺奶奶的夕陽紅。就說性權利吧,有位七十多歲老太太與小她四十歲的男青年結成恩愛夫妻;為了筆補造化、奪回青春,老人在媒體的聚光燈下做了整容手術,然后雙雙到電視上熱擁激吻,載歌載舞,惹得熒屏內外一片掌聲笑語。“人家自己樂意,又沒礙著別人”已越來越成為公眾進行道德評價的基本尺度。文老留給公眾的壞印象中,究竟有多少是來自他的“老”不正經,這誰也無法說精確,但似乎比例也不是太大。雖然他“美女”、“名媛”、“十八歲姑娘”不絕于口,可畢竟一百歲了,也只是說說而已,動手能力有限,美女的男友、名媛的老公我想都會是一百個放心——她們摟個百歲老頭跟抱個一歲baby或抱只名貴貓其實是差不多的。
　　
　　神人
　　
　　文老的諸多身份中,“神人”最能匯總他的各種身份,也最富于這個時代的精神。變世從來就是神人的高產田,更何況是要變成一個市場社會呢。中國舊時代每到易代之際,各種怪力亂神連同假皇叔假太子便紛紛登場,顯示出民間社會巨大的“山寨”潛能。近代亦一亂世,各種款式和版型的神頭鬼臉真是琳瑯滿目。新中國由亂而治,嚴厲的社會控制之下,神人幾無立錐之地,不多的一點殘余和苗頭都被那塊“壞分子”的青石板死死鎮住。記得1960年代我們胡同里一個老太太,聽說從前就有過“仙姑”的經歷,她將偷偷縫制好的龍袍穿在里面,買張票混進故宮,趁人不備脫了外罩爬上丹墀去垂簾聽政,結局就不用說了。不過神人屬野草飛蟲,生命力旺盛,一場雨過后便會不擇地而出。到心禁松弛、制度破損的“文革”后期,就經常能聽到或見到一些神乎其神的江湖人物,嘴里無奇不有,腳下路子四通八達,從軍區司令的千金到電影院看門的,他好像都能調動,儼然一方的及時雨宋公明。他們大多還做著買賣,當時叫“投機倒把”,合作方應該是一大二公邊緣處的社辦企業。到了改革開放,社會由緊收而怒放,那場面讓人想起《水滸》開篇的近尾處:
　　
　　那一聲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里滾將起來,掀塌了半個殿角。那道黑氣,直沖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八方中應時而起的神人,我印象里最早的有海燈法師。法師雖然根性上未必適合佛門,但畢竟是削了發受了戒的,好歹也算清凈過——我是指內心。他的《少林云水詩集》有些篇什記其毛時代行腳四方的經歷,其中一首原文不記得了,大意是挑著擔子走到峨眉半山腰處,歇口氣轉過身,發現明月滿懷,一思與境諧,表里澄澈。怎奈后來一變天,商業文化的兩位力士電視熒屏和晚報副刊三下五除二,便把老僧改裝成了紅塵里的積極分子,可憐修行了多半輩子,末了竟干起弄虛作假的勾當,足見心由境造,還是唯物主義厲害。接下來就是“氣功大師”的出山了。這些“大師”或“宗師”起初大多來自“天下不亂蜀先亂”的四川以及過去難民流人前往的“關東”。1984、1985年氣功由養生健體向“特異功能”急轉直下,與中國改革大潮從農村包圍城市幾乎同步。記得1983年我練習馬禮堂先生的六字訣,一日在中山公園西側聽他跟粉絲們講:“最近都在說‘發外氣’,哪兒有什么‘外氣’?我昨天碰到郭林郭老師,問她‘你有外氣么’?她說‘我沒有你有么?’我們都沒有外氣!”時隔一年,等社科院再請馬老來演講氣功,他的說法就變了:“海軍有個副司令讓我給他發‘外氣’,我說這點小事還用得著我嗎,派我小徒弟兒過去給他發發就行了!”到1980年代中后期,市場社會天風浩蕩,吹得億萬張欲望小紅帆飄飄欲仙,躍躍欲試——誰也不想當扁舟了,快艇也沒多大意思,都想改當風箏扶搖直上。一時間,巫婆神漢風靡大江南北,誰不想練得絕技到人民銀行、中國銀行附近去“意念搬運”、“隔墻取物”呢?中國社會一時間成了各色神跡、各種神功、各路神人的盛大廟會。那些年氣功惹出的案子本來不少,但公安干警都隨著“自發功”東倒西歪,破案能力自然要大打折扣。再后來,到了1990年代中期,氣功已不滿足于舉辦廟會而是要充當廟堂了。事到臨頭,這些“神人”拔腿跑下神壇。跑得快的,跑到美國接著做神人。跑得慢的,跑到牢里改行做犯人——沒聽說他們有誰用意念把自己“搬運”到大墻外頭的,無論是穿墻還是翻墻。市場經濟白溝階段上這撥神人中最神的神人,就這樣淡出了中國社會大舞臺。他們的社會基礎也一哄而散,各奔東西:求心安的去了大雄寶殿或天主堂;想發財的去了證券交易所;要健體而沒錢的去了街心花園溜早,有錢的則去了健身俱樂部做舍賓、普拉提、body pump什么的。
　　文老不及張宏寶、李洪志他們“神”;他沒有活了九百歲的師傅,也沒有讓羅鍋當場筆挺的法力。文老沒走到那一步,以他的學養、才藝和地位,也犯不著走那步險棋——因為他是歷過險的。他加入的是市場社會的先遣隊而不是敢死隊。文老這位“神乎人”其實不過市場社會流行文化眾多成功的品牌之一。在市場社會尤其是它的白溝階段,產品的成敗在于能否成為品牌,品牌的訣竅在于無所不用其極。從芙蓉姐姐到糞便藝術,從各種張狂之行到種種奇怪之論,市場社會的大小紅人們像狗一樣圍著他們的上帝或顧客——其實也包括他們自己——上竄下跳。在那又豈止“跳墻”的跳躍中,市場體制及文化的活力與邪惡都被發揮到極致。“極致”當然不是誰想達到就都能達到的,在這方面,文老的先天及后天條件確實出眾。別的不說,只他那一百歲的年齡與十七歲的花心一組合,就快能申報“非遺”和吉尼斯紀錄了——我甚至懷疑同仁堂有沒有想過買斷文老千秋之后身泡藥酒。其實,年高而猶“花”的肯定不止文老一個,但只有文老廣而告之。這樣的廣告誰見了都會一愣,然后駐足圍觀。要知道,在這個注意力經濟時代,圍觀就是商機。

 　　我常想,以文老漫長的人生、曲折的經歷、加上滿腹的詩詞歌賦,他本不該躋身秋夜街燈下蚊子蛾子的飛行集會——半明半暗處才應是他安頓心靈的地方。但事實是,他真就成了以閃光燈、聚光燈為生的喜光動物。其中的個人的主要原因當在他復雜而混沌的意義世界深處,不是筆者站在遠處所能看清楚的,更不是“就這么一主兒,愛出風頭”一句話所能道盡的。文老不完全是他個人心性的作品,也不完全是時代風氣的產物,打造并兜售他這塊名牌,發行或購買他這支股票的,還有一個利益共同體。藏了他墨寶、受了他夸贊、得了他題簽、寫了他傳記、發了他專訪、做了他節目的,哪個不希望他牛氣沖天、直沖九天呢?其中的利益最攸關方譬如出版《四部文明》的商業合作者,大概背也要把老人家背過鯉魚背,背上“大師”、“國寶”、“活屈原”的華山最高峰。這回風乍起,文老從文化股市的高點一路狂瀉,救市救得最不遺余力也最不講是非的,便是被文老譽為“五百年來一奇才”的崔自默君了。這些人就好像是比著放對方的衛星,前引空林子謳歌恩師,也是“八千年一回首,只剩下你一人”。而文老則夸稱贊這位“干媽”的詩超過了詩圣杜甫。像這樣尊老愛幼的跨代互助組、合作社,不盛產“神人”盛產什么?不過話說回來,獅子大開口本是市場社會的標準口型,莎翁師徒也沒有超標到哪兒去。今天的人兜里一毛錢沒有都敢大包大攬,何況他們幾位確有實力,或則聰穎過人,或則才情可觀呢?這些神人或候補神人都不愧是讀書人,眼里進、嘴里出凈是道家佛門的好詞佳句,要是能截留幾句給自己化貪祛妄,沒事少舉著與各界名流的合影照滿世界游行,把自己弄得跟火車站附近介紹旅館的那些嘴臉一模一樣,他們又何嘗不是時代長卷中可愛而有趣的點景人物呢?
　　站在中國社會起伏升沉的大背景下看各類仙姑神漢,也會讓人在反感中生一些同情。相對于世界其他文明和文化,中國是一個比較強調機會平等、鼓勵社會流動的國度。從底層向上層、從邊緣向中心,“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成為無數男女的人生指南。“出身低微小家之男女”不甘于小馬扎,艱難打拼,百折不回,終于讓自己或自己孩子坐進了太師椅,讓“大家閨秀”、真假貴族站到了一邊。“官無常貴,民無終賤”,貧與富、窮與達的頻繁對調,看著固然鬧心,但畢竟流水不腐,使社會充滿了必要的緊張和進取精神。進取的路線圖各式各樣:有從鋼琴班到書法班到英語班到奧數班到高考強化班,不但走“正道”而且走“正步”的;有拎著蛇皮袋在馬路邊被工商稅務追得塵土飛揚的;有搭便車——移民移入了錢柜、嫁人嫁給了元寶的;有破窗而入、翻墻而過,高風險高回報的;有憑著假證件居然蒙混過關的。改革開放三十年以社會的重新洗牌引爆了千萬人出人頭地與不甘人后的強大沖動,這兩種沖動合并成社會不平等與社會平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辯證運動。旁門左道、篝火狐鳴之輩,他們的跑姿跑相或許比“范跑跑”還不如,但他們的原始沖動卻無可厚非——想翻身還有錯嗎?有些人,自己剛汗流浹背擠進門里,便轉身堵門口檢查儀容儀表,盤問出身門第,就真的沒什么意思了。
　　更何況轉型時期社會失范,近代大危機以來的價值理性一片狼藉,等著市場社會的工具理性前來接管。筆者曾在戲劇《我們走在大路上》中對新舊價值觀交接的1980年代中期做過勾畫:
　　
　　管它正義路西斜街——只抄那道近的
　　管它紅砂掌黑砂掌——只練那致命的
　　管它奶媽奶粉——只喝那營養價值高的
　　管它名醫名妓——只當那紅得不得了的
　　
　　在市場社會里,“邪”幾乎等于“新”,“玩邪的”大概占了“創新”的一半。社會競爭場上的邪拳歪掌,如果說在二十年前還是自選動作,現如今已成規定動作了。在這種大形勢下,來自資源極度貧乏的社會下層人士,他們的個人成功史要沒點邪的歪的幾乎不成信史。筆者這些年與“北漂一族”有過不少接觸。這些“社會—文化游民”為出人頭地的沖動所煎熬、因一夜躥紅的先例而興奮、被不得其路的現狀逼成熱鍋上螞蟻,他們大概是中國社會中最富生氣同時也最多戾氣的群體。相對于他們向未知未定求生存謀發展時表現出的不擇手段、靈活機動,計劃體制內養尊處優的“正途”人士在端正之余就略顯呆滯了。好的社會管理要能揚長避短,不因過廢用,能將功補過。三十年前小青年里曾傳說牢里關著的詐騙犯盜竊犯經過選拔,特別優秀的都已被情報部門派到國外建功立業,這雖然是玩笑,但包含了一種對智慧的期待。
　　
　　 黃紀蘇,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劇本《我們走在大路上》、《切·格瓦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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