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90周年之際，央視一套黃金時間，紅色經典電視劇接連不斷。才剛放完《中國1921》，《永遠的忠誠》就來了。前者展現的是五四至建黨的歷史煙云，青年毛澤東再次成為焦點人物；后者聚焦的是“中國改革第一村”——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可焦點不是當年按手印的18戶農民，看來他們算不上“忠誠”，而是25年之后帶領小崗村改變其“經濟困難，組織薄弱”面貌的掛職干部、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沈浩，他才是“永遠的忠誠”。

      看了幾集，聯系多年來的認識和思考，原來沈浩是這樣一個人，小崗是這樣一個村。

      先說沈浩，絕對的“好人”。借用中組部部長李源潮的話說，“他剛到村里的時候，說風涼話的、挑毛病的、出難題拆臺的，天天都有。但是，沈浩全心全意、任勞任怨、沒日沒夜、無私無畏地為老百姓干好事，干實事，用真情實意感動群眾，終于把小崗村團結起來，使小崗村的發展走上了20年沒有走上的快車道”。

      但沈浩在這條道上也就走了五年，《中國新聞周刊》2009年11月8日報道：“11月5日中午，縣里來了幾撥客人，村委會在‘大包干’農家菜館里擺了酒席，喝的是120塊一瓶的本地酒‘明帝十八’。那天總共喝了多少酒，已經成為一個謎。老板娘支吾著說1瓶，有人說3瓶，還有人說8瓶。總之，下午4點，房東馬家獻看到小崗村副書記張秀華扶著沈浩跌跌撞撞地回來了。馬家獻給沈浩倒水，他搖頭說不喝。過一會兒，馬家獻上樓叫沈浩吃晚飯，聽到他呼呼扯鼾，睡得特別沉。第二天早上6點多，村民杜永蘭來找沈浩辦事，在床邊怎么喊也不應。趕來的醫生發現他的心跳和呼吸停止了。”

      就這樣，一個年僅46歲的生命在小崗村走到了他的盡頭。

      詳述這段歷史，我無意指責沈浩死亡的具體誘因。在今天的政治生態下，他不這樣行嗎？

      我的問題是，他為什么要這樣？還不是為了在第二任期即將結束時小崗村民為挽留他而按下的186個紅手印？還不是為了他自己制定并已經開始實施的小崗村“三步走”的發展規劃？還不是為了落實有關方面提出的“要把小崗作為新農村建設的一個新標本，給中部地區大多數村莊提供示范引導”？

      群眾的“手印”、個人的“忠誠”、新農村建設的“新標本”，他只能這樣了。

      再說說小崗村。眾所周知的，1978年11月某個冬夜，18戶農民冒著據說是“坐牢殺頭”的危險，在一張16開的學生作業紙上按下了18顆鮮紅的手印，由此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也拉開了中國整個改革開放的序幕。

      后來，按手印的農民成為了“英雄”，巨幅照片掛在了2005年落成的“大包干紀念館”；按手印那張紙成為了“珍貴歷史文物”，1984年即被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按手印的小崗村成為了“圣地”，改革開放20周年之際江總書記登門拜訪，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胡總書記登門拜訪，2010年又被列入“全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

      夠紅火的吧。接著說點兒我所獨知的。1998年7月，為博士論文收集素材的我，跟隨一支大學生社會實踐團來到了因改革開放20周年而備受關注的小崗村。行前也查找了一些資料，系統了解了“按手印”、“大包干”的故事，并且知道了小崗村剛剛實現領導者的新老交替，正要進行“二次創業”。

      從小溪河鎮包一輛破舊的中巴，沿一條剛剛鋪成的柏油馬路，直至小崗村口。遠遠地看見一座矗立的牌坊，上書六個大字“鳳陽縣小崗村”、三個小字“費孝通”。

      進入村子，按照組織程序找到了當時的小崗村黨支部書記嚴德友，一個看上去三十歲不到的小伙，聽他講述了“大包干”后小崗村發展的大好形勢。接著，他引見了一位六十來歲的長者，筆直的腰桿、銳利的目光，說這就是當年的小崗生產隊隊長、大包干的帶頭人、剛剛卸任的老書記嚴俊昌。

      聽罷介紹，我們立即肅然起敬了，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英雄”？

      “英雄”講起當年的“壯舉”，底氣十足，豪氣猶存。很顯然，已經給無數人講過無數遍了，但面對來自北京的這一群大學生，講得還是那么投入，那么陶醉。

      聆聽當中，我明白了，剛才見面的那位新書記，是他這位老書記的兒子。暗自詫異，原來是這樣的“新老交替”。

      聽完故事，我們分頭到村里轉一轉、看一看。說實在的，除了村中央那條新修的水泥路，以及路兩旁還在栽種的花木、粉刷的院墻，跟我熟悉的河南農村沒有兩樣。看來，20年“大包干”的結果都是這樣。

      不經意間，轉到一家門前。男主人熱情地引我進屋，驚奇地發現，墻上掛著他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的合影。心想，這戶絕非尋常百姓家，莫非又一“手印英雄”第？

      仔細打量了這位“英雄”，四十多歲，偏分的頭型，黝黑的臉龐，眉宇之間透露著一種英氣，不像是普通的農民。

      還是從當年的按手印談起，但我聽到了和剛才老隊長、老書記講的完全不同的另一版本。當年組織秘密會議、帶頭按手印的不是隊長嚴俊昌，而是眼前這位副隊長嚴宏昌。嚴俊昌只是“在群眾影響下，才同意按了手印。而后也說：‘反正我不識字，出了事與我不相干。’……后來，大包干被黨中央定為是正確的，是中國必走之路，他就跳了出來，說：‘隊長是我，我是大包干的帶頭人。’所以爬上了大隊長的寶座，入了黨，分開村之后任小崗村黨支部書記。”

      嚴宏昌還談到自己的入黨問題。在18戶按手印的農民當中，數他年紀最輕、文化程度最高，后來還辦過企業，當過省人大代表，見過不少世面，1982年起寫了好幾份入黨申請書，可嚴俊昌就是不理，1991年卻發展自己的兒子入黨，1996年接替他當了小崗村黨支部書記。

      真沒想到，嚴宏昌一下子給我抖露出這么多“猛料”。至今也不明白，他為什么要給我講這些。

      講者無意，聽者留心。在“大包干”的傳奇更加傳奇的同時，小崗村的光環開始在我心中褪色了。

      第二天，我單獨拜訪嚴俊昌。問及嚴宏昌的事，他就一個簡單判斷，“那是小崗村發展的絆腳石”，“他離共產黨員的標準越來越遠”。

      在村里我們一共待了三天。一邊是社會實踐團轟轟烈烈的“三下鄉”活動，扯橫幅，發傳單，訪貧問苦，支教助殘，忙得不亦樂乎；一邊是我帶著兩個學生，“深入敵后”，學著來點兒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真切體驗到了當時李昌平所說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最后那天下午，恰巧趕上鳳陽縣委在小崗村召開的“二次創業”動員大會。縣委書記在大喇叭里呱呱啦啦，村民在樹涼蔭下嘰嘰喳喳。其間，一位村民邀請我會后到他家去，但不要走大道，從村后繞著去。問原因，答曰：以免被村書記家的人看見，看見的話，我們走后，他就麻煩了。

      會后，我真地帶著兩個學生過去了。原來，他也是按手印的18戶農民之一，知道我們是北京來的大學生，想通過我們把兩份材料“帶到北京去”。

      一份是按有26個手印的“茲有對小崗村的事實和村支部書記所作所為介紹給領導”，另一份是他個人署名的狀告小崗村原書記、現書記的“投訴狀”。

      兩份材料表達了四個意思：1.“18個手印”的帶頭人到底是嚴俊昌還是嚴宏昌？2.要求發展嚴宏昌入黨，并民主選舉小崗村干部。3.要求黨支部書記嚴德友下臺，并查清他的有關經濟和“打人罵人”問題，4.要求小崗村財務公開。

      我確切地知道，把兩份材料“帶到北京去”，也不能幫他解決什么。但在他眼中，好像北京來的都是中央領導，最起碼也能見到中央領導。

      看著他那副虔誠、無耐的樣子，我答應了。當地沒有復印設備，我就把兩份材料快速誦讀一遍并錄音。

      從小崗村回來十幾年，兩份材料在我的電腦中封存了十幾年。不是我忘記了答應過的事，而是斷斷續續看到小崗村的報道，那里已經夠亂了，我不想再添亂了。

      但看了《永遠的忠誠》，這個想法改變了。十幾年來已經熟視了一些媒體對于小崗村正面報道，好像“第一村”就得有“第一村”的樣，可電視劇的編導似乎沒有顧及這些，一開始就實事求是地給小崗村“脫褲子”，人們終于有機會看到小崗村華麗外衣下藏著的“小”了。

      為了刻畫沈浩的“忠誠”，劇中塑造了一個在小崗村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村主任“賈治國”。這個“賈治國”，簡直就是黑社會，在沈浩上任的第一天夜晚，就以打鳥的名義連放三槍，想著像嚇走前面幾位掛職書記一樣，嚇走沈浩。

      可沈浩沒有走。他“新官上任三把火”——收繳、修路、蓋房，打破了小崗村的既得利益格局，觸犯了當年“按手印”的個別“英雄”。于是，“賈治國”使出了最狠毒的一招，指使幫兇把沈浩痛打一頓，送進了醫院。

      劇情發展到這兒，我就想，“賈治國”的原形是誰？絞盡腦汁，把小崗村的幾任村主任理了一遍，都不是，但又都有點兒是。這可能就是藝術吧，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中沒的，藝術中可以有；生活中有的，藝術中可以沒。

      面對《中國新聞周刊》的記者，沈浩道出了他心中小崗村的未來：“單靠種糧食，只能解決溫飽，小崗要發展，必須走集體化道路。”

      于是，2004年10月，沈浩帶領小崗村一行13人，包括當年按手印的4位“英雄”，對山西大寨以及河南耿莊、紅旗渠、南街村進行了一周的訪問。

      但對于這個史實，電視劇在把鏡頭對準大寨之后，移花接木地用天安門取代了紅旗渠，用華西村取代了南街村。至于沈浩面對郭鳳蓮說出的話，“你們大寨是‘干’出來的，我們小崗是‘按’出來的”，以及他在南街村檔案館的留言，“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那就更諱莫如深、不能提及了。

      對于編導的難處，我也理解。能夠拍到這個份上，已經不容易了。

      沈浩畢竟不是郭鳳蓮，也不是王宏斌，他所走的“集體化道路”，只能是利用小崗村的“金字招牌”和廉價土地，把商人招進來，在大塊大塊的農田上種林果、辦工廠。村民頂多是以承包的土地入股，過去在自己的田里種地，將來在別人的廠里打工。用政府的話說，這叫“土地流轉”；用農民的話說，這叫“賣地”。

      就是這樣的“流轉”，在以“分”出名的小崗村還是流不暢、轉不動。就是這樣的“賣”，在以“人不為己，天誅地滅”（2008年嚴德友在中央電視臺語）為信條的小崗村還是賣不出大家都合意的價碼。

      再看看《中國新聞周刊》的報道：

      “兩個月以來，沈浩的工作日程表里，排滿了一大攤子土地流轉的遺留問題。先是10月底，村里新規劃的循環路要在嚴美昌家的麥子地里經過，50多歲的‘大包干’帶頭人嚴美昌不樂意，結果十來個不明來歷的小痞子沖進他家，恐嚇說要揍他；然后11月2日，GLG甜葉橘產業園生產道路破土動工，因為事先沒有通知，十幾個村民不滿意村委會先斬后奏的做法，鬧到了沈浩辦公室；當天晚上，‘大包干’帶頭人嚴宏昌的媳婦段永霞裹上棉被，就睡到了自家地里——當初，村民嚴家樂家的地被規劃入村文化廣場，被村委會請去喝杯茶的工夫，地就沒了。一連三天，嚴宏昌家沒日沒夜守著莊稼，生怕給挖掘機刨掉了。到第四天，小崗村就出事了，一件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大事。45歲的沈浩死了，在又一個三年任期將盡之際。”

     電視劇還沒有播完，沈浩最后的日子能否展現出來，如何展現出來，還有最后兩集。

     就算最后兩集不看，回看前面幾集中的兩段臺詞，已足夠明白小崗是個什么樣的村，沈浩是個什么樣的人。

      一段是小崗村的老祖宗“余三爺”聽說沈浩被打，實在氣不過，就踉踉蹌蹌跑到街上開罵：“就憑這你們是大包干的帶頭人，頭上頂了頂紅帽子，就覺得了不起了么？就覺得有功勞了，是不是？人家過雪山、爬草地的英雄都沒怎么樣，你們就是大包干按了個手印，就以為自己是開國元勛了？不要臉！話也不會說了，路也不會走了，人也不會做了，啊？你們辦點正事沒有？”

      另一段是在沈浩42歲生日的時候，沈浩的妻妹、妹夫對沈浩的無私奉獻深表疑惑，說沈浩太傻，為此沈浩的妻子王曉琴大發雷霆：“你們老說共產黨的干部出了哪個哪個貪官，咬牙切齒的，這不好那不好。好，現在輪到你姐夫了，人家好好干了，到你們嘴里有好話么？還傻傻傻、農民農民！跟你們這樣說吧，共產黨的干部要都是你姐夫這樣的，那就真是和諧社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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