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劍斌:長篇小說《鋼城改制變局》

 

               十七、不得麻痹大意，農夫救蛇不足取

 

 

驅車來到焦化廠，孫益生沒有跟楊文革、李學鋒等人下車，他讓司機開回高速線材廠。

 

一個個車間都幾乎空蕩蕩的，往日機器轟鳴、人聲喧嚷的廠房里一片沉寂。

 

孫益生揣摩大多數工人們去分廠外各個東鋼大門“聚眾封堵”，或者去焦化廠辦公樓圍觀一伙人群毆申玉駒的好戲。

 

各個軋鋼車間的粗、精軋機設備，自早晨一上班就沒正常啟動，昨晚生產用的優質碳素鋼和普通碳素鋼的鋼坯剩余材料一堆堆地碼成垛，停放在離加熱爐不遠的空場上。有一部分已吊到鋼坯上料臺架上，尚未通過輥道輸送入加熱爐。后面幾道工藝流程工序的設施，如飛剪切頭、粗軋機、中軋機、預精軋機、夾送及吐絲成圈、集卷、掛卷等等設備全都沒有人看守，悄無聲息地躺在這里。在軋機作業率每每接近90%以上，省內外客戶紛紛大量爭購鋼筋、盤條等產品，建筑用鋼這幾年一直緊俏的形勢下，此種閑置情況是極其罕見的。

 

然而從軋鋼一車間到四車間，從機修車間到電氣車間，也有幾個人在崗位前忙著什么。機修班班長劉順德正在一個中軋機前面更換軸承，他聚精會神地埋頭在那兒操作，連孫益生走到跟前都沒注意，連頭都沒抬起來。

 

“怎么，劉師傅，就你一個人在忙？”孫益生向他打招呼，“今天外面發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嗎？”

 

劉順德聽到聲音就回過頭，沖著孫益生憨厚地笑笑，說：“什么事？孫書記，還不是工人們反對宇虹的重組東鋼，都出去堵門，能有個什么結果還不好說。”

 

孫益生了解到這是個平時少言寡語、愛鉆研機修技術，已經50歲的老工人。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東鋼從歐美幾個國家引進這套線材過機速度為60米/秒的高速設備，安裝基本結束需要單機試車時，外國專家卻違約遲遲不到，給工程進度造成極大影響。這套軋機裝備雖屬世界先進水平，但電氣控制系統和機械傳動系統分別來自多家外企，調試和正式投產時暴露出不少問題，使得東鋼相關技術安裝部門傷透了腦筋，不得不邊生產邊改造，并讓分廠自己成立了工程技術人員和機修工人相結合的攻關小組，堅持大型改造與小改小革相結合，開展以改造現有設備不合理部位為主要內容的攻關活動。當初，劉順德就代表工人群眾被吸引進這個仿照鞍鋼憲法 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模式成立的攻關小組，也確實搞出一些技術革新改造的項目。其中針對中、預軋機軸承原設計不合理，易于損壞的狀況，對軸承進行了重新的設計與造型，提高了軸承的承載能力，減少了軸承故障的發生，減少了熱停工時和檢修時間，降低了物資消耗。

 

2005年東鋼公司為宇虹進入重組所搞的裁減員工時，劉順德本來具備超過30年工齡下崗條件，也被列入了內退名單。但公布前孫益生找到股份公司人事部王金星，提出不同意見得到了考慮，而格外地對他和其他幾個老工人予以關照，但對于更多的業務和技術骨干被裁減下來，孫益生已無能為力。

 

劉順德至今不清楚他當初沒被裁員是誰為他力挺。他只認為自己技術上有過硬的本事，不管誰來重組都得重用他。

 

孫益生現在是分廠的作業區長，但工人們仍然稱他書記，因為他以前任過分廠多年的書記。稱書記似乎已經有點不太時興，不太合適，但劉順德仍然堅持這么個叫法，孫益生也喜歡按過去當書記的那套工作方法跟工人們打交道。

 

“那你說說咱們東鋼工人，今天反對宇虹重組會有什么結果？”孫益生像嘮家常似的，跟劉順德攀談起來。

 

“我說不好結果，可能不會有什么好結果。不管是不是真的按鞍鋼憲法辦事，工人現在參加技術改革還有點可能，但不可能讓工人們有什么決策管理、民主權利，其實工人就是干活，不管誰來重組，歸誰所有，工人都得干活。干活吃飯是咱們工人的本能，啥時候都改變不了！”劉順德暢所欲言地說。

 

孫益生鄭重其事地告訴他：“工人不僅僅要干活吃飯，還要維護自己的勞動權益、民主參政的權益。鞍鋼憲法首先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資本主義國家的工廠有時也吸收工人參加企業的技術改造，但他們剝削工人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性質沒有改變。”

 

“那當然，實踐出真知，有實踐經驗的工人并不比那些有高學歷、高職稱的什么工程師技術員差，知識分子往往比不上咱們工人有經驗有水平。勞動創造價值，沒有工人勞動價值從哪兒來？我是個不怎么關心政治的人，平時愛鉆研技術，愛看一些業務書，不愛看政治書，對政治不感興趣。因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感興趣也沒用，咱們工人現在沒有說話的權利，但我聽說我們國家現在資本也可以參與分配，不再是按勞分配。人家說這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別，但我看過去我們搞社會主義工人們也沒有多掙多少，現在也沒有太少掙，只是當官的有變化，他們現在比我們掙的多出不少倍！”

 

孫益生跟他算了一筆賬：“過去我們的社會主義沒有醫療、教育、住房這三座大山壓著我們工人，又沒有就業失業的后顧之憂，養老也由國家全部負責。那時每月五六十塊錢的工資，可以養活全家五六口人，現在每月掙1000多塊到2000多塊能夠花嗎？能養活那么多人嗎？”

 

劉順德有所感悟地點點頭，說：“對，也是。但是為什么社會主義搞不好，前蘇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都改成資本主義，咱們的中國特色也跟人家搞，搞什么國企改制、跟全面私有化聯系在一起。改革開放很有必要，可是改來改去，怎么都搞成這么個奶奶樣？”

 

孫益生啟發他說：“這里有個改革開放的前提條件，不能偏離社會主義方向，不能離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原則。”

 

劉順德又頗有所悟地點點頭，他一邊跟孫益生嘮嗑，一邊手不停歇地對設備進行檢修，動作十分熟練、靈巧。

 

這時一個穿著藍色短袖工裝、戴紅帽盔兒、嘴唇卻抹得猩紅的女管理員，來到他倆跟前，一臉焦急的神情，直接對劉順德發話：

 

“老劉，你幫我找找邵景艷，讓她把昨晚剩下的15噸HRB400熱軋帶肋鋼筋盤條裝車出庫，人家客戶等著裝車一早就來了，等著道線一恢復就馬上發走。”

 

劉順德馬上停下手中的話，答復這個穿著工裝卻抹口紅，得極不協調的郭小紅：

 

“現在大家都不在，你讓我到哪兒去找她，邵景艷又不歸我管？”

 

郭小紅是廠里的計劃調度員，她看了看身邊的孫益生，可能覺得有些冒昧，自嘲地笑了笑，但還是沉下臉來，厲聲吩咐說：“你別跟我說這個，這是急事。她邵景艷歸不歸你管，我不跟你論，人家都說你能找到她。你幫幫我，人家客戶等著要貨!”

 

劉順德不是個愿意跟人爭個三長兩短的人，他無法拒絕這個本來跟他沒關系的份外義務，于是從腰間掏出手機，給對方打了一個電話：

 

“喂，邵景艷嗎？我是老劉，你沒事回來一趟，郭小紅找你，有些成品要出庫裝車，等著發貨！”

 

等到劉順德打過電話，郭小紅又吩咐他：“有吊車工讓吊車工干，沒有吊車工請你跟邵景艷說說，幫我吊幾鉤。”

 

郭小紅說完要走，劉順德馬上問她：“人家邵景艷也不是吊車工，你讓人家干，人家就能干？再說沒有起重工怎么辦？”

 

對劉順德的問題，郭小紅并不感到為難，她笑著打了她一拳，說：“那就勞你大駕，幫一把，回頭我請客，上食堂給你們兩個買餃子吃！”

 

聽到這種對話，孫益生站在一旁，不動聲色地觀顏察色并不搭腔。他聽說過劉順德跟邵景艷之間有點微妙的關系，也聽說郭小紅與邵景艷因為前幾年裁員而產生的芥蒂。

 

孫益生是后來轉到高速線材廠的，他已來了五六年之久。他跟劉順德接觸不多，但感覺他性情溫和、與世無爭，只關心與自己本職工作有關的技術業務，不太關注更多的事情，對政治形勢不感興趣，也沒有反抗意識，是個老好人。領導安排他的工作任務，不管有無優惠的報酬，他不講價錢，會踏踏實實一絲不茍地去完成。剛調到這個分廠時，孫益生聽別人介紹劉順德妻子患上子宮癌，劉順德為服侍住院的妻子請過假，后來又要求去上夜班，白天睡很少的覺，不辭勞苦地為妻子做飯買藥，伺候得極為精心周到，體貼入微。大家都夸他是個好丈夫。但是妻子后來還是撒手離開了他。他妻子病逝后，孫益生代表分廠領導到他家慰問，看到他家雖小但干凈整潔，東西擺放有序，小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因為劉師傅心靈手巧，家里好多家具用品，還有家里人穿的衣服，都是他親手制作的。據說他妻子在世的時候，也是常常由他親自到廚房掌勺，他兒子說他爸做的菜比他媽做的好吃。

 

然而，劉順德在分廠、在車間，為人處事上并不那么精明。誰有個大事小情他也會隨禮湊份子，但是他不是小氣摳搜，他不能做到面面俱到，點水不漏，尤其是對領導分配的活兒，服從安排盡心盡力，毫不含糊地去干。只是不會向領導獻殷勤，極盡巴結，過年過節去領導家拜訪送禮上供。所以，2005年裁減人員，他差一點被裁下來。孫益生為他說清，但他至今還以為是沙廠長秉公辦事，器重他這個人才舍不得讓他走。別人私下里議論詬病領導腐敗，多吃多占之事，他則不參與，不表態，不愿意惹是生非，任由領導對工人也包括對他個人的盤剝克扣。他現在苦惱的是兒子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整天在家擺弄電腦，有時也給別人修修家電一類，開過一個家電修理行，但生意不景氣，就收了攤，整天沉溺于網吧玩游戲，年紀越來越大，就業還沒有個指望。

 

知情人曾告訴孫益生，劉順德妻子去世后，長年鰥居也想找一個合適的伴兒，他相中了邵景艷。

 

十幾年前，邵景艷的丈夫在第一煉鋼廠廢鋼科，經常去俄羅斯聯系廢鋼收購業務，幾次遭遇過俄羅斯黑社會的打劫都破財免災。但不知為什么后來卻突然失蹤渺無音訊。有人分析像她丈夫那樣風流倜儻的人才，可能被俄羅斯漂亮的馬達姆所俘獲，墜入情網一去不復返。也有人揣摩可能在黑手黨肆虐的俄羅斯不幸遭到暴力侵犯，異國蒙難。

 

邵景艷獨自帶著一個女兒生活，五年前女兒考上南京理工大學的名牌學校，自己卻作為被裁減人員下崗回家。家里沒有多少積蓄，女兒上大學的學費、食住費加上她自己的生活費，讓她絞盡了腦汁，愁腸百結都難以籌措。她原來在廠里當過統計，當過計劃調度員，因為精簡人員，車間的兩個計劃調度員只能留一個。

 

郭小紅的丈夫是型鋼連軋廠的廠長宮敬有，郭小紅本人跟沙廠長關系曖昧。孫益生在第一煉鋼廠任紀委書記時接到過一封檢舉揭發材料，反映公司內若干分廠領導喪失共產黨員的起碼道德，更無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國企改革的盛宴中分肥撈足了錢財，還利用外出開會旅游之際組織換妻俱樂部：整天除了打麻將喝酒洗浴按摩以外，感到百無聊賴就尋歡作樂地你玩我的老婆，我干你的妻子。沙廠長、宮敬有當時都是其中的成員。因而邵景艷怎么能競爭過郭小紅，雖然當時彼此年齡都不到內退一刀切的條件。

 

留在廠里繼續上班的劉順德家里并不富裕，妻子沒了，他跟兒子生活，好不容易積攢了一萬塊錢卻借給邵景艷。下崗后賣過瓜子，賣過蔬菜，艱難維持生存的邵景艷再三推辭不過，才收下劉師傅借給她的錢。她對劉師傅提出：

 

“你的這筆錢可是幫了我的大忙，不然我哥下崗，我下崗，都拿不出我女兒每年七八千塊錢的學費、生活費。這筆錢我以后肯定會還給你，但短時間內還不了，容我條件改善了以后再說。”

 

劉順德很誠懇地對她表示：

 

“老妹子，你放心，還不還都可以，我每月有工資，夠我爺倆花的，不急著讓你還！”

 

邵景艷的哥哥邵連興是東鋼汽車運輸公司司機，開了30多年的自卸車，從沒有出現過較大的違章事故。2005年也因為一刀切被迫下崗，邵連興不同意違反國家憲法的國企改制，不愿意國有資產因私企重組而嚴重流失，不甘心每月只能領到二三百元的生活費，他聯絡一些東鋼職工去省里、去北京上訪多次，后來邵景艷也跟著她哥去北京上訪。

 

有一次，孫益生到分廠產品庫去辦事，順便跟邵景艷撈起家常，問起她是下崗后怎樣又返聘回廠的情況。邵景艷一向對孫書記很尊重，就跟他說了實話：

 

原來邵景艷跟她哥還有東鋼的七八個職工，去北京國務院信訪局上訪，開回來《轉送來訪事項通知單》一類的函件，返回來到春湖市的省政府和東鋼集團總部交涉。東鋼集團負責信訪的祁典勇接待了他們。那天時任東鋼黨委副書記的徐榮升到集團公司信訪辦找人，發現邵氏兄妹，便皮笑肉不笑地打了招呼：

 

“你們來干什么，還在告我們東鋼高層領導？”

 

邵連興沒吱聲，別的上訪職工搭腔說：“那當然，你們這些東鋼高管們根本不負責任，怎么能讓東鋼的幾個高爐資產評估為零，這么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你們不管，我們只好去北京。難道北京還不管，中央國務院還不管？”

 

徐榮升看了他們帶回來的上訪回函，故作詫異地調笑說：“哎喲，又整到北京去啦？邵連興、邵景艷，你們倆跟我來一趟。”

 

邵連興開始坐著沒動地方，只好說：“有什么事，當面說吧！”

 

徐榮升沒解釋什么，拉住他的衣袖說：“走吧，我跟你兄妹倆個別談談。”

 

其實別人不知道，邵連興兄妹也從沒有跟別人說起過：邵連興兄妹跟徐榮升有點親戚關系，邵連興的父親跟徐榮升的父親是表兄弟，但平時走動不勤來往不多。邵連興、邵景艷兄妹從來沒有求過徐榮升什么事，也不在外人面前流露過他們的這門親戚關系，再說徐榮升不過是東鋼的黨委副書記，企業的黨政分開以后，黨口干部未見得有多少辦事能力。

 

后來據信訪辦祁主任介紹，徐書記是抓信訪這一攤的，作為東鋼集團的黨委副書記，再怎么沒有實權，為一個普通職工安排上崗還是綽綽有余的。

 

徐榮升領他們兄妹來到他那豪華寬敞的辦公室，自己沒有去倚著他那氣派紳士的大靠背椅，而是屈尊地跟他倆一同坐在對面的真皮沙發上，討價還價地向他們提議道:

 

“不管怎么說，咱們還是沾親帶故的，我這雖說是個跑龍套的官兒，也不能看著你們下崗吃不上飯。集團要開辦一個專門為各個分廠招聘臨時工、季節工的勞務市場，隸屬于資產管理公司，也叫勞務輸出公司。連興哥我可以安排你去當個管點事的頭頭，一個月千八百塊，景艷妹妹你可以回你們高速線材廠。我找你們廠沙金給你掂對一個崗位，但是有一個條件：你倆別再去參和這個上訪什么的。我是作為你們親戚跟你們說這個私下里的話，你們看現在這個形勢，哪個上訪的能把上邊的官兒告下來，上訪不但要遭罪，費勁巴拉的，而且沒什么出息，沒什么出路，你倆看怎么樣，我這個當官的親戚照顧不照顧你們？”

 

邵連興當時沒有馬上表態，他冷靜地考慮一會兒，答復說：

 

“那個勞務市場的活兒我不能干，只要東鋼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的問題沒整明白，沒挽回損失，我還得上訪。我不能去那個勞務市場把自己捆綁住，騰不出時間去上訪。至于你讓邵景艷回廠上班，我不反對。因為她現在太難，現在市場競爭的太厲害，下崗職工都去做點小買賣，根本不行，掙不出她姑娘的學費……”

 

這以后，邵景艷就回廠當了產品庫的保管員。他哥邵連興后來找了一個夜間給醫藥商店打更的差事，前半夜幫著為找上門買藥的顧客提供點服務，后半夜才能躺下睡上幾個小時。

 

“那么，你哥還在告嗎？”孫益生單刀直入地問，并且率真地說，“有些情況我可以提供給他，我希望東鋼工人中有更多的像你哥哥這樣，堅持正義百折不撓的上訪人，東鋼的腐敗太嚴重，我們應該支持有人出來上告！”

 

“哎呀，孫書記，這可得謝謝你。你是我們真正的同志，你是我們工人群眾一條戰線上的人呀！”邵景艷一邊說著，一邊似乎要手舞足蹈地動作起來。她想跟孫益生握手，又不好意思，只好輕輕地拍了拍“真正的同志”的胳膊一下。

 

沒過幾天，孫益生利用下班后的時間，去邵連興晚上打更的藥店，跟他聊天，給他們上訪的同志送一些相關的內部資料。

 

從此以后，每當孫益生在車間或者廠區碰到邵景艷，都會聽到她那充滿信任和敬重的招呼聲：“孫書記！”

 

孫益生輕輕地招招手或者淡淡地點點頭，走過去，不覺得自己多幫助了誰，顯得很恬然。

 

在車間里跟劉順德聊了一會兒，看他檢修輥道以后還要一一檢查粗軋機、中軋機、預精軋機，一時半會兒完不了，就想離開他去廠房外面看看。臨走，他對劉順德囑咐說：

 

“你檢修差不多了，應該去焦化廠看看。現在許多人都在那兒聚集，聽聽他們的反映，了解一下宇虹這次重組還裁不裁減人員，上次你沒被裁下來，不僅僅是因為你技術好，也是廠里勞資部門有人替你說好話。現在這些人都快下去了，不要大工匠，要減少成本，像你這個年紀的工人不保險呀！”

 

劉順德爽快地答應著：“那好，孫書記。我忙完了，也去看看，去聽聽大家都在說什么，不能光在這兒忙著干活。”

 

往外走，路過產品庫的時候，孫益生發現邵景艷已經返回分廠，正在跟郭小紅在爭辯什么。只聽她說：“那15噸昨晚生產的盤元，我一大早就作了入庫，現在你要出庫也沒有吊車工。大家都出去了，我自己怎么出庫？”

 

郭小紅向她陪著笑臉，央求著：“幫幫忙吧，這是沙廠長交待的，人家等著急用。你以前不是也開過吊車嗎？幫一把，中午我請你吃飯，好嗎？”

 

邵景艷伶牙俐齒地回答：“以前會開不等于現在能順便開。我現在不干吊車工了，開出毛病來是讓我下崗回家，還是讓你辭職？”

 

聽這意思是話里有話，邵景艷至今對郭小紅頂替她的計劃調度員，懷恨在心切齒不忘。但孫益生聽說郭小紅在邵景艷剛剛返崗不久就找過她陪不是，要送她女兒一臺二手的電腦，被她謝絕了。看來前嫌遠未冰釋，關系沒再惡化就不錯了。

 

自從去年夏天宮敬有在第二連軋廠，因為苛刻對待違紀工人而慘遭報復，郭小紅為人不再那么刻薄，那么傲慢。她通過她丈夫的殞身反省過一陣，覺得太開罪于底層工人沒有什么好處。她怨恨她家那個死鬼太傻太死心眼，怎么能死心塌地為私企老板賣命？結果只能是咎由自取，得不償失地搭進去一條活生生的性命。

 

現在企業這么不穩定，三天兩頭鬧改革改制，今天干得好好的，明天就讓你下崗回家的事常常發生，誰知道誰會怎么樣。即便沙廠長會善待自己，但沙廠長本人以后會怎么樣，誰也保證不了。人生叵測，這么說來，她自己連狐假虎威的資本都沒有，難道還不應該學得更乖巧更圓滑嗎？

 

沙廠長布置的任務她要盡心盡力決不能敷衍，找別人配合靠的不是強迫敦促而是協商、耐心的勸說，甚至是低三下四的懇求。

 

看到孫益生走過來，她主動熱情地打著招呼：“孫書記，你沒出去看熱鬧？現在找誰都找不著，正好你在這兒，你來幫我一把。邵姐去開吊車，咱倆在下面給她掛掛鋼絲繩。現在有15噸盤元等著裝車。”

 

邵景艷怫然不悅地一甩毛巾，說：“誰答應你啦，我剛剛收到一條短信：宇虹的申玉駒要讓咱們東鋼工人全下崗，要咱們工人都去焦化廠找他算賬。”

 

郭小紅也煞有介事地附和說：“不光是工人，我也收到一條短信：說宇虹要將所有管理人員都換掉，讓我們也一起下崗！”

 

孫益生就故意問她倆：“你們信嗎？宇虹會這么無情無意、心狠手辣，將我們東鋼人的飯碗都奪去？”

 

邵景艷說：“我相信，他們私企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出來！”

 

郭小紅想了想有點疑慮地說：“可能吧，但是對我們管理人員下手，可不那么容易！”

 

“那咱們先去焦化廠看看吧。回來再吊它幾鉤也來得及，反正裝上車也開不出去！”孫益生提議。

 

“那好吧，咱們一起去吧。”邵景艷積極響應，并對郭小紅允諾，“一會兒回來沒人干，我可以幫你吊一把！”

 

這么一說，郭小紅只好跟著孫益生、邵景艷走出廠房，往焦化廠那邊走去。

 

在焦化廠院墻外的一道之隔的辦公樓前，圍觀的職工越來越多，大約已有三四百人。有一股十幾個人臨時組成的緝查隊已進入樓內，正在樓上樓下四處尋找藏匿起來的申玉駒。他們手持木棒、鋼筋、磚塊，急不可耐吆五喝六地在樓里轉來轉去，一時找不到制裁對象，就用手中的器具在樓梯扶手上，在各個辦公室門板上，在顏色斑駁的磚墻上胡亂地敲打著。

 

焦化廠辦公樓前的馬路上站滿了不同年齡、來自各個分廠的工人干部，也有從廠外趕來的退休工人和家屬。他們在這里議論著、咒罵著宇虹這個私企，一一列舉著宇虹前幾年入主東鋼給他們帶來的種種傷害。許多人對宇虹恨得咬牙切齒，對宇虹退出后再來重組已經如臨大敵、橫眉冷對，表示不惜一切代價要防止宇虹進入，要用一切手段將宇虹驅逐出去。

 

當前，緝捕申玉駒，圍住他，懲治他，不讓他逃脫，至少將他作為人質扣押，已成為圍觀人們的共識。他們正焦急地等待著這個緝查隊進入辦公樓內行動的結果，等待讓宇虹代表也“好瞧一把”的時刻。

 

人們望著焦化廠辦公樓，注意傾聽著從這個辦公小樓里傳出來的任何響動。

 

太陽已經升到人們的頭頂，火辣辣地向大地也向東鋼廠的一處處廠房、街道、空地潑灑下炙熱的陽光。七月流火的天氣，驕陽似火，酷暑難當。站在馬路空場上的個別人進了辦公樓，大部分有的將工裝披在頭頂權當草帽，有的在不多的幾顆柳樹下躲避直射的光線，很多人都在熱浪的包圍下堅持站立著，在空地上自覺地堅守著崗位。

 

偶爾有面包車開來，停在辦公樓前，有人從車上卸下一箱箱娃哈哈、農夫山泉、康師傅一類的純凈水、礦泉水，還有綠茶、紅茶飲料，招呼大家來打開喝。

 

“免費飲用！招待大家免費飲用！”卸飲料的工人們大聲吆喝著。

 

大家一哄而起，紛紛奔向集中卸下來紙箱的地方，取一瓶能解渴的東西。

 

一輛消防車開來，這兒停停那兒停停。消防隊員從車上下來，將車上的高壓水管摘下來，朝著路旁太陽烤得發蔫的草地、花叢噴灑澆灌，也給圍在辦公樓前駐足的職工們帶來陣陣清涼和愜意。在不經意間，人們沒怎么太注意的消防車，已經開到辦公樓前停下，盤在車上的云梯慢慢地施展開來，逐漸地豎起來向前伸展放長升高。

 

辦公樓二層的一扇窗戶被人從里面打開，猝然間一個陌生的面孔出現在窗前。因為平時申玉駒只跟高層來往，只在有管理層開會的場合露面，或者偶爾在廠里的電視臺露過面，東鋼廠很多人沒有直接見過申玉駒，人們沒有認出他來。但畢竟不是所有人都不認識他。

 

“申玉駒，申玉駒！”孫益生和幾個中層干部不約而同地幾乎大聲喊起來，警告人們采取行動。

 

消防車的云梯馬上就要接近那個敞開的窗戶，申玉駒已經將半個身子探出來，急切地準備搭上這個云梯逃之夭夭，擺脫這個辦公小樓。

 

聚集在辦公樓前的所有人們都緊張地行動起來。

 

“抓住他！”有人提議，“把他拽下來！”

 

“讓消防車后撤！讓云梯落下來！”也有人提出不同措施。

 

十幾個人從路旁撿起石塊、磚頭、木棒，有的砸向打算出逃的申玉駒，有的砸向消防車舵樓的玻璃窗。申玉駒的頭上、身上被打中好幾處，消防車司機前面的防震玻璃也被砸出了一道道裂紋。司機不得不收縮了向前伸展的云梯，將消防車退到后面。

 

剛剛從高速線材廠過來的劉順德，對幾個向申玉駒扔東西的工人勸說道：“你們可別打死他，我看他也很可憐，把他打個好歹，也要有人吃官司，我看教訓教訓他就行了，還是讓他逃出去吧!”

 

另一個工人沖他喊了一句：“不得麻痹大意，這是條凍僵的蛇，是中山狼！農夫救蛇不足取！”

 

一個工人嫌他礙手礙腳，拽劉順德離得遠些，他還想說什么，孫益生上前一步對他做了個離開的手勢，他只得知趣地走開了。

 

孫益生等人全都注意到：云梯即將靠近窗口又突然拉大了距離，本來抱有僥幸希望的申玉駒由一種激情興奮、焦躁不安，急于攬住救星的心理轉瞬間變得悵然若失、萬念俱灰。他眼睜睜地看著云梯隨著消防車越來越遠地離去，流露出一股絕望、頹喪的眼神……

 

     

 

                     十八、漫漫上訪路，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強奸民意

 

 

 

2009年2月中旬，按照事先約定，孫益生下班吃過晚飯，出門去找邵連興。

 

街上飄著漫天飛舞的雪花，仿佛樹上、樓宇的雨搭、房頂都戴上一頂頂白帽子，馬路上鋪了一層厚厚的白地毯。視野里白茫茫一片，空氣寒冷而清新。西北風一邊呼嘯著，一邊將雪片撕碎，揚成一陣陣雪霧。

 

現在藥店大多數是私營的，一條街上有好幾家，跟飯店、食雜店、美容美發店一樣星羅棋布，到處都是。

 

其實，邵連興晚上打更的這家保康大藥房，離孫益生所住的家屬區不很遠，十幾分鐘就到了。

 

藥店里的營業員都已下班，邵連興正從身后的墻柜里給一個顧客拿藥，看來他是打更兼夜間售藥。

 

“你這夜間售藥的營業員，每月能給開多少錢？”孫益生笑著問，算是跟邵連興打了個招呼。

 

“哎喲，孫書記來了，我還以為來了位買藥的顧客呢！”邵連興轉過身來說，“我主要是值班，夜間來買藥的不多，到了后半夜就睡覺了。每月開個400塊吧！白天我再賣點菜，做點小買賣。否則，還要吃飯，還要供孩子上學，還要到省城、到北京去上訪，不辛苦點不行！”

 

等剛才買藥的顧客出門以后，新進門的顧客不多。邵連興從柜臺里出來，跟孫益生雙雙坐在白天坐堂中醫大夫的小桌旁，介紹起他下崗后這幾年上訪的事情。

 

“我們內退職工代表，從2006年秋季就開始去春湖上訪，省里不答復，我們又去北京。從那時到現在，我們已到北京去過七八趟。有時給一個《轉送來訪事項通知單》，有時只把材料收下，聽你說幾句就拉倒。甚至有時連接待都不接待，只在收發登記的窗口將材料收下，什么告知單也不給開。”

 

邵來興說著，特意從他的一個舊布袋里掏出一沓材料，遞給孫益生過目。

 

孫益生看了幾份國家信訪局開的《轉送來訪事項告知單》，除了“訪轉字”的編號不同，全都一個模式地用電腦打出：

 

邵連興同志：

     你來訪反映的問題，我們根據《信訪條例》的有關規定，將轉送中共長山省人民政府信訪局。

     特此告知。

                                二00六年十二月×日

                                               國家信訪局接待來訪專用章

 

然后又看了中共長山省政府信訪局出示的《復核申請受理告知通知書》及《信訪事項復核意見》：

 

    東鋼集團內部退養職工鮑海靖：

         你們于2007年1月×日因退養及生活費等問題向省政府提出復核申請，根據《信訪條例》和有關規定，省政府已于2007年1月×日受理。

     特此告知。

 

下面是長山省人民政府信訪事項復核意見：

……

    一、東鋼集團的《改制方案》和《職工安置方案》是經過公司職工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經省有關部門審核并報經省國企改革領導小組批準同意的，程序不存在違規問題。

   二、……是否實行企業職工內退退養，是該公司用工自主權利。

   三、……是東鋼集團出于改制和減員增效的實際，按照行業要求和“一企一策”的原則，在充分征求職工意見的基礎上提出并付諸實施的。在實施過程中，均由本人提出申請，所住單位審核同意，并簽訂了內部退養協議。東鋼集團對該問題的處理方式符合企業實際。……給予內部退養人員的待遇標準符合上述規定。

   四、東鋼集團改制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通過深化改革，加快企業發展來解決。……提高待遇標準原則在財力能夠承受的范圍內，按照公司的有關管理辦法，相應進行調整，以保證這部分職工能夠共享企業改革發展成果，

 

此復核意見為信訪終結意見。

                                             二00七年三月××日

 

手里拿著這份出自省政府的《復核意見》，孫益生邊看邊譏諷地冷笑著，然后故意問邵連興：

 

“對這種復核意見，你們什么態度？”

 

邵連興又遞給他一份材料，申辯說：

 

“什么態度，我們能服氣這種根本不正視現實、不實事求是、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所謂意見嗎？我們當然還要上告，這是我們的申述。”

 

孫益生看到這份申述材料的第一部分是上訴人的利益要求：

     1、依照《信訪條例》規定，要求對東鋼違規改制導致雙方資產評估差錯，利益分配差距懸殊和違規內退等問題舉行聽證會。

     2、依法落實內退前未滿52周歲，距法定退休年齡相差6-10年的職工合法勞動權問題。

     3、比照《國資委產權（2004）9號》文件第二條第三款規定，重新核定內退職工的基本生活費和社會保險繳納基數。我們2006年內退不能從1995-97年的社會平均工資為標準，只給75%的生活費，每月才400-500元。

     4、依照《勞動法》第七條，《工會法》第三條之規定，要求成立內退職工工會組織中心，將隸屬于資產管理公司管理的勞務輸出公司更名為內退職工再就業服務，降低勞務派遣費用，保證內退返聘職工實行同工同酬。

 

當孫益生看了一部分，再要繼續往下看時，邵連興解釋說：

 

“這里說的勞務輸出公司就是徐榮升讓我去當經理的那個公司，其實就是以克扣內退職工為手段的公司。當時我回避了，可是我們一起上訪的鮑海靖主動提出愿意干，每月800元，還可以從每介紹一個臨時工、季節工的工資里得到回扣提成。這種缺德事只有喪了良心的人才會去干，但是鮑海靖卻被這些當官的收買了，為了幾吊臭錢出賣自己的人格、尊嚴，出賣自己工友、同事，真是喪了良心!不但充當工頭，還充當了我們上訪內部職工的線人！”

 

接著邵連興向他介紹了他們上訪的艱辛，遭遇到的種種磨難，也介紹了東發市政府和東鋼集團派出的劫訪人員對他們粗暴無禮殘酷無情的迫害。

 

“我們到北京去上訪，不能直接買北京的票，要坐短途汽車到周邊的火車站倒車，怕的是會讓人認出來給攔回去，一路上絕不能跟人家提上訪的事，否則鐵路乘警都會注意到你，強迫你下車。到了北京，你找旅館住宿都不能說是上訪的。北京伙食也貴，住的也貴，我們往往吃自己帶的東西：面包呀、咸菜呀、雞蛋呀，吃沒了，去北京的胡同小巷去找菜市場，北京的大街市面上是沒有小商小販擺攤的菜市場的。買幾個黃瓜、幾個柿子、一塊豆腐，對付著吃。住宿睡的是大通鋪，10塊錢一晚上，什么氣味都有，你就別嫌乎，也不脫衣服，別嫌人家打大呼嚕，半夜或許有當地派出所警察來查驗身份證。如果好一點，去二三十塊錢的旅館，七八個人擠在一個房間，或三四個人擠在一個房間，床與床之間幾乎沒有過道，像鴿子窩似的。還有住不起的，一時解決不了問題，信訪部門不給出任何答復手續，就長年住在永定門橋下的涵洞里。用好不容易拾來的柴火、草棍、紙屑，架上幾塊磚權當爐灶，火燒不起來，水都燒不開，菜都做不熟。涵洞里陰天下雨潮濕得很，還有些七八十歲的老頭、老太太，也住在那里，沒人收容沒人管。現在全國國企因改制下崗，不給繳納養老保險，不給繳納醫療保險，沒有生活費的職工太多。因政府和開發商合伙強征土地、強制拆房，不給安置補償的農民，失地喪失了生活來源。還有打官司的冤假錯案，遭受官黑、官商、黑商勾結、沆瀣一氣、欺壓百姓，殘害致死致殘的太多太多，都想來北京找一個說理的地方，討一個說法，卻是很難很難。

 

“每天大清早天不亮，就有人到永定門那個設有國務院信訪和全國人大信訪的長長的胡同里排隊。上訪人一直排幾里路，到了早晨八點半上班的時間，才一撥一撥地往院里放。進了院還要排隊檢驗身份證、領表、填表，接受安檢，再到大廳窗口登記、排號、安排接待房間，在窗口登記要看你上次上訪時間超沒超過三個月，沒到規定的三個月期限不接待。反映的問題復雜屬于多部門管轄也不接待，推你到別的部門去解決。為此，我們到過國資委、中紀委、人大，全都態度生硬、推諉敷衍、踢皮球。中紀委也在東四十二條的一個小胡同里，原來還有人專門接談，現在我去過幾次，發現幾十人、上百、上千人排到窗口，都只是將上訪材料交上去走人，并不安排接談，越來越不重視。估計收下材料也是照收照轉，轉到省，由省轉到市、縣，再轉到被反映的單位，不但不解決問題，反而遭到打擊報復。

 

“在上訪的胡同里每天都有一幫一幫的劫訪者，是各個地方政府派來的工作人員。他們跟上訪人員混在一起，或者從排隊上訪人員的這頭走到那頭，觀顏察色、捕風捉影，跟你搭話交談，引發你說話，聽你口音，聽你反映問題的狀況，然后甜言蜜語地勸說你跟他回去，口頭許愿幫助你圓滿解決，或者多來幾個人采取強硬的手段，綁架劫持上訪人。因為哪個地方的上訪人員多，中央部門就要扣那個地方政府部門的分數，就會影響那些政府領導的政績。據說也有用錢買回被扣的分數的，你上訪者告了也白告，人家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有一天下午，我跟管樹德到永定門的那個胡同去，上訪的人員比上午少一些。我們進了胡同往里走，同時一輛黑色的轎車開進來，眼看著開到前面50米遠的地方，嘎然停住。兩側的的車門打開后出來兩個大漢，趕到一個蹣跚走路的老太太跟前。老太太又瘦又小，被兩個大漢像提溜小雞似的挾持住，然后推到轎車后座里。兩個大漢一邊一個坐在老太太兩側，然后這臺轎車打舵轉向再瘋了一般加速開出胡同。轎車呼嘯般開過我們倆的跟前時，我真真切切地聽到那個老太太在高聲呼喊‘救命！’、‘壞人打劫！’。當時管師傅跟我說：‘這不是搶劫，是攔劫、劫持上訪人員的法西斯行徑！’我說：‘可是為什么要明火執仗地、公然在國務院信訪局眼皮底下劫持上訪人員呢？人民群眾連上訪的權利都沒有，害怕人民群眾上訪，這是什么人民的政府，這是什么人民的公仆？這個社會還有民主嗎？人民還有向國家機關反映問題的正常渠道嗎？’

 

“這些人對一個手無搏雞之力的老太太能這樣殘暴，對我們這些來上訪的工人群眾、小老百姓也同樣不會放過，同樣不會心慈手軟。2007年10月中旬，我們東鋼內退職工一行四人到北京上訪，剛剛找了一家旅店住下，鮑海靖借口他胃痛去附近的藥店買藥。他前腳走，不大一會兒功夫，后腳就進來幾個警察。說是北京市宣武區公安分局的，給我們晃了晃證件，也沒讓我們仔細端詳一下。他們說有人舉報我們是法輪功，讓我們跟他們走一趟，說要是沒事再讓我們回來。我們倆不得不出去跟他們上了車，結果把我們拉到一個不熟悉的地方，把我們綁架了。他們十幾個東發市警察搜我們的身，拿去我們的身份證、上訪材料，還有我們隨身帶的3000塊錢。然后用我們的錢買的車票，給我們帶上鐵手銬，將我們押送回來。火車開到遼寧錦州逼我們下車，我們不下車，他們就用警棍打我們，放電擊我們，然后弄了臺面包車將我們拉到荒郊野外，就撒手不管徑自坐車離開，搜去的錢也不還給我們。這些警察，已經變成了資本家的走狗！他們正在為有錢人服務，為有權人服務，哪兒還能為人民群眾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說到這里，邵連興一臉憤恨地站起身，將握緊的拳頭砸在藥店中間的立柱上。

 

這一年，受西方經濟危機影響，鋼鐵市場緊縮，殃及到東鋼生產訂單減少，幾個高爐停產。依賴高爐余熱取暖的東鋼家屬宿舍，以及所有東發市混江區店鋪都沒有暖氣，點電暖氣費用太高。邵連興說藥店老板規定只允許晚上后半夜打開電暖器兩個小時。剛才孫益生進來的時候，邵連興已經打開了電暖器，點了一個小時后又關上了。因為電暖器熱的快，涼的也快，房間里開始逐漸降溫。坐在陰冷的室內，孫益生穿著羽絨服大衣也不覺得熱乎多少。

 

邵連興也是穿著棉大衣，頭戴絨線織的帽頭，冷得在屋里來回踱步。他從材料袋里抽出一份《東鋼110名共產黨員給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的公開信》，遞給孫益生。

 

在房間里冷得受不了的孫益生將手中的材料放下，也像邵連興那樣，在中醫坐堂的小方桌四周轉了轉，兩只手相互搓了搓，又拿起剛才沒看完的材料繼續看下去。

 

“這些年來東鋼在中國企業500強中一直排名前300名左右，東鋼是省內納稅大戶，是省屬大型盈利企業，并不是虧損、破產企業。2005年在省國資委督促參與下，東鋼與既無資金又無先進科技專利項目投入的私人企業——宇虹集團重組，在匆忙運作中，東鋼按照向特權階層傾斜的‘一企一策’原則，有關責任人在‘利益共享’的驅使下，違背廣大職工心愿，陽奉陰違、瞞天過海、徇私枉法，致使企業國有資產和職工利益均遭到重大損失：

     一、東鋼重組時相關資料顯示：2006 年底東鋼總資產達到175.42億元，2007年底東鋼總資產268億元，為什么2005年底重組時總資產評估為107.99 億元，東鋼凈資產評估為18.10億元，兩年時間總資產相差160億元？回顧九五期間東鋼共投入20億元資金，先后實施了以小型連軋、型鋼連軋、萬立制氧、燃氣發電等八大工程改建，十一五期間東鋼積累投資40多億元，其中超億元的投資有4項，例如2003年在熱軋超薄帶鋼工程的總投資是23.7億元。

 

     二、私企宇虹集團根本不具備與東鋼重組的條件，將私企參股資金虛擬到14.04億元，用強行自定的《重組補充合同》方式，約定在18個月內分四期還請重組欠款。在重組前還特意安排兩家評估單位，對國有資產進行過低評估，對私企資產過高評估。重組前，東鋼的高管帶隊曾到私企宇虹考察，向集團公司提出資產評估中存在的20 多個方面的問題的質疑報告。這個報告當時只在公司有關領導中傳閱，而沒有向廣大職工群眾傳達，這是為什么？

 

     三、……既然是股份制企業，為什么沒有職工的股權比例數額，而將職工身份轉換經濟補償金3.3億元以公司領導的名義存入賬戶里？為什么省國資委出資將近1億元作為對東鋼集團管理層的獎勵股，董事長3600股，副總500股，而普通職工、內退職工、退休職工卻沒有股？

 

     四、……為什么隨意擴大內退范圍，對職工進行誤導宣傳、欺騙強迫工齡滿30年、未滿52周歲、距法定退休時間較長相差13年的在崗職工內退一刀切？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什么后來又要準備從外地招進5000余名臨時工補充崗位，而未能優先安置內退職工？

 

因而，《復核意見》說，東鋼改制‘在充分征求職工意見的基礎上提出并付諸實施’這個答復完全違背事實：一是職代會討論通過的是職工可以雙向選擇，而不是30年工齡內退一刀切；二是2007年11月給副處級以上的內退干部每年6-6.5萬元年薪，制定所謂‘激勵獎金’標準少則幾千元十幾萬元，多則幾十萬元上百萬元，此事也未經過職代會討論通過。這是強奸民意、欺上瞞下的說法。

 

因而答復我們說‘東鋼改制出現的問題，只能通過深化改革，加快企業發展來解決’，這么答復我們只能是推諉敷衍，愚弄我們東鋼職工。東鋼改制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結果，所謂深化改革能解決我們提出的問題嗎？能促進企業發展嗎？回顧和反思企業改革，不但社會上而且國企中，兩極分化差距越來越懸殊，有錢的、當官的越來越富，工人群眾越來越窮，越來越沒有話語權，沒有主人公的感覺，越來越不公正不公平。國企已經全面私有化了，資本主義已經替代了社會主義，我們還能指望深化改革會給廣大工人群眾帶來什么福祉嗎？”

 

對于《復核意見》后兩段話的駁斥，孫益生饒有興趣地又返回去看了兩遍，覺得令人尋味。他認為上訪工人們反駁得很正確也很深刻，他又搓了搓手，發表自己的意見說：

 

“企業改制，實質上就是掠奪咱們工人的血汗，工廠的衰敗是從實行廠長負責制開始的那一系列所謂改革政策造成的。改革、改革，把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一步步改掉了，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全盤端上來了。其實就是把國企逼到死胡同里，弄得渾身是病，然后說國企這不行，那不行，要實行‘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根據《中國統計年鑒》計算：2004年國有工業在總產值中的比重已經下降到15.3%，目前的比重可能更低。另有資料表明：中國私營經濟的比重目前占GDP的2/3，，甚至更高，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反思改革30年來確實根本不是完善社會主義，而是復辟資本主義。

 

“去年，2007年春，全國人大通過了《物權法》，國內外很多學者將此舉稱為中國在法律上對私有經濟重新確認的里程碑標志。

 

“當然，私有化經濟也就是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給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勞動人民帶來什么福祉的。中國在轉上市場經濟以后，原有的社會保障制度隨之基本瓦解，首先保障就業的‘鐵飯碗’被打破了，企業改制轉換職工身份使職工變成了雇傭勞動者，使勞動力重新成為商品，失業成為正常現象。在市場化的改革中，原有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了，但新的體系至今沒有建立起來，沒有完全私有化改制的大型國有企業，像咱們東鋼這樣的國企，還好一些，老職工們都有一份低廉的所謂勞動保險金，有一份打了折扣的所謂醫療保險金，新職工們也比完全私有化的企業職工、那些農民工好些，多少有些保障。這就是工人們不愿意私企重組，不愿意走完全私有化道路的社會條件經濟因素。但是各級地方政府已不再像計劃經濟時期那樣直接組織社會生產，而是轉變職能服務市場，僅僅是個裁判員。中共雖然維持著執政的政治體制，但其基礎、結構和職能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再維護公有制，不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不再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是在確保資本增值、剝削壓迫勞動的前提下，調和協調社會不同階級、階層利益的對立和矛盾，使之達到所謂和諧社會……”

 

孫益生說到這里，邵連興搭腔插了一句：

 

“我們工人階級群眾在改革中權益受到損害，連個維權的正當方式都沒有，連個表達自己合理訴求的渠道都沒有，這個社會怎么能達到和諧呢？只能欺騙或我們強迫我們不反抗、不斗爭，當個任人宰割、任人蹂躪的順民、奴隸，但這是不可能的！”

 

說到“這是不可能的”最后一句話時，邵來興加重了語氣，有一種堅決果敢的意味。孫益生注意到這種語氣的內涵，他深知像邵連興這一類的工人群眾，不是那么容易愚弄，也不是那么隨意好欺辱的。他微微含笑點頭，表示理解支持對方的態度。

 

從外面進來了一位顧客，邵連興忙著接待，孫益生又繼續翻看那份《公開信》。這封信是在網上發出來的，后來還有一些跟帖，很多網友對東鋼改制忿忿不平，提出政府不作為的問題。

 

買了藥的顧客走后，邵連興指著孫益生手里的材料告訴他：“這份公開信我們也直接用掛號信的方式寄到北京，可是照樣是石沉大海、泥牛入海無消息，根本沒有答復回音。”

 

孫益生只能頷首笑笑，從羽絨服口袋里掏出幾分材料，其中有當初宇虹重組前，東鋼的一位副總經理率隊去遵鋼考察以后寫的報告。對宇虹不具備重組的資產資金以及經濟技術方面的實力，提出了二十多個疑點。

 

邵連興接過材料看了幾眼，然后非常感謝地伸出手來跟孫益生相握，并且興奮地說：“太好了！我們將利用這些有利的證據，還可以接著上訪，還可以組織工人群眾集會、游行，一定要討回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