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義的哀歌，現實主義的復蘇
——評李彥英文小說《雪百合》

李憲源

    旅居加拿大的著名雙語作家李彥，著有英文長篇小說《紅浮萍》，短篇《楓城軼事》、《一路平安》、《警告》、《群魔出籠》和中文長篇小說《嫁得西風》，中短篇小說《羅莎琳的中國》、《白喜》、《異草閑花》、《麟姨的城》、《故園》、《回惶》、《羊群》、《姚家嶺》、《毛太和她的同學們》、《地久天長》等作品。其新著英文長篇小說《雪百合》①無論從結構謀篇的前后呼應、松而不散之凝煉完整看，還是品味小說對人物性格栩栩如生的描繪刻畫，乃至娓娓道來貫穿始終的詼諧幽默語調，以及常常令人難以忍禁發笑的簡樸圓熟筆觸，其藝術水平，堪稱對原有英文創作水平的一大突破。

    任何一個不帶任何預設偏見仔細品讀《雪百合》的讀者，不難發現作者對毛澤東等一輩“歷史創造者”所打造的新中國，跟其不無“傷痕文學”味道的《紅浮萍》類作品相比，認識已經明顯趨于客觀、公正與全面。整部小說不僅把全中國人民曾經衷心敬仰的白求恩醫生作為小說主人公“百合”精神向往與依賴的核心支柱加以構筑，而且與故事情節有機結合，出人意外而又天衣無縫地摘引了毛澤東《紀念白求恩》名著中的大段文字；這種在當今西方流行小說中已難一見的對英雄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的表述頌揚，與主人公周圍冷漠自私的社會環境相映襯，反差強烈地構成了一種令人幾乎窒息的沉悶悲涼氛圍。就此角度而言，如果認定《雪百合》帶有濃厚“理想主義”情思，或許不能算是一個過分離譜的評價吧。李彥在來信跟本筆者交換對自己作品的看法時，曾經毫不諱言地承認：她這部最新英文長篇小說，乃是“對理想主義從當代社會中消逝所唱的一曲哀歌”。就小說主人公“百合”對白求恩割之不舍的“英雄崇拜”情結看，這樣說應該不存疑義。

    而小說對這種“理想主義”揮去不散的濃郁執著思念，如果與作者似乎是不經意中追憶新中國“一個晚上讓賣淫盜娼絕跡”之歷史加以聯讀，再跟“百合”在其加國經歷中所見幾乎無所不在的種種“金錢肉體交易”常態和陷阱相對照，一個為全世界進步思想界人士所持續關注的“婦女解放”命題，就在更為廣闊和深邃的層面上，在中國革命輝煌成果得而復失與資本主義全球化逆轉人類歷史前進腳步的宏闊視野中，受到了嚴厲拷問和沉思追究。如果人們不忽略這一不容忽略的層面，注重對小說全部表達內容的整體分析，在“理想主義哀歌”之外，似乎還應加上“批判現實主義的復蘇”這一重要補充。

    來自牙買加的學過兒童心理學的黑人女同事告訴百合：如果一直期待自己成為教師的母親，得知她在加拿大竟然是靠洗刷浴池廁所為生，一定會傷心欲碎。這不由使百合想到了對自己生活現狀同樣大失所望之母親對她所抱甚高的期待。然而，從資本主義窮國移民來的牙買加同事，跟來自在“紅旗下長大”之“新中國”的百合，卻存在著巨大思想與心理差別。作為對自己移民加拿大后第六個生日的慶賀方式，當前者竭力約邀后者一起去觀賞由一批法國英俊小伙子組成的“脫衣舞”表演時，百合堅決拒絕。牙買加女清潔工根本無法理解來自中國大陸之女同事的反感心理。牙買加知識婦女以她所能達到的對“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之類先進思想及其實踐境界的理解，唯一可以想象得到并付諸實踐的行動，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去“舞男俱樂部”同樣購買享受法國小伙子“自由”出賣的色情服務。兩位“國際性”婦女盡管現實處境相同，卻因為經歷了兩個不同發展中國家截然不同的歷史軌跡，對媒體經常高談闊論“自由、平等、人權”話題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諸多見怪不怪的現象，非常有趣地產生“雞鴨無法同語”的隔閡與尷尬。

    如果說，上述內容還能使讀者在蘊意含蓄的情節描述中，感受到某種夾雜詼諧輕松的有趣，百合另一位白人女同事對她不需要戴“結婚戒指”、更不需要一結婚就改姓丈夫之姓的驚奇，以及由此驚奇而引述的故事，②卻使人感到了莫名的沉重與壓抑。—個加國女教授，離婚之后，為能繼續使用她改用夫姓之后建立的學術知名度，必須自愿自覺地把自己跟前夫的名姓牢牢捆在一起……。這類荒誕故事清楚向人們揭示：“奴役”與“解放”這個貫穿人類數千年文明發展史的沖突性老話題，在自詡“平等、自由、公正”的西方社會，仍然是何等地差強人意、任重道遠！

    小說作者揭露批判西方社會現實的生動具象筆觸，并不僅僅停留在西方“女權主義”大而無當卻又往往漏失最要害本質的層面，而是用娓娓道來的從容，信手拈來的嫻雅，從當今文學主流人士們常常有意無意忽略的階級矛盾對立層面，鞭辟入里地觀察思考，形象化地描述“全球化”陰影籠罩下的“天賦人權”、人性探索和資源分配等類話題，并對宗教涵義、文化和“代溝”沖突……等，表達了獨具一格的思考認識。

    百合在其產假結束并長期領取生活經濟金之后，找到了一個美其名曰為“倉庫經理”的職位，實際上就是單獨管理整個倉庫貨物的“大半個”搬運工。但老板對職工個人權利與尊嚴的公然蔑視和侵犯使她忍無可忍。“難道加拿大不是以擁有世界最高的人權標準聞名于世的嗎？”當她面對工廠下班時工人們的提包必須接受檢查，百合不能不驚訝地高聲發問。但在她身邊一起排隊等候檢查的印度女工，立即噓聲提醒警告她：“快壓低嗓音，包括吃飯場所在內，都有監視攝像錄音頭！”下班時間到了,為了能夠自由而有尊嚴地表達她的這一不平憤慨，百合無視排隊等候搜包的規則，管自挺胸昂頭地走出了廠門。百合因此“自由而有尊嚴地”丟失了“倉庫經理”的職位,不得不“自由而有尊嚴地”去尋找另一份可以養家糊口的工作……

    然而，百合在工廠尊嚴被傷害的感覺，在換成到一家旅館上班之后，卻以她所意想不到的形式，再次曲折重現。在交給她負責清掃的廚房，其骯臟程度固然使她震驚；但相比之下，她在廚房門外不遠處整潔房間見到的情景，卻使她更為吃驚。她發現一個女孩全身裸露著在跟一個男性房客交談閑聊。隨后在另一房門洞開之房間的椅子上，又發現另一個裸女正怡然自在地翹著大腿在抽煙。百合雖然不無猶豫，但還是對舞女說出了自己的疑問：“難道你就無法找到其它職業嗎？”舞女淡淡回答說：“能掙我這么多錢的找不到；我一個月掙四千加元，你呢？”百合震驚，無言以對。不知是因為想起了新中國成立不久就一舉禁絕娼妓的歷史，還是作為一個隨新中國一起長大的知識女性，很難忍受身邊這種對做人尊嚴的自我作踐和對“婦女解放”概念的無情嘲笑，百合辭掉了這份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對作品主人公再次遭受“心理傷害”的描述，恰是用“百合被刺傷的驕傲，很快就被第二天就找到的一份工作治愈了……”這類調諧語調開始的。在使用手中那把解剖社會現實時顯得鋒利無比之“手術刀”的過程中，李彥似乎總能擺出一副不慍不火的姿態，一臉漫不經心的表情，外加時常眨著眼皮、做著鬼臉的調皮模樣。
   

    遵循類似不無嘲諷而又不無感慨的語調，作者還用較多篇幅,描述了一個在大陸養尊處優的女子Camellia（以下權譯為“山茶花”），在加拿大遭受所謂“家庭暴力”后，被教會人士收留下的怨艾心態——“每個中國人都在嫉妒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奢華優裕生活，天曉得我是掉在哪一碼子的地獄里了！”與她在國內的生活相比，山茶花覺得自己虧吃大了。在老家跟情人生活在一起時，一應家務均有農村雇來的保姆操勞，絕不需要她為此弄臟一個手指頭；每天需要操心之事，就是該怎么穿著打扮、上哪家餐館品嘗美味佳肴之類。放棄了這一切生活歡樂與享受，跨海涉洋來到這個陌生國度，卻當上了自詡為“上帝女仆”之米太太的女仆，而且是以接受難以接受之施舍恩惠式的居高臨下方式。但是作為還不懂得怎么在一個陌生世界與人打交道的一個新移民，她只能忍氣吞聲，強顏歡笑。

    作者在此對現實的揭露剖析，雖然并沒動用厲聲疾言的筆調，而更像是在漫不經心地調侃閑聊，讀者如細加揣摩，中國與加拿大各有特色的“主導與被主導”、“利用與被利用”之社會生態，卻躍然紙面。不同之處，在中國人向往的“西方極樂世界”，造就被壓抑者心懷不滿和憤懣的條件，在作者筆下竟然以“去憂解難、樂善好施”的形式出現了。更加發人深省的是，在中國大陸，山茶花曾經儼然以社會優勝者的身份，通過金錢名正言順地“交換”占有了中國進城農村婦女的勞動。而在加拿大，臺灣來的米太太，卻以“上帝”賦予的“優勝者”地位，無償占有了另一位大陸昔日“勞動占有者”的勞動。神通廣大的“資本全球化”魔力，在世界范圍按照自身邏輯劃分“城市、農村”的標準，冷酷無情地把一個養尊處優的中國“城市麗人”，毫不吝惜地打入了被加國“城市麗人”所雇用的“世界農村進城者”行列。

   李彥批判現實主義的鋒利刀刃，不僅不斷攪刮翻掘西方社會追求物質主義享受的油膩奶酪浮表，而且深入到西方社會安置精神寄托層面的底層。作者為曾在臺灣受過教會學校系統訓練和肩負向人類傳播“福音”重任的米太太，開列一個用餐前的“祈禱”內容一覽表，其中包括為長女的數學考試卷上去除任何偏難怪題、給次女堅持學鋼琴的智慧決心、為兒子解除早晨得的感冒病痛等等巨細無遺的事情。作者對教徒們在“對主信仰”和“求主保佑”之間怎樣建立緊密“交換關系”的生動描繪，惟妙惟肖地展示了所謂對“自由市場經濟”負面作用頗具匡救功能的西方宗教所賴以生存的社會心理基礎。

    李彥的可貴之處在于，她對西方宗教實踐中負面現象的洞察和奚落，并沒有導致她對人類精神世界的追求采取一概蔑視排斥的虛無態度。恰恰相反，她對中國人中因為缺乏精神寄托而瘋狂“及時行樂”的傾向，同樣顯得憂心忡忡；作品筆觸所向，常常直指一個人到底應該如何合理安排自己人生的深刻命題。借用山茶花對自己老家生活追思所折射出來的社會現實圖景，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即使那是一座充滿街頭喧囂的歷史古城，人們在喧囂聲中所無法逃避的，卻是深深的孤獨感。由此及彼，作者嚴肅認真而又不無嘲諷之意的筆觸，又有聲有色地伸向了小說人物對心靈寄托與歸宿的探尋之旅。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李彥的筆觸，并不僅僅滿足于單向度地凸現人類在追求宗教信與精神歸宿過程中存在的局限缺陷。作者通過對小說主人公“百合”個人心理與精神追求層面的剖析，揭示了帶有濃厚國際主義、人道主義之另一類信仰的寶貴價值和感召力量。正如一位加拿大法裔作家在相關書評文章中所提到的，③“百合堅定的信念與忠誠，是寄托在一個燦爛輝煌的道德理想之上的。它像夜空中的北斗星那樣高高在上、永久不滅地放射著熠熠清輝，并且具體地蘊涵在一個人身上。這個人，不是那個被基督徒們所崇拜的完美無瑕的上帝之子，而是一個被所有中國人簡單地稱為‘白求恩’的普通人……百合心目中的英雄，就是這位基督教長老會牧師的兒子。在她眼里，白求恩所代表的獨特的共產主義精神，包括他終身致力于為底層人民服務、不分敵我地拯救所有病人、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等等品質，遠比她所遇到的許多自稱為基督徒的人的行為更像耶穌基督。”

    如果說，作者對小說主人公“英雄主義崇拜情結”的描繪，是對有關基督教信仰所作的思考的進一步延伸或有意無意的反襯，那么，小說對女主人公“百合”跟其“母親”之間“心理沖突”和“代溝差異”之描寫，則可以視為這一“反襯”的反襯。

    作為一個自視甚高和新中國一成立就加入革命隊伍、隨后又飽經滄桑磨難的知識分子，“百合”的母親對女兒移民加拿大之后碌碌無為甚至不無尷尬的社會地位和生活處境，不滿失望之情，幾乎達到了驚訝甚至引以為羞的境地。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在愛情寄托上篤信“曾經滄海難為水”境界的母親，對女兒似乎頗為輕率的結婚離婚，也是頗有置詞。母親對女兒的另一不滿，反映在她雖然命途多舛卻仍然持有相當強烈的“正統觀念”。所謂“子不嫌母丑”，她叮囑沉溺于寫作的女兒，當寫作話題涉及自己的祖國時，應該著力描寫表現那些正面的東西，而不應該一味批評或顯示其存在的不足缺陷。而女兒同樣固執不讓的回答卻是：一個國家或人民要不斷進步，必須能夠看清楚自己存在的問題。

    然而，以上差異和分歧，并不代表了母女矛盾的全部。作為凸現人物思想個性高度復雜性的另一面，跟因為受困于“白求恩情結”而對教會始終保持不即不離態度的女兒相反，曾在“無神論”隊伍中混了大半輩子的母親，卻因為抗戰時期結識的初戀對象是一個虔誠基督教徒，而對參與加拿大教會活動充滿熱情。她那幾乎寄托著她整個生命價值的長期等待和不息尋找，直到她得知作為她心中神圣偶像之北美德高望重的高層神職人士，不僅沒有遵守其當年“終生不娶”的諾言一婚再婚，而且幾乎把她忘得一干二凈，才戛然而止。面對冷酷無情的事實，她終于用“基督徒也興騙人嗎？”的憤懣責問，喊出了內心寄托與精神向往的徹底破滅！

    筆者以為，李彥的文學功詣在對這一“母親”形象的建構描繪上，達到了人物塑造、環境鋪墊及主題發掘三者的契合和映襯。作為百合長輩這一代人，那種外表顯而易見的矜持、正統、保守與一本正經，卻無法徹底遮蓋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西風東漸”之潛移默化影響，在他們這一代人靈魂深處和精神期盼方面所打下的隱蔽烙印。而或許正是這種通常被忽視、而實際上容不得忽視的烙印，才在特定條件下和不同程度上，微妙曲折地改變了中國這些年來的歷史發展軌跡和社會面貌，并隨著歷史進程的不斷延伸和充分展示，最終誘發了對很多人士來說至今仍然不甚清晰的幻滅感。

   在我記憶中，李彥似乎是在眾多海內外華人作家群中，第一次關注挖掘出這樣一個雖然略顯單薄卻堪稱“典型”的人物形象來。這一人物塑造在中國現代思想史和社會發展史的層面上，自覺不自覺地悄悄扮演了一個具有“歷史轉折”特征的重大文學隱喻和象征符號。

    任何一名小說家，當其愿意拋開“主流話語”的流行框架，依據其自身對社會現象的觀察積累，真誠細膩而又充滿思考地加以文學梳理，忠實而不是虛假地重塑再現社會現實的本來面目，其作品就會放射出批判現實主義的刺人光芒來。從19世紀30年代起，西歐工業革命帶動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矛盾和深刻弊端逐漸暴露，大批具有人類良知和深厚“人文關懷”情結的著名作家無法罔視人間苦難創痛和污濁丑惡，義無反顧地投身于客觀真實反映現實生活、辛辣揭露批判社會黑暗，從而產生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洪流。在《雪百合》小說的情節展開和人物刻劃描繪中，到處能夠看到類似的描寫，特別是對美加邊境“偷渡客”因被捆在大卡車車底下吸進太多有毒廢氣而昏迷的描述，以及偷渡尼亞加拉河水在激流中喪生等細節，更是作者直接摘自加拿大媒體報道過的真實案例。這種允許資本自由流動而嚴禁勞動力相應自由流動的“全球化”畸形利益機制所造成的人間慘劇，無法使人不想起十九世紀英國偉大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狄更斯揭露社會黑暗現實作品中的悲慘場面。而百合親身經歷和在各種場合見識到的加拿大社會生活百態，也很容易使人記起法國著名作家莫泊桑那些膾炙人口短篇小說中的描寫。

    在《雪百合》所描述揭露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大潮挾卷一切所派生的浮表“泡沫”之下，人們不難看到令人觸目驚心的全球性貧富兩極劇烈分化。也就是這一分化，直接催發專門描述底層百姓怎么在“資本全球化”壓榨之下艱難掙扎之中國大陸“底層文學”的崛起。而李彥筆下有關加拿大社會“底層小民”生活的描述，或可被視為加拿大“底層文學”的特定表現形式。這一橫貫太平洋東西兩岸的文學明流與潛流，顯然自覺與不自覺地遵循著一個共同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俄國批評現實主義文學大師托爾斯泰在評論莫泊桑時指出的那樣，依靠“形式的美感”和“鮮明的愛憎”，他說莫泊桑之所以是天才，是因為他“不是按照他所希望看到的面貌而是照事物本來的面貌”去“揭發暴露事物，促使人們愛那值得愛的，恨那值得恨的事物。”

    聯想李彥筆下之“母親”對“一往情深”之“初戀情人”種種美好想象的最終破滅是否通過《雪百合》一書的構思描述，對資本主義發展情景，產生了新的審視與思考？我想，如果小說讀者們能夠一起來嚴肅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或許就是這部小說所具有的其它海外新移民小說所沒有的巨大思想價值和涵意吧。

                         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