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藝術就好比是站在一個十字路口，面臨四種選擇。在它身后，是藝術自身，它可以退回到自身，“為藝術而藝術”；另外，藝術也可以同外部世界發生這樣那樣的關聯，這就是其他三種選擇：國家、市場、社會。

　　從實質內容上說，國家是由官僚集團組成、自上而下進行治理的政權機構和體制；市場是圍繞利潤原則形成并展開的交換關系；社會則由最廣大的各階層人群組成。國家和市場都從社會中派生，又在不同歷史時期發生不同程度的異化。在中國，1949年以后，在“人民政府”體制下，國家曾經與社會高度統一，并全面抑制市場。在毛澤東時代的準戰爭體制下，國家直接掌握并調動一切資源，也包括藝術，為國家的戰略目標服務。“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在中國同時抗擊美、蘇兩霸的時代，社會組織高度軍事化了——而軍隊正是國家機器最堅硬的內核。那個時代，由國家掌管的藝術曾經創作出一批經典之作，也包括表演藝術作品，例如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和現代革命京劇，等等。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有意識地培育市場，在孵化出了一個資產階級之后，國家與社會也彼此脫離，漸行漸遠。由于文革失敗，革命理念被現代化理念所替換。在中國，現代化為藝術提供了三個方向的空間，第一是啟蒙主義，即倡導適應于現代化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這在中國精英知識界看來就是英美模式；第二是現代主義，各種西方前衛藝術的仿制品；第三是消費文化，由資本邏輯支配的大眾文化產業。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啟蒙主義受到國家和市場的雙重擠壓，迅速邊緣化；前衛藝術、消費文化和由國家支配的主旋律作品成為當代藝術的主流。自80年代以來，一方面，由于革命理念瓦解，許多藝術家反抗原國家體制對藝術的統轄，熱衷于純藝術概念，同時也連帶地放棄了與革命相關的一系列價值，例如黨、國家、民族、人民以及社會；另一方面，由于市場體制的建立，資本邏輯逐漸支配了很大一部分藝術生產。這兩種藝術，都不可能有什么主動、正面的社會關懷。與此同時，另一部分由國家主導的主旋律藝術被納入到國家意識形態宣傳的框架，它們與社會之間，最多也只是一種間接或扭曲的關聯。

　　因此，在中國當代藝術的格局中，我們很少能看到有深刻社會關懷的主題。社會、人民、民族、國家、階級、革命等多少有些沉重的主題，已經被許多藝術家作為一種多余的負擔丟棄掉了。而與此同時，自文革結束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態，或者廣大人群的命運和生存狀態，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并出現了許多嚴峻的社會問題和困境。在這方面，中國當代的藝術家基本上交了白卷，我們很少能看到中國藝術家有什么值得認真對待的關于上述主題的探索和思考。總體上，他們已經喪失了處理嚴肅話題的思想視野和能力。藝術在他們手中，越來越接近一種簡單的娛樂和雜耍。真正包含社會價值的當代藝術，我們只能期待在這個藝術家群體之外，或它的邊緣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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