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烈焰里淬煉詩情——魏巍論

【出處】昆侖 198604

【作 者】韓瑞亭

  記清楚：
  在這苦戰的年代，
  你應當把智慧也用于戰爭，
  把戰爭也當成詩。
  ——《詩，游擊去吧》

  當長城內外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國這只從沉睡中醒來的巨獅發出決斗的怒吼時，一個十七歲的青年為民族的、人民的命運所驚醒，投奔到正義戰爭的旗幟之下。時代引領著這個熱血青年走向人民，走向黨，走向戰爭，走向燃燒的土地。艱難苦戰的生活喂養了他的詩的嬰兒。行軍、作戰、饑餓、疲勞，并不能減弱他的詩興，反而磨利了詩的觸角，他“整日生活在詩里，生活在快樂里”（注：《黎明風景》后記），詩情如奔馬追隨著戰爭的輪轍灑下一路歡叫。這個“把戰爭也當成詩”的年輕戰士，就是魏巍。
  在我國當代的一大群老作家中，曾經與軍旅生活和戰爭題材有過一段密切關系的作家為數甚眾，而整個生活經歷和創作生涯始終與革命戰爭和軍旅生活緊密相連，仿佛與之結下不解之緣的作家卻并不算多，魏巍也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從抗日戰爭初期的三十年代末到現在，魏巍不但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戰爭和軍旅生活，而且一直把描繪革命戰爭，謳歌浴血奮戰、英勇卓絕的軍隊和人民，作為自己整個創作的主體工程。四十多年間，他運用詩歌、散文、小說以及電影、戲劇等多種藝術形式，寫下了幾百萬字的作品?？梢哉f，他是一位將全副心血和智慧都獻給了我國社會主義軍事文學的作家，同時又是在這個領域里成就卓著、貢獻頗豐的作家。
  魏巍的創作，不論詩歌、散文和小說，常常流貫著一種洶涌熾熱的詩情，如炙如火，烘烤人心。這種詩情是作家從燃燒的土地上汲取又由戰爭的烈焰所淬煉過的，它是作家那顆為民族的、階級的命運而奮斗的戰士心靈閃放出的火花。從《黎明風景》的那種小司號員年輕稚嫩的號音，到《東方》的那樣渾厚雄強的壯歌，無不是作家在各個戰爭年代里“真實的生命之子”（注：《黎明風景》后記），無不載著作家心靈的多波次震顫。正因如此，這位深深扎根于革命戰爭生活的土壤、始終與人民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的作家，才具備著很強的藝術感受力，能夠捕捉和表現革命戰爭生活的特殊的美，把握革命戰爭的史詩精神，譜寫革命戰爭的英雄史詩，并且給他的藝術創造打上鮮明的民族性的印記。
一
  你可曾看見，在它們夢里
  手榴彈開花是多么美麗
  戰馬奔回失去的故鄉時怎樣歡騰
  燒焦的土地上有多少蝴蝶又飛上花叢
  ——《蟈蟈，你喊起他們吧》
  沒有人會拒絕接受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這一名言：美是生活?？墒牵髴馉庍@種特殊形態的社會生活現象，難道也會同美有什么聯系？在滿懷博愛仁慈的人道精神的人看來，戰爭無異于一種屠殺的競賽，暴力的賭博，獸性的展覽，罪惡的淵藪。戰爭這個帶著血腥氣的丑陋而骯臟的字眼，怎能和美這個高雅的詞匯排列在一起，猶如骷髏和鮮花絕對不能相提并論一樣。然而，古往今來畢竟是產生了一大批戰爭文學作品，它們并不缺少藝術所必具的美。這恰好說明，美是無例外地存在于戰爭生活之中的。戰爭有破壞，也有創造，有死滅，也有新生。尤其當人民為著消滅戰爭這個嗜血的怪物，而不得不投入流血的戰爭，為著爭取民族的獨立、自由和解放，而不能不高舉戰爭的義旗時，這種推動歷史前進的人民的戰爭，就不會與美絕緣。凡是理解和感受到這類戰爭的真正價值和意義的作家，總會從戰爭生活里發現美的東西，獲得充沛的詩情。
  魏巍就是這樣一位作家。他同養育了他的人民一起，經受了革命戰爭的洗禮，全身心地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爭取祖國解放，保衛東方和平的歷次戰爭，戰火冶煉了他那雙辯識美與丑的眼睛，那顆燃著愛與憎的心靈。因之，在他描繪自己深切體驗過的戰爭生活時，從形象、畫面、情緒、意境中總會溢出一種特殊的美感，幾乎到處閃跳著這種美的光彩、美的韻律。
  在魏巍的筆下，只要是戰士們浴血奮戰過的土地，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美麗的。當久伏于山區的戰士，渴望到鐵路東那大平原上“逛一逛”，會一會好久不見的老鄉，看一看久違了的城鎮時，冀中平原的夏天是多么美好：高梁長起來了，大平原象一眼望不到邊的綠汪汪的海，戰士們將在青紗帳里往返出沒，自由自在地打擊敵寇。此刻，連山里的野花也留不住戰士，因為“放過夏天，就是放過游擊隊最好的年成”（《高粱長起來吧》）。在戰士們心目中，戰斗結束后的山鄉之夜又是多么迷人：當月亮從小山那邊冉冉升起，山谷的鄉村投下黑發一樣美麗的陰影，小小水潭盛滿了星斗，草叢里響起琴弦般的蟲鳴，于是，歌聲伴著明月在夜空蕩漾開來，有兒童團歡樂的歌，有戰士用射擊一樣的力氣唱出的粗獷的歌，還有洗著染血的軍衣的姑娘們象叮咚的小河一樣深情的歌。沉醉于如此美麗的山鄉夜景的人們呵，“到明天你會更快樂地去戰爭”（《月夜短曲》）。只有熱愛戰斗生活的人，才能對它的美有精細入微的感覺和認識。魏巍對戰爭生活之美的感受力很強，因為他完全是以一個戰斗者的心靈去探觸周圍的一切，仿佛一臺靈敏度很高的探測儀，能從一般人不易察覺出美的地方將它捕捉和顯示出來。塞上漠風中兀立的三兩株杏花，在他筆下呈現出一種冷寂堅韌的美：為了辛苦的哨兵，春夜里就是小雪飄來，杏花還是照樣開，“荒涼的美麗也是美麗”（《黎明風景》）。剛剛回到人民手中的塞上名城張家口，則被賦予一種粗豪雄健的美：經年征戰殺伐的戰士用對鄉村一樣的情愛，擁抱這座新生的城池，把它譽為染著黃色風沙的塞上之花（《寄張家口》）。《東方》中的“幽谷”一章，寫到鄧軍、周仆團在雙尖山用步兵火器打飛機的戰斗結束后，對引誘敵機而燃起的“炊煙”的詩意描繪，卻給人以裊娜多姿的美：那幾縷“炊煙”在炸彈和槍火轟鳴的激戰之后，仍舒卷自如，不絕如縷地裊裊上升，使這實現了戰士們的戰斗心愿的山谷分外清幽可愛。在魏巍的作品里，自然風物作為一種戰斗環境，往往浸染著戰士濃重的感情色彩，它們經過戰爭烈火的照射和戰斗者心靈之泉的洗滌，要比它們的自然本色愈加顯得嫵媚動人。
  美的事物誠然不是由外界加給它以美的本質，而是事物內蘊之美的外射。革命戰爭生活之美，從本質上說是投入戰爭的人們為著崇高目的而戰斗的美好品質、情操、靈魂的外在顯現。魏巍對革命戰爭生活的反映，擅長從戰斗生活的具體形象中尋求戰斗者的內蘊之美，并通過具象化的詩情描寫由外而內地透示這種美。日常生活里的鋸木聲本來并不悅耳，可是在反“掃蕩”中工兵班長鋸地雷踏板的鋸聲，在詩人寫來卻那樣好聽，讓人“當作春天的蜜蜂飛近花叢”，一旦日本侵略軍的大隊汽車到來，那壯麗的地雷陣將帶著威嚴的笑聲開放紅花。你聽這優美的鋸聲，不是把抗日戰士殺敵的決心、勝利的自信隱約地透露出來了。一封封求戰書上的指印，或許沒有特別引人注意之處，然而詩人卻由此看到了戰士們那一顆顆滴著忠誠的赤心，它們“閃著火光，滾著雷聲”，將使敵人和堡壘一起冒著煙，和成碎泥，它們象一首首最美的歌，將唱落城市的枷鎖和憂愁，和久別的戰士重新握手。你看這鮮紅的指印，不是把人民戰士為祖國解放事業而獻身的肝膽、魂魄和盤托出了！在魏巍的那些描述志愿軍英雄事跡的散文作品中，尤其注重對最可愛的人心靈之美的發掘。無論是《誰是最可愛的人》里那個從烈火中搶救朝鮮兒童的青年戰士馬玉祥，還是在防空洞里暢談苦樂觀的不知名的戰士，無論是《戰士和祖國》里那個多次負傷不肯下火線的傷員，還是《擠垮它》中那位與敵人寸土必爭、專捅馬蜂窩的師長，對這些創造了驚天動地業績的普普通通的指戰員，作家總要窮根究底地探尋他們內心最閃光的東西，揭示他們英勇與無畏的深刻源泉，將他們感情之純真、靈魂之高尚盡情盡致地敞露出來。一如把讀者帶進巨大的心靈博覽會，但見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照黑格爾的說法，美是真實的一種表現方式，“藝術作品的表現愈優美，它的內容和思想也就具有愈深刻的內在的真實”（注：黑格爾：《美學》第一卷第93頁）。魏巍的作品大都奠立于扎實的生活基礎之上，他恪守這樣一種信條：“只有我信得過的生活我才寫”（注：《我是怎樣寫〈東方〉的》，《解放軍文藝》1980年第10期）。故而，他的作品中的詩情絕少浮泛蒼白之表，他所屬意表現的美也毫無矯揉造作之態。他對戰爭生活的反映，從不給人以輕飄飄的感覺，象某些淺薄之作那樣把戰爭寫成一種輕巧隨意的兒童游戲。他一點也不回避戰爭的艱難、沉重和嚴酷，不回避戰爭所造成的苦難、悲劇和慘烈的犧牲，卻認定“在通向勝利的路上，不是鋪著天鵝絨般的地毯，而是鋪著人血和鋼鐵”（注：《東方》第532頁），堅持使作品的藝術描寫保持嚴格的戰爭生活真實。他所追求表現的戰爭生活之美，他的奔涌激蕩的詩情，就滲透和流瀉于這嚴峻的真實之中。
  長詩《黎明風景》寫于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作品相當真實地反映了晉察冀軍民在那黎明前的暗夜里苦戰奮斗的生活情景：日本侵略者的殘暴屠戮，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房屋被焚燒凈盡，熏黑的斷墻里長起粗亂的蓬蒿，只有白骨的磷光在閃爍；家里被鬼子洗劫一空的老人，帶著饑餓的孫子棄家逃荒，橫遭日偽軍凌辱的女人痛不欲生；被敵人封鎖的晉察冀抗日戰士，以野菜充饑，以簡陋的席篷帳御寒，在山野的漠風中堅守著苦戰的陣地。盡管魏巍在談到這部作品時曾經說過，由于他對當時人民的苦難有過深的感觸，“為了追求真實的描寫”，故而“在詩里有著過于沉重的調子”（注：《黎明風景》后記）。然而，我們從這首帶有“悲歌性質”的長詩中，反而能感受到一種昂揚亢奮的詩情，體察到一種冷峻堅毅的悲壯美。長詩對抗日戰士艱苦戰斗生活的描畫，是質樸有力而又帶著詩的光彩的，特別是用簡潔明晰的筆墨所繪寫的幾個英雄戰士的形象，更使作品透出一派亮色。那個在艱難歲月里因為掛念家鄉輾轉于饑餓中的妻子而深深自責的二班長，為了打破敵人的包圍，義無反顧地撲向敵陣的偉岸身影；那個沉默的中年人、“愛自己的同志愛在心里”的三班長，在彈雨煙塵中冒死搶救戰友的從容姿態；那個革命信念堅定如鐵，甘愿為“公家”當長工的粗樸的淶源漢牛二虎，以及那個機警勇敢的偵察員老韓，他們為艱苦斗爭歲月磨煉的忠誠的心，就象是戰爭烈焰中開放的花朵，輝映著晉察冀的山山水水，使晉察冀的石子路也鋪上了金紅的黎明。在長篇小說《東方》的《閘門》三章中，作家對郭祥連隊縛龍里阻擊戰的描寫，則具有一種驚心動魄的真實。一支手持輕火器的連隊面對急于奪路而逃的數萬現代化裝備的敵軍，為堅守陣地堵住敵人而進行的慘烈戰斗，被描繪得如驚雷怒電，地動山搖，戰士們帶火撲敵的場面尤為震撼人心。正是這些高度真實的嚴酷戰斗生活的描寫，使作品洋溢著濃烈的英雄主義的詩情，讓人領略到一種悲壯而崇高的美。
  魏巍對革命戰爭生活、對戰士的戰斗性格的描繪，往往于真實中溢出強烈的美感。這種美感當然首先是火熱斗爭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美，作為深刻的印象在他記憶的倉庫里長久積累的產物，但同時也是他作為一個戰斗者的美學觀的體現。只有對戰斗生活之愛達到相當濃度的作家，才能敏銳地感受戰斗生活之美，才具備一雙善于鑒識這種美的眼睛。似乎可以說，魏巍的美學觀，是他在長期革命戰爭生活中形成的特有的藝術感覺系統，他對紛繁駁雜的生活事物，常常以戰斗者的心靈去體味其美的內蘊，以戰斗者的目光去審視、去描摹，并且將戰斗者的情懷、意愿與追求灌注其中。部隊打了勝仗，勝利之美何在呢？你看他怎么寫：“對于一個革命部隊來說，勝利就是歡樂，是部隊生命的維他命。沒有勝利，就如同樹林困于干旱，那缺少水分的樹葉，就要蔫達達地垂下頭來；而有了勝利，即使有很大傷亡，也依然郁郁蔥蔥，象披著春雨含笑?！睂τ诟锩鼞鹗康膽馉幱^和美學觀，這是一段何等形象、生動、充滿詩情的注解。他寫戰士的犧牲，在淳厚的農民群眾心目中，如同黃槐花無聲地飄落，象種子默默地歸還大地，多么質樸的美。他寫負傷的戰士，象美麗的紅樹在山嶺上靜靜地滴著火焰般的血液，多么絢麗的美。他寫“小鬼班”的那些娃娃般的戰士，排成齊嶄嶄的隊列，象一條不舍得輕易使用的精致的手槍子彈，多么玲瓏可愛，又純然是軍人才能體察到的那種特殊的美。甚至他寫冀中平原的秋景，也涂滿了濃重的戰士的美感色彩：“谷子黃了，高粱紅了，棒子拖著長須，象是游擊戰爭年代平原人鐵矛上飄拂的紅纓。秋風一吹，飄飄颯颯，這無邊無涯的平原，就象排滿了我們歡騰吶喊的兵團！”藝術作品中的美，從來不可能不打上作家主觀情感的印記。正因為如此，它才可能比自然形態的美更鮮亮濃烈，炫人眼睛。但是，作家的美感器官并不一定都能從生活中獲得正確的信號，并給以靈敏的反射。沒有以先進世界觀為向導的藝術感覺系統，它對生活美的反射往往不會是清晰穩定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美學觀的統一，是創造優美的社會主義文藝作品的重要條件。魏巍的創作實踐和成就，也印證了這條原則。
二
  你不了解革命不了解戰爭
  你就聽聽戰士此刻的步伐聲
  ——《黎明風景》
  從三十年代末期開始，魏巍的創作一直追蹤著我國人民革命斗爭歷史的腳步，幾乎在每一重大階段上都對時代的生活發出藝術的回聲。
  魏巍是一位遵時代之命而執筆的戰斗意識很強的作家，他自覺地師法魯迅的精神，為革命斗爭事業的需要而寫作，所以他的作品總是帶著戰斗的激情，總有一股激揚昂奮、催人向上的力量，即使描寫最艱苦歲月的作品，亦鮮有灰暗陰冷的頹喪之氣。正象他自己所體味到的：“愈是政治熱情飽滿的時期，也愈是生活美麗的時期，也就愈是詩的時期。”（注：《黎明風景》后記）不過，他的作品火熱的激情并非某種純粹政治觀念的衍生物，而是從扎扎實實的戰斗生活經歷中，從對于時代與人民革命歷史的深刻思索中引發出來，并融貫于具體的生活形象與優美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中。他視野寬闊，胸襟坦蕩，從不沉湎于個人瑣細感情的狹小天地，而以表現戰士和人民群眾的思想情緒為目標，他的一些作品對時代的反映仿佛帶著類似史筆的調子。
  在艱苦戰斗的年代和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魏巍的創作注重于對戰爭生活與英雄業績的及時記錄和宣揚，使他的作品有效地發揮著現實的戰斗作用。盡管如此，這些作品至今也沒有失去其歷史價值和思想藝術光彩。魏巍畢竟是一位有更高追求的作家，他不滿足于用詩歌、散文這類輕便形式，去表現宏偉的革命戰爭的歷史片斷，在他發表了《依依惜別的深情》那篇著名散文之后，僅僅過了一年，他就開始醞釀創作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史詩性作品。經過近二十年的寫作、中斷、接續的曲折過程和艱辛勞動，終于在十年動亂結束后出版了長篇小說《東方》。這部格局宏大、氣勢雄偉的作品，通過對戰爭進程的真實描寫、對眾多的志愿軍英雄形象的成功塑造，廣闊而有縱深地反映了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面貌，揭示了這場戰爭的正義性質、勝利源泉和偉大意義，突出展現了志愿軍勇士氣壯山河的英雄氣概、崇高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精神。就其反映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以及豐富內涵來看，這部作品可以稱得上是一部戰爭史詩和英雄史詩。
  所謂戰爭史詩，自然意味著要對一場影響到歷史進程的浩大戰爭，進行全面的有縱深的歷史反映，具備幫助人們了解歷史了解戰爭的認識價值。然而它并不要求對戰爭過程作編年史式的繁冗記錄，以致成為某種宣講戰爭史或軍事發展史教程的文學掛圖。它必須是對戰爭歷史的詩的反映，必須通過創造生動鮮明的藝術形象，描繪真實迫人的戰爭生活畫面，去顯示戰爭的時代脈象和歷史精神，讓人從一個藝術的世界去體察、領悟歷史上發生的戰爭。將史的認識蘊含于詩的感染之間，由詩的感染引向史的認識，似乎應當是戰爭史詩的一種特征。
  《東方》對抗美援朝戰爭的反映，不僅由于對這場歷時三年的戰爭的基本面貌作了完整、全面的概括，包括戰爭發展各個階段上的戰場態勢，許多重大戰役和著名戰斗，敵我雙方軍事力量的抗衡、相持、優劣轉化的趨勢等等，從而具有一定的史詩規模。更主要的是，作家在對時代環境和戰爭進程的歷史考察中，緊緊把握了這一震驚世界的歷史事件的精神，并且在宏大壯闊的戰爭全景的描繪、人物及情節線索的發展中努力體現了這種史詩精神。
  從最初寫作《誰是最可愛的人》等戰地通訊，到醞釀、構思《東方》，魏巍一直在反復思考著抗美援朝戰爭這一歷史事件的重大意義，以及它所包含的輝煌的時代精神。他愈益強烈意識到，這個對東方、對世界都有深遠影響的歷史事件的意義，是同中國革命的勝利分不開的，沒有中國革命在東方的勝利，也就不可能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東方，帝國主義恃強凌弱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朝鮮人民也站起來了，掌握了自己歷史命運的人民越來越顯示出任何強梁勢力所不可戰勝的偉大力量。正是由于時代的重大改變，使西方帝國主義者憑借堅船利炮侵凌、奴役東方人民的舊夢不能重溫，而在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保衛東方及世界和平的正義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和中國人民顯示了一種全新的精神面貌，行動規范和奇跡般的力量”（注：《魏巍研究專集》第45頁）。作家對抗美援朝的歷史意義與時代精神的深切理解和把握，固然為作品找到了雄渾昂揚的戰爭史詩的基調，但是要在作品中通體灌注這種史詩精神，還必須從作品的結構布局、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進行嚴整統一的構思和豐富而具體的藝術描繪。
  為了從特定的時代環境中展現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面貌，魏巍在《東方》里突破了一般戰爭題材作品常常只寫兩軍對壘的戰場的有限空間和狹小視界，而將戰爭作為一個整體，使前線與后方、國內與國外穿插交織起來，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揭示這場戰爭的時代背景和它的深刻性質?！稏|方》的第一部以大多數章節描寫了戰爭爆發前國內農村的現實，主人公郭祥的家鄉鳳凰堡，作為那個特定時期國內農村的縮影，十分典型地概括了新中國誕生初期瘡痍滿目、百廢待舉的艱難局面。作品對處于山雨欲來的氛圍中鳳凰堡農村的描寫，不僅真實地反映了戰爭前夕國內的政治、經濟局勢，而且有力地表現了黨中央作出抗美援朝英明決策的堅實深厚的群眾基礎，這就從廣闊的時代背景上展示出這場戰爭異乎尋常的意義，以及它所包含的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實質。在以后的各部里，作家始終把國內和國外、前線和后方當作兩個戰場，進行交錯扭結、彼此呼應的描寫，一面是鄧軍、周仆團的志愿軍勇士們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迎擊強敵，浴血苦戰，力挽狂瀾；一面是鳳凰堡的鄉親們在重重困難下堅持斗爭，建設家園，支援前線；從兩個戰場的聲息相通、彼此激勵，寫出志愿軍戰士與祖國人民的血肉聯系，顯示了志愿軍戰士在前線英勇戰斗的力量源泉，以及贏得這場戰爭勝利的國內政治、經濟基礎。戰爭的勝負從來不單純體現于戰場上的兩軍搏斗，更體現于參戰雙方所代表的社會集團的物質力量與精神力量的抗衡。僅僅局限于戰場上軍事沖突的描寫，往往不易于從整體上表現戰爭的全貌，不易于在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深刻揭示戰爭勝負的根源。《東方》對國內外、前后方兩個戰場的表現，擺脫了僅限于寫戰場作戰的單線條結構方式，通過開闊而有縱深的結構布局，從整體上反映了戰爭的全貌和精神。特別是突出地表現了成為國家主人之后的中國人民及其優秀兒女，在這場戰爭中所發揮出來的歷史主動精神和創造精神。這是《東方》對抗美援朝戰爭的反映具有史詩性的一個重要因素。
  與兩個戰場的描寫相交叉，作品還從我友敵三個側面深入揭示這場戰爭的內涵、本質及其必然的發展趨勢。在以主要筆墨表現鄧軍、周仆團戰斗活動的同時，作品穿插描繪了朝鮮人民及其英雄軍隊的卓越斗爭，以人民軍軍官金銀鐵一家的生活命運為代表，作品典型地反映了朝鮮人民優良的革命傳統，頑強不屈的民族性格，同侵略者決戰到底的戰斗意志。為這場戰爭付出了沉重代價的朝鮮人民，同中國人民志愿軍親密團結，并肩戰斗，成為贏得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力量。作品對被我軍俘獲的黑人士兵霍爾和白人士兵瓊斯的描寫，筆墨雖然不多，卻由他們在事實面前的逐漸覺醒，從敵人營壘的角度揭露了帝國主義者所發動的這場戰爭反歷史反人民的實質。為欺騙宣傳所蒙蔽的侵略軍不可能保持士氣，戰爭發展的趨勢必然要由正義之師穩操勝券?！稏|方》對我友敵三個側面的描寫，也是從整體上反映戰爭全貌的一種藝術布局，它使作品對戰爭的意義、性質及運動發展規律的表現，更為開闊，更有縱深，從而也增添了作品的史詩色彩。
  任何一場戰爭不管多么紛紜復雜、氣象萬千，它的基本面貌和精神歸根到底要體現于戰爭參加者的利益、命運、愿望與情緒之中。可以說，一部戰爭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關于人們的生活命運的歷史。《東方》對抗美援朝戰爭的史詩性反映，它對這場戰爭的史詩精神的體現，除了憑借格局宏大、縱橫開闊的藝術結構之外，主要是通過一群人物塑像的創造來實現的，它既是一部創造了戰爭奇觀的志愿軍戰士的英雄史詩，同時也就是一部抗美援朝戰爭的史詩。魏巍在他的這部作品里，始終把人物置于戰爭活動的中心位置，在殘酷激烈的對敵斗爭和各種各樣的內部關系中，塑造了一批性格鮮明、血肉飽滿的志愿軍戰士的形象。不過，魏巍對人物的塑造并不以形象生動、性格突出為滿足，他從深刻揭橥這場戰爭的史詩精神著眼，努力使人物性格的刻畫、人物命運的展示與戰爭的歷史進程的表現契合一致，在戰爭進程中展現人物命運的變遷，以人物性格的發展與命運的變遷，透視戰爭的歷史進程。作家對主要人物郭祥的塑造成功，就不單在于對人物獨特性格的豐富刻畫，更在于對人物獨特命運的充分描繪。一部《東方》，幾乎就是一部郭祥的生活命運的歷史。作品將郭祥以往的生活遭際同參加抗美援朝戰爭以后的戰斗經歷銜接起來，著重描寫郭祥在朝鮮戰場上九死一生的獨特遭遇，表現他的思想性格在戰爭進程中不斷豐富、成熟的發展過程，以及他同楊雪愛情的曲折經歷。郭祥的生活道路與個人命運，概括了抗美援朝戰爭的發生、發展和勝利結束的完整進程，這個英雄戰士的精神品質在戰火中的熔煉、升華，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民及其優秀兒女在這場戰爭中顯示出的全新的精神風貌。對調皮騾子王大發和解放戰士劉大順的塑造，作家也注重展示人物的思想境界與個人命運的變化、發展，在戰爭進程中寫出這兩個英雄戰士各自的成長道路，以人物命運的變遷和精神世界的更新，反映出這場正義戰爭勝利的必然性基礎。即使是對反面人物陸希榮的塑造，作家也能通過人物的生活道路在戰爭進程中的逆轉，寫出這個與革命軍隊的根本宗旨格格不入的個人主義者自我毀滅的必然結局，從而對這場戰爭不但會鍛造純鋼、也能清除廢渣的強大威力，作了另一種層次的揭示?！稏|方》對眾多的志愿軍指戰員形象的塑造，從老紅軍戰士、團長鄧軍到新戰士楊春，一系列經歷、性格各異的人物，在作品所搭設的戰爭舞臺上的表演，構成了一部非凡壯麗的英雄史詩。而由這一群志愿軍戰士的塑像在戰爭烈火中熔鑄完成的歷程，顯示了這場震撼世界的反侵略戰爭所蘊含的宏偉博大的史詩精神。
  魏巍在《東方》出版數年之后，又對這部巨制作了重要補充，增寫了幾個以彭總為描寫中心的新章節，彌補了由于歷史原因而造成的缺憾。作家在新增補的章節中，真實地反映了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如何在緊迫險峻的形勢下作出抗美援朝的歷史性決策，描繪了彭總和志愿軍總部在前線堅定地執行黨中央的英明決策，高屋建瓴的戰爭指揮活動和軍事藝術，特別是比較成功地塑造了彭總這一淳厚質樸的統帥者的形象。這些新增補的章節，由于直接表現了統帥部的活動，將統帥部與戰斗部隊聯系、貫通起來，因而增加了作品對戰爭表現的全局感和整體感，使作品的史詩規模愈加明顯、充分；由于這些新增補的章節，作品對這場戰爭的歷史面貌與時代本質的揭示具有了新的高度和廣度，因而使它所包含的史詩精神也愈加強烈鮮明了。
三
  山草呼嘯中
  坐著的是我們的民族
  ——《午夜圖》
  凡是植根于本民族生活土壤的作家，凡是在心靈上和本民族大多數同胞相系相通的作家，總會以自己民族的感情方式、思想方式與審美眼光去觀察和表現生活，創造具有民族特性的藝術作品。作家創作的民族性是作家同本民族天然聯系的一條臍帶。別林斯基說得好，一個富有民族性的作家“始終是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人物，用自己民族的眼睛去看事物，把自己民族的烙印鐫刻在這些事物上面”（注：《別林斯基選集》第三卷第204頁）。在我國當代繽紛如云的作家群中，魏巍也許不是唯一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家，但卻是表現出穩定的民族性的一位作家。和其他一些作家不同，魏巍創作的民族特性，顯著地體現于翻卷著烈火硝煙的戰爭生活的藝術畫幅之內。魏巍同自己的民族一道，經歷了從苦戰中走向光明的曲折艱難的道路，投身于為保衛自己民族的新生、支援面臨危難的民族和侵略者浴血搏斗的戰爭，他為自己民族在艱危酷烈的戰爭環境中裸露出的強壯優美的靈魂所緊緊吸引，他的心田受此照射，詩筆受此浸染，因而當他對親歷深感過的戰爭生活作出心靈的藝術反射時，就不免要帶著自己民族特有的印記。從魏巍寫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年代和抗美援朝時期的詩文中，人們看到的不只是生龍活虎的戰斗、軍旅生活的風情，仿佛還能看到我們偌大民族的身影形魄，聽到她粗重的呼吸、劇烈的戰叫以及她靈魂的急速震顫。
  魏巍是一位能深切體察和領悟自己民族精神的作家，他的創作的民族特性的主要標志，在于他能敏銳地抓取和詩情地抒寫在戰火中閃爍的民族精神?？谷諔馉幾钇D苦的年代，我國人民在日本侵略者殘暴、野蠻的燒殺擄掠之下，處于極端艱難困苦的險境，然而一向刻苦耐勞、酷愛自由、從不屈服于外族武力威脅的中華民族，卻在此民族危亡的關頭顯露出自己優異的精神素質。特別是由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根據地人民，在同兇惡的侵略者進行不折不撓的韌性戰斗中，表現了我們民族萬難不屈的頑強意志與巨大生命力。魏巍的詩集《黎明風景》中那些抒寫晉察冀根據地抗日軍民戰斗生活的詩，對于我們民族這種卓越的精神素質，無疑是樸素、真摯的詩情禮贊。他從戰斗在塞上黃沙間那些“又干、又黑象一塊不發亮的鋼鐵”的戰士體軀內，從菜油燈下捧著識字課本辨認“解放，自由”的老炊事員的瑯瑯書聲，從淳樸的農民為哀悼犧牲的戰士而閃落的“圓大而溫暖的淚珠”，從被敵人慘殺在狼山上的那對好夫妻的平凡經歷，發掘出一種粗樸、堅韌的苦斗精神，這是由強大的民族自信力所支撐的民族意識。它就象一只黎明的鳥兒，始終伴隨著驅趕黑夜、戰取光明的隊伍，狂風折不斷它的翅膀，“苦難壓不倒它的和諧”，它正是我們民族精神的光環在那個艱苦年代里發出的強光。在《午夜圖》里，通過對一個在重兵圍困下坐在紅艷艷的灶火旁鎮定自若的戰士形象的速寫，更將這種民族精神凝聚為一尊巨人的雕像，成為在雷雨風暴中巋然不動的我們偉大民族的象征。
  魏巍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散文報告和長篇小說《東方》，在具體生活形象的描畫中也不時閃出民族精神的光芒，并且呈現出新的時代的特征。當作家描述那些志愿軍勇士在激戰中同敵人血肉拼搏的壯舉時，描述那些在冰雪嚴寒中，在潮濕的坑道里堅守陣地的戰士們含辛茹苦的日常生活時，他總要從戰士敞開的心靈中捕捉其與祖國千絲萬縷的感情聯系，以展示他們為祖國而戰的自豪感與使命感。在對這些普通戰士的美麗靈魂的繪寫中，他探觸到一種以報效祖國，保衛人民幸福生活為無尚榮耀的自覺獻身精神，這是包含了某種新因素的民族精神，是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精神素質中的新成份。與此相關，作家還在志愿軍戰士與朝鮮人民深厚情誼的描寫中，在對關心、焦慮著兄弟的友邦人民命運的鳳凰堡農民形象的刻畫中，寫出了中國人民及其優秀兒女同情被侵凌者，慷慨助人抗暴的善良仁義精神，這種打上了無產階級意識烙印的國際主義精神，同樣是我們民族傳統道德和民族精神在新時代的發展。一般說來，一個民族的精神素質往往能在戰爭環境中得到最強烈、最突出的閃現。魏巍正是在戰爭活動中，在民族的生命力與靈魂最活躍的時刻，感受并藝術地顯露了我們的寶貴的民族精神的。他的創作所具有的民族特性，首先是由于他自己被這種在戰火中閃耀的民族精神所滲透了。而一個為自己民族精神所滲透的作家，就能夠“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偉大處，在他們的情感中抓住了深刻處，在他們的行動中抓住了堅強和融貫一致處”（注：果戈理：《關于普希金的幾句話》，《文學的戰斗傳統》），從而給自己的作品染上特有的民族色彩。
  真正民族性的藝術，并不是單純憑借對風土習俗等外在東西的描摹以顯示民族特點的，而主要是通過民族性格來表現民族精神的。尤其在長篇敘事作品里，人物性格的刻畫無疑是展示民族精神的櫥窗。魏巍的《東方》的民族性特征，就在于作品蘊含的民族精神主要是通過作家塑造的一個個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而體現的。魏巍不枉是位寫人物性格的能手，眾多的人物性格在他筆下毫不重復、混雜，均能見出各自不同的特征：郭祥的頑強機敏，楊雪的純潔真摯，喬大夯的質樸渾厚，花正芳的聰穎靈秀，老模范的厚道，傻五十的憨實，鄧軍的剛毅，周樸的干練，楊大媽的坦蕩潑辣，小契的活潑風趣，可謂“人有其性格，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然而，這些個性迥異的人物，卻都是在我們民族的歷史土壤上生長起來的，他們的性格內核包含著我們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質。這些人物大多是穿軍裝或不穿軍裝的農民，他們身上帶著中國農民那種天然的淳樸氣質，但他們又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經歷過多年革命戰爭鍛煉的戰士，和舊式農民不同，他們的性格心理中融入了許多屬于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東西。他們克服了中國農民性格心理中固有的某些弱點，而將其堅毅勇敢、善良正直的性格優點大大發展了，在較高的境界上升華了。因此，當這些人物在戰爭環境中活動起來時，從他們的風度、氣質上，不但可以一眼見出他們是從中國農村這種特定環境中走出來的農民戰士，更可以確認他們是經歷了中國社會的巨大革命變動的新型戰士，堅定的革命信念，高度的愛國熱忱，自覺投身于正義戰爭，為民族的、階級的利益而戰的無畏氣概，已經滲透到他們的心理素質之中，化為他們性格的血液。
  魏巍善于把握他的人物的民族性格特征，當他讓人物在各種藝術畫面中行動時，總能透過他們差異明顯的個性，顯現出其性格的民族性特色。喬大夯、老模范這兩個人物，一個靦腆憨厚，一個真誠善良，作家卻由不同的個性特征入手，深入挖掘他們性格中蘊含深厚的東西。喬大夯的外柔內剛，在敵人面前如天神般的勇武威嚴，表現了我們民族性格中含蓄內向，有巨大潛在力的特點；老模范的勤勉寬和，待人至誠，則表現了我們民族性格中吃苦耐勞、克己為人的品格。王大發和劉大順這兩個各有自己弱點的戰士，他們的個性也有顯著差別，然而他們在成長中同樣流露出我們民族從善如流、積極進取的性格因素。與上述內省型的性格不一樣，郭祥、楊大媽的性格屬于活躍型、開放型的。作家對郭祥的刻畫有意識地避開比較古板的類型，而寫了他的活潑性格。不過，郭祥的性格仍然是帶有民族特征的，他是那種在童年的苦難生活中磨煉了頑強不屈的稟性，又在革命隊伍里發展了堅韌樂觀的個性的戰士，在他的性格里既保留了我們民族傳統的精神素質，又糅進了較多的新成份，因而明顯地體現了民族性格的發展和豐富。楊大媽的性格顯然不同于許多作品中出現過的革命母親的性格特點，她的潑辣直爽，精明干練確有獨特之處，這是由她的獨特經歷所造成的，然而她的這種特異性格又分明鐫刻著民族性的印記。她對共產黨、子弟兵，對革命事業那種烈火般熾熱的感情，愛憎鮮明，急風迅雷般的稟性氣質，正是我們民族那種向往光明，追求真理而不惜赴湯蹈火的執著精神的具象化。概而觀之，魏巍筆下的人物性格決非舶來品，決非穿著中國式長衫的外國紳士，而是在中國的社會歷史土壤上養成的，真正具有民族性的人物性格。他是用含有自己民族要素的眼睛和心靈，去觀察，去感受，從而創造了這些民族性格，以表現我們的民族精神的。
  藝術創作的民族特性，不但在于對一定的民族生活內容的表現，與此相適應，還必須具備一定的民族形式。一個富有民族性的作家，不會不關心、重視藝術形式的民族特色。魏巍創作中所具有的民族生活內容（包括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是同他創作的民族形式和諧一致的。首先，他的作品的語言是民族化的，許多是采自群眾的口語煉制而成的文學語言，不僅帶著濃郁的民族生活的泥土氣息，而且樸素簡潔，明快有力，不論抒情、狀物、敘事、寫人，均能生動傳神，頗具表現力，這顯然是得益于我們民族語言的哺育。其次，他在藝術表現形式和表現方法上也吸取了民族藝術的不少特點和優長。比如，他的詩比較注重意境的創造和思想的含蓄，多在情景交融的畫面中達意傳情，而較少直露的議論、抒情，可以約略見出傳統詩歌藝術的意趣。他的散文也明顯受到我國傳統散文藝術的影響，善于入乎其內抓住人與事的精神，于夾敘夾議、情理交匯的抒寫中，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他的長篇小說不論在藝術結構或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均表現出民族形式的特色：前線和后方兩條線索交錯發展，有分有合，疏密相間，似斷實連。人物的出場如串珠脫落，一個引出一個，人物的發展隨故事情節的順序展開，有頭有尾，前呼后應。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有于大變故中對人物思想性格濃墨重彩的勾畫，亦有于細節上對人物音容情貌的工筆細描。在這些方面，不難看出作家對我國古典小說藝術的喜愛與師承，也表明作家對廣大讀者群眾審美趣味與欣賞習慣的尊重和適應。當然，作家并沒有拘守傳統藝術方法的規范，他同時也在對外來藝術的借鑒、吸收中，豐富自己創作的民族形式。
  魏巍在他的《不斷集》后記里，曾經以“不斷學習”，“不斷進步”的精神自勉，表現了一個有作為的作家永不滿足，不懈地追求新的更高目標的可貴態度?？v覽魏巍四十多年的創作，從前期的詩歌，散文到后期的長篇小說，可以看出在思想藝術上是不斷發展，愈益成熟的，幾乎在他創作道路上的每一重大階段，都產生過優秀的有廣泛社會影響的代表作，這不是一般的作家所能做到的。在中外文學史上，越到老年其藝術創作愈益精湛的作家不乏其例，但也有不少在寫出成名作之后，就一蹶不振，甚至銷聲匿跡的作家。魏巍顯然不是后者。杜甫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我們有理由期待，魏巍這位雖已年過花甲但創作生命力猶旺的作家，以“不斷”精神為社會主義文藝園地再添名花佳卉。
  （1984年5月—10月斷續寫成）

  注釋:
  ⑦黑格爾：《美學》第一卷第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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