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愚”許三多：一個啟蒙末完成的童話主人公

作者：李茂增 原載：學術中國

　　一

　　誠如許多評論家指出過的那樣，作為虛構人物的許三多能夠超越已被賦予太多國族想象的姚明、劉翔成為“2007年度中國人物”之首，已然構成了當代中國一個重要的文化事件。不過，很顯然，雖然《士兵突擊》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軍事題材片，但許三多之所以倍受追捧可能并不僅僅、甚至主要不是因為其“士兵”身份。無論戲里戲外，許三多總是會讓人聯想起王寶強演過的另外兩個角色：鳳鳴和傻根。鳳鳴、傻根和許三多，雖然年齡有別、身份各異，但最深層的精神氣質卻極為相像：愚蠢而智慧，無能而大能，卑賤而高貴，丑拙而圣潔。因此可以說，早在2005年的賀歲片《天下無賊》乃至更早的電影《盲井》中，許三多的前身傻根和鳳鳴就已經為其提前贏得了一大批擁躉。我甚至以為可以將三部作品看成是一個系列劇：鳳鳴經歷了《盲井》中的那場變故后，改名傻根到青藏高原去打了五年的工，之后參軍，變成了士兵許三多。不無巧合的是，在美學風格上，三部作品嚴絲合縫地構成了悲?。矂。齽〉倪f進關系。毋寧說，正是三個不同角色之間的互文本效應成就了作為大眾偶像的許三多。

　　在社會共識變得日益困難的今天，“傻子”許三多能得到各階層的一致認同，無疑值得玩味。我由此想到了俄羅斯畫家M. V. 涅斯捷羅夫的名畫《在俄國》?！对诙韲分猿善錇槊?，并不是因為它在繪畫技巧上有什么重要的突破和創新，而在于它形象地闡釋了俄羅斯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即“圣愚”在俄羅斯精神文化生活中所占據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对诙韲房胺Q俄羅斯精神文化生活的眾生相，畫家將所有對俄羅斯文化做出過貢獻的人，諸如貴族、士兵、農民、神父、作家，等等，集于尺幅之中，而繪畫的焦點則集中在一個男孩和一個老邁的圣愚身上。畫作的喻意不言自明：盡管畫中的所有人物都為俄羅斯民族的生存做出過貢獻，但只有男孩和圣愚才是俄羅斯民族精神的真正締造者，才是俄羅斯民族真正的領路人。

　　撇開畫中的男孩不談，只說圣愚。俄羅斯文化語境中的圣愚，大都具有如下特征：形貌丑陋，衣飾奇特甚或襤褸破舊；地位卑微，飲食簡淡，身無長物；游離于世俗生活尤其是主流社會之外，來歷不明，萍蹤不定，經常處于一種無根的漂泊狀態；不諳常情常理，言行愚癡，經常被嘲諷、被侮辱卻渾然不覺，更不為所害，其超常的忍耐力仿佛是百害不侵的護身符。當然，上述種種都只是圣愚的表層特征，其實圣愚看似愚癡，實則是智慧和真理的化身；看似柔弱無力，實則是福音的傳布者；其癡言怪行的確乖悖常理，但惟其如此才能暗藏天機，通達神天。因此，圣愚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神明或天義的象征，他以反常的方式彰顯神跡，警醒世人，懲戒僭妄。事實上，的確有不少人認為圣愚乃是基督的化身。

　　就俄羅斯文學中的圣愚形象而言，最為人耳熟能詳的莫過于托爾斯泰筆下的皮埃爾·別祖霍夫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梅什金公爵。

　　《戰爭與和平》中的皮埃爾在上流社會的交際圈中，似乎永遠是一個在場的局外人，這不僅因為他是私生子，沒有工作，沒有明確的社會身份，更因為他的幾乎每一句話，每一個舉動，都不合時宜。他的談伴要么語含譏諷，要么想要設法擺脫他，而皮埃爾卻對人們的態度毫無察覺。然而事實卻是，皮埃爾的論斷總在事后被證明是正確的。而且皮埃爾似乎戴著一個神奇的護身符，無論是和花花公子道洛霍夫決斗，還是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皮埃爾總能安然無恙。如果說安德烈公爵是理性的化身的話，那么皮埃爾所代表的則是一種超驗的精神狀態。值得指出的是，安德烈公爵從一開始就對皮埃爾崇敬有加。不知道兩人的結局是否有深意藏焉：皮埃爾不僅娶妻生子，而且贏得了整個上流社會的尊崇，而安德烈公爵卻盛年夭亡。

　　同皮埃爾一樣，梅什金公爵的身世也是一個謎團。似乎只是為了給他返回俄國找一個理由，作者才不無牽強地安排他成了葉潘欽將軍夫人的遠親。而梅什金公爵的愚癡比之于皮埃爾，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梅什金公爵患有嚴重的癲癇病，如小說題目所示，是一個不諳世事的“白癡”。按照醫生的說法，他的智力水平只相當于一個孩子，而且永遠相當于一個孩子。因為像孩子，所以梅什金公爵總是顯得與環境格格不入。但也正因為像孩子，所以梅什金公爵才能恒常地保持其純潔、善良、真誠、寬容、安靜，并使之產生驚人的力量和絢目的美感。在眾多顯達的追逐者中，美的象征納斯塔霞·菲里波芙娜獨獨心儀貧窮落魄的梅什金，便是明證。至于梅什金公爵以德報怨，即使是面對曾經試圖殺害自己、并且已經殺死了納斯塔霞·菲里波芙娜的惡魔羅戈任，仍能如兄弟般地和后者躺在死者的尸體旁邊，心平氣和地談論所發生的一切，則非有基督的大德不能為。

　　由鳳鳴、傻根和許三多迭合而成的形象，當然和俄羅斯文化中的圣愚有這樣那樣的差異，但總的來說，二者并無質的不同。

　　和俄羅斯圣愚一樣，鳳鳴、傻根和許三多都游離于社會之外。鳳鳴失牯輟學，四處流浪打工。傻根是一個孤兒，不知自己的父母，沒有正式的姓名，連續五年沒有回家。許三多的家庭也殘缺不全，而且只是父親的“龜兒子”，在村子里從來就是被嘲笑、期凌的對象。絕非巧合，三個人都只會說方言，而且都不懂最基本的人情世故。

　　更重要的是，三個人都癡、愚、呆、傻，卻又都“因愚而圣”、“愚圣合一”。鳳鳴從一開始就面臨著被謀殺的危險，卻非但對“叔叔”們謀財害命的動機渾然不覺，反而對之心存感激。傻根傻到會在火車站高喊自己帶了六萬塊錢。許三多從來就分不清別人是真心夸獎還是惡作劇式的嘲諷。然而，三個人卻又都具有非凡的道德能量。如果說，《盲井》中的鳳鳴以自己的善良和柔弱逐漸感化了“叔叔”，使之在生死關頭殺死同伙，并且陰差陽錯地賺得了足以養活一家的四萬塊錢，已經頗富傳奇色彩，那么，《天下無賊》中的傻根能夠在短暫的旅途中讓江湖大盜王薄不僅良心發現，而且舍身成仁，就多少有些超乎常理。事實上，影片不僅通過青藏高原、喇嘛廟、降魔杵等符號暗示了傻根超自然的力量，甚至干脆讓王麗直接說出了“他可不是一個凡人”。而一無是處的“孬兵”許三多靠著一句“人就應該有意義地活著”，先后超越了成才、伍六一、史今、高誠、袁朗，一躍而成為全團乃至A大隊的精神象征，更應合了最為典型的圣愚敘事。

　　二

　　圣愚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雖然在俄羅斯文化中表現得最為令人矚目，但其源頭卻可以上溯到《圣經》。亞伯拉罕大概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圣愚形象。亞伯拉罕老來得子，上帝卻命其將愛子獻作燔祭。亞伯拉罕雖然愛子心切，卻遵命而行，結果為自己也為猶太民族贏得了上帝的恩寵。比之于亞伯拉罕，上帝對約伯的要求更加不合常情，而且不斷地變本加厲，但約伯同樣一一遵行無違。結果約伯及其后代都“成了有福之人”?！妒ソ洝分蓄愃苼啿焙图s伯的故事還有不少，概而言之，毋寧說，《圣經》時代的圣愚之“愚”，強調的是放棄“人”的智慧，對上帝無條件地信仰和忠誠，因為非此不足以贏得上帝的恩寵。唯其如此，保羅在致科林多人的信中，才會特別強調愚拙之于信仰的重要：“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自以為有智慧，倒不如變作愚拙，好成為有智慧的。”（林前，3：18）

　　保羅的話堪稱是對許三多這一形象最好的解釋。在和二哥許二和的爭論中，許三多的一句“我信”雖然不無夸張，卻既道出了他因愚而圣的最大秘密，也道出了他和一般的大眾偶像的本質區別。

　　的確，許三多/王寶強很容易被視為一般意義上的大眾偶像。在硝煙未散還復濃的時代，許三多身上凝結著國人對新戰國時代沙場英雄的種種預期；在人人夢想成為“成功人士”的時代，許三多為成功之道提供了一個雖然老套但頗有說服力的秘籍：持之以恒（所謂“不拋棄，不放棄”）；在一個“人人都不滿足”的時代，《士兵突擊》所采用的“底層”視角，無疑為實際上涵蓋了所有人的“弱勢群體”提供了一種替代性的滿足；在一個“禮崩樂壞”、道德失范的時代，許三多提供了一個“禮失而求諸野”的楷模。當然，女性批評的解釋同樣有力：在長達三十集的時空轉換中，一個又一個陽剛氣十足的男性軍人次第展現在女性觀眾面前，而片中卻在沒有一個直接在場的女性對其形成競爭的威脅，這無疑為后者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間……

　　但所有這些并不足以窮盡許三多的文化內涵。理由是，在消費時代的影視生產中，有太多的形象比許三多有更充分的理由成為軍人標本、成功人士的象征、底層代言人、道德楷模或女性心目中的理想男性。

　　如果我們承認許三多和皮埃爾、梅什金，以及亞伯拉罕、約伯在精神氣質上的關聯，我們就必需承認，他和一般意義上的大眾偶像有著質的不同，而這種不同無疑在于：他不僅有自己的信仰（活著就是要做有意義的事情），而且他的信仰是如此堅定，堅定得讓人難以置信、讓人嫉妒甚至仇恨。在無所事事的無邊草原上，沒有信仰的老兵百無聊賴、得過且過，而有信仰的許三多卻無比充實，操練、站崗、修路，就連幫人整理內務也樂此不疲。老兵之所以看許三多不順眼，其實并不是因為這個新兵蛋子死不開竅、不合群，而是因為許三多讓他們感受到了一種深層的、由于生存缺乏根基的恐慌。許三多越是活得充實，就越是反襯出老兵們的空洞和虛幻。在鋼七連解散的時候，許三多甚至讓一向飛揚跋扈的高誠感受到了這種恐慌。許三多可以在鋼七連解散后一如既往地整理內務、打掃衛生、站崗值勤、吃飯出操，而高誠卻只能滿懷羞愧、恥辱地躲在宿舍里掉眼淚。說穿了，高誠的自信甚至自大有賴于鋼七連的存在，然而鋼七連作為生存的根基，終究不夠牢固。

　　從某種意義上說，高誠和許三多的區別正是一般意義上的大眾偶像和圣愚許三多的區別。（在網上的《士兵突擊》吧中，高誠“粉絲”的數量同樣令人可觀。）一般意義上的大眾偶像，也能為大眾提供一定程度的生存根據，但這種根據顯然還需要有更深層的根據作為根據，而圣愚許三多的不同正在于，他擁有這最后的根據。因此，他的呆傻癡笨實際上是一種源于信仰堅定而來的平靜，其中蘊藏著巨大的能量。高誠固然能夠在調任偵察營之后迅速找回往日的充實和自信，但如果他不能像許三多那樣找到最后的根據，就依然不能一勞永逸地消除最深層的精神恐慌。

　　因此，許三多和老兵、高誠們的愚/智、被引導/引導關系就完全顛倒了過來：不是愚笨如許三多者被靈智如高誠、老兵者引導，而是后者被前者拯救。

　　三

　　顯然，《士兵突擊》通過許三多與五班老兵、高誠、二哥等的對比，尤其是通過這種對比所顯現出來的、源于生存的無根基的恐慌，是對當代（中國）精神癥候的巨大隱喻。也許是在有意無意之間，一個老而彌新的問題被碰觸到了：在高度“祛魅”的無神時代，在神性與天道、革命和歷史被次第解構的時代，如何為生存找到堅實的根基？

　　然而也只是“有意無意”地“碰觸”到了問題而已。作為一部定位為主旋律的電視劇，《士兵突擊》沒有也不可能將這一問題突兀而尖銳地呈現出來。如果說，正是通過“圣愚”許三多，《士兵突擊》觸碰到了一個深刻的問題，那么，還是通過“圣愚”許三多，電視劇又令人遺憾地掩蓋了這一問題。

　　個中關鍵在于：“圣愚”許三多觸碰到的信仰問題是一個典型的現代問題，而電視劇卻試圖用一種古典的方式去解決這一問題。于是問題變成了：現代信仰和古典信仰有何不同？或者說，古典信仰在現代為何失效？

　　而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需要明確一個了然的前提：由于眾所周知的事實（尼采所謂“上帝已死”），現代人已經失去了一個明確的、形而上的信仰對象。對于亞伯拉罕和約伯來說，作為人類創造者和拯救者的上帝的存在乃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盡管上帝可能會做出讓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但那只是因為人不能理解上帝而已，歸根結底，上帝的所作所為無不是善良而正義的。因此，對古代人來說，上帝作為世界和存在的根基，是堅實可靠的。惟其如此，古代人所要做的，便只是無條件地信靠而已。然而，對于啟蒙運動之后的現代人來說，這樣一個上帝已經不復存在，現代人必須自已掌握自己的命運，自己做自己的上帝。因此，作為啟蒙運動的奠基者，康德才賦予作為現代/古代之界碑的“啟蒙”以獨特的內涵：所謂啟蒙，并非一個事件，更不是一個已然成為過去的歷史事件，而是一種態度，也即“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從而“脫離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 不過，正如康德所擔心的那樣，由于懶惰和怯懦，現代人寧肯自欺欺人地貪戀于“凡事都有人引導”的不成熟狀態，也不愿努力進入艱辛而危險的成熟狀態。以至于一百多年后，?？略凇逗沃^啟蒙》的講演中，不得不再次闡釋并深化了康德的看法。?？聫娬{，所謂啟蒙，首先意味著是在現在（現代）的視域中對自己、并進而對世界和歷史進行反思、質詢和批判，而不是不切實際地逃回古代。同對“上帝”欲拒還迎的康德相比，作為尼采信徒的?？聣焊鶅壕筒幌嘈庞心菢右晃簧系?。?？掠绕鋸娬{，啟蒙作為一個批判的過程，是永無完結的，任何試圖以封閉的、完成形態出現的“真理”話語，都與啟蒙精神背道而弛。福柯進而認為，無論是就其“自我質詢、自我批判”的一面而言，還是就其永無完結的一面而言，啟蒙都意味著一種英雄主義或苦行主義。在?？驴磥恚敲總€人都像康德所主張的那樣，大膽地運用自己的理性/理智，在錯綜復雜的權力關系中，對自我、世界和歷史進行質反思、質詢和批判，人類將不可避免地墮入尼采所宣稱的虛無主義的深淵之中。就此而言，啟蒙又意味著每一個現代人都無可逃避的責任。

　　因此，古典信仰強調的是信靠，而現代信仰所強調的是反思和批判；古代信仰指向上帝（神），現代信仰以“自己”為上帝；古代信仰排斥理性反思，而失去理性反思，現代信仰就無從談起；古代信仰要求的是虔敬，而現代信仰要求的是勇氣、責任和苦行。

　　顯而易見，許三多（鳳鳴、傻根）的信仰是一種典型的古典信仰，因為許三多雖然虔敬有加，卻既缺乏運用自己理性/理智的能力，又缺乏自我質詢和自我批判的勇氣。因此，許三多的虔敬和執著以及由此而來的寧靜固然讓人欽佩而神往，但這種與生俱來的虔敬和執著由于不曾經過理性/理智的反思和質詢，就難免顯得虛幻而無力。正像《白癡》里“惡”的象征羅戈任對梅什金不屑一顧一樣，《天下無賊》中的王薄認為傻根雖然值得同情，卻不值得欽佩，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惡的存在，更不知道惡的力量的強大；相反，只有在直面惡的力量時顯現出來的善才真實有力，才值得欽佩。同樣，就像只能完成三十多個單杠大回環的許三多在高誠的一激之下居然完成了三百多個一樣，許三多的信仰終歸有些可疑。我們很難想象，假如許三多遇到的不是史今、王團長、袁朗，他還能由愚而圣。

　　前文說過，許三多和梅什金公爵有諸多相似之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無論陀斯妥耶夫斯基還是托爾斯泰對待圣愚的態度都判然有別于《士兵突擊》。的確，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很大程度上迷戀梅什金公爵的“愚癡”，并且的確希望梅什金公爵能夠像基督那樣拯救苦難深重的俄羅斯。但另一方面，陀斯妥耶夫斯基又深刻地認識到，梅什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就像他的心智只相當于一個孩子一樣，他的力量大概也只相當于一個孩子。小說中，梅什金公爵沒能拯救納斯塔霞·菲里波芙娜，也沒能拯救阿拉格婭。小說的最后，梅什金公爵發瘋后，回到了瑞士。同樣，托爾斯泰最終也否棄了自己在“圣愚”皮埃爾身上寄托的種種不切實際的理想。從某種意義上，《戰爭與和平》庶幾可以看作是皮埃爾由圣愚而凡俗、由古代人而現代人的成長史。在經歷了一系列荒誕的事件后，皮埃爾漸漸地獲得了理性/理智，并且真切地進入了生活。小說的結尾，皮埃爾則跟娜塔莎結了婚，并且加入了十二月黨。

　　俄羅斯歷史以一場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不愿意看到的悲劇證明了他們的先見之明。在俄羅斯歷史上最偉大的兩位文學家相繼去世之后不久，沙皇俄國的最后一個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壽終正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正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皇后亞歷山德拉寵信俄羅斯歷史上“最偉大的圣愚”拉斯普津（誠然，此“圣愚”已非彼“圣愚”），以“神跡”和“天啟”治國，結果民怨沸騰，國無寧日，終至山河破碎，換了人間。

　　注釋：

　　康德：《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見《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第22頁，商務印書館，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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