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結號》：別拿炮灰不當炮灰

作者：崔衛平

看不出是一支共產黨的隊伍

由于韓國人的加入，《集結號》有著與國際接軌的一流戰爭場面。將來如果沒有韓國人而是中國人自己做出來的，就更好了。這部影片值得稱道的還有非常恰當地運用演員，沒有用那些大明星，這是它不同尋常的閃光之處。

故事當然是中國人的和中國特色的，而且設想是為今天的中國人提供的。這是一部故意淡化意識形態的影片，馮小剛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記者時說：“傳統的戰爭片是為政治服務的，這個電影，還是從市場切入，希望在市場上能夠贏得大部分觀眾。”編劇劉恒在《南方周末》上說：“第一，我們不討論戰爭有沒有意義；第二，我們不討論犧牲有沒有價值。”

這樣一來，主人公谷子地與他的戰友們已經不再是為理想而戰。他們不再是為了“解放新中國”，不再是為窮苦人不再受苦及當家作主，他們出生入死的行為，不再是任何自愿的犧牲和獻身。他們變得沒有行為動機。影片中唯一有人提到地主訛了他們家“二畝半地”，但是看不出來這與他當兵打仗有什么聯系。稱之為“理想”的東西，統統被看作“意識形態”，從這些人身上拿走了。

他們因此也多出來一些東西：近距離槍殺俘虜、將俘虜的大衣靴子穿到自己身上、翻檢死人手臂上的手表、指望早點回家、乃至膽小怯懦，粗魯暴躁，聲嘶力竭沒有一次是從容鎮定的。不是說這些人不可能有這樣一些人性弱點，而是在拿掉了理想這個維度之后，再加上這些東西，讓人看不出來那是一支共產黨的隊伍。谷子地給自己找的指導員是一個在戰場上尿褲子的人。戰場上尿褲子的人有的是，但是他未必能夠當上共產黨連隊的指導員。這恐怕是實情。

有觀眾認為“看不出來誰跟誰打”，應該被視為一種富有意義的批評。將“九連”看作一支國民黨的隊伍似乎也說得過去。當然今天來看國民黨與過去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再不同也要尊重歷史。起碼，與影片相關的1948年的共產黨及其軍隊，肯定是有理想有抱負的，是代表和促進社會進步的。后來理想的敗死是一回事，但是不能用這個來取消前人曾經擁有過的東西。

這些所謂“反英雄的英雄”，其實是“反理想的英雄”。那些既沒有理想也不注重自身品德的人，他們仍然從事著凡人不可能完成的艱苦沉重的工作。但是經過二戰之后人們苦苦思索而得知，僅僅是“勇氣”與“服從”是十分危險的。筆者極為不情愿用這個詞，但是一個沒有行為動機又在從事驚天動地事業的人，只能用“神經錯亂”來形容；一群缺乏理想和品德而持續掃射的人，是一群舉止古怪的戰爭機器。

人們根據自己頭腦中已有的關于共產黨及其軍隊的印象，順便就將這部影片指認為“主旋律”影片，但是從影片的實際情況來看，如果說這不一定是共產黨的部隊，那么與主旋律何干？回到開頭提到的淡化意識形態的做法上去。這肯定是一個策略。但是作為策略它就要付出相應的代價。

炮灰的悲劇還是人的悲劇

問題出自這里——影片的監制陳國富對記者說：“畢竟講的是國共內戰,我們因此特意避開其正義、邪惡之名的爭論,讓觀眾看具體故事,而不是看戰爭本身。”稱之為“國共內戰”，是對于重大歷史問題的一個新的結論性意見。這個結論以及過去的結論是否恰當都是可以討論的，但是至少，就當時參戰的成千上萬人們的主觀愿望來說，是懷抱著對于新中國熱切向往的，這是不能抹殺的歷史。而故意不問戰爭的正義如何，不問這些人的行動是否與正義有關，甚至不將這些看作他們自己的選擇，那么谷子地與他的戰友就只能是一群炮灰了。這樣的人可以為共產黨打仗，也可以為國民黨打仗。

他們的上級正是這樣對待九連的。臨走時團長下的是死命令，不吹響集結號不準離開，但是他仿佛根本不想吹響集結號，永遠也不吹響。這從他一反往常地給了谷子地幾包大黃龍香煙中可以看出，另外谷子地向他要增兵他回答“沒有”，只是同意將“繳獲”的國民黨服裝給他們，這多少有點拿他們當兵痞子的意味。而影片根據淡化意識形態的策略，也沒有強調九連死守的意義何在，比如通常說的“服從大局”，“以較小的犧牲換得更大的勝利”。這樣一來，當谷子地得知真相時，揪著已成殘廢的司號員小梁的手，便有理由怒不可遏：“你們怕被敵人咬死？九連呢？我的九連呢？”并一頭撲向已經成為烈士的原團長的墓碑。本來未必不是一場即使是有失誤的戰略部署，結果完全變成了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私事。

實際上即使是掩護大部隊撤退，也有一個完成任務之后自己撤退的余地。這個團長顯然沒有給九連留下這個空間。這就不是一般所說的為集體犧牲個人的問題，而是另外一個要不要對個人生命負責的問題。不能說團長要這些人去死，但僅僅將一條死路放在他們面前，這是徹底不負責任和完全忽視生命的不能說他要他們去死，但僅僅將一條死路放在他們面前，這是徹底不負責任的。團長這樣一種態度，使得這部影片在令英雄走下神壇之后，并沒有落實到一個人的位置上，拍攝一部有關戰爭中人的或人性的影片，而是從人的立場再往下降——它是一部關于炮灰的影片。受憋屈的不是英雄，而是炮灰。這是這部影片最不能令人接受的。

而影片本來是存在著走向“人”的轉折點的：那就是當那位犧牲的戰友稱自己聽見了集結號，于是谷子地們則選擇全體離開。這不是沒有可能。前一場戰斗已經表明這位連長是一位經驗豐富的人，他試圖阻止那位魯莽指導員的冒失舉動。他入伍多年，戰斗打成那樣，他不會不起疑心，他自己也急切盼望號聲響起，覺得那是合乎清理的。而如果是因為臨陣逃脫要軍法從處，難道這樣打下去就有一個活頭嗎？

那就是一個人所想的而不是炮灰所想的。反過來說，這樣去想就成為了一個人而不是戰爭機器。當年陳勝、吳廣改變自己的行動路線，也是因為：“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這個一點都不復雜，經這二人一說，他們手下九百個目不識丁的農夫個個能夠理解，于是這些人就將自己放到一個人的位置上，他們決心與那些不顧人死活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們平起平坐。谷子地不會想到這些，他是當炮灰的命。當然，炮灰的悲劇也是悲劇。但是這樣說對不起那些當年那些戰死沙場者，他們多是一些目光炯炯的人們。

別拿炮灰不當炮灰

與那位因電臺壞了聽不見撤退消息的死去的團長不同在于：谷子地與他的九連是根本沒有人想要替他們吹集結號，沒有人想要在死亡線上拉他們一把！不錯，戰爭總是要死人的，但是在死亡線上也不總是沒有人拉！不拉的人就要因為不想去拉而受譴責。

影片沒有抓住這一點停留，而是轉向另一個方向——唯一活著的谷子地為替他人堵槍眼的戰友們要求平反。部隊改了番號，檔案也找不到了，這些人于是被當作失蹤處理，而不是按照烈士待遇。谷子地所做的瘋狂努力就在于要證明他們死在戰場上，而不是做了逃兵。而如果說這是一個有關炮灰的悲劇，那么所謂恢復名譽，是恢復他們作為一個“炮灰”的名譽。

影片本身也沒有做到它自己的意識形態所宣傳的那樣：“每一個犧牲都是永垂不朽的”，如果是這樣，那么影片中那位被槍殺的國軍俘虜，不也是同樣的烈士需要加以表現令人不能忘懷？而谷子地率九連“殲敵無數”，同時也是將無數人變成了烈士，對于這些死去的憋屈的冤魂，影片是否已經想到或做到要站在他們立場上說話呢？“意識形態”這個東西不是好玩的，稍不小心就變成引火燒身。伴隨著“否定”之后，會出現“否定之否定”，但那應該是更上一層樓的東西。

表面上這部影片將那個關于戰爭的正義與否的問題放下了，不去討論犧牲的有沒有價值，但是這種轉移目標的處理方式仍然表明一種態度：對于炮灰來說，如何去生去活、不顧一切獲得生命是不重要的，關鍵是如何去死，是死后的說法和名分。只要他們去死，并能夠證明他們的確是死了，他們作為炮灰的意義，就全都實現了。

而為什么不說每一個生命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是這樣，那就是另外一部影片了。目前的這部，只能說它也往前走了半部，那就是“別拿炮灰不當炮灰。”

2007年12月21日

我是做小空間的 ——回答何東先生

作者：崔衛平 2007-12-24

非常感謝何東先生認真看了拙作，也非常感謝他寫了如此好的批評文章，傳達出很多富有意義的信息。這些信息得到了許多網友的認可，許多認可讓我感到非常欣慰。下面就何東先生提出的問題，稍作回答。有所疏漏，萬望包涵。

一、關于“甩手評論”的說法

其實我是認同“甩手”這種說法的。我的意思是說，每一個人有自己工作的起點，不能說別人的起點正好是自己的起點，將別人的工作視作自己的工作。我知道自己的工作與那些制作者們只有微弱的聯系，他們的出發點不是我的出發點。兩手空空，不甩作甚？

許多年前我的所在單位有一場“如果我當院長，我要做什么”的討論，我就發言說“我又不是院長，為什么要替他著想？為什么將我自己的頭腦替換成他的頭腦？他有他的工作，我有我要做的事情。”

又，前幾天有一個關于“青年電影高峰論壇”的會議，通知我參加的人同時動員我，說“王中軍也來了。”他這樣說的效果適得其反，我正好有理由不去了。我問自己：

“王中軍先生的事業是我的事業嗎？”

回答“不是。”

“那么我要求助于王中軍先生的事業才能夠發展我的事業嗎？”

回答：“也不是”。我并且與朋友用手機短信一起商量：這個會上“有人要賺錢，有人要賣片子，而這些都不是我們的事業”。我要是認為自己也是其中一員，那就認錯門了。

今天，我甚至可以更加大把甩手地說——“我又不是馮小剛先生，為什么要替馮小剛先生著想？”這樣說完全不等于我不尊重馮小剛先生，而僅僅是說我不是他，不等于他。對于馮小剛先生的工作成就，我會另文撰述，可以透露一點的是關于“銀幕與觀眾的鏡像關系”，只有在馮小剛先生這里才是真正建立起來的，而且無人能出其右。

我同時深知，一部影片市場的成功，不是我自己的成功。一部影片打動別人的心，不等于打動我自己的心。跟著別人歡呼和抹眼淚，都不是我的工作范圍。我生活在這里，工作在別處。

我希望所有導演、制作人這樣看待我的工作：打個比方說吧，過去有一種打分的比賽，一共十個評委。最后統計分數時，需要“去掉一個最高分，再去掉一個最低分”。那么我的評論就是需要去掉的那個“最低分”。他們可以完全不去考慮我在說什么。

以前有網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道：“不管你說什么，陳凱歌還是要拍他自己的！”這就說對了！他拍他的，我說我的，他有他的觀眾，我有我的讀者。我所要負責任的，是我給自己定下的目標。這個目標與我一貫的工作立場相一致，而不是與任何他人相一致。

還要說一句的是，電影這種東西，永遠有它的兩面性：它既是娛樂商品，又是文化產品，缺一不可。有人愿意拿它當娛樂商品對待，這沒有問題；但是不能否認它同時也是文化產品，需要將它當作文化產品來對待。我的工作范圍屬于將電影當作文化產品。在娛樂之后或之中也會有人想到這個東西到底什么意思，那么就與我的工作十分接近了。但是我不反對那些將電影當娛樂商品的立場，我自己很多時候也是這樣看電影的。

二、我是做小空間的

“做小空間”意味著，我不是做意識形態的。什么叫做“意識形態”？簡而言之，意識形態就是號稱自己“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那種東西。比如說這樣的提法“任何犧牲都是永垂不朽的”，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它的適用范圍實在太廣了。

做一個“小空間”的實驗給大家看看。就拿這部電影為例吧。我同意有戰爭就會有犧牲，并且認為任何犧牲是出于戰略部署。那么《集結號》里的戰略部署是掩護大部隊安全轉移，但是掩護大部隊安全轉移，并不等于一定要犧牲這47個人，因為犧牲47個人不屬于戰略目標。戰略上所要完成的是大部隊轉移，而不是犧牲這47個人。

因此，在大部隊轉移與47個人犧牲之間，就存在一些微小的空間或者說縫隙。我就選擇呆在這個縫隙當中，一定要堅持表達，要盡一切努力去挽救在死亡線上的這47個人，否則就是影片的漏洞。哪怕最終挽救失敗，這47個人還是犧牲了，但是去做努力與沒有努力（根本沒有吹號）是不同的。這部影片里的團長因為電臺壞了沒有接到撤退信號，與他自己生前從來沒有給這些人發出任何信號，沒有給他們留出任何生路是不能混淆的。

小空間的工作還包括將一些看似孤立的小空間結合起來，做成一個較大的整體空間。比如，我也深知軍人以服從作為自己的天職，一個人穿上軍裝就需要做好隨時獻身的準備。但是獻身的軍人不是亡命之徒。他們之所以愿意將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是因為同時存在另外一些條件：那就是軍隊里上下級之間及戰友之間的一種深深信任：信任更高一級長官不會無緣無故將他們犧牲掉；信任他們自己與任何人一樣，在任何戰斗及危險中都擁有戰略轉移的權利，而不是戰爭中的賤民；信任如果處在死亡線上，不是決不可能沒有人拉他們一把。所謂“服從”是與這樣的深信聯系在一起的。

而如果有人從來沒有打算給谷子地們發送任何信號，就等于率先破壞了他們之間的深信和承諾，他們就可以在一個破壞了的新格局中作出自己新的選擇。我看到《南方周末》上面的小說原作者說“部隊不跟你講代價，也不跟你講承諾”，這樣的說法讓我感到十分不適。

在大半個世紀的有關歷程中，我所說的“1948年”也是一個小小的空間而已。本人迄今堅持這樣的看法，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同時也建議大家都來想一想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的前人全都錯了，我們又如何可能全都對了？我們來自何方？是不是我們曾經接受的東西中，實際上有些部分今天仍然是有意義和有用的？如果我們不去尊重1948年，那么說明我們還沒有學會自重，今后的人們也不會尊重我們。

起碼，就電影目前這個樣子，怎么可以包裝成“主旋律”呢？一個影片怎么可能通吃——既是“主旋律”，又是“老百姓喜聞樂見”，還是“普世的價值”？說是商業片，本人完全同意，商業片可以歪說歷史、戲說歷史，但是拜托不要說成“主旋律”好不好？我就不理解這部電影的首映式上，為什么有電影管理部門的最高領導在場，這個人在場釋放了什么信息？它看上去多像是資本與權力的結合！為了票房，有高高在上的人們愿意放棄價值觀，放棄自身的歷史傳統。在這種放棄中，他們真是跑步前進啊。那些迄今以為有頭有腦的人們仍然擁有和堅持自己的意識形態“真理”，真是幼稚；以為自己還在與這種東西進行作戰（當然是不付任何代價的），更加幼稚。

再說下去，我就要離谷子地哥哥的47位兄弟不遠了——說得像個烈士似的！

三、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藝術是不妥協的政治

正如何東先生所說，我本人曾經花大力氣傳遞這樣一個理念——政治是妥協的藝術，但是我還沒有來得及表達——藝術是不妥協的政治。

藝術有許多廣闊的天地，不一定都與政治直接相碰撞。能夠引起碰撞的是自由的心靈，而這個恰恰是藝術最不能缺少的。在自由心靈的問題上，“打折扣”是有成本的，是要付代價的。不能要求藝術家都像政治家一樣懂得妥協，就像不能要求進電影院里的觀眾，與政治家一樣精通這門復雜的藝術一樣。放在藝術中的東西，最不能虛假和華而不實了，觀眾一眼就能夠見出，因為在電影院里這個黑暗的場所，他們的知覺恰恰是最敏銳的。

蘇聯藝術家塔爾可夫斯基在考慮創作時，他能認為自己同時是一個政治家么？同樣，我在從事電影批評時，更加不是從事政治的工作，而與政治相差十萬八千里。

沒有比政治家將自己視為藝術家更危險的了，也沒有比藝術家將自己視為政治家更加沒有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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