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場手工業的形成”到“資本來到世間”

　　——馬克思原始積累理論的歷史演進

　　張 一

　　摘要：馬克思對原始積累的認識經歷了從模糊認識到清晰概括再到深入剖析三個階段。從《哲學的貧困》以商業活動為藍本初探“工場手工業”的形成條件，到《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通過溯源資本揭開“資本的原始積累”的神秘面紗，再到《資本論》以英國為例揭露“資本來到世間”的真實寫照，馬克思明確了有關原始積累的歷史細節，還原了這個被遮蔽的歷史過程真相。馬克思始終將原始積累置于社會歷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將其視為一個暫時的、非一般性的歷史過程。以歷史辯證法闡明馬克思原始積累理論的具體化發展與演進歷程，是深化理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重要途徑?！　?/p>

　　“原始積累”是關乎資本主義何以形成的歷史現實問題和資本何以發展的理論邏輯問題。當前，學術界對馬克思原始積累理論的探討局限于《資本論》這一單一文本，并偏向于將原始積累這一復雜的歷史過程簡單機械地概括為“對內暴力掠奪、對外殖民擴張”。這種忽略對其他不同時期文本中相關思想的挖掘與串聯式思考的做法，不僅不利于我們全面且客觀地審視這一理論的演進歷程與發展脈絡，還不利于我們還原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真相、預判其未來走向。只有重回馬克思著作，以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和方法研讀相關文本，才能明晰馬克思原始積累理論的發展脈絡與立場觀點，最終實現對“資本主義何以可能”問題的正確理解，達到“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1]的目的。

　　一、萌芽與起點：以商業活動為藍本初探“工場手工業”的形成條件

　　為了揭露蒲魯東關于資本主義批判的非科學性，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考察了“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是怎樣發展起來的”,由此開啟了對資本主義起源問題的初步探索。在馬克思看來，“市場的擴大、資本的積累、各階級的社會地位的改變、被剝奪了收入來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現”[2]625,構成了英國工場手工業形成的歷史條件。新航道的開辟和海上貿易的開展是一切變化的開端。在貿易推動下，國內外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流通中的商品數量大幅增加，刺激著本國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為了生產這些市場大量需求且能帶來豐厚利潤的手工業制品，英國資產階級一方面強占大量耕地并將其轉變為私人牧場，另一方面推廣使用農業工具以提高生產效率。如此一來，農業生產所需要的人力大幅減少，大批農民被迫離開賴以生存的土地，尋求新的生活來源。當時大量招工的城市手工業作坊成為他們少有的選擇之一。為了滿足自身或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這些流入城市的農民不得不忍受作坊微薄的工資和惡劣的工作環境，不僅為資產階級生產出新的商品與財富，推動了作坊內部分工的發展和規模的擴大，還為資產階級構建“以勞動和交換為基礎的所有制”[2]557奠定了基礎。后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繼續以“新航路-海上貿易-市場需求-侵占土地-城鄉分離-資料聚集-分工-工場手工業”為線索，勾勒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誕生的具體過程，并指出，“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以前那種封建的或行會的工業經營方式已經不能滿足隨著新市場的出現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場手工業代替了這種經營方式。”[3]32在此過程中，“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發展起來”[3]32,33。當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生產資料、生活資料以及勞動工具等“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內生產出來和積累起來”[2]724,并聚集到少數人手中，資產階級就創造出自身“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3]43。

　　可以說，早在19世紀40年代分析“工場手工業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問題時，馬克思就已經意識到，理應存在一個先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的“積累”階段，也就是后來《資本論》中所闡釋的“所謂原始積累”階段。雖然在這個時期，馬克思還沒有提出“原始積累”這個概念，仍然用“資本積累”概念來表述資本家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的活動，且沒有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去挖掘資本的運動規律和形成過程，但馬克思立足于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對“資本何以可能”的探索仍為其后續研究奠定了基礎。　　

　　二、探索與建構：通過溯源資本揭開“資本的原始積累”的神秘面紗

　　19世紀50年代末，當馬克思著手剖析資本主義社會復雜的內在結構與運行機制時，面臨著需要回答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是如何建立起來的棘手問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把這些生產關系作為歷史上已經形成的關系來正確地加以考察和推斷，總是會得出這樣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學中的經驗數據一樣，——這些方程式將說明在這個制度以前存在的過去”[4]453。為了破解這些“方程式”,馬克思選擇探究這個制度的過去，并創造性地提出了“原始積累”這個概念，用以區別“資本積累”和表示資本主義歷史前提。在馬克思看來，原始積累是資本的生成史與歷史前提，是資本洪水期的前提條件。處于原始積累時期的資本已初具發展勢頭，但尚未建立起“受資本統治的生產方式的實際體系”[4]451,因而迫切地尋求一切能將貨幣轉化為資本、將勞動者轉化為雇傭勞動者的方法與手段，為后續發展掃清障礙，這也是原始積累的重要任務。只有順利完成這一任務，資本才能進入以資本增殖為主要任務的現代史階段。

　　除了從時間維度明確原始積累的特殊屬性與主要任務，馬克思還詳細論述了原始積累的過程，指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建成的四個必要條件：一是存在與“生存資料，生活資料，自我保存資料”等客觀現實要素相分離的活的勞動力;二是存在足夠多的且有意愿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原始資本;三是資本與勞動力之間可以自由交換;四是必須以創造貨幣、創造價值、實現資本增殖為目的。[4]456這四個條件缺一不可且互為補充：如果沒有強大的資金支持以及強烈的增殖訴求，資本就不會迫切且貪婪地將一切資源聚集在自身統治之下，也就無法在短時間內獲得如此多因失去生存資料而陷入貧困境地的勞動力資源;如果沒有這些一貧如洗但自由支配自身勞動能力的勞動者，資本與勞動力間的自由交換就無從談起，也就無法進一步擴大資本主義生產規模、推動分工發展，畢竟“只有在貨幣所有者在商品市場上，在流通內部找到自由的工人時，貨幣才能轉化為資本，或者說，貨幣所有者才能轉化為資本家”[5]42。

　　如果說《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是站在資本的角度考察“資本何以可能”的，那么在1865年的《工資、價格和利潤》中，馬克思則站在了勞動者的角度考察了這一問題，深化了對原始積累的認識。馬克思發現，市場上好像天然存在著占有土地、機器和各種生產資料的買者以及除自身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賣者，前者的購買是為了賺錢，后者的售賣是為了謀生。對于這個現象，馬克思認為，只有掌握了這個“經濟學家所謂的預先積累或原始積累，實際上應該稱做原始剝奪”[6]55,即“一連串使勞動者與其勞動資料之間的原始統一被破壞的歷史過程”[6]55,才能明白其中緣由。遺憾的是，此時馬克思專注于研究工資問題，原始積累只是作為破壞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統一關系的罪魁禍首而被一筆帶過。

　　在這一時期，馬克思嚴格區分了“原始積累”與“資本積累”,并從貨幣轉化為資本、勞動者轉化為雇傭勞動力的雙重視角分析了原始積累的過程與作用。盡管初步揭開了原始積累的神秘面紗，但相關論述只是散見于對資本生產過程或流通過程以及勞動力價值的討論中，尚未形成系統化的研究成果。同時，由于此時還受古典政治經濟學“預先積累”論定程度的影響，馬克思曾認為，“貨幣或自為存在的價值最初生成為資本時，要以資本家作為非資本家時所實現的一定積累——即使是靠節約他自己的勞動所創造的產品和價值等等——為前提”[4]452,因而，這一時期馬克思對原始積累持較為溫和的態度，這一態度后因馬克思對原始積累認識的深入而發生轉變。　　

　　三、成熟與完善：以英國為例揭露“資本來到世間”的真實寫照

　　當馬克思明確了資本是如何將“大量人手和大量工具結合起來”[4]503后，就將研究視野轉移到“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8]822上來。這時，只有假定在資本積累之前存在一個“原始積累”階段，才能更為深刻地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和全部秘密。對此，馬克思以率先建立起工業體系、完成了原始積累的英國為例，在《資本論》第一卷的最后，用一章節的篇幅論述了“原始積累”,揭露了“資本來到世間”的真實寫照。之所以使用“原始”一詞，一方面是突出這種積累方式的時間性，與“資本積累”過程相區別;另一方面則是突顯其暴力性，與古典政治學所謂的“田園詩式的東西”相區別。自此，馬克思對原始積累的態度從溫和的中立轉為鮮明的批判，并表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8]871。值得注意的是，在章節安排上，馬克思并沒有按照常規的時間先后順序組織相關內容，而是用逆推的方法，將作為“起點”的原始積累置于作為“規律”的資本積累之后，即將資本主義的“生成史”置于“現代史”之后。這種看似顛倒的順序安排實則是方便理解之舉。因為“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7]286,也就是說，只有充分理解了資本積累的全部細節與一般規律，才能撥開迷霧，準確把握作為資本發展歷史前提的“原始積累”的深刻內涵和歷史意義。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將原始積累視為“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替代的歷史過程，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替代的過程，[8]873這一過程是漫長、復雜且充滿血腥暴力的。具體來說，資本先是通過直接的暴力強占土地等生產資料，由此“把封建財產和克蘭財產轉化為現代私有財產”[8]842,推動著“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解體”[8]872;其次，借助國家機器的力量，或頒布維護資產階級經濟利益與統治秩序的法律訓誡，或使用鞭打、烙印、酷刑等暴力手段，使人們“被迫習慣于雇傭勞動制度所必需的紀律”[8]846;最后，利用“殖民制度、國債、重稅、保護關稅制度、商業戰爭等”[8]868制度優勢，制造出新的占有大量財富的剝削階級以及一無所有的被剝削階級。在明確了原始積累的血腥過程與暴力屬性后，馬克思指出，與資本家財富增長、實力強大同步發生的，是“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8]874,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滅亡。

　　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發表后，出現了一些對原始積累理論的錯誤理解與認識偏頗。對此，馬克思通過書信的形式進行了必要的補充說明。在1877年《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馬克思強調了原始積累的特殊性與偶然性，駁斥了俄國民粹主義者米海洛夫斯基把《資本論》教條化并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原始積累的過程視為一般的做法，表明了其歷史唯物主義立場。馬克思認為，當英國通過“圈地運動”徹底完成了原始積累、建立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后，“西歐的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6]465,但若將“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6]466,并認為所有民族都要走西歐資本主義道路，就是忽略了各國歷史環境的差異，是對原始積累理論的誤解與誤讀。對此，馬克思以羅馬的無產者淪為游民而發展出來奴隸制的歷史為例，說明“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6]466,而“關于原始積累的那一章只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6]465。后來，馬克思在1881年《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中重申了這一觀點與立場，表明要把原始積累“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歐各國的范圍內”[6]570,其他各國并不必然走上相同的道路或遵循同質化方法。

　　可以說，通過考察在當時最具典型形式的英國，馬克思明確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血腥過程與非正義屬性，并反對將這種發展道路視為唯一選擇或必經之路。正如恩格斯在《致韋爾納·桑巴特的信》中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9]691　　

　　四、透視與解讀：有關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歷史真相

　　通過還原英國式的發展道路，馬克思回答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何以形成這一關鍵問題，展示了原始積累的歷史細節，還原了這個被遮蔽的歷史過程的真相。在馬克思看來，原始積累不過是“一連串使勞動者與其勞動資料之間的原始統一被破壞的歷史過程”[6]55,即物質維度與社會關系維度雙重“分離”的過程。這個歷史過程不是由單一事件推動進行的，而是由一系列具有劃時代性質的事件共同作用下逐漸完成的，如暴力侵占農民土地及各種形式的公有財產、驅逐農村人口、頒布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相關法律、開展海外貿易與商業戰爭、進行殖民擴張、發行國債和制定保護關稅制度等。這些事件的發生，決不是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所謂的“田園詩式”溫和地進行的或自然而然發展的，而是有效結合了資本權力與國家權力，以最殘酷且無孔不入的暴力為基礎的?？梢哉f，暴力作為一種經濟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8]861,而借助暴力手段發展自身的資本，“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8]871。在此，我們可以從對土地的侵占、對人的規訓以及對財富的掠奪這三個維度審視原始積累的全過程。

　　1.侵占土地，實現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分離

　　積累的第一個條件，是資本家能夠賣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得到的絕大部分貨幣再轉化為資本。[8]651這就需要存在足夠多的、有消費需要的人。但當人們處于自給自足狀態時，消費需求有限，商品無法順利銷售出去，價值也就無法實現。原始積累的重要作用在此凸顯，即運用各種手段將盡可能多的物質資源轉化為具有排他性質的私有財產，剝奪農民和手工業者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重構生產方式。

　　土地作為承載傳統生產關系與所有權關系、提供人們基本生活保障的物質基礎，是資產階級必須率先搶占并變革的內容。如果能侵占大量土地、變革“私有-公有”并存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就能實現“勞動者和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離”[8]821,滿足資產階級擴大放牧面積、提高生產效率、建立新生產模式的需要。為此，資產階級憑借雄厚的資金支持、強大的武力威懾以及國家法律的背書，通過圈劃農民份地、強行拆除住房、盜竊公有地、購買封建貴族與氏族的國有土地和教會地產等一系列行為，獲得了大量土地份額?！豆械貒Ψā返某雠_更是賦予了大地主們侵占土地行為的合法性，使其“不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侵占了個人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來耕種的土地或共同耕種的土地”[8]834。一旦其侵占行為遭到氏族或公社成員的反抗，他們就會動用武力暴力驅趕，可以說，“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8]873。

　　在侵占土地的過程中，“資本租地農場或商人租地農場的大租地農場”[8]833大幅增長，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應運而生。這個新興的階級主體通過繳納租金的方式獲得土地使用權，通過支付工資的形式占有雇傭農民的剩余價值。在貨幣貶值的背景下，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支付的工資和地租一并下降，他們得以“靠犧牲自己的雇傭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8]853,增加貨幣資本。同時，他們還“依靠自己的權威，把他們名義上的所有權轉化為私有財產權”[8]837,“把具有共同體性質的混合土地所有制界定為排他性的明晰產權”[10],完成了帶有明確市場指向的土地確權運動。如此一來，原本分散的或隸屬于共同體的土地轉變為集中的且只屬于特定個人的財產，原本以生產者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模式轉變為以剝削他人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模式。越來越多的自耕農失去土地，被迫淪為小租地農民或純粹的無產者。最終，“大約在1750年，自耕農消滅了，而在18世紀最后幾十年，農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跡也消滅了”。[8]830當資本完成了與土地的合并，“勞動者把土地當作生產的自然條件的那種關系”[4]490也一并解體。值得一提的是，與封建領主不同，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沒有保護雇傭農民權益或安全的義務，他們只需要支付微薄的工資就可以占有雇傭農民的勞動并為己所用，由此“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3]34。

　　與土地的私有化和資本化同步發生的，是生產資料與生產工具的集中化以及國內市場的擴大化。起初，紗錠和織機等生產工具分散在農村，輔之以農民家庭自己種植的亞麻等生產資料，農民得以在耕作之余少量地紡織，或滿足自身需要，或賺取額外收入，維持獨立生存地位。隨著土地所有權的轉移，那些曾隸屬于農民的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也一并落入資本家的手中，“勞動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種關系”[4]491隨之解體，“耕織結合”的生產方式也難以為繼。由于失去一切自給自足的手段，人們只能從市場上購買所需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一個由工業資本供應的巨大市場應運而生，加速推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

　　2.規訓勞動力，使人從屬于資本

　　一個擁有貨幣、生產資料或生產工具的人不足以成為資本家，只有當他雇傭他人并占有其剩余勞動時，他才能稱之為“資本家”;同樣，一個有著大量資源、財富或發達商品經濟的社會也不足以建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只有這個社會存在越來越多靠出賣勞動力才能過活的無產者時，它才算具備了構建新生產方式的條件。因此，盡管原始積累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有著差異性的過程與順序，但其關鍵任務，都無一例外地指向了制造出大量一無所有但能夠自由出賣自身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

　　早在14世紀下半葉，英國就已經形成了雇傭工人這一特殊群體，但當時，這一階級只占總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其地位還“受到農村的獨立農民經濟和城市的行會組織的有力的保護”[8]847,只是形式上從屬于資本。具體來說，對于農業雇傭工人而言，“土地共用”使其能夠與共同體內一起生活的人們共享休耕地和沼澤地、林地、野生牧場、荒地等未開墾土地，他們可以在這些“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燃料”[8]824,以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并參加相關節日活動或集體活動。公有地之于農民的經濟價值及圍繞土地形成的集體觀念，在農業資本家看來，卻阻礙了其整合土地資源、提高土地肥力、擴大自身影響力。對于城市小手工業雇傭工人而言，行會就是如公有地一般給人安全感與聯結感的存在，它既是規范工商業活動、提高職業技能、維持成員基本生存的經濟組織，又是秉持休戚與共信條、開展集體互助活動、提供公共服務的社會組織。行會這種“關于學徒和幫工的制度以及關于勞動的約束性規定”[8]822、共同體式的發展模式，對于工業資本家來說，卻成為其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獲取更多勞動力資源的障礙，必須盡快推翻并用新的社會關系取而代之。為此，資本家通過“排擠占有財富源泉的封建主”[8]822,使原本自給自足但隸屬于地主統治的農民變為“不斷地為城市工業提供大批完全處于行會關系之外的無產者”[8]854;通過“排擠行會的手工業師傅”[8]822,將那些“從前為自己勞動或者作為行會師傅的幫工的手工業者變成受資本家直接支配的雇傭工人”[8]584。大量小生產者失去了對生產生活資料的控制，失去了與傳統封建關系的聯結，一無所有的同時又孑然一身，淪為了被拋向勞動力市場且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

　　但這些脫離慣常生活軌道、處于失序狀態的人們并沒有如資產階級所設想的那般快速轉變身份以適應新的環境要求與紀律要求，甚至未能如其所愿自發或自覺地轉化為可為資本所用的勞動力補給——他們或受傳統思維影響不愿出賣自己，或抗拒惡劣工作環境，或不滿足于低廉工資，于是寧可成為乞丐、盜賊或流浪漢也不愿進入工廠工作。為了扭轉這種被動處境，資產階級借助國家機器的力量，一方面將那些有勞動能力卻沒有勞動意愿、逃避勞動的人們視為“自愿的”罪犯，這些人一旦被發現，就會面臨鞭打、烙印、酷刑等暴力懲罰;另一方面，頒布如1834年《濟貧法修正案》等法律，用偽善的收留取代直接的現金救濟或生活資料補給，使接受救濟的人“被迫習慣于雇傭勞動制度所必需的紀律”[8]846。最終，這些“不受法律保護的、喪失人類尊嚴的、討厭的、令人憎惡的對象”[2]488被“趕到通往勞動市場的狹路上”[4]502,成為雇傭工人。除此之外，資產階級還頒布了其他維護自身經濟利益、穩固政治權益的法律與制度。例如，通過設立關于“城市和農村、計件勞動和日勞動的工資率”[8]848的法律，將工資“限制在與資本增殖需要相適應的軌道以內”[8]846;通過剝奪工人結社權，將“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斗爭限制在對資本有利的范圍內”[8]851;通過現代稅收制度，使人們忍受高強度勞動、加快財富的資本化進程;等等。

　　最終，在法律手段和暴力手段的共同運用下，資本完成了對人的規訓，使勞動者及其勞動從屬于資本。那些獨立自由但卻一無所有的人們不得不進入工廠以維持生計，并用賺到的微薄工資購買曾經能輕易獲得的物質資料以維系生命，生存成本明顯加重。甚至更多時候，他們無力支付價格不斷上漲的農產品，不得不依賴政府的濟貧費勉強過活。馬克思對此感嘆道，“從15世紀最后30多年到18世紀末，伴隨著對人民的暴力剝奪的是一連串的掠奪、殘暴行為和人民的苦難”。[8]836

　　3.掠奪財富，獲得滿足發展需要的原始資本

　　即便占有了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制造出大量可被資本吸納的雇傭勞動力，如果沒有足夠多的購買這些資料和勞動力的財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無法順利建成。原始積累自然也就承擔了為資本掠奪更多可用財富的重要任務。為此，資本憑借內外兼施的法律保護、制度枷鎖和殘酷暴力，獲得了滿足其發展需要的巨額財富，迎來了“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8]861。

　　在世界范圍內，資本家借助殖民制度掠奪世界財富，使宗主國得以“在不預付一個先令的情況下”[8]862進行原始積累。歐洲各國一方面憑借對殖民地的政治統治權，大肆掠奪金銀財富、奴役或剿滅土著居民并強占自然資源，這些財富與資源流回國內后被轉化為直接購買本國勞動力、土地和各種生產資料的原始資本，加速推進國內原始積累進程;另一方面則利用商業霸權進行商業戰爭，通過人為設置大量貿易壁壘、開展單邊主義等，壟斷商品的銷售權、運輸權和定價權，為資本主義工業初期發展創造出巨大市場優勢。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及其高級職員就直接壟斷了與印度、中國貿易往來的航運路線，獲得了制定茶葉、鹽、鴉片、檳榔等商品價格的權力，由此能源源不斷地創造巨額財富。財富的掠奪和積累并沒有惠及宗主國的人民，與國家富裕顯著增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本國人民的過度勞動與生活貧困。例如，第一個充分發展了殖民制度并率先實現了商業繁榮的荷蘭，其人民群眾“在1648年就已經比整個歐洲其余地區的人民群眾更加勞動過度，更加貧窮，更加遭受殘酷的壓迫”[8]864。

　　在國內，資本家利用國債、公債、現代稅收制度、保護關稅制度等強有力的手段“合理合法”地收繳人民財產。這些財政手段賦予了貨幣生殖的能力，使貨幣無需“承擔投資于工業甚至高利貸時所不可避免的勞苦和風險”[8]865而直接轉化為資本，使“充當政府和國民之間中介人的金融家”[8]865坐收漁翁之利，并使“交易所投機和現代的銀行統治興盛起來”[8]865,因而是一種“剝奪獨立勞動者、使國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資本化、強行縮短從舊生產方式向現代生產方式的過渡的一種人為手段”[8]867。

　　總的來說，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原始積累的實質就是“勞動者和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離”[8]821過程。這種“分離”(如圖1所示),一方面是物質維度的分離，即剝奪生產者對包含土地、生產工具在內的一切物質資料的占有與控制，使“直接生產者對自己的生產資料擁有的所有權”[11]735消失;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維度的分離，即把人們從封建關系的束縛與保護中解放出來，“使勞動者自身成為第三者的財產并成為被占有的生產資料的那種關系”[11]735消失。只有經歷了物質維度與社會關系維度的雙重分離，才能創造出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依賴于資本的社會關系，才能制造出新的勞動者受奴役的形式，進而為資本的發展和擴張鋪平道路。這個分離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或自然而然進行的，否則“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就不會把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解體僅僅半明半暗地描述為勞動者的解放，而不同時描述為封建主義剝削方式轉化為資本主義剝削方式了”[11]735;這個分離趨勢也并不會因為原始積累過程的結束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就戛然而止，反而會隨著資本擴張的加速與壟斷的增強而不斷再生產出來。　　

　　圖1原始積累的實質

　　五、結 語

　　思想或理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一勞永逸的，總要經歷從模糊認識到清晰概括再到深入剖析的歷史過程，彰顯著特殊的歷史邏輯和范式轉換，馬克思對原始積累的認識就經歷了這一過程。最終，通過批判性地考察在當時最具典型形式的英國何以建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的歷史過程，馬克思揭露了“資本來到世間”的真實寫照。在馬克思看來，原始積累不過是生產力發展之“必然”與歷史發展之“偶然”在特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即資本運用各種方法與手段將一切可用資源，如土地、勞動力、國內外財富等，占為己有并為己所用的過程。正是通過這一過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取代落后于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依賴于資本的社會關系才能替代傳統的人身依附關系，最終使資本成為一般，得以建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隨著時代的發展，馬克思原始積累理論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尤其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部分西方學者如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莫里斯·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艾倫·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以及佩里·安德森(P.Anderson)等發現，資本對公共資源的掠奪與占有現象愈發明顯，甚至出現了海外屯田等形式的“新圈地運動”,這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的“所謂原始積累”極為相似，因而將研究視野轉回馬克思原始積累理論，以期通過新的解讀與闡述掌握變化發展著的現實，并引發了如“多布-斯威齊之爭”“湯普森-安德森之爭”以及“布倫納辯論”等相關討論。這些學者們主要聚焦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探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過程，是階級斗爭為主導的，還是商業貿易推動的，亦或是產權關系變革決定的，即將原始積累視為一個歷史必然，集中于挖掘“必然”背后的“一般”推動力;二是爭論原始積累是“歷史性的”還是“持續性的”,尤其是當資本主義“已經被豐富到了一個在馬克思本身所處的時代不能想象的程度”[12]331時，是遵從馬克思的邏輯將原始積累“限制在某個上古的時點、某段資本主義的史前時期”[12]329,還是應“嚴肅對待貫穿資本主義歷史地理的原始積累的持續性”[12]328;三是致力于豐富原始積累的歷史細節、擴展理論視野，如探討新的勞動性別分工、新的父權制秩序以及女性身體機械化等議題，致力于還原“一系列馬克思沒有提及但對資本主義積累卻極為重要的歷史現象”[13]3。這些聚焦于“資本主義何以興起”以及“何以為繼”的討論，一方面，闡釋了新的社會制度與生產方式誕生之復雜性和條件性，在不同維度豐富了馬克思原始積累理論;另一方面，由于所處歷史背景的不同和立場觀點的差異，個別討論也存在誤讀和曲解馬克思原始積累思想的傾向，例如，盡管明確了原始積累之于資本主義的重要地位與作用，但馬克思始終將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視為一個“非一般性”的過程與“歷史發展”的產物，并堅持在特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中考察這一過程。馬克思堅決反對將原始積累視為“一般”或以此為名宣揚資本主義具有歷史必然性或永恒發展性的做法，并指出，這種脫離“具體”歷史與“實然”條件、空談“一般”邏輯與“必然”結果的做法不過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詭計，畢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源的“條件性”中蘊藏著其走向滅亡的“必然性”。同時，手段的相似性并不意味著功能的同質性。當資本主義通過暴力掠奪、身份規訓、金融控制等手段建立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后，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并沒有被棄之不用或失去效用，反而成為一以貫之的策略。這就需要我們準確研判資本“制造分離”行為的出發點——只有以建立資本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為目的，才符合“原始積累”的功能需求而隸屬于這一階段;當資本出于穩固自身地位、擴大勢力范圍、緩解發展危機等意圖而“再制造分離”時，就要將其置入“資本的現代史”即“資本積累”中去討論。一旦脫離目的限制空談“分離”行為，就容易混淆“原始積累”與“資本積累”,難免產生爭議。

　　當下，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更是將人們的注意力轉移至與數字資本原始積累問題相關的新議題上。學者們發現，在與數字技術媾和的過程中，資本好似重回原始積累時期，憑借資金優勢、強權控制、法律背書與政治許可等，進行“數字圈地”與“數字殖民”,不僅剝奪了數字勞動者對數字生產資料的使用與占有，變革了數據所有權關系，還構建出數字依附關系，強化了資本的權力。即便使用了更隱蔽、更復雜多樣的手段，但其目的仍是制造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的分離，因而并沒有脫離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何以可能”的討論范圍。這種新的制造分離的行為更是與馬克思提出的原始積累中“包括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發展史”[11]735的觀點相吻合，印證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起點是勞動者受奴役，發展的進程就是這種奴役的形式變換”[11]735的事實。因此，只有讀懂了有關資本主義起源即原始積累的歷史真相，才能真正了解資本主義的現實境遇、預判其未來走向;只有充分了解馬克思對原始積累的觀點與看法、明晰其批判路徑，才能更好地回應相關理論爭議，更好地理解這個加速發展著的資本主義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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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大衛·哈維.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一卷)[M].劉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13]西爾維婭·費代里奇.凱列班與女巫：婦女、身體與原始積累[M].龔瑨，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3.

　　(本文原載《當代經濟研究》2024年第11期，授權紅色文化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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