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財政虧空

　　《大明王朝1566》這部劇在國產劇里評分很高，我自己也很喜歡這部劇。喜歡它的原因并不是因為它反映歷史，事實上“改稻為桑”這事本身是編劇虛構出來的。但這完全不影響它是一部好劇，好就好在它里面所講的矛盾、政策、權力、黨爭，都是圍繞著社會生產實踐活動展開的。

　　現在的很多劇，好像大家都不用考慮吃飯，不用考慮經濟問題，劇里的人每天凈為了些舞文弄墨、爭風吃醋的破事斗得不可開交。即使講點政治斗爭，也因為脫離了生產實踐，而顯得極其幼稚。

　　言歸正傳，回到這部劇里“改稻為桑”的問題上來，為什么這樣一項看起來“上利國家，下利人民”的政策，在嘉靖親自下令實施，多方勢力極力推動的情況下，最后仍然走成了一步死棋？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就得先從這項政策的誕生源頭開始。

　　為什么一開始會有這個“改稻為桑”的國策？

　　原因很簡單：財政虧空。

　　不要以為財政虧空只是引起“改稻為桑”的原因，事實上它與改稻為桑的失敗本身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一點，我們后面再細細地講。

　　大明為什么會有財政虧空？

　　核心原因有兩個：

　　一是底層生產不足。

　　封建社會個體經濟容易破產，但凡遇上點天災人禍，百姓就活不下去。而官僚地主，則可以趁火打劫，以低價賤買農民的土地。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只能變成奴隸或佃戶，靠給地主種地或是租種地主的土地艱難維持生計。這樣一來，農民大半勞動成果被地主拿走，剝削很嚴重，這種高強度的剝削之下，農民自己想要搞點擴大再生產，比如開點荒，置辦點農具，買幾頭耕牛啥的都很難實現。封建社會，農民就是最核心的生產力，他們得不到發展，生產又怎么可能得到發展。土地兼并越厲害，農民就越苦，生產力就越不發展。生產力不發展，財政又怎么可能好起來呢？農民種不出那么多糧食，如何承擔那么多賦稅呢？

　　更不要說農民手里能有點余糧、余錢啥的，可以去市場換點或是買點東西了。農民太窮，商品沒有市場，所以資本主義也很難自己發展起來。即使萌芽出一點商品經濟，也都是些瓷器、古玩、絲綢之類的東西，只有官僚地主階級消費得起。

　　生產不足，繳納的稅賦少了，財政就容易陷入困難。

　　二是上層貪墨揮霍無度。

　　《大明王朝1566》這部劇第一集就開始算賬，算虧空的賬。去年一年，兵部修戰船虧空300萬兩，工部修河堤虧空250萬兩，嘉靖修宮殿虧空400萬兩，這些都是大頭，其他開支用度一算，全年超支1400萬兩。

　　這里面最有趣的是什么呢？是大家心里其實都很清楚，這些虧空里面有大量的銀子都流進了官僚群體的私囊。而銀子流進私囊的過程，又統統是在正當用途的旗號下進行的。誰能說修戰船沒有必要，誰又能說修河堤沒有必要，即使給嘉靖修一座宮殿，那也是光明正大在搞。但奈何“光明正大”與私下搞錢綁定在了一起，事情就難辦了。它形成了一個體系，任何事情只要經過這個體系運轉一遍，都得先被扒一層皮才能辦成。這個官僚體系里面，除了從財政收入上搞錢之外，最方便也最有利的渠道，其實是通過財政支出來搞錢。因為從財政收入上搞，太明目張膽，容易暴露，但是從財政支出里面搞就不一樣了，因為這些支出很多都可以打著為民生的旗號來進行，比如里面修河堤，造戰艦，哪一項不是為了人民。有這個旗號做掩護，一俊遮白丑，搞起錢來自然就安全方便多了。

　　嘉靖修一座宮殿耗費了700萬兩，下面一品二品大員，給自己建一座宅子，花個幾十萬兩不過分吧。沒有這些虧空，小閣老的宅子和9個老婆自然也就沒有著落。

　　財政虧空，國庫沒錢，以后的事情就不好辦。手里沒把米，叫雞都不來。即使嘉靖的宮殿不修了，小閣老的老婆不要了，其他各種公共開支也難以縮減。底層官吏的薪餉要發，沿海抗倭的軍餉要發，這些都沒法縮減。

　　怎么辦？

　　在這種背景下，嘉靖與內閣一起搞出了一個“改稻為桑”的辦法。

　　二、

　　改稻為桑

　　從改稻為桑的邏輯鏈條來看，這個政策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的絲綢有海外市場，國內一匹絲綢賣6兩銀子，出口到西洋就能賣15兩，中間差價都有9兩。這里咱就不考慮航運成本、出口風險、貿易戰之類的東西了。總之，這劇的設定是海外市場能消化50萬匹絲綢，咱就按這個設定來。

　　50萬匹絲綢，就能比以前多賺450萬兩。嘉靖去年修完了宮殿，今年也就不會再修了，這又減少了一筆700萬兩的專項債支出。所以，只要改稻為桑搞成了，就能大大彌補財政虧空。

　　這個想法是沒問題的，既然在原有的個體小農生產力的基礎上，已經不能再增加賦稅，那就搞點絲綢這類當時的“新質生產力”，然后出口賺外匯，借以彌補財政虧空。要是搞得好的話，還能吃到技術紅利，甚至還客觀上為資本主義式的規模化生產創造了條件。這事怎么看都沒有壞處。

　　可是要多搞絲綢，就要多產桑葉，多種桑苗。所以嚴嵩提出把浙江一半的農田改為桑田。

　　于是問題就來了，個體小農基礎上的生產力十分落后，一年產的糧食也就勉強糊口。你把他們的土地都改種桑苗了，那農民吃什么呢？

　　嚴嵩又提出了解決辦法，種桑樹的經濟效益比種糧食相對高，農民可以把種桑樹的收益拿到米行上換取糧食，按正常市價，比自己種糧食還能多結余點。農民雖然沒什么余糧，但是地主、米商手里有啊。只要絲綢有市場，農民種桑樹的收益得到保證，那邏輯上就沒什么問題。

　　在這個政策里，國庫可以在6兩一匹的基礎上，再額外多賺9兩的差價。50萬匹湊齊的話，就額外多賺450萬兩；絲綢商雖然沒賺到這個差價，但只要有市場，能多產絲綢，即使他們只能按照原來6兩的價格出售，也是賺的；農民種桑樹的經濟效益高于種糧食，哪怕多結余一點也是結余，看起來至少不吃虧。

　　這事是嘉靖急于推動的，嚴黨也指望著辦成這事來堵清流們的嘴，下面的一眾官員，想著可以從中撈取油水，商人代表們能擴大市場多產絲綢多賺錢。即使清流派在后面使點絆子，也絕不可能憑他們的力量就能阻止這樣的國策。

　　所以當杭州知府馬寧遠在推動改稻為桑政策，受到農民阻礙的時候，就發出了靈魂拷問：“改稻為桑是國策，上利國家，下利百姓，天大的好事，為什么就推行不下去？”

　　想了半天想不到農民反對的原因，于是他只能得出一個答案：一定是有倭寇這樣的境外勢力煽動民眾，對抗大明國策。所以他把帶頭鬧事的齊大柱給抓了起來，罪名是通倭。

　　大家不要覺得好笑，如果不是胡宗憲保下來了，那幾個帶頭鬧事的村民，當晚就得被就地正法。

　　那這里面的問題到底出在哪？村民為什么一開始就反對改稻為桑？

　　原因很簡單：雖然村民們不了解什么是國策，也不清楚里面有些什么貓膩，但是他們很了解常年騎在他們頭上的官僚和地主。

　　一旦他們把秧苗拔掉，改種桑苗，秋收以后就沒飯吃，而這時候的桑樹嫩葉還換不到糧食。這也是小農生產的嚴重弊端，生產力落后，地主盤剝又嚴重，多數農民家里沒有余糧，都指望著當年那點收成吃飯。所以歷朝歷代對土地上改種經濟作物都慎之又慎。

　　盡管官府承諾從官倉里面借給他們糧食，等他們的桑苗長成了以后再還回來。但到時候官府借不出來糧食怎么辦？餓著肚子的農民能有什么討價還價的余地？這時候地主、官商們趁著農民餓肚子，低價賤買農民土地，那農民是賣還是不賣？農民土地一賣，以后不更是任人宰割嗎？

　　事實證明農民的想法完全是正確的。胡宗憲當晚一問官府調了多少糧來改稻為桑，結果是其他省份調不出來，米商也不愿借糧。如果真照原來那么去改，秋收以后農民就吃不上飯，到時候要么出反民，要么大片土地被兼并。

　　為什么其他省份不愿意借，當地米商也不愿意借？

　　當地米商不愿意借很容易想明白。一旦農民秋收后沒有糧吃，他們就可以囤積居奇賣高價，甚至可以趁機賤買土地。這發財的機會他為啥不要？更何況，米商把糧食借給官府，中間也存在諸多變數，萬一官府還不上，米商又能去找誰？你貪圖官府那點利息，人家搞不好要吃你的本金。

　　其他省份自然也有同樣的顧慮，你借了不還咋辦？此外還有另外一個特殊原因，清流派不希望改稻為桑成功，想借這個機會扳倒嚴黨。因此給鄰省打招呼了，后面趙貞吉不借糧就有這個原因。

　　但是如果問題只停留在這里，那么改稻為桑就還不是死棋，就還有機會……

　　三、

　　事緩則圓？

　　對于一個封建專制體制來說，雖然民眾的民主權力很有限，但這種體制也不是全無好處。至少它在對地方的掌控，皇權意志的貫徹等體現集中優勢的方面，都相對更強。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里的專制體制也一樣，在某些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領域，某些需要集中管控的領域，這種集中就會更有優勢。但是因為專制、監督環節薄弱，由此帶來的缺點也很明顯。

　　封建專制下，嘉靖想要實現鄰省調糧，嚴禁米商抬價，甚至強令米行借糧，都是行得通的。這一點，從胡宗憲延緩改稻為桑的計劃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晰。他給嘉靖上奏折，讓皇上下令從鄰省調糧，又用浙江官府的名義強令從米行借糧，并不準米商抬價，違者以囤積居奇治罪。從胡宗憲這一系列操作看，借到糧食，保證改稻為桑的農民秋后有糧，在實踐中是可以實現的。我們把方案設計得再人性化一點，先把借來的糧發給農民，然后再由官方秋后按市價收購桑農的桑葉或生絲，如未能按市價收購，則農民所借之糧無需償還。這樣一來，地還是農民的，農民改稻為桑零風險，還能增加收益，推行起來農民自然不會反對了。

　　只不過那么搞，速度就慢得多了，只能借一點糧，改一點地。想要一年完成50萬匹的任務自然是不可能，不過好歹也是一個辦法。

　　但是按胡宗憲這個搞法，官僚和地主想要兼并土地的愿望就落空了，不但兼并土地的愿望落空，壓榨桑農的希望也隨之落空。因為如果土地在地主手里，他可以把桑葉價格壓到很低，他可以雇傭農民來干活，而且能做到統一耕種，統一收購，反正都是自己的，還需要跟農民討價還價嗎？當然不需要。

　　可是如果土地還是農民的，農民手里又有了糧，這事情就不好辦了。大戶想收購，收購價格和收購成本都要增加，尤其是收購價格。即使你提前約定一個市價，但是農民仍然有可能拿這個價格和其他作坊比價。總之那么一搞，不確定性就從農民身上轉移到了大戶身上。

　　楊金水、鄭必昌、何茂才等一干人既不想等那么久，更不想給農民讓利，各個都急著借改稻為桑的國策搞政績，撈錢，于是便有了聯合商人大戶沈一石，指使杭州知府馬寧遠毀堤淹田的喪心病狂之舉。

　　他們原本以為把河堤炸了，把田淹了，老百姓又沒了糧食，他們就可以趁機用低價買田，淹田的事到時候給上面報個天災糊弄過去也就是了。大戶買了田，種上桑苗，改稻為桑這事也就順理成章的辦成了。然而這么一干，又容易制造出一批反民。那時內有民變，外有倭寇，浙江又是納稅大戶，一亂起來，就不是改稻為桑那點收入能彌補得了的了，更何況這還動搖大明的根基。

　　很多人看到這里，就很容易認為，改稻為桑這事兒全賴這幾個喪心病狂的官僚和大戶。他們不那么著急，不那么貪，肯緩一點，肯讓渡點利益給農民，改稻為桑這事就能成。

　　按照這個結論，只需要讓胡宗憲來全權負責，嘉靖給他撐腰，再來幾個像海瑞、王用汲這樣的清官，事緩則圓，時間緩上個幾年，哪有辦不成的事？

　　胡宗憲一開始是這么想的，海瑞一開始也是這么想的，很多看這部劇的人也是那么想的。

　　如果這部劇的結論僅僅是這樣，那它連一部三流劇都算不上。

　　《大明王朝1566》這部劇把改稻為桑這事各個環節都說透，說穿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論證改稻為桑這步棋，從一開始就已經注定了是一步死棋。

　　四、

　　已經爛了

　　說鄭必昌、何茂才這樣的官員貪墨無度，說沈一石這樣的官商利欲熏心都沒錯。但如果以為把他們換掉事情就能解決，那就實在太高看他們了。

　　之所以有改稻為桑，一開始就是為了補朝廷的虧空，這一點很重要。跟外商談好了50萬匹的生意，為了能年底交貨，所以才那么著急把浙江一半的稻田改為桑田。

　　一匹絲綢國內市場是6兩銀子，出口海外是15兩，中間的差距9兩都得用來補虧空。所以，這50萬匹絲綢一共可以賣出750萬兩銀子，但其中的450萬兩都得上繳國庫。而國庫的虧空是怎么造成的？是整個上層建筑里的官僚體系造成的，而不是具體的某一個人。嘉靖、嚴黨只不過是這個官僚體系里的一個代表罷了。官僚們在這個他們自己構建起來的系統里面，通過一項項國庫開支，打著修河堤、修公路、修花園的旗號，在花錢中搞錢，貪墨揮霍。最后的結果必然是私人發了大財，但國庫卻落下了巨大的虧空。

　　所以，這450萬兩的差額，換個角度看，是整個上層建筑的官僚體系要瓜分的利益。而且，還是他們不得不分的利益，否則就補不了虧空，虧空補不了，就會威脅嘉靖的統治，也威脅整個大明的統治。這可不是隨便換另一個人來就能解決的。

　　到這里，問題都還不大。我們上面說了，即使按6兩的市價，絲綢商還是有得賺。但是，這一匹絲綢6兩的銀子里面，作為大戶的沈一石又能拿走多少呢？按照后面從沈一石家里抄出來的賬本和信件交待：20年里，他一共織了400余萬匹絲綢，其中210萬匹上繳朝廷，100萬匹被各級官員分走，他真正用于維持絲綢行運營的利潤，實際上僅僅是90余萬匹。換句話說，一匹6兩銀子里面，他實際上能分到的還不足四分之一，也就是最多1.5兩，這還得包括各項成本在里面，他自己還要從這1.5兩里面賺錢。

　　而這次改稻為桑，要新增30萬匹絲綢，就需要多有50萬畝田地的新增投資，以及新增織機。單說這50萬畝田地，即使按照正常災年30石糧食一畝的價格來買，也需要1500萬石糧食。如果是按照豐年40-50石一畝的價格買，則花費更多。鄭必昌、何茂才估算過，1000萬擔糧食就需要大概700萬兩白銀，那么1500萬擔糧食，就需要1050萬兩白銀。沈一石前半生一共干了20年，能落到他手里的，按營業額算總共才600萬兩，營業額里還要除去人工、生絲、紡織機等各項成本，他哪來那么多錢買按正常價買田呢？

　　從后面抄沈一石家的情況來看，他這20年積累下來的資財，就是那180萬石糧食，這些糧食折合白銀大概126萬兩左右，加上家里剩下的現銀1萬多兩，一共就是127萬兩白銀。這當然也是一筆很大的錢，但是相對于要執行改稻為桑的花費來說，就遠遠不夠。

　　即使假設他聯合其他織造商湊錢一起買田買織機，一匹絲綢分1.5兩，還要除去生絲、人工、織機等成本，那么一年出口50萬匹絲綢，到他手的利潤能有50萬兩也就頂天了，事實上還不可能有那么多。如果按照正常價花1050萬兩去買田，他20年都回不了買田的成本。這事還怎么干得下去呢？更何況，這種利潤的生意，他又上哪去找人湊這么多錢呢？

　　所以，要想改稻為桑，就根本不能按照正常價購買農民的田，得極限壓榨，極限兼并。就是按照他說的10石一畝，8石一畝的賤價（這個價格農民很可能要餓死），對沈一石來說，仍然感覺困難。這里面原因是那樣的簡單透徹：官僚系統吃得太多了，官僚系統吃完，沈一石自己也要吃，最后只能通過極限兼并和極限壓榨，把成本轉嫁到農民身上。

　　可以想見，在這之前的20年里，如果沈一石不是和官府的人一起靠著賤買田地，低價收購生絲，極限壓榨雇農，把利潤建立在廉價資源和廉價勞動力上，織造局可能早就被吃破產了。

　　所以到這里原因才真正浮出水面，為什么說改稻為桑從一開始就是一步死棋，換了誰來都沒用，胡宗憲不行，海瑞就更不行了。就是因為在這個已經形成的官僚體系里面，利益分配結構已經鎖死了。在這個分配體系里面，你不賤價買田，不低價收購生絲，不極限壓榨雇農，這事就根本沒法干。

　　然而真那么干了，那么即將出現的另一個局面，就是胡宗憲說的，浙江多出30萬個反民。

　　固然，你換了胡宗憲、海瑞來干，他們是清官，他們可以不拿。但是他們兩個清官，能不能制止嘉靖不拿？能不能制止嚴黨不拿？能不能制止各級官僚機構不拿？補國庫虧空這事，本身就是在幫著整個官僚系統搞錢，你一兩個清官不拿，又能給百姓減輕多少負擔呢？

　　后來鄭必昌、何茂才感到危機不遠了，哪里還有半分心思放在搞錢上，只想著能保命就不錯了。但還是同樣的道理，就算他們兩個不拿，又怎么改變得了整個織造行業里的利益分配結構呢？

　　所以，改稻為桑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只有兩種可能：要么改不下去，要么改出一堆反民，兩者必居其一，根本沒有任何所謂的中間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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