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17年9月的《新青年》三卷五號，陳獨秀在回答“顧克剛”的來信時曾說：

　　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評時政，青年修養，亦不在討論政治。然有關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

　　一年后，陳獨秀又在《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中說：

　　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系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國人其速醒！

　　這與胡姓自由主義分子的論調是公開唱了反調。

　　該胡姓自由主義分子曾有回憶：

　　在民國六年，大家辦《新青年》的時候，本有一個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而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

　　在自傳里，該胡姓人士也有吐露：

　　十七歲那年，中國公學里的同盟會曾經商量過，大家都認為我可以做學問，他們要愛護我，所以不勸我參加革命的事。

　　到1920年9月，陳獨秀發表《談政治》一文，其中有述：

　　你談政治也罷，不談政治也罷，除非逃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著你的。

　　面對此情此景，這名胡姓自由主義分子急了，開始進行抵制，也因此另一本雜志《每周評論》問世。

　　他還在1920年底給陳獨秀寫了封信，針對所謂“《新青年》色彩過于鮮明”問題，提出了所謂三種解決辦法：一、“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志，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志”；二、“將《新青年》編輯的事，自九卷一號移到北京來”，并“發表一個宣言，聲明不談政治”；三、借《新青年》“被郵局停寄”，而“暫時停辦。”

　　接到信后，1921年1月9日，陳獨秀給他等北京編輯部集體回了一封信，明確不贊成第二個辦法（即編輯部移到北京）和第三個辦法（即停刊）。

　　陳獨秀在信中表明：

　　只要在世一日，絕對不贊成第二條辦法，因為沒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談政治。

2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

　　這份報告是由新華社、文匯報記者所寫，于7月20日經文元同志給毛主席審閱并修改，后在調查報告的編者按語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談話，在7月21日晚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并在次日于22日見報《人民日報》。

　　隨后，人們把毛主席在編者按中的關于“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的批示，稱為“七二一指示”。

　　毛主席的這份“七二一指示”之所以影響巨大，見內容即可領略一番：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

　　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這短短的幾句批示，深刻地躍現出毛澤東教育思想的精髓：

　　一切為了實際，一切為了人民，一切為了無產階級專政。

　　1968年7月23日，毛主席做出“七二一指示”的第三天，為紀念“指示”的發表，上海市在上海機床廠召開了兩千多人參加的擴大會議。

　　兩個月后，為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全國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學」，設置磨床設計制造專業，第一期招收本廠職工五十二人，學制兩年，學生畢業后仍回廠工作。

　　「七二一工人大學」會根據本廠需要設置了相關細分專業，并開設了毛澤東思想、勞動、軍體等。

　　此后全國各地相繼仿效，“七二一工人大學”的學制和教學模式逐步向全國的工礦企業推廣，簡稱“工大”，數學、物理、化學、政治、英語、機械設計、制圖加工、材料力學、電工學等應有盡有，還會按照工廠的實際應用和生產需要給學生安排學習內容。

　　1970年，在部分大學恢復招生時也采用了從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的辦法。

　　1975年6月，教育部在上海召開全國“七二一”工人大學教育經驗交流會。會后，“七二一大學”在全國獲得了迅猛發展。

　　截止到1976年9月，僅在上海市七二一大學就增加到2111所。

　　據《中國教育年鑒》記載，至1976年底全國共有七二一大學33374所，學生148.5萬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學生數的三倍之多。

　　至于教育的效果如何？

　　還記得2021年最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吧，新版《簡史》從207頁到213頁，足足超過4000字的篇幅全部在詳實論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在經濟、科技、工業、基建、農業、軍事、文化、外交等各個層面的成就，我不用多語，各位同志自行翻閱。

　　“七二一工人大學”的辦學本質與教育訴求都是政治性的，而非陽春白雪、小布爾喬亞式的所謂“純粹教育”。

　　工大不是一種群體福利，也不僅是為了讓工人們有更高的所謂“文化水平和技術技能”（盡管學技術學文化也是工大的重要課程內容），而是為了讓階級斗爭的思想通過政治教育，更加深入工人階級的內心，使得工人階級之于國家「領導地位」不受到動搖，這才是工大最靈魂的主課。

　　毛主席說“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其前提則是工人階級必須接受政治教育，而非清湯寡水的“學術培訓”。

　　反之，如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發展生產力為主要任務”，那么工人階級就不需要懂政治、學政治、掌政治，而淪為一批批為生產力服務的機器人——其表象，便是“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就是要求工人階級離政治越遠越好，要求工人們只需要勤勞、聽話、精通技術即可——如若再愿意忍受低福利、低工資那就更好了。

　　七二一指示發出一年后的九大上，毛主席曾按耐不住、公然發難：

　　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里。

　　相當一個多數干部，跟x路線走，搞物質刺激和利潤掛帥，不講究無產階級政治；蘇聯之所以不提出這個問題，因為蘇東都沒有搞過民主改革系列的領導權建設，沒有這樣的政治可供破壞和毀損，這個問題意識和眼光就不存在。

　　這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反映了他們相當多的經濟工作人員和領導人員的精神狀態，也反映了他們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

　　在這一種情況下，不靠他們的所謂物質鼓勵，他們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在他們那里，唯物主義者就成為不戰斗的了。

　　赫魯曉夫除了物質刺激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也不想其他的辦法。

　　1975年時，82歲高齡的毛主席仍有思維敏捷的批判：

　　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不是放屁是什么？科學技術是滲透到生產力各個要素之中的，是通過提高各個要素的質量來發揮作用的，并不是與生產力其他要素相并列的獨立要素，并不能獨立存在，所以不能與其他要素去并列排行第一第二！

　　讓群眾參與政治、成為國家機器的政治主體，而不是淪為生產力的奴隸、國家車輪滾滾前進的犧牲品，這就是毛主席提倡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同時還要「保衛社會主義政治」的緣由所在。

　　也就是階級斗爭學說亙古不變、常溫常新的理論根基。

　　七二一指示發出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兩載有余。

　　在當時，主席通過那樣一場深刻的精神改造，讓這個黨極為透徹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到底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中國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課題。

　　將五千年來一直被排除于政治舞臺的底層人民、普羅大眾發動起來，深度嵌入進國家的各項管理與制度性監督監察，這其實也是從另一個側面在穩固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執政地位，并從實際與規模雙重角度超越了西方所謂議會制的、被資本財閥所操弄的“投票民主”。

　　某種意義上，階級斗爭從來就不會動搖黨執政的根基，反而更加穩定黨的政治底色，進而凝聚億萬民眾對黨執政地位的擁護。

3

　　可以看到，正是以所謂“不講政治”為創作出發點，文藝界乃至思想界才會接二連三出現違背現實基礎、脫離群眾認知、夾帶資本私貨的“藝術作品”。

　　甚至，妄圖以所謂“人性”來取代黨性，以個人英雄主義來解構群眾集體主義，或許也不算得什么怪事了。

　　用毛主席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予以點評，恰如其分：

　　許多同志有忽視藝術的傾向，因此應該注意藝術的提高。但是現在更成為問題的，我以為還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識，所以發生了各種糊涂觀念。

　　‘人性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

　　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

　　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為所謂文藝理論基礎的‘人性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

　　回溯歷史分析，“人性”取代黨性，以胡錫進的年歲及成長歷程，其人生價值觀應當淬煉于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正是中蘇兩國雙雙進行“意識形態大手術”的階段。

　　八十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上臺，重拾赫魯曉夫牙慧，聲稱所謂：

　　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這個綱領性原則應當以越來越深刻而具體的內容加以充實。

　　在蘇共二十七大上，戈氏提出：

　　要實現國際關系人道主義化，在國際舞臺上排除兩大體系的對抗，全人類邁向大合作。

　　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戈氏露骨地把“全人類利益高于階級利益”作為“新思維”的核心，極力宣揚所謂“人道主義”和“全人類價值”觀念，聲稱：

　　迫切需要把全人類利益置于時代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與此同時，蘇共思想界的自由派分子們紛紛從抽象的人道主義觀念出發，攻擊構陷列寧、斯大林等老一輩布爾什維克領袖，鼓吹毫無階級意識的抽象的人道主義觀，要求“去政治化”。

　　1986年12月，蘇聯科學院成立所謂“人的問題綜合研究委員會”，關于人的問題的各種學術會議在蘇聯頻繁舉行，僅《哲學問題》就為此多次召開圓桌會議，討論所謂“人性及人道主義問題”

　　在1987年的一次討論會上，哲學家幾·門·布耶娃說：

　　現代哲學應該更加鮮明地表現出‘人的面貌’，人道主義問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

　　這就開始在理論層面爭奪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尤其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庸俗得“人道化”，徹底否定階級斗爭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1988年2月，蘇聯召開了有八百多名哲學家、科學家、藝術家出席的“全蘇綜合研究人的問題科學大會”，號召從所謂人道主義出發，重新看待蘇聯過去的一切，把所謂人道主義當作社會主義改革綱領以及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

　　1989年1月，“全蘇跨學科人的科學研究中心”在雅科夫列夫授意下成立，并在該中心之下組建了“人研究所”，創辦了雜志《人》。

　　在高層的支持下，蘇聯哲學的“人道化進程”大大加快，抽象地談論人道主義與人性論、完全否定階級性和政治領導的作用，成為當時蘇共黨內以及蘇聯社會的哲學主流，并統治了整個理論界。

　　人道主義逆流不僅改變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面貌，而且動搖了蘇聯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石，造就了一場“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

　　在“全人類價值優先”觀念鼓動下，蘇共自由派分子強調“對道德做人道主義分析”，認為不僅所有的道德規范是全人類的，而且所謂道德范疇如仁慈、同情、憐憫、良心、義務感等等都是全人類共同的，主張對西方緩和，對外來資本和藝術文化洞開國門。

　　為了讓所謂人道主義在大眾文化中占主導地位，蘇聯的自由派又把人道主義價值觀套用于文藝作品上，把凡是反映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活動的作品都作為缺乏“全人類價值”而加以否定。

　　為了實現目的，蘇聯文學界的權勢人物開始引導遮蔽甚至否定人民立場的論調。

　　例如有人竭力抬高格羅斯曼的《人生與命運》，因為它把衛國戰爭寫成兩個極權主義政權之間的斗爭，同時極力貶低西蒙諾夫的三部曲《生者與死者》，并用一種鄙棄的口氣提到斯塔德紐克的《戰爭》。

　　這個格羅斯曼很有意思，曾于1952年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為了正義的事業》，把斯大林時代歌頌為“沒有矛盾的天堂”。

　　然而就在斯大林去世后，根據新的領導集體的風向轉變，格羅斯曼的畫風開始大跑大偏，成為了反斯大林主義的急先鋒。

　　除了格羅斯曼，擅于隨風舞動的蘇聯“藝術家”、“知識分子”們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寫出中篇小說《大學生》歌頌斯大林、又在1976年將其改寫（主角與反派全數調個）為《濱河街公寓》的特里豐諾夫；

　　比如在衛國戰爭期間大寫各種抒情詩贊美斯大林和蘇聯紅軍、又在斯大林逝世后擔任《新世界》雜志主編時大罵斯大林的特瓦爾多夫斯基；

　　比如一邊自稱“列寧同志是我的全部生活準則”，一邊又在小說中大罵列寧與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亞科夫；

　　比如一邊在蘇聯國營電影制片廠中領巨額公務薪金，一邊又大罵蘇共“殘酷迫害”的維索斯基………

　　文藝是一柄利器，大家都門清兒。

　　而藝術家們的創作更是輿論戰中或雷霆萬鈞、或潤物無聲的重彈。

　　他們向來都是「無冕之王」。

　　于是，蘇聯傳統文藝中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奉獻精神就這樣隨著“人道化”、“人性論”，而成次被嘲諷和撕裂的對象。

　　人道主義思潮通過文學、藝術、科技、管理、生活方式等渠道，潛移默化，無孔不入地影響著蘇聯人的思想世界，動搖了蘇共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石，不僅深刻否定了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產生、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合理性，而且擾亂了廣大群眾的是非界限，沖擊了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對蘇共的堅實信仰。

　　如是思潮肆虐之下，從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到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很多人逐漸拋棄社會主義理想，同時也為各種主義勢力的滋長打開了缺口。

　　就蘇聯（也不止是蘇聯）的變遷史實而論，“去政治化”與“人性論”的現實訴求，恐怕還是為私有化復辟與權力尋租找到一個可以用來背書的理論依據。

　　當一切動向都以不談政治的“不爭論”口徑來框述所有“改革行為”，自然曾經的反動動作就都有了大搖大擺、堂而皇之得走入陽光下的資格。

　　八十年代的蘇聯，在“人性論”大行其道之際，自由派分子抱著幸災樂禍的態度，到處叫喊“馬克思死了”、“列寧主義破產了”、“共產主義破產了”等。

　　由此，蘇聯憲法中關于“勞動、勞動人民、社會主義”的字樣也被刪除，無產階級政權被冠之以“斯大林體制”、誣蔑為“罪惡”的象征，而西方的“三權分立”則被視為靈丹妙藥，頂禮膜拜。廣大群眾也在強大的反馬列主義思潮面前真假難辦，無所適從，最終導致蘇共思想混亂，組織渙散，政治信仰消失殆盡。

跋

　　不要忘了十年前2013年8月19日（也是819事件二十二周年）的講話：

　　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

　　更不要忘了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總結大會上的講話：

　　與時俱進不要當口號喊，要真正落實到思想和行動上，不能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中人！

　　文末，摘錄一篇2017年4月16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文章《“抓經濟實在、講政治縹緲”是錯誤認識》：

　　講政治，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政治本色、一以貫之的實踐邏輯。但一段時間以來，黨內不講政治的現象卻在潛滋暗長。有些同志認為，講政治虛無縹緲，不如抓經濟實實在在。這在認識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中是有害的。

　　基于對中國社會和中國共產黨所處歷史方位的科學判斷，我們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將其作為黨的基本路線的重要內容來強調。

　　但這絕不意味著只講經濟不講政治，更不意味著講政治要讓位于抓經濟。事實上，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本身就是政治選擇，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講政治的鮮明體現。

　　有些人認為抓經濟能立竿見影得實惠，講政治無法在短期內見收益，因而只抓經濟不講政治。這是功利主義的算計，是對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曲解。

　　講政治的原則要求必須貫徹到黨的一切工作中，經濟工作也不例外。而且，講政治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保障，不講政治就不可能真正抓好經濟。

　　近些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如收入差距拉大、少數黨員干部貪污腐敗、生態環境問題嚴峻等，都與一些黨員、干部弱化甚至放棄了講政治密切相關。

　　政黨是政治組織，丟掉了政治就失去了靈魂。尤其是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講政治是突出的特點和優勢。

　　領袖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明確強調，“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

　　講政治就要講方向，不忘初心。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信仰什么、追求什么、倡導什么，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方向最重要，方向不能搞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念，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人類社會作出更大貢獻，這是中國人民百余年來的追求與擔當。放棄了信仰，必然失魂落魄；背離了夢想，就會落后挨打。講政治，核心是保持正確政治方向，任何時候都不放棄理想信念。

　　講政治就要講立場，不忘本來。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是否得民心是衡量政治講得好不好、對不對的根本標準。中國共產黨所講的政治是體察民情、反映民意、順應民心的正大光明的追求，是不斷增強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的身體力行的奮斗，而不是見風使舵的“投機政治”，更不是西方的“金錢政治”“寡頭政治”“政客政治”。

　　尤其是在社會結構深刻變化、利益關系深刻調整的今天，黨員、干部必須搞清楚“我是誰、依靠誰、為了誰”，永遠站穩人民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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