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兩條道路的斗爭

　　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曾面臨著兩條道路的抉擇。圍繞著這一主題而展開的階級斗爭，在形式與內容上都發生的根本變化，過去的階級斗爭是軍事斗爭，而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如何進行階級斗爭成為了新的問題(1957.3.10)，斗爭的焦點轉為道路問題。

　　一、階級斗爭內容的根本變化

　　毛主席帶領中國人民走上了建立公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但是，由于當時的歷史遺留特征，特別是中國革命兩步走帶來的一些特殊情況，加之國際形勢的變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相交織的進程，由此引發的兩條道路的斗爭，也一直沒有結束。中國面臨者兩種前途，“一種是堅決走馬列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種是走修正主義的道路”(1965.8.3)，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

　　毛主席認為，“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1964.12.27)，中國存在著“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1965.8.3)。如何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就成為毛主席晚年重中之重的問題。由于“三農”問題在當時的中國占有特別重要的位置，是在中國建立現代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關鍵所在，在兩條道路的斗爭中，毛主席特別關注農村問題。“是走集體道路呢，還是走個人經濟道路？”(1962.7.18) 除此之外，并沒有第三條道路。毛主席并不否認“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1953.10.15)，但他認為那將是一條痛苦而漫長的道路，將是一條通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道路。

　　盡管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有其共性，盡管中國需要學習資本主義的很多有益的做法，但是在根本道路問題上是二選一的關系，不能有任何模糊，必須認清關于總路線爭論的階級斗爭性質(1953.12.7)。在當今的國際環境中，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成為殖民地經濟，永遠不會有真正的獨立。如果在毛主席健在的時候，中國不能抓住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唯一歷史機遇，恐怕永遠也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了。改革開放后三十年大規模學習西方的過程，為我們提供了資本主義道路害處的生動教材，為我們進一步完善建立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毛主席從來反對簡單地定義一個概念，而是喜歡從實際出發去看問題的本質(1960.2.9)，并尋求解決和處理問題。關于生產關系，他曾經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有三個不同：生產資料所有制、哪個階級占統治地位、分配(1966.1.12)。這對于我們理解毛主席的社會主義觀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初始時期，毛主席設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8.11)，這是一尊“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毛主席對于社會主義制度充滿了信心，認為制度和黨的領導是我們進行國際階級斗爭過程中最大底氣，“至多在一百多年內，就可以趕上和超過”世界最強大的美國(1962.3.20)。

　　1、什么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的內涵是明確的，所謂社會主義說不清楚，要么是自身糊涂，要么是有意混淆是非。社會主義體制在所有制、生產目的和產業結構上，都已與資本主義體制迥然不同。

　　首先是所有制問題，在建國之前，毛主席的公有制思想已經形成。在《論聯合政府》承襲了孫中山先生不能讓私營經濟“操縱國計民生”的想法，進一步明確了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基本條件，無產階級領導的非私有經濟將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七屆二中報告》闡明了以國營經濟為依托，逐漸引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非此，“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在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含集體所有制）的過程中，毛主席一直抓住所有制這條主線，矯正“左”右兩種偏向，針對侵犯集體所有權的“左”的錯誤，他強調“要從所有制方面解決問題”(1959.3.1)，“財產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959.3.5)。

　　社會革命就是一種生產關系代替另一種生產關系的質的飛躍(1959.12.19)，在所有制發生根本改變之后，最根本的變化是“人與人的關系”(1960.2.9)，總路線的精神“代表了革命無產階級和幾億勞動農民的意志”(1959.8.16)。從無產者轉變為國家的領導階級，根本上要靠群眾、干部和工程師”(1949.7.9《依靠群眾辦好鐵路建設事業》)，要依靠群眾搞改革搞建設(1959.8.17)。“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也就是人與人的問題 (1960.2.9)，“少數為私，多數為公”，所有干部都要為公(1964.9.8)，這是研究社會主義所有制問題的根本所在，也是一個艱巨的任重道遠的大問題(1959.12.19)。

　　在從根本上解決的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之后，社會主義制度具備的徹底解放并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前提，這也是“人民革命的目的”(1959.12.11)。為此，必須建立全新的經濟形態和生產關系(《社會經濟形態》)。社會生產目的是“以勞動增加社會和國家的財富”(1949.12.5)，“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1953.7.9《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提高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讓無產階級和農民占有更多的生活資料。“要爭取三年到五年大部分合作社的生產水平趕上和超過富裕中農的生產水平”(1957.9.7)，要生產要節約(1957.9.7)，但同時也要消費(1965.6.11)。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用于擴大再生產和為全體人民謀利益的屬于剩余價值的部分”不再具有剝削的性質(《社會經濟形態》)，我們把“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以及“幾個同時并舉”(1959.12.23)，從而在國家的組織之下實現發展藍圖。價值規律仍然有效(1959.12.29)，但已經不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主要根據，而是“生產服從于需要”(1959.12.28)。

　　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生產目的，導致了產業結構的不同。在中國這樣的一窮二白的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方式，是一件艱難事業。唯一的辦法是“用一切方法擠出錢來建設”，“準備以二十年時間完成中國的工業化”，“逐步完成農業社會化”(1951.12.1)。從一開始就走上了實業為中心的發展路徑，并且把制造能力的基礎夯得很實，不單純追求數量，“搞質量，搞品種規格，搞管理制度、技術措施，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搞配套成龍、填平補齊”(1961.1.18)。在今天，我們也依然要注重實業，對于金融資本這些非實業的經濟行為，需要限制的不是資本而是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比資本主義世界更多的更強大的資本。早在延安大生產期間，毛主席就批評一些偏離實業的行為。有些人為了追求短期利潤和即時效應，過分地“重視了商業，輕視了農業與工業”(1942.12《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并不是說商業不重要，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只有農業與工業是產生價值的，商業不過是流通過程，它本身不能產生任何的價值”(1942.12《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2、堅定信心，總結經驗

　　我們既不能因為資本主義短暫的繁榮而懷疑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也不能因為資本主義遇到了階段性困難就懷疑社會化大生產方式，并低估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艱巨性。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主席一方面渴望盡快發展，強調人們要看清中國工業水平落后的現狀，“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翹起來”(1954.6.14《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另一方面，控制發展速度，確保發展質量，特別注意總結和積累經驗，“社會主義建設路線是否正確，我們還不能完全肯定”(1958.12.6)，“拿富春的話說叫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搞經濟我們是沒有經驗，雖然十一年了，還是經驗不足”(1961.1.18)。要注重自己的經驗，不要“盡搬外國經驗”(1964.9.20)，要注重“農業和輕工業”，這兩項不僅僅關乎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是“積累資金的主要來源。要自力更生，非積累資金不可”(1964.9.20)。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方式，需要全體人民暫時“忍受一點犧牲，但是只要我們能夠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都同時高速度地向前發展，我們就可以保證在迅速發展重工業的同時，適當改善人民的生活”(1959.12.15)。

　　在群眾尚沒有覺悟到要搞社會主義的時候，就不能超前硬搞(1945.3.13《和謝偉思的談話》)，但是，當群眾已經開始支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時，就必須堅定決心走社會主義道路(1959.10.25)。只要有了群眾的積極性，“中國人是可以把社會主義建設起來的”(1962.9.8《對谷城、光化、襄陽三縣旱災情況報告的批語》)。

　　在進行社會主義社會化大生產過程中，要充分體現每個人（工人、技術人員）的價值，要調動所有積極因素，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國家無法包攬那么多。所有制的改革不是“想快就快，想慢就慢”(1958.12.6)，要保證經濟發展使大多數人受益，而不出現對于社會的大規模破壞。在分配和生產領域，“真正分清共產主義和平均主義的區別、大集體下的小自由和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區別等”(1960.11.3)；在交換和流通領域，注重政府和國企的重要作用，同時也要注重商品生產，要堅守社會主義的原則，反對各種形式的一平二調(1960.3.22)、平均主義(1961.3.13)，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是在建設社會主義階段內人們決不能不嚴格地遵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兩個基本原則”(1962.2.23《對劉少奇〈在擴大到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

　　毛主席非常注重總結經驗，不要犯冒進的錯誤，常常主動地提出要降低發展速度，以保證發展質量，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而不是給他們增加負擔。50年代末中國出現經濟增長曲線洼地，常常被用來攻擊毛主席的經濟成績，但那是毛主席主動采取控制措施的結果，為中國后來的發展打下了更為堅實的基礎。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經濟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許多第三世界的國家都對中國的進步表示極度贊賞，但毛主席總是對他們講 “我們的經濟搞得還不行”，這不光是謙虛，而是毛主席的眼界更加廣大，對于發展經濟更有宏大的戰略布局。鄧小平同志剛復出工作不久，在評價過去10年的經濟狀況時，說“工業十年來增加了一點九倍，每年遞增百分之十一點幾，這個數目還可以”，同時“想提出到一九八五年鋼達到五千五百萬噸左右，糧食達到七千五百億斤左右”。毛主席卻擔心經濟比例失調，而且不希望一線的工人農民壓力過大，特別是重蹈1958年的覆轍，說“鋼五千五百萬噸太多了”(1974.12.17)。

　　3、合作化與人民公社

　　上世紀50年代，中國興起了一場合作化運動，后來發展為人民公社運動，這場運動是毛主席長期思考和一貫主張的結果，可謂久有凌云志。上世紀80年代，很多報道寫某些領導人是親眼看到很多農民生活很苦，才下決心改弦更張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毛主席當年決定支持辦人民公社時，也有同樣的經歷(1958.11.25)。他在杭州這個被視為中國最富庶的地區，親眼看到當時的中國農民生活還很苦，絕大部分農民吃穿住都很匱乏，分散的經營模式不利于搞大規模和綜合性的生產。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根本性質在于建立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目的是解放生產力。

　　A、合作化運動的方向

　　1926年，毛主席就指出：“‘合作社’是互相扶助、互相救濟，以排除互相的不利，而增進互相的利益的組織”(《湖南農民代表大會決議案》)。他認為，應當“在分配土地徹底肅清封建關系之后由貧農組織合作社集合耕種”，“由此走向社會主義”，從事“社會主義生產”(《富農問題》)。早在蘇區時期和延安時期，就已經出現合作化的萌芽，毛主席高度評價了南區合作社，稱其為“真正被群眾所擁護的合作社的模范”(1942.12《經濟問題與財務問題》)。建國前夜，他主張“必須勸告農民在自愿原則下逐步地組織”各類合作社，以“消滅封建制度，發展農業生產”，為“發展工業生產，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任務奠定了基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目的”(《晉綏會議講話》)。

　　發端于上世紀50年代的合作化運動，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視與支持，他認為應當及時“領導農民群眾逐步地組成和發展各種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同時，也)不要輕視和排斥不愿參加這個運動的個體農民”(1951.10.17)。毛主席談及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與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的相互關系問題，如果沒有農業的集體化，工業化進程很難完成(1955.8.16)。毛主席比較完整系統地討論合作化的重要性，合作化之后，一定會解放大批的勞動力，在農業勞動力出現多余的情況下，具有無限創造力的人民群眾將“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1955.12上下旬《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序言)。只有這樣才可以建立起社會化大生產方式。

　　中國是一個農民小資產階級盛行的國度，對于體現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合作化運動有所抗拒，是一個可以想見的現象。毛主席非常了解，一種劇烈的社會變革，可能會遇到的阻力，“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誕生，總是要伴隨一場大喊大叫的”。1953年初，農民當中出現了比較大的抵觸現象，比如屠宰牲畜和春耕不積極等消極現象(1955.3.3)。對此，在聽取鄧子恢同志、杜潤生同志的匯報時，毛主席說，“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就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羊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1955.3月中旬)。但他堅持認為，個體農民和國家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1955.5.17)，通過進一步的工作，完全可以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1955.5.9)。

　　毛主席非常堅定地認為，“多數農民是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因為這是一條由窮變富的道路，關鍵是我們領導采取什么態度”(1953.2.15)。到了1955年上半年，他發現黨內許多高級干部中，彌漫著“資本主義空氣，不準備搞社會主義”。他比較認同柯慶施同志的觀點，下邊“干部對合作化有右傾消極情緒，這和上邊有關部門領導不無關系”(1955.5.1)，他批評黨內一些領導干部，“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并指出了中國“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將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會對全人類的發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1955.7.31)。

　　毛主席認為，關于合作化的爭論是一種階級斗爭的表現，“這是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間，關于我們黨的總路線是不是完全正確這樣一個問題的大辯論”(1955.10.11《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搞合作化主要依靠力量是貧下中農 (1955.9.4)，對待合作社的態度大體上就反映了階級立場 (1955.9.25)，如果不搞合作化，廣大農民將淪為“富農、高利貸主和商業資本”家進行剝削和投機事業的犧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1953.12.13)。“農民的基本出路是社會主義”(1953.10.2)，農業合作化的確是一場階級斗爭，農業分散性同社會主義經濟不相容，而有利于資本主義根苗的生長，要“依靠社會主義農業與基于分散性而自由(傾)向資本主義的農業之間的斗爭”，以此來解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讀〈辯證法〉批注》)。農業不搞合作化，其前途要么是恢復封建土地所有制，要么是搞成資本主義農業，且不論資本主義農業是否可以搞起來，如果不搞合作化，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肯定是無法實現的。

　　B、集體經濟的管理問題

　　人民公社這種形式是合作化運動發展到最高潮時期，人民群眾自己的創造，不是毛主席最初提出來的，“中央只是總結經驗并把它推廣”(1959.10.14)。毛主席對這一現象傾注了很大的心血，也報了很大的希望，但是，他非常清醒地認為，還要要看，也可能會崩潰(1959.2.12)。毛主席贊許“人民公社”這種有些外來因素的名字(1959.8.31)，欣賞人民公社的基層管理職能，肯定了人民公社的“社會主義性質的，但比合作社高了一級”(1958.8.6)。方向正確了，并不是說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正確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這種集體經濟的管理問題必須認真研究，并且要有解決具體的管理措施。毛主席在談及合作化運動時，就認定合作社運動大體上是好的同時，也認為出了不少亂子（1955.5.17）。由于物質基礎比較差，起點低，特別是不懂農業科學知識，“有些地區的互助合作運動搞得過粗過快，某些措施不盡合理，農村供應工作有缺點等”(1955.3.3)。

　　毛主席及時反思人民公社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1959.2.26)，特別是在人民公社運動中，出現了不切實際的“放衛星”造假現象，毛主席一發現就及時嚴厲批評這種違法亂紀行為(1958.12.1)，并開始解決這些問題(1959.3.13)。但是，毛主席一貫反對消極地否定合作化運動方向的那種做法，比如有些消極的人甚至把缺乏會計的問題，用做反對合作化的借口(1955.12上旬、中旬)。對于人民公社該不該辦，黨內有過爭論，其中不乏毛主席的支持者，陸定一同志就認為，人民公社“肯定必須要，不能不要。群眾不想解散公社”(1961.3.10)。毛主席采用積極的態度解決人民公社的管理問題，他曾經總結人民公社的好處是“一大二公”。關于“大”，在1961年毛主席就已經接受了胡喬木同志的意見，認為人民公社可能僅僅只是一個聯絡組合的形式，還是小隊為基礎好(1961.2.11)。這一決策主要還是由于當時的中國農村尚不具備大規模管理農業生產的能力和機制，更為重要的是，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社會化需求不足。關于“公”，這一點一直保留下來了，我國農村土地一直是集體所有的財產。

　　在上世紀80年代初，“人民公社”這一稱呼被取消了，但實際上只是名義上取消了“政社合一”，而實際上鄉政府繼承了許多人民公社的職能。毛主席設想過的人民公社所應有的一些職能(1959.12.16)，正是今天鄉政府這個級別的政府機構所承擔的職能。毛主席認為，農業人口會減少，這些人口不能都涌向城市，要就地發展，每個人民公社都是一個經濟中心，可以“統一計劃，大辦工業”(1959.12.16)。后來的事實證明了毛主席的遠見，他的這一規劃，在上世紀70年代末已經開始實現，到了80年代之后，就大規模興起，到了今天已經星羅棋布。不能不感嘆毛主席的戰略眼光，至于名稱嘛，不是最重要的。

　　毛主席在探索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參照了一些蘇聯經驗(1959.10.4)，但主要是中國人自己的探索。在機械化和合作化的關系問題上，毛主席就反思并揚棄了蘇聯模式，他認為機械化是合作化的重要促進條件之一，但絕非決定性因素，蘇聯實現機械化之后，農業并沒有搞好(1966.2.12)，因此，中國不需要重復蘇聯先機械化再合作化的老路(1953.2.15)。中國人民創造性地拋棄了蘇版集體化路徑，也招致了赫魯曉夫大國沙文主義的攻擊。此外，在反華問題上，美國人當然是不會缺席，他們愚蠢且傷心地攻擊人民公社破壞了傳統的家庭制度(1958.11.28)。其實，他們內心中最為恐懼的是，中國人民正在拋棄傳統的個體農業，走上了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現代道路，為中國后來的經濟騰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什么是資本主義和假社會主義

　　毛主席對于資本主義制度有著深刻的認識，資本主義的最根本矛盾在于“資本主義所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生產社會性之間的矛盾”(1953.12.7)，而且堅持階級斗爭理論，保持著對于假社會主義的敏銳辨別力。

　　1、認識資本主義

　　毛主席曾以《從生產出發，還是從交換和分配出發？》為題，在成都會議上轉發了一段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起源的話，啟發全黨進行思考，以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資本主義緣起于商業資本，而“現代經濟的真正科學，是在理論考察由流通過程過渡到生產過程時開始的”(1958.3)。資本主義的基本理念很簡單，它期望人民的思想不要太復雜，加上歐洲傳統的宗教上帝理念，希望人們只要干活掙錢就可以了，其背后就是“勞動力買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特性”(《讀〈辯證法〉批注》)。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小資產階級性的三民主義還是可以接受的，“但整個革命全部政綱與我黨綱領則不相同”(1939.8.23-24)。無論是從中國的傳統意識，還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上看，資本主義的根本理念都很難被中國人民所接受。建國后，也有人提出要“靈活運用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毛主席對此并不完全同意，他認為，“所謂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就是剝削剩余價值，說穿了，就是唯利是圖”(1953.7.29)。所謂四大自由就“是一種明顯的資產階級的綱領”，不能“允許資產階級和富農可以進行無限制的剝削，并且加以提倡”(1955.10.9)，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定要反對和摒棄“資本主義經營管理方法”，比如弄虛作假、欺騙國家，唯利是圖、損公肥私，不顧一切道德法令、損害他人利益，利用市場信息差坑騙消費者等(1964.12.5)。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別了，司徒雷登》)。這段話完整準確地勾勒出美國資本主義的特征。認識資本主義就必須認識美國，因為美國是當今世界上，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了極致的國家，將資本主義的特征表現得極為典型。美國從產業資本主義起家，發展到產業金融帝國主義階段，現在已經到了金融帝國主義的階段，其看家本錢就是美元和軍力。對于美國本性的認知是認識資本主義制度的鑰匙。“資本家要賺錢，銀行家要賺利息”(《論人民民主專政)，基于天然的嗜血本性，“我的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1940.7.13《目前時局與黨的政策》)，他們只會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身上，“要揩一點油”(《七大口頭報告》)。任何阻礙資本盈利的人或國家的行為，包括自力更生的發展本國經濟的努力，都是美國所不可能接受的。

　　自從二戰結束之后，國際社會的基本矛盾就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和各國人民之間的矛盾(1958.10)，美國為了實現其資本控制者的利益，不惜一切代價要建立并維護自己在全世界的霸權。任何妨礙其行使或者不屈從于霸權的國家，都是美國的敵人，為此，“美國只要有機會，總是要整我們”(1954.10.26)。作為被壟斷資本控制的國家，美國不斷地發動戰爭，其目的一是為了鞏固霸權“滅火”，“二是為了軍火資本”的盈利(1968.11.17)。“壟斷資產階級，需要一個龐大的軍力和一個龐大的武器庫”(1960.6.8)，為了資本自身的盈利，戰爭和瘟疫都可以是資本信手拈來的盈利題材。美國常常倡導要裁軍，高喊了幾十年，只有美國才保持了全世界最大的軍力，前蘇聯就是上了這個當(1968.8.5)。

　　美帝國主義總是編造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鼓動其他人先進入戰爭狀態,并且污蔑首先被傷害的一方為侵略者，比如抗美援朝時期的中國，抗擊法美侵略者的越南(1968.8.5)，而他自己直到最后在戰局比較明朗的時候，才選擇下場參加國際戰爭(1964.1.17)。美國人吃相很難看，“做的事太不像樣子”(1954.8.24)，在“西方的高壓政策、實力地位政策”難以繼續下去的時候(1959.10.18)，以美國為首的這個最強大的冒險集團，就可能鋌而走險。“美國的規律是不愿意打長”(1968.11.17)。由于種種原因，阿富汗拖得很長，但美國最后狼狽撤離，不惜一切代價終止戰爭；現在的烏克蘭戰爭，雖然仍在不斷添油，但是，當壟斷資本無利可圖的時候，美國一樣會脫離戰爭，完全不計烏克蘭人民可能會遭受的痛苦。

　　美國非常擅長使用兩面手法，硬的一手是保持強大軍力，軟的一手就是經濟控制。在和平的旗幟下，美國大搞軟的一手，通過經濟合作等手法，試圖控制對方的經濟命脈。他們在“播撒文明的種子”和“提高當地民眾生活水平”的動聽詞匯包裝之下，大舉進行經濟控制。美帝國主義絕不是真心幫助其他國家發展現代工業，而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資本擴張尋找空間并作出全球性安排，目的很清楚，就是為了控制住全球，為資本盈利創造最大空間(1959.12.4)。美國標榜的“自由”無非就是“屠殺別國人民的自由”(1965.5.12)，非此無法理解美國軍艦跑到中國沿海維護“航行自由”。美國軟的一手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腐蝕與演變(1959.12.4)，這種手段，曾經在蘇聯得手，故此，他們急于在中國重現“輝煌”，“他們想把我國拉過去，而他們自己則向中國鉆進來”(1958.11下旬)。美國采用各種手段，籠絡中國的機會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1965.4.28-29，1964.1.17)，并試圖使其成為美國利益在中國的代理人。有一部分人，總是認為國營的都不好，民營的都好，這也是典型的美式資本主義理念。不能說這種手段就完全無效，中國的確有相當數量的人，像前蘇聯的修正主義者一樣，“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1960.2.9)，唯一不同的是，中國的美國利益代理人比前蘇聯走得更遠，不僅僅敵視斯大林，而且更加敵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光輝的奮斗歷史。

　　中美之爭其實也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爭。當下的美國，關于中國的謠言滿天飛，完全在用美國的現實需要來主觀臆測中國。作為實用主義者，美國的眼界十分有限，“‘長期’，對他們來說不那么重要”(1964.1.17)。美國是一個歷史短暫的國家和民族，他們沒有長期傳承的文化體系，能夠暫時凝聚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最根本因素，除了英語之外，就是美式價值理念，而這種價值理念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念完全沖突。基于這種原因，美國極力“爭取機會主義，孤立馬列主義”(1959.12.4)，寄希望于“以腐蝕、演變的方法消滅社會主義”，“目的是保存自己——保持資本主義，消滅敵人——消滅社會主義”(1959.12.4)。對于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的美式嗜血本性和霸權理念，特別是它的反動政治本質，要有充分的認識，在正確的認知和理解前提下，才有了和美國相處相交的最基本前提，也才能認識到和美國進行斗爭的重要性，美國這個國家不到“被逼得不得已了”(1952.9.12)，是不可能接受一點道理的。

　　2、識別假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有不同的形態，曾經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為了識別真假社會主義，《共產黨宣言》設專章加以論述，只有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的科學社會主義，才是真的社會主義。因此，識別真假社會主義需要發動群眾、同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想進行斗爭，堅持黨的無產階級領導權。“要辦好社會主義企業，首先必須抓好階級斗爭”(1964.12.19)。世界上有許多形形色色偽裝成社會主義的假社會主義，它們只是資產階級內部的妥協和讓步(1965.10.1)。“社會主義國家經常會生長資本主義因素。有些共產黨員掛了黨員的招牌，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分子”(1963.5.4)，這些人“說話、寫文章都盡量合乎帝國主義和敵人的口味。其結果是敵人舒服，自己的階級被蒙蔽”(1959.12.11)。

　　在中國，一些人將科學社會主義概念庸俗化，個人喜歡的，就是社會主義，否則就是資本主義(1959.7.2)，有些“公社干部認為權力下放是資本主義，集中到自己手里就是共產主義了”(1959.4.14)。農業社會主義原本是封建地主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時期出現的一種思潮，其核心在于反對農業的社會化生產模式，毛主席對于農業社會主義表示了明確地反對，認為“脫離工業、只要農業來搞什么社會主義，這是破壞生產、阻礙生產發展的，是反動的”(《1948.9政治局會議報告和結論》)。修正主義者常常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行資本主義之實，要“反對修正主義的一切基礎，不只是黨外，黨內也有”(1965.8.3)。1964年，廣東省委就向毛主席報告，他們那里“干部和平演變的情況，到了異常嚴重的程度”(1964.11中旬)。毛主席認識到中國也可能出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兩種前途”(1965.8.3)。

　　毛主席認為，“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群眾，緊緊地和群眾一道，并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夠超越任何障礙和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1947.12.25-28《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無產階級政黨必須通過其先鋒隊領導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黨內必須保持對于科學社會主義的明確認知和堅定信仰，必須和“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進行堅決的斗爭(1953.8.12)，不能“離開黨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為此，“革命的誰勝誰負沒有最后解決，弄得不好，資產階級就有復辟之可能”(1967.5.18)。

　　3、支持集體包干，反對包產到戶

　　1959年到1962年期間，黨內發生了一次關于包產的爭論、探討與斗爭。毛主席的態度一直很明確，支持包產但反對包產到戶，也就是維護集體經濟，反對分田單干。毛主席支持包產并不斷肯定和提出包產的具體措施，認為包產是完善集體經濟管理方式的一種有益嘗試，他批轉并給予積極評價了安徽省委的簡報，“除公社對生產隊實行包產外，生產隊對生產組也應實行包產”(1959.3.26)。“包產后要使群眾有產可超，這樣他的積極性就大了”(1959.4.14)。甚至強調”包產一定要落實“，讓基層干部們“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1959.4.29)。為了進一步完善這一制度，毛主席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施行包產，必須“把指標訂立在經過努力可以達到的基礎上”(1959.5.17)。為了提高生產積極性，對于只搞小片開荒的人，要減少；對于懶漢、投機倒把的人，則不給基本口糧(1961.9.26)；還支持責任田等創新措施(1961.3.15)。在聽陳云同志說到青浦調查情況時，毛主席明確指出目前的自留地留得太少了(1961.7.12)。

　　集體包干體現了一種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毛主席充分肯定了集體包干符合社會主義的方向，解決了長期的“大平均主義”，貫徹了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分配原則，同時照顧了五保戶、困難戶，還包含有共產主義因素，“還有積累，還有征糧，有了前途。這是整個人民的利益”(1961.12.17)。對于集體經濟的管理模式優化，毛主席用生產是腳、分配是腰這種形象的比喻，說明了集體包干的好處，這一措施把生產和分配都落實在生產隊，“解決了集體經濟中長期以來存在的這種生產和分配不相適應的矛盾”(1961.10.7)。

　　早在1961年9月6日，包產到戶等變相恢復單干的做法，就已經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了，主張包產到戶的聲音逐漸顯現。鄧子恢同志兩次向毛主席確認，無論是“基本核算單位劃小”，還是“責任田”，都不是單干(1961.10.22-1962.7.17)，然而，對此毛主席明確表示反對。從實質上講，集體包干是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內部管理問題，而包產到戶則直接涉及到所有制問題，也就是說包產到戶否定了集體所有制。對此，陳云同志講得非常坦誠直接，就是“先搞分田到戶，這更徹底一點。集體化以后再搞”(1962.7.6)。后來陳云同志就1962年的看法向毛主席做了檢討(1965.12.19)。現在，大多數人并不知道陳云同志檢討的具體內容是什么，但我們相信陳云同志是真誠的，不會說違心的話。

　　毛主席反對包產到戶，甚至有些動感情，他直接將這個問題提高到階級斗爭的層面，“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1962.7.20)。他認為，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堅持集體化，是立場問題，“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農戶的立場上，還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農民群眾的立場上？”(1962.8.9) 也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長期斗爭。包產到戶和單干風是國內階級斗爭的反映，這種斗爭將長期繼續，“一百年后還有這個問題”(1962.8.2)。時至今日，我們才慢慢地明白了毛主席這樣看待包產到戶/單干的緣由。農村土地所有權問題，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議題，在其他國家，也出現過資產階級將農村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的先例。外國的資產階級和中國的無產階級將土地分給普通農民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樣的，“資產階級分土地的結果是要走向資本主義。共產黨分土地有兩種可能，一個是走向資本主義，一個是走向社會主義”(1966.11.8)。

　　分田單干的結果只能有兩個，要么是從社會化大生產方式倒退到自然經濟，要么是為資本主義農業模式的發展開辟道路。上世紀80年代，中國也曾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革。當時有一個傳聞，開春之后農民不知道今年該種什么，到政府那里去問，政府官員回答，自己想種什么就種什么，而且認為這是讓農民逐漸學會參與市場經濟。這實在是對現代的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誤解。在農業實現現代化、工業化的美國，農民也沒有能力決定本年度究竟應當種什么的，決定農民種什么的，是農業資本家，他們早已經向農民預定了本年度收獲，農民只要按照他們的要求播種收獲即可。人類已經進入到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現代社會，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難以為繼的，農民遲早會把分到手的土地出賣給他人。這種接手的人，要么是新興的地主，使社會就回到封建制度；要么是農業資本家，他們收購土地，大規模運作現代農業，從事資本主義農業生產。

　　社會主義是在公有制的基礎上，發展社會化大生產方式，故此，土地絕不能私有。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已經得到了徹底的解決。如果僅僅是變封建主義私有制，為農民的私有制，廣大農民的面前“仍然擺著走資本主義道路或走社會主義道路兩個前途”(1941.《駁第三次 “左”傾路線》節選)。現在提出單干，等于把中國革命的進程撥回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中國農民本來就具有天生的小私有觀念，分田單干固然可以迎合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偏好，但是這將嚴重影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1962年的單干風和當初反對合作化的思潮，源自于同一個問題，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私有觀念和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神往。歷史證明，毛主席是對的，中國經濟要想發展，要想走社會主義道路，分田單干是絕路，只有維護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中國才有未來。幾十年過去了，我們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從未因為征地問題受到毀滅性的打擊，整個現代的社會化大生產方式在中國顯示出茁壯的生命力，我們不該感謝毛主席的英明嗎？我們還不能體會習近平同志說的“不管怎么改，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這句話的分量嗎？

　　四、社會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方式

　　社會化大生產方式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共性，中國在建立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過程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1、中國不能搞資本主義

　　中國揚棄走資本主義道路，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人類歷史的選擇，也是中國智慧的選擇。

　　A、摒棄資本主義歷史形態

　　青年時代毛主席就看到了，剛剛進入中國的資本主義，與中國封建主義傳統結合，所顯示的“幾個人享福，千萬人要哭”的自身殘酷性和腐朽性(1919.7.14《不許實業專制》，1920.12《怎樣去做才有真正的勞工團體出現？》)。中國需要摒棄資本主義的歷史形態，除了因為資本主義這種社會形態本身的弱點，還由于復雜而嚴酷的國內外雙重因素，使得中國不可能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和彼森的談話》)。中國資產階級的先天不足的自身弱點，使中國資產階級如同中國歷史發生的無數次農民起義一樣，不能成為真正的統治階級(1939.12.15《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僅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已經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義論》)。當西方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之后，國際條件和“中國的具體條件不允許限于歷史上的資本主義革命，也不許可建立資本主義社會” (《讀艾思奇〈哲學與生活〉》)。

　　帝國主義完全具備了扼殺中國社會進步的能力，同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又為中國提供了新的社會主義的途徑。無產階級已經登上了歷史舞臺，并取代資產階級完成民主革命，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社會經濟形態》)，無產階級完全有能力直接以社會主義方式發展社會化大生產方式。歷史上，毛主席在《和韋爾斯的談話》《矛盾論》《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多次表示中國可以跨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他批駁那種“所謂在社會主義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說法”(1954.11.18)，和“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分子所說的觀點，“沒有足夠數量的現成的能夠組織國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無產階級就不能奪取政權和保持政權” (1959.12.18)。

　　這里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在《七大口頭報告》里，毛主席批評了那種“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的民粹主義思想。這一觀點與毛主席的一貫觀點并不矛盾。首先，當時正處于抗日戰爭尚未結束的階段，還要爭取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第二，在肯定要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毛主席也說了要發展合作社經濟和國家經濟；第三，這種說法也是建國后最初幾年的做法。在同一報告中，毛主席還講了“不是將無產階級的綱領降低到資產階級的綱領，而是要將資產階級的綱領提高到無產階級的綱領”(《七大口頭報告》)，足見毛主席的戰略思想和戰術思想都是明確的。“我們搞了民主革命，給資本主義開辟了道路，給社會主義也開辟了道路......橫直我們搞不完，留給下一代，不要拿我們這些人的年紀做標準”(1964.12.20《在中央工作座談會上關于“四清”問題的講話》)。

　　由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建立社會化大生產方式上的共性，不經過一個長時期的全面的資本主義階段，也可以搞好社會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方式，但是，必須在建立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同時，強調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如果繼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理念，不搞社會主義，是不可行的。因為進入現代社會，由于美國勢力的存在，如果中國不搞社會主義，那就必然回到資本主義，回到半殖民地狀態。“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1959.12.19)。此外，資本主義這種制度得以在西方實施，很大程度要以其宗教文化為前提。中國沒有西式宗教基礎，但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治理傳統，是比西方宗教更有效的調節手段，更有利于建立社會化大生產方式。在延安時期，毛主席就通過黨和政府做了許多宣傳上的和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調劑的工作，結果，“不但生產沒有縮小，反而增加了八萬余畝耕地”(1942.12《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B、自力更生的基本國策

　　強調自力更生為基本國策和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緊密相連的命題。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獨立，歷來面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干擾，他們不希望中國建立現代社會化大生產方式，希望中國永遠保有落后經濟形態，成為他們的附屬，只生產農產品和工業原材料，成為他們的政治附庸和經濟市場。有這種想法的，前有赫魯曉夫，后有美國政客。帝國主義的所謂援助都是控制手段，“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么條件呢？就是跟我走”(《別了，司徒雷登》)。美國西方對華實施封鎖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逼迫中國更改社會主義制度，要生意就得被他控制，并試圖把中國變成他們的經濟殖民地。我們不會用中國人民的未來這一原則做交易。

　　只有建立并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確保自力更生的國策得以貫徹，中國才能有自己的經濟獨立。建國初期，蘇聯給了我們很大的援助，這當然是好事，但是，后來蘇聯終止一切援助，迫使我們自力更生，我們完全“靠自己”建立了比蘇聯還要完整的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1964.7.16)。對于蘇聯修正主義以帝國主義的理念建立的經互會，毛主席很早就預言到它的垮臺陌路，因為它根本不是平等互助的機構(1964.10.8)。毛主席告誡外國友人，“建立自己獨立的國民經濟，不依賴帝國主義，這一點很重要”(1964.9.4)。只有中國接受帝國主義的價值理念，特別是帝國主義霸權，成為帝國主義全球化的一部分，才可能收到此類“援助”，否則，中國就將面臨封鎖、斷供、冷戰。“帝國主義對我們各種斗爭直到封鎖，目的在迫我就范”(1950.8《對當前工作的指示》)，打破這一封鎖的唯一辦法，就是“強調自力更生，從長遠建設著眼來提出問題”(1950.8《對當前工作的指示》)。

　　毛主席提倡自力更生，絕不是不要外援，更不是不和外國有生意往來，“要有經濟上的獨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獨立。當然和外國切斷聯系也不行，還是要互通有無”(1966.7.11)。從任何意義上講，國際援助都非常重要，甚至必不可少(1935.12.27《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但是，不能依賴“外援（不是不要外援）”(《楊家溝講話》)。對外援產生依賴思想而失去主動，我們就會失去獨立(1956.1.20)，通過自力更生發展自身技術，才能突破科技迷信(1964.10.27)，對先進科技產生正確的認知(1964.12.25)。問題的核心是自立自強的精神與努力，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獨立自主，也才是唯一可以實現自己目標的辦法。很多人惡意攻擊毛主席有搞閉關鎖國的封閉思想，其實這些人是在仇視毛主席不甘心讓中國人為奴的決心和能力。在毛主席帶領下，中國人民不屈從于西方意識形態奴役，追求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35.12.27《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2、社會化大生產方式

　　毛主席說：“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在現象上是沒有區別的，只在本質上有區別，這就是內部的區別”(《讀艾思奇批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種形態的經濟共性，在于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1948.9政治局會議報告和結論》)，同為社會化大生產方式，其階級性也非常明顯。

　　A、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共性

　　在世界范圍，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態轉變，都存在著各國不同的差異或交錯狀況，并非一刀切、齊步走。對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來說，因為已不具備正常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所以搞社會主義不一定是發展資本主義之后的階段。從人類進步過程的角度看，不同國家之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也可以是并行的，即在很長一個歷史過渡時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可以成為社會化大生產方式上的并蹄蓮。奴隸和農民沒有建立自己的社會形態，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同時誕生，“兩三百年以前，世界上才有資本主義，產生了一個娃娃叫資產階級，同時產生了另一個娃娃叫無產階級” (《七大結論》)。這兩個娃娃共同的溫床，就是社會化大生產方式，正是由于這種經濟共性的存在，產生了一個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的可行性，在帝國主義時代尤其如此，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可能性，而且是必要性。問題的關鍵是要建立社會化大生產方式。

　　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毛主席一直主張盡量不破壞鐵路(1947.6.4《一切大規模破壞鐵路的行動應予停止》、1948.1.8、1948.9《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鐵路雖然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但是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1949.7.9《依靠群眾辦好鐵路建設事業》)。從解放軍攻入開封時起，毛主席就一再強調要保護城市經濟(1948.6.19)，這種態度和政策一直延續到了后來的北平、上海等大城市。他要求一定要“順利地接收從國民黨手中轉入我們手中”(1949.2.15)，并具體地指示，不要用分浮財的理念處理“企業物資”，而是要“歸企業使用”，以保證企業“繼續生產”(1949.5.26)，嚴厲地要求大家，“決不能搬用在鄉村工作的作風”(1949.1.26)，甚至批評陳毅同志耽誤了入滬干部培訓，“只好在十天內補足此種缺點”(1949.5.3《推遲占領杭州上海的時間》)。這不能簡單地用“仁義之師”來解釋，更重要的是要保護在中國有限的、稚嫩的社會化大生產方式。對于封建地主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自始就不一樣，毛主席對于現代社會化大生產方式非常重視，即使對待地富，也要尊重其工商業財產。“應當預先防止將農村中斗爭地主富農、消滅封建勢力的辦法錯誤地應用于城市，將消滅地主富農的封建剝削和保護地主富農經營的工商業嚴格地加以區別”(1948.2.27《關于工商業政策》)。

　　全國勝利之后，毛主席表現出在中國建立社會化大生產方式這一目標的堅定態度。毛主席要求進城之后，中心工作是“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我們就會要失敗”(《七屆二中報告》)。他鼓勵全體干部，努力學習管理工業生產知識(1948.5.11)，他認為“技術一邊倒”提法是不恰當的(1952.11.26)，并對科技人員說：“社會主義需要數學”(1956.1.10)，積極主張無產階級要向資產階級學技術(1963.7.22)，學管理(1963.5.3)，并且把蘇聯和更為先進的美國都作為工廠管理的追趕目標(1957.7.18《在青島會議上的講話》)。一定要建立“強大的船隊”(1959.12.24-26)，以適應我們大國地位。一向敢為人先的毛主席，在聽到不切實際的經濟指標時，表示懷疑，理由是“世界上沒有先例”(1959.3.29)。在經濟管理方面，力圖行政設置區劃打破省、地、縣界，“按經濟渠道經營管理”(1964.1.7)。

　　毛主席認為：“資產階級能做的，難道無產階級不能做到嗎？資產階級學到的技術，無產階級也會學到。資產階級能達到的生產水平，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也應當達到”(1963.1.21)。毛主席認為“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共有的規律(1959.12.22)，在看到蘇聯只承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某種平衡，而“否認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某種不平衡”(1959.12.24-26)，他馬上表示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在中國總體經濟發展思路上，毛主席一直緊扣建立社會化大生產方式這一根本點，強調工業的重要性，他認為只有工業才能帶來“社會生產”，“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1944.8.31)，因此，一定要“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1945.4.24《論聯合政府》)。他總結歷史教訓，“小國，也侵略過我們。這是因為它們是工業國，我們是農業國”(1958.8.16)。

　　毛主席特別關注農村合作化的進展，不搞合作化，不僅僅是農民兩極分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工農聯盟就無法鞏固”(1952.12.11)，無法建立在中國社會化大生產方式。這一思路并不是毛主席建國以后才有的，早在江西蘇區時期，他就向往“大規模的公司”，認為即使土地集中，大地主也“是分租給許多農家耕種”，不能出現現代農業。發展工業，用機器裝備農業(1959.6.11)，這才是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精髓。毛主席同時非常重視農村經濟的商品化程度，因為這是能否在農村建立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關鍵所在。為此，他鼓勵人民公社多種經營，發展經濟作物，“不要過分強調公社自給，什么都自給，是不行的，交換一萬年也是有的”(1958.10.24)。他為社員的家庭副業正名，說這“并不是什么發展資本主義” (1959.6.11)，并鼓勵大家將農產品拿出去交換。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確存在著經濟共性，很多人感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說不清楚，因而產生困惑，其原因在于他們既沒有看到共性，也沒有看到區別。這種區別在于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階級性，建立現代大農業也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方向，要“鼓勵貧農用集合生產向社會主義道路走去，而不是要鼓勵富農走向資本主義生產。貧農們集合許多小塊土地用合作社方式組成合同生產制度由此走向社會主義農業生產，這樣才是我們的目的”(《富農問題》)。社會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方式要求，“在工商關系中，應當工業是中心，因為工業是生產價值的。在公私關系中，應當公營經濟是中心，因為公營經濟雖然在某些地方數量較小，卻是集中的和處于領導地位的。在勞資關系中，應當依靠工人階級，而不是依靠資產階級”(1949.12.4)。

　　B、資本主義的積極作用

　　中國的社會化大生產方式是輸入型的。“帝國主義的侵略刺激了中國的社會經濟”，造成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帝國主義的不等價交換（剪刀差）促使了中國舊生產方式的崩潰(《丟掉幻想》)。“尋烏城是這樣一個手工業商品和資本主義商品交戰表演了劇烈的榮枯得失的地方”(1930.5《尋烏調查》)，引發了毛主席對于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思考。

　　毛主席從來不否認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而且認為資產階級發明的許多具體制度具有學習和借鑒意義。他說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中國解放前的生產方式相比，是“比較進步的生產方式”(1942.1.28《中共中央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要學社會進化史，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有余，比社會主義不足，資產階級是起過進步作用的階級”(1955.11.17)，私有制曾經是一個很好的東西”(1954.9.14《關于辛亥革命的評價》)。“我這個人是有一點崇拜外國吧。外國的好東西，為什么我們不搬來呢？外國的長處，用得著的東西，我們要搬來”(1958.1.28)。對于資產階級的進步理念，毛主席也持非常開放的態度，比如廢止“肉刑”(《楊家溝講話》)，“托兒所，幼兒園，工廠里的工人食堂”(1958.11.28)，普及教育幫助“勞動者的智慧的增長和才能的發揮”(1959.12.23)。他甚至覺得有些問題，我們做的還不如“資產階級教育家”，比如反對注入式教學法(1964.7-8)，資產階級傳下來東西很多，“不能都改” (1968.7上中旬)，關鍵是誰來掌握的問題。

　　在經濟領域，對于資產階級發明一些具體制度和生產內容，毛主席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比如托拉斯就不能一概否定，無產階級也要強調紀律(1967.5.2《關于大批判問題的指示》)，只要改變的所有制形式，對社會主義就是有用的(1960.3.25)。他借鑒美國和蘇聯的辦法，推動大規模種植玉米，促進了中國的“包谷是飼料之王”的理念，豐富了“主糧的地位”的概念(1959.10.31)。毛主席非常重視金融貨幣的作用。在湖南農運期間，打擊高利盤剝的同時，他也不忘肯定“在現在社會制度下”，“當然應付一種利息”(《湖南農民代表大會決議案》)。在延安時期，他也根據當時的具體條件，努力建設金融借貸制度(1942.12《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以幫助農民發展生產。解放戰爭時期，他就要求：“金融工作、貨幣發行就必須先統一”(《楊家溝講話》)。

　　建國后，曾經有過幾次對于資產階級法權的討論，毛主席使用“資產階級法權”和“資產階級思想”這一概念時，并沒有對于這一概念做出詳細定義，但總體而言，初期毛主席還是把資產階級法權當做一般的資產階級思想殘余看待的，“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智力勞動者工資多、體力勞動者工資少等”(1958.8.19)，這和毛主席早期批判的單純軍事觀點，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的作風，個人主義思想等差不多(《時局和方針》)，講的一般是不好的思想方式和不好的具體做法。后期，毛主席更加細分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內容，認為“只能破產一部分”，“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1958.11.23《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 (1958.11.23)，“宣傳破除一切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提法不妥”(1958.11.9)。到了晚年，毛主席認為這些內容“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但是，“所有制變更了”(1974.10.20)。有些過去認為是“資產階級法權”中不好的一些內容，屬于“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范疇，毛主席對此的認識，也有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

　　五、兩種形態的對立統一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對立統一的關系，這種狀態是“階級的對立統一”的反映(《讀〈唯物論〉批注》)，“相互滲透即對立的同一性”是辯證法核心要義”(《讀〈辯證法〉批注》)，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體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主席曾感嘆“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論聯合政府》)，要提倡發展資本主義。但是，毛主席也明確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中是沒有資本家的，“中國將來一定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去，這樣一個定律誰都不能推翻”(《青年運動的方向》)。

　　1、長遠目標與階段性共存

　　在建國初期，毛主席的確準備讓“資本主義絕種”(1953.6.15《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并且要“過渡到單一的社會主義社會”(1954.9.13)。這種想法符合革命導師的最初理論設想，也是蘇聯經驗的模板效應。但是，實際上，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設想的無產階級革命高潮馬上要到來一樣，毛主席說的“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比毛主席自己設想的要長。毛主席當年決定廢止私有制，對于在中國牢固地建立社會主義體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矯枉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這一歷史功績不容忽視，而且單一的社會主義社會直至共產主義社會，仍然是無產階級的長遠理想和目標。

　　毛主席很快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蘇聯消滅階級太早了，不能使用資本家的能力”(1956.12.5)，并認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1956.12.7)。對知識分子、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合作，是建立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之上的(1963.8.10)，強大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政權，是這種聯盟也是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最根本條件(1959.10.25)。當古巴對美國資本進行國有化之后，毛主席建議古巴同志，除了美國的企業，別的西方國家的企業可以在古巴暫時生存，并勸誡他們社會改革不要進行得太急，要爭取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1960.11.19)。此外，當時處于東西方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交往，遠沒有現在這樣的程度，尚具備在一國或數國之內消滅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客觀條件。而就當下國際交往的深度與廣度而言，不可能只允許外資私營，而不讓國內的私營，那樣做是不合理的，也就沒有了國民待遇。在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中國的資本階級所有權，除了定息之外基本上被消滅了，但是在此之前還有一段共存期。對待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要把握適中，既不能限制過死也不能放任自流(《七屆二中報告》)，毛主席在此共存期的許多觀點，非常值得我們今天研究、遵循，仍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居于次要地位的非國有經濟形式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其中，比較典型的經濟形式是國家資本主義。“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其領導的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即國家資本主義”(1953.6.28)，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目的，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故此，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1963.7.10及之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有效地限制了剝削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充分發揮了發展生產，保障需求的社會主義經濟法則(1953.7.29)。在“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時，符合國家需要和人民利益的私人企業，可以增加工業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1956.12.7)。

　　毛主席從農村的自留地開始著手，承認個人所有制“一定還是要的”，“不要自留地，這個說法是有毛病的”(1960.8.10)，主張“集體養豬和社員家庭私養并重的方針，兩條腿走路”(1959.5.7)，承認集貿市場“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需要，是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必要補充”(1962.8.27)。毛主席關于大型企業主導，大量地發展中小型企業的想法(1959.12.16)，可以擴展到民營企業。對資產階級“政治上的打擊和經濟上的消滅是兩件事”(《楊家溝講話》)，在政治上孤立資產階級的同時，在經濟上允許其發展，“二者似乎矛盾，其實并不矛盾”，只要他們遵守法令，有利于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在經濟上，則將在長時間內容許他們存在”(1947.10.26《對待自由資產階級須防止過“左”傾向》)。

　　對待非公有制經濟，要“有所不同，一視同仁”(1950.5.25)，“有所不同者，是國營占領導地位”(1950.5.25)，“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論聯合政府》)，“不能是國家搞原料，資本家搞制造”(1953.7.29)，這種國家投入而私人營利的思路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國有企業必須控制經濟命脈。含有資本主義因素的企業，但無論中外，都必須符合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目的，“適應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1950.5.25)。在其他方面則應當一視同仁，“工人為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企業生產，同樣光榮”(1953.5.22)，“決不可只看見眼前的片面的所謂勞動者福利，而忘記了工人階級的遠大利益”(1948.1.31)。

　　1952年，毛主席修改了“資本家應充分接受工人階級思想”的說法，提出資本家只要可以充分接受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的領導就可以了(1952.9.5)。對于管理人員，可以“委托原管理人負責管理”(1948.4.8《再克洛陽后給洛陽前線指揮部的電報》)，但也應當有工人代表、工程師、技師及職員等參與管理”(1948.4.26《企業管理委員會應有工程師、技師及職員參加》)。要反對一些“左”的錯誤思潮，“片面的、狹隘的、近視的”“維護工人利益”，要“稍微看遠一點”(1948.2.5)，更要反對“‘左’比右好”的錯誤想法”(1955.11.17)。毛主席“號召各級干部關于自己和資產階級的關系（家庭親戚朋友），用開會和寫檢討報告的方式，交代清楚”(1952.3.3)，我們今天希望建立的清親關系，在這里可以找到源頭。

　　2、商品生產、市場經濟、改革開放

　　商品生產和交換場所自古有之，古代商朝的商字，其實就反映那時候“有了商品生產的意思”，“封建社會這個母胎中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1958.11.10)。商品生產出來是為了交換，市場為交換提供了場所。在毛主席的時代，計劃經濟模式當然占有最為主要的位置，但毛主席從未否定商品生產和市場交換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源頭在毛主席這里，但那只是毛主席全部思想中的一小部分。毛主席反對“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1958.11.10)，同意斯大林提出來的“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概念(1958.11.9)。他批評那種把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的做法，認為：“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取消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做法，忽視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1958.11.10)。

　　在農村生產的管理制度方面，毛主席“提倡每一個公社生產商品，不要忌諱‘商品’這兩個字”(1958.11.6)，為商品生產恢復名譽，主張“要擴大商品生產，擴大社會交換，要大搞交通運輸”(1958.11.2)。他希望“每個公社在生產糧食以外還要發展能賣錢的東西，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充分“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積極作用，而且“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1958.11.9)。毛主席多次支持保留自由市場以便自由交易(1962.7.5)，甚至糧棉油這樣的社會基本生活戰略物資，也可以進入自由市場，允許出現和“存在著兩個市場、兩種價格”(1962.8.17)。毛主席在支持保留自留地的時候，還專門指示自留地的產出，不計算在基本口糧之中(1964.4.28)，以保護社員的生產積極性且提高基本生活供給。毛主席認為在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之前，“產品不可能豐富，不可能直接交換，不可能廢除商品交換”(1958.11.7)。為此，他批評那些回避商品經濟的人過于“謹慎小心”，看不到一些“資本主義范疇”還有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意義，而且“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階段(1958.11.10)。

　　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后，“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1958.11.10)，鼓勵利用合同方式進行商品交換，包括“和國家訂立合同”，“公社與公社之間的產品也互相交換，這是全國性的和地方性的商品生產”(1959.1.12)，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和貨幣交易(1958.10.21)。毛主席認為，雖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存在根本性的制度不同，“但社會主義企業不能不算帳、不計盈利”(1959.12.30)，必須反對像徐水縣那樣，搞平均主義，違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1958.10.21)。 經濟核算是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基本步驟，但是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很多人特別是一些搞重工業的人，并不關心這些問題，“感到橫豎是國家的事情，誰也不愿意、不用心去搞經濟核算”，毛主席指出這種現象的危害，認為這種做法會“反過來，妨礙重工業的發展”(1959.12.31)。

　　毛主席反對人民公社國有制，一直允許并鼓勵城市的集體所有制企業、鄉鎮企業的存在與發展。必須充分認識，我們尚沒有達到充分掌握，學習熟練地應用經濟法則這種現實情況，雖然“商品流通、商品形式、價值法則”都是資產階級的經濟法則，也“不能一下子”都放棄(1958.11.9)。要尊重“等價交換”這一價值法則(1960.3.23)，需要盡量減少供給制(1961.4.9)，并提出要采取“從各方面吸收社會游資，減少市場的壓力”的措施(1959.6.11)。但是，毛主席明確地告訴我們，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價值規則僅僅是經濟手段，在“我們運用價值法則”的過程中(1956.3.2)，要采取許多相應的新的措施，擴大再生產滿足人民的需要，不能像資本主義那樣成為生產活動的根本目的(1959.12.29)。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完全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自生自滅方式，肯定是不行的，也是不應該的。

　　改革開放這四個字連用并作為一種國策是80年代后的事情，其實無論是改革還是開放，作為政策層面的工具，毛主席早就在使用了。在抗戰期間，為了打破國民黨對于抗日人民根據地的封鎖，堅持抗戰，毛主席就主張，“應該積極發展工業農業和商品的流通。應該吸引愿來的外地資本家到我抗日根據地開辦實業。應該獎勵民營企業，而把政府經營的國營企業只當作整個企業的一部分”(1940.12.25《論政策》)。“改革”一詞，包括類似的詞匯如“改組”(1950.6.6《不要四面出擊》)，經常出現在毛主席的文章和談話中。毛主席動員鼓勵大家放下包袱進行改革：“總而言之，改革不是那么可怕，但是會有些變動”(1959.10.22)，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實際上就是一種“改革”，他曾經說：“要大膽地放，徹底地放，堅決地放；要大膽地改，徹底地改，堅決地改”(1957.10.9)。

　　建國初期我們就和蘇東國家建立過合資公司。對外貿易方面，從一開始，就希望和資本主義國家，如“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1949.12.22)，堅持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貿易往來(1961.8.16)。毛主席從來沒有采取過被某些人認為是閉關自守的政策，事實正相反，毛主席認為國際交流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對外交流，“那末，堆在我們頭上的國際反動勢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往來處于低水平，恰恰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門戶封鎖”的結果。“解放以后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圣的原則：門戶封鎖”(1949.8.30《“友誼”，還是侵略？》)。關于帝國主義封鎖中國的目的，已在前文討論過了，在此不再贅述。

　　改革從來就是手段之一，與其它任何手段一樣；改革的問題從來就是一個方向的問題：向哪里改革？如果改革的方向受到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響，那就會背離社會主義道路，“這些國家的變革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變革，因為它并沒有廢除資本主義，只是一部分資產階級對另一部分資產階級讓步，也就是宗主國家資產階級對殖民地資產階級的讓步”(1956.10.1)，如果這樣的話，就是美國所希望的改革，而不是中國人民希望的改革。毛主席特別強調改革必須走群眾路線，只有“經過我們的工作，群眾的多數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愿實行改革，才去實行這種改革，否則就會脫離群眾”(1944.10.30《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

　　市場、計劃、改革、開放這些詞匯，都代表著一種社會管理手段和措施，都不是一種社會形態，更不是意識形態。社會治理措施和手段，本身并不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至于在某個歷史階段的具體政策實施過程中，意識形態方面發生的悄然變化，則是另一個問題。無論是商品生產還是市場經濟，都只是人類從事生產和交換的一種形式，自身起源很早，雖然資產階級把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的理念推向到極致。把這些詞匯推高到一種意識形態或者社會形態，則是近幾十年中國經濟學界比較變態的現象，這些要么無知要么用心險惡的人，借助這兩個概念，大肆推銷資本主義價值理念。

　　3、對外國經濟科技文化的學習與借鑒

　　毛主席一貫主張發展與西方國家的經濟交往，對西方文化保持著學習、借鑒與批判的態度。毛主席區分政治理念意識形態與國與國之間的正常商業往來(1963.4-6《對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復信稿定批語和修改》)，主張“意識形態的墻和社會制度的墻，只要在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下，是可以拆掉的”(1961.2.8)。國與國之間要打開經濟大門(1959.6.11)，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世界體系之間的經濟關系，“不搞關門主義”(1959.12.24-26)，“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并不反對任何人”(《論人民民主專政》)。毛主席非常支持“必須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蘇聯的那一套”的觀點(1964.10.23)，對法國客人說，要加強中法之間的商業和文化往來，甚至普通軍火生意都可以做(1964.1.30《中法之間有共同點》)，而且不要拘泥于一般的貨物貿易，還要做技術貿易(1956.10.1)。如果和資本主義國家只做一些小生意，“特別是不和壟斷資本搞貿易，意義就不完全，也不算大”(1964.7.10)。當聽說在我國對外貿易構成中，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有占六成時，他覺得這才是合理的(1964.10.19)。除了貨物貿易，毛主席也希望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來華投資，“中國政府將對外來投資及外人在中國財產給以保障”(1939.2《和美國記者羅伯特·馬丁的談話》)。

　　毛主席對于外部世界的認知非常符合實際，而且態度也非常開明、豁達。他承認我們同西方先進水平存在著多方面的差距，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都有盲目性”(1963.8.25)。中國近代歷史上挨打的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故此，我們“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1963.9上旬)。毛主席對于西方科技文化一直持開放的態度，在參觀日本商品展時，客人恭維他對于產品很熟悉，毛主席說：“不敢說，我是來學習的”(1956.10.6)，看到并承認“中國的工業、技術水平，比日本差得很遠”(1961.7.13)。勸告別人對于中國的成績不要“吹噓得大了，與實際情況不符。我們要學習先進技術”(1964.11.1)。在他支持下，漢語拼音實現了拉丁化，他非常鼓勵大家學好外語(1972.7.24)。選派幼童出國學習外語，是一個近代歷史上曾經嘗試過，且半途而廢的做法，毛主席愿意再嘗試一下，而且即使大多數都回不來也無所謂(1973.2.17)。

　　作為一個堅定的馬列主義者，毛主席“既反對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對盲目抵制任何思想”(1944.7.14《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對于很多資產階級傳下來的東西，他主張要繼承下來，“不能都改”(1967-1970《對外宣傳不要強加于人》)，很多形式“中國可以用，外國也可以用；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1967.2.12/18《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對待美國，毛主席也積極客觀地肯定其正面的講求實際的民族精神(1958.12.12)，認為專欄作家和政治編輯應當具有廣博知識和大局觀，這一點可以學習美國的“李普曼和賴斯頓”(1959.5.27)。和他一生都非常推崇的魯迅一樣，毛主席也承認“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但他也指出過魯迅“在中醫和京劇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確”(1956.8.24《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

　　中國的歷史上曾經有過照抄外國經驗的階段(1961.8.16)，毛主席多次告誡外國朋友，外國的經驗要自己親自體驗才能轉化為自己的經驗(1963.4.7)，中國的經驗也是一樣，而且中國的教訓甚至比經驗還重要(1963.4.17-18)。學習外國經驗不能生吞活剝，絕不能追求一點樣都不能走，要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國剛剛從蘇聯引進拖拉機生產線時，毛主席就要求拖拉機名稱一定要用中文，技術上要適合我國的氣候和地形，“一定要是綜合利用的，其成本一定要盡可能降低”(1958.3.16)。在爭取擴大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交往的同時，毛主席從來特別強調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重要性，反對那種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洋奴思想。針對美國的對華禁運制裁，毛主席不怕有人攻擊他“左”，堅決不同意以“承認兩個中國”為代價換取貿易機會(1957.3.22)，反而非常耐心地等待美國的改變。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