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30周年】

　　【導語】毛主席的一生波瀾壯闊，充滿了革命的斗爭精神、理論、實踐和藝術，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是毛主席斗爭精神的集中表現。毛主席一生堅持了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并將這種信仰轉化為偉大的社會實踐，總是以極富宏達的戰略眼光，完美地詮釋了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從一個斗爭邁向另一個斗爭。毛主席自己和他同時代的戰友們都評價過他一生最大的貢獻，但本文認為，毛主席一生為中國人民做的最偉大最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情是：1. 堅定地信仰以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為靈魂的馬列主義理論體系，并將其付諸開天辟地式的社會實踐；2. 在這種理論體系的基礎上，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開展徹底的思想改造運動，建立并錘煉了中國共產黨這一堅強的民族領導核心。毛主席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結合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實際，建立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并就此對于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徹底的改造，使中國人民至今都生活在這種新的理論體系和實踐成果的紅利之中。

　　全文共10萬余字，分為五篇連載：第一篇，階級斗爭理論；第二篇，意識形態領域的建設；第三篇，兩條道路的斗爭；第四篇，群眾路線與斗爭藝術；第五篇，奠定中華民族前進的基礎。此為第二篇，就教于廣大讀者并供研究參考。文中括號內凡僅標時間的，均請參閱《毛澤東年譜》；凡注明文章名稱的采用縮寫方式，由于篇幅關系不甚規范，謹致歉意。

第二篇： 意識形態領域的建設

　　毛主席非常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建設，“思想意識屬于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它包括政治思想、理論，按照列寧所講的，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它是要率領經濟前進”(1960.3.7)，因此，必須重視我黨的理論工作，認真分析中國社會的特殊問題，鼓勵全體人民進行思想改造，并創造出許多切實可行的方式方法。

一、高度重視理論工作

　　毛主席努力提高全黨全體人民的理論水平，并把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視為檢驗真理的標準。

　　1、努力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

　　毛主席歷來注重理論的作用，他認為只有按照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建立的黨，才能領導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偉大事業(1948.11《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毛主席不僅堅信馬列主義理論，還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思考，將馬列主義和中國實踐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主席帶領著一大批有理想有信念的仁人志士，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以弱勝強戰勝了裝備精良、資源豐富的國民黨，在上世紀50年代末，毛主席甚至希望把主要精力放在馬列主義的理論研究上(1958.12.8)。國之大事也，不可不察。

　　理論極其重要，是一切理想、信念和行動的基礎，左中右的是非區直等“思想問題，指對問題的認識的水平，對馬列主義的理解的問題”(1961.11.24)，“如不提高革命理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1940.6.21《在延安新哲學會第一屆年會上的講話》)，這就是毛主席認定的理論的重要性程度。1949年初，在革命形勢空前大好的情況下，毛主席反復強調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一九四九年的任務》)，始終認為，思想、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證，也為一切工作服務(1958.1.21)。在指導具體工作的過程中，他也強調思想工作優先，“不打倒思想老虎，老虎是打不出和打不凈的”(1952.2.12《轉發華東局關于華東直屬機關打虎經驗的通報的批語》)。

　　毛主席常常拿國民黨作為反面例子，強調理論的重要性。“國民黨是一個沒有明確特征或綱領的無定形團體”(1944.8.23《和謝偉思的談話》)，孫中山先生有一腔熱血，也能夠堅持不懈，但是，理論水平明顯不夠，直到遇到了懂得階級斗爭理論的共產黨人才有好轉，甚至連國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都是共產黨人幫忙才得以出臺(1945.4.21《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在孫中山先生去世后，蔣介石接盤，更是把孫中山先生那僅有的熱血與信念丟得一干二凈，國民黨曾經占盡了一切優勢，又有美國的加持，結果卻一敗涂地。不僅在軍事戰場上，連連失敗，其內部也成了篩子，在秘密戰線上，很多人已經得到了國民黨給的高官厚祿，但是毅然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為共產黨工作。蔣介石一定非常困惑不解，為什么高官厚祿籠絡不住人心，他們為什么要為共產黨代表的窮人服務，也難怪，蔣介石很難理解革命理論對人的理想、信念的作用。

　　毛主席曾經批評黨內一些同志，“不涉及理論(辯證法、唯物論)，足見頭腦里沒有理論的影子”(1957.4.26)，認為“不搞理論是不行的”(1963.12.16)。在毛主席的引領之下，我黨一向理論水平非常高，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復雜社會結構復雜外部環境之下，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這樣恢宏的理論和思想體系，這對中國和整個人類的意義，怎么估計都不過分。然而，毛主席依然覺得對比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而言，“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落后”(《整頓黨的作風》），多次對于我黨的馬列理論水平感到失望，認為在經過艱苦卓絕的多年革命之后，“理論活動仍然很落后，這是大缺憾”(1940.6.21《在延安新哲學會第一屆年會上的講話》)。“我黨的理論水平，必須承認還是低的，必須提高一步。這樣大的黨，在許多基本理論問題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鞏固，如劃階級就表現了我們黨理論水平之低”(1948.9《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直到晚年，他堅持認為“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1975.4.23)。

　　理論要服務于世界，要能夠解決實際問題，“能說明中國的革命運動，說明這個運動的各個方面”，“并總結經驗，把它提高起來，使之條理化、系統化” (《七大口頭報告》)，沒有馬列主義革命理論武裝的干部隊伍，“要完成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1940.《和程悅長的談話》)。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脫產的還是不脫產的干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1963.2.28)，1962年，當鄧小平同志講到干部們忙于事務，不注意學習，思想容易庸俗化時，毛澤東說：“不重視學習理論，天天搞事務，一定要迷失方向”(1962.2.6)。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許多人“原則上是贊成的，碰到具體問題又處理不好，恐怕還是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做好”(1966.10.25)，只有在理論層面厘清道理，矯正了現象所反映的“認識不足”這一本質問題(1952.2.5)，才能談得上在具體工作上取得成績。“光搞業務工作，不搞思想工作，就會鬧亂子”，毛主席督促要培養理論家，“沒有培養搞理論的，這也是個體制問題”(1957.1《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匯集》)，只有提高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才能察覺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的“各種方法” (1954.11《對〈“文藝報”編者應該徹底檢查資產階級作風〉一文的批注》《對馮雪峰〈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一文的批注》)。

　　毛主席希望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步調一致的有活力有戰斗力的政黨，可以帶領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全黨有自覺的紀律，要密切聯系群眾，“在正確的政治路線領導之下”，“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1957.11.5)。要做到這一切，缺乏理論自覺性是不可能的，為了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毛主席一貫反對對馬列主義生吞活剝的教條主義者，以及完全漠視理論的存在的經驗主義者，這“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都必須堅決反對(1975.4.23)。還有些人根本不懂馬列主義，憑著個人好惡信口胡說，連什么是資本主義都沒有搞清楚，就認為富裕一點的生產隊就“會要搞資本主義，怎么樣才叫資產主義？”(1959.3.5) 為了解決極為復雜的中國社會矛盾，毛主席非常強調要不斷學習，不斷提高理論水平，“學會了，并不等于不要再學了，我們還要學習很多的東西”，“現在黨內還是存在著某些偏向，將來也還是會發生偏向的，我們還是必須隨時地注意糾正黨內的偏向”(《一九四九年的任務》)。

　　2、破除迷信與檢驗真理

　　強調理論的力量，必須要破除迷信，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但是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當成教條，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我們的實踐。囿于時代所限，馬克思、列寧不可能告訴我們如何處理今天的具體事物，所以理論要發展，“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把什么真理都總結好了”(1962.9.30)。我們在實踐層面，“已經超過了馬克思”，要善于總結，悟出道理，把“這種革命的實踐，反映在意識形態上，這就是理論”(1958.5.8)，也是理論的發展。毛主席多次反復強調對于他說的話“不要迷信”，其是非對錯“要從實踐中才能看得出來”(1959.4.5)。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正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實踐中得到了證明”(1962.9.30)，是真理。同時嚴肅批駁了某些人以實踐在發展為借口，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太行了，更有人說完全不行了”的錯誤觀點(1962.9.30)。

　　基于中國所處的艱難的客觀國際環境，要破除對于美國西方的迷信，由于在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不必過高地估計美國西方力量，以為他們多么了不起，現在，已經“到了新的轉折點，資本主義遠遠地拋在我們后面了”(1957.12.8)。同時，毛主席也做了充分的“天要黑”的準備(1964.6.11)，“帝國主義決不會放過我們，也不可能不打我們的主意，特別是美帝國主義”(1964.6.9)，將來，中國可能有人會否定革命，“會和帝國主義和好”(1957《關于中國前途的談話》)，屈服于敵人。為此，他強調繼續革命，堅持馬列主義，要依靠群眾，堅持真理，勇敢地面對帝國主義的挑戰(1963.6.3)，不要怕被指責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者所謂的教條主義，就是真正的馬列主義”(1960.8.28)。必須通過加深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以及廣泛地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才能防止在中國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

　　實踐是證明我們手中真理的標準。真正的真理檢驗標準是人民群眾最廣泛的社會實踐，毛主席批評了資產階級的“只顧目前不顧將來的”實用主義實踐觀，認為這樣的實踐只能尋找到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主觀的部分的真理，沒有客觀性與全體性”(《讀〈辯證法〉批注》)。毛主席非常不喜歡唯心主義地從概念定義出發的思維方式(1960.2.9)，他主張從現實存在出發，從實踐出發求得真知，這是一種極高的境界，同時，在技術層面也避免了定義的片面性、僵化性等缺陷。毛主席堅定地認為，在人民覺悟提高以后，農業產量可以增加，精神可以變物質 (1965.11.15)，特別反對學閥作風，“他們控制科學研究機關，壓制新生力量”(1959.12.23)，阻礙先進經驗的誕生與推廣的路徑。

二、分析中國國情的方法

　　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毛主席始終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分清敵我及其力量的對比，詳細地剖析中國各階級的利益，從而制定正確的革命戰略(《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1、階級分析和立場

　　毛主席推崇階級分析的方法，要大處著眼，不要一葉障目，“階級斗爭是一個大問題”(1965.10.10《戰爭準備要放在兩個可能上》)，要求在進行社會調查的過程中，一定要使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并認為這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農村調查》)，要做到心中有數，首先要算清階級賬，“才能據以定出正確的政策”(1949.3.13《黨委的工作方法》)。在全黨的工作重點即將從農村轉向城市的時候，毛主席告誡全黨，“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而不是“依靠資產階級”，團結各階級各階層的力量，“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斗爭”(《七屆二中報告》)。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完成的時候，毛主席及時發現資產階級思想對于黨內的侵蝕，“資產階級殘余的思想政治活動既然存在，就一定會在共產黨內找到他們的代表人物”，悲觀主義思潮、機會主義思潮“是社會上資產階級反社會主義思潮在黨內的反映”(1959.8.6)。

　　毛主席從來重視統一戰線，但是，絕不是忘記階級劃分和階級立場的糊涂的統一戰線。被剝削階級可以和剝削階級結成統一戰線(1962.11.30)，但必須了解對方的利益所在，才不會出現誤判和對于被剝削階級宏達事業的損害。是非好壞的評判標準，也要采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在討論“四清運動”效果的評價標準時，他支持以貧下中農是否發動起來，群眾是否發揮的監督力量為首要標準(1964.6)。在采用階級分析方法時，一定要避免“把復雜的中國政治簡單化”(1941.5.8《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不同的經濟地位相交織，家庭出身、生活條件和政治立場并不完全同一。他號召知識分子一定要和群眾的革命斗爭打成一片，以避免自身思想空虛和行動動搖的毛病(《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切都要從實際出發，而不是書本，書本上有時是錯的，有時根本沒有答案，以此避免“讀得多了，越讀越糊涂”(1964.3.30-4.1)。

　　階級分析的方法要求堅定明確的階級立場，說話做事的出發點是“對立統一，階級斗爭”(1941.9.13《關于農村調查》)，鼓勵“敢想、敢說、敢做、敢為”的精神和實踐，但是一切行為的理論基礎只能是馬克思主義(1958.5.17)。百花齊放始終是應有的方針，但不能允許資本主義借此機會生根開花結果(1960.10.27)。沒有什么絕對的客觀公正，就像沒有抽象的政治藝術標準一樣，“各個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和不同的藝術標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它如倫理學、道德學，都不過“是階級斗爭的一種工具”，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善惡標準，“統治階級以為善者，被統治階級必以為惡，反之亦然”(1962.9.15)。

　　階級立場乃是一個人一個集體辨別是非的根本因素，愛什么恨什么，起最根本作用的還是階級立場。在年輕的時候，毛主席“所愛、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沒有錢的窮人”(1927.1.4)，直到晚年，他不斷地叩問全黨的心靈：“到底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1967.1.17)。對待進步不大的人，他認為“主要的是勞動人民的立場還沒有站穩”(1952.6.10)。對待反對社會主義的舊文人，他也毫不客氣地指出其“反共反人民”的階級立場問題(1953.9.16-18《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對于同一事務，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看到的都是顛倒的影像。1949年，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全中國，在此時，廣大人民開心愉快，美蔣反動派悲哀失落，就是鮮明的寫照(1949.8.28《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很少有人攻擊土改運動，因為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要完成的任務。“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后者學來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然而，有些人就是為資產階級專政涂脂抹粉，對無產階級專政百般攻擊。三年自然災害是很不幸，也的確死了人，但是剛剛從三年疫情中走出來的中國人民，應當了解困難是如何被夸張的，被誰夸張的。

　　毛主席有時候也使用階層一詞，比如，他認為中國存在著相當廣泛的“修正主義階層”，“人數不多，但有影響”(1965.8.3)。為了防止“發生一個‘左’的潮流”，他曾勸誡大家“不要提階層，那個東西一提就嚇倒人了”(1964.12.20)。這說明在毛主席眼中，階級和階層并沒有實質性差別。階級與階層的概念代表的意思是有不同的，階層比較具有動態，階級相對固定，階層乃是階級內部的細分，階層可能會根據情況的不同，歸屬于不同的階級。有些人為了反對階級斗爭理論，拼命試圖用“階層”來取代“階級”，試圖以階層否認階級，這種做法是邏輯悖論，相當于混淆面食與面條、稻米與米粉的總括與細分的區別，只是迎合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而已，這本身就反映了他們的立場問題。

　　2、中國社會及其革命的特殊性

　　由于中國綿長的歷史和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暴力入侵，造成了中國社會的異常復雜性。用階級觀點分析，中國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中堅力量，但還有繁多的階級和階層存在，他們或者是革命的同盟軍，或者是革命的反對派。在中國革命兩步走的大背景之下，同一批參與者隨著革命性質的演進，在不斷地改變著自己的角色，導致非常復雜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矛盾。本段主要討論富農、小資產階級，以及相應演化出來的流氓無產者、公知與買辦階層。

　　A、富農

　　富農是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一個階層，毛主席比較集中地關注富農問題主要是在兩個階段，一是贛南蘇區時期，時間跨度大致在1930年6月到1933年10月10日（《富農問題》《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二是在1948年北方開展大規模土地改革期間。富農階層中的一部分的生存方式包括了資本主義性質的雇傭勞動剝削和商業資本方式針對貧苦群眾的剝削，是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最初的探索者，很像早期的資產階級，甚至有猶太人的影子。毛主席一貫主張區別地對待新式富農和封建性地主階級，以保護工商業，新式富農可以歸入自由資產階級的行列，“在反動的國家政權下，他們受帝國主義者、地主和官僚資本家所壓迫、損害或限制”(《社會經濟形態》。即使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初步建立，富農的歷史使命也已完成之后，毛主席依然記著新式富農的優點，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可以做反面教材，但其勤儉持家、勤勞生產，可以作為合作社社員的老師(1957.9.6)。

　　新式富農階層雖然有積極的一面，但其積極作用很有限，當新式富農的積極一面很快被認識并掌握之后，其消極的一面，比如唯利是圖、不擇手段、坑蒙拐騙等等劣習，就通通暴露出來了，新式富農便不再有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必要。“富農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我們是走社會主義道路”(1931.《反富農問題》)，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要消滅富農經濟”(1959.12.14)。在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方式之后，富農就沒有了存在的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富農階層存在之弊遠遠超過其利，特別是富農思想及其代理人如果進入國家的領導層，將帶來針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破壞。

　　B、農民與小資產階級

　　“中國這個國家，離開農民你休想干出什么事情來。得罪了小資產階級可不得了，永世不得翻身，因為他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1961.5.21)。由于歷史上長期處于農業社會階段，特別是自從西方以武力打開中國的大門之后，中國的農民小資產階級，就成為了像一片汪洋大海那樣的大問題。對于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問題，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七大口頭報告》中，已經有了深刻的論述。農民小資產階級群體人數眾多且受到官僚資本主義等三座大山的重重壓迫，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其陋習也同樣不可忽視。

　　中國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思想，一直處于對立狀態，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之后，這一問題就顯得尤為突出。在基本完成農業合作化之后，出現了比較嚴重的“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的“共產風”(1960.3.23)，這背后固然有公社所有制轉變過快的原因(1960.11.28)，但是，從更深層次講，中國社會中，特別是農村社會中，固有的陳舊封建剝削思想和萌芽中的資本主義剝削思想，是出現大面積“共產風”的最根本原因。正是這種“假共產黨、真國民黨”的現象(1961.1.9)，阻礙了社會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建立。只有封建剝削者和資本主義剝削者才會“黑手起家”(1960.12.30)，這種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思想，要么毀掉社會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方式，要么將這種社會化大生產方式帶偏到資本主義道路上。

　　由于自身生產方式所限，“左”右搖擺是小資產階級的重要特征之一，這也正是出現極“左”和極右現象的根源之一，在失去無產階級的正確領導以后，就會“接受自由資產階級以至大資產階級的影響，成為他們的俘虜”(《七屆二中總結》)。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和軟弱性是伴生的，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斗爭表面上比較激烈的時候，小資產階級比較容易犯“左”的錯誤；而在這種階級斗爭表面上比較緩和的時候，他們又比較容易犯右的錯誤。“小資產階級的脾氣就是這樣，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積極”，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小資產階級的態度往往就是“左”右搖擺、好走極端、華而不實、投機取巧(《七大口頭報告》)。

　　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目的在于“以求根本改變他們今天所處的地位；因而他們對于革命的長期努力缺乏忍耐心”(《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階級本性決定了它自身的軟弱性，對于社會矛盾采取“說不清楚”或者“不爭論”的回避態度，害怕斗爭，害怕斗爭哲學，尤其害怕階級斗爭。毛主席非常形象地描述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方式：“放棄斗爭，只要團結，或者不注重斗爭，馬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當、不起勁”(《七大口頭報告》)。小資產階級在看問題時，不從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出發，而是囿于自己手頭的書本、別國的先例，或者是自己過去的實際體驗、個別事例的狹隘體會。他們心心念念地“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其實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性質的主張，并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性質主張”(《論聯合政府》)。

　　小資產階級在思想方法上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和片面性，是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錯誤傾向的主要源頭之一。由于中國沒有成熟的小資產階級政黨，特別是由于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越來越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戰斗力，大量的小資產階級（包括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機混進了中國共產黨(1944.3.5《關于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各類小資產階級思想及其錯誤，也隨之反映到黨內的，并嚴重影響著工人出身的黨員和群眾，“也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現象，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現象”(1944.3.5《關于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對于這種現象，必須努力保持無產階級先進部隊的純潔性，否則，“黨就變了性質，無產階級其名，小資產階級其實”(1945.4.20《對〈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最根本的解決方法還是要做到在思想上入黨，通過改造、感化和引導的方式，才能使小資產階級的壞的一面得到改正，更多地發揮其好的一面，“在將來也可能和無產階級共同走向社會主義《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純潔黨的隊伍，才能“使黨能夠和最廣大的勞動群眾完全站在一個方向，并領導他們前進”(《形勢和任務》)。

　　C、流氓無產者、公知與買辦階層

　　流氓無產者、公知和買辦階層造成了中國社會的無序，并構成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文化和經濟侵略的橋頭堡。流氓無產者的現象，在中國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現象，而帝國主義入侵中國，摧毀了中國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新的社會經濟結構又沒有建立起來，故此，這個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原有的大批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又沒有大規模的民族工業吸納這批人群，沒有出路的失業群眾中，出現了大批脫離生產、職業不固定、生活不規律的流氓無產者(1930.6《流氓問題》)。流氓無產者政治上缺乏階級意識，組織上反對紀律和團結要求；思想上極端個人享樂主義，每逢社會出現重大社會變遷，流氓無產者的身影就極其活躍，導致出現大量無組織行動(1927.6.6《糾正農民無組織行動》)。因此，要防范流氓無產者的破壞力，特別是因流氓無產者篡奪了領導權“使革命走向失敗”(1930.6《流氓問題》)。

　　流氓無產者的現象至今存在于中國社會之中。中國“公知”階層就是精神領域的流氓無產者。帝國主義處心積慮地要對中國進行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全方位入侵，希冀引發了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然而，今天中國的社會變遷不再是被動的，而是中國在主動地尋求社會變革，而且，變革的目的和目標，均與帝國主義所期待的完全不同。在這種情況下，帝國主義會更加努力地培植中國的流氓無產者，成為他們的文化代理人，借以實現他們的文化侵略目的。毛主席曾經指出，在新聞記者和文科大學里，容易出修正主義(1967.6《關于意識形態方面容易出修正主義的談話》)，中國“公知”階層非常符合毛主席對于流氓無產者的定義和所總結的特征，這批人并非真正的學者、知識分子，只是打著學術和知識傳播者的旗號，實現自己“稻粱謀”的卑微理想。

　　他們反對社會主義，言論上表現出盲動主義和流寇主義的特征，雇傭思想嚴重，只要有人出錢，他們就可以恣意表現其破壞力(1930.6《流氓問題》)。公知們的破壞力是不可低估的，在試圖改造這個群體之前，首先必須堅決予以回擊和制止，重點在于提高民眾的覺悟，揭示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的災難，使中國人能夠在精神上站起來。要爭取消除民眾的“糊涂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不上帝國主義的當”(《別了，司徒雷登》)，以消除“‘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的“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丟掉幻想，準備斗爭》)。最根本的還是要建立和鞏固中國的意識形態體系，改造“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買辦階層是經濟領域內的公知，其中一部分也屬于流氓無產者，是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地主階級聯合的產物(1926.9.1《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農民問題叢刊〉序》)。自從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階段，買辦階層一直是困擾中國發展道路的大問題，從李鴻章開始，中國近現代的買辦階層一直存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相勾結，在壓迫中國無產階級的同時，也壓制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因此，一定要區別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賣國的買辦資產階級(1963.8.30)。漢奸群體就是戰爭時期的買辦階層，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相勾結，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是他們共同的目的，因而也是漢奸的源頭。

三、中國革命的兩步走

　　1967年3月10日，章士釗先生頗動感情地奔走呼號，希望彌合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之間的差距，最終，毛主席給他一封的回信，畫上了一個堅定的句號。曾經活躍于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章士釗先生，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其書生意氣顯得非常幼稚。不過，彼時彼刻，倒是從側面反映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劉少奇同志還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沒有跟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步伐，這也不劉少奇同志個人的問題，而是代表著在我們黨內相當一批人的思想狀態。

　　中國革命面臨著極其復雜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外部環境主要是指帝國主義的霸權地位和全方位影響力，內部環境主要是指復雜的階級結構和舊文化的糟粕，所以中國革命需要兩步走。第一步要推翻三座大山，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第二步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和國營農場以及現代工業去代替就的小生產方式(1953.2.19)。在革命的第二步過程中，“方向是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了。但是還有一部分人并不是這樣的，他們的方向還是資本主義。我們黨內有相當部分黨員是為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建而入黨的，所以需要有一個教育過程”(1957.5.25)。

　　1、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

　　建國前，在推翻國民黨賣國政府和消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上，黨內高度一致，只有些具體措施的分歧。那時，尚處于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革命，“我們所做的一切，不超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圍”，革命所“要破壞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青年運動的方向》)。“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必須理解“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論聯合政府》)。

　　由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無法承擔民族主義革命的領導責任，中國共產黨領導了“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論聯合政府》)。中國無產階級本身不是很發達，傳統反動勢力又過于強大，故此，早在井岡山時期，毛主席就充分意識到“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當時“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1928.11.25《井岡山的斗爭》），如不建立堅強的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后果難以設想，“沒有共產主義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我們現在的社會革命的民主階段”(《和斯坦因的談話》)。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它的前途雖仍然有走上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時又有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的可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力爭這后一個前途”(《抗日時期的任務》)，這種革命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資本主義”（《七大結論》），而是要建立“最新式的民族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制度”(《論聯合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毛主席多次主張要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論聯合政府》)，“使具有某種進步性的資本主義能在中國得到發展，并通過引進現代生產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斯坦因的談話》)。提出這樣的觀點，一是基于當時的革命階段的要求，二是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共性所在，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前，發展資本主義式的社會化大生產方式，也是非常有益的做法。這也是“兩步走”的可行性和艱巨性的原因所在。

　　在新中國建立的前夜，毛主席說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這不是虛言也不是謙詞。在1949年，共產黨人的第二步才剛剛開始，毛主席指出戰爭關、土改關過去了，還要過社會主義這一關，能夠過這一關的人，才能在將來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的時候有著光明的前途(1950.6.23)。有很多“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卻在資產階級思想面前“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1951.5.20《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建國初期，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基礎非常薄弱，中國能不能馬上開始社會主義道路？是不是需要先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毛主席堅定地主張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不能走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原因非常簡單，第一，如果共產黨還搞資本主義，那么領導中國人民推翻蔣介石政府的努力，就沒有合理性；第二，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其經濟形態都是社會化大生產方式，而中國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更好地運用社會化大生產方式，讓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

　　2、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阻礙

　　一些人的思想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還依然“是馬克思主義者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同盟者”(1959.8.11)。在廬山會議上，“昨日還是功臣，今天變成禍首”(1959.8.16)，究其原因，還是“同盟者”沒有跟上社會主義的步伐(1959.8.11)，因而，“是一場階級斗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1959.8.16)。土改之后該走什么路的問題上，是建立全新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公有生產關系，還是繼續維持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的個人所有制的私有生產關系？毛主席的態度很明確，反封建是最徹底的，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方式也是最徹底的。

　　兩步走使中國革命的任務出現了無可比擬的復雜性，在中國建立和實行社會主義和社會化大生產方式是人類歷史上開天辟地的事業，在中國革命的第二步當中，既要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也要防止封建主義的復活，對于傳統的繼承與批判，對于新事物的甄別與變更，就顯得極為復雜。很多人“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在資產階級民主改革時，他們是樂意參加的”，但是，“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準備，一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們就不舒服了”(1959.8.10)。這種不舒服可以表現在很多方面，急躁的心態也是對于社會主義制度認識不清的表現，針對有人提出來在農村實行向全面所有制的“窮過渡”，毛主席尖銳地指出：“趁這個窮來過渡，不然他不想過渡了”(1958.11.21)。

　　農村的問題極大，反映了封建特權思想、對社會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誤解、不解和反抗。在土地問題上，把集體土地重歸個人所有，就是回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否定社會主義革命。隨著西方文化的入侵，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普及，不建立社會主義體制，中國就必然走向資本主義道路，或者是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上去。很多干部的思想長期停留在新民主主義的歷史階段，對于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革命摸不著頭腦。“有些干部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中”，“滋長著一種極其危險的消極和怕困難的情緒的問題”(1955.8.13)。革命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革命還不徹底，要重新進行革命”(1964.10.23)，而且在靈魂深處，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存在的問題“很廣泛”(1966.4.22)。

　　3、階級斗爭理論和實踐的再認識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靠階級斗爭理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更需要這個思想武器。客觀形勢的確如此，需要用階級斗爭理論克服民主派的歷史局限性，進一步純潔的隊伍。社會上的階級斗爭也必然地反映在黨內，許多掛著黨員招牌的干部，“實際上是新的資產階級分子”(1964.4.15)。在國內“還有階級，還有階級斗爭”，被推翻階級的思想還“不甘心滅亡”，要消滅這種現象，就必須進行“相當激烈的階級斗爭”。

　　階級、階級斗爭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離開階級就不能談問題，不能說明問題”(1962.8.20)，在黨內會產生資產階級分子和出現走資派這些問題上(1962.8.11，1964.6.8)，毛主席和其他領導同志是有共識的。地方上發生了對四清運動進行反攻倒算的事件，有些領導同志也堅決地要求有關省委采取緊急措施進行處理(1964.8.27)，斗爭精神不可謂不強，但問題在于，這些人的階級斗爭觀念還停留在民主革命時期，忽“左”忽右，不得要領。針對這種情況，毛主席及時提醒要抓重點注意方法，“社會主義教育的要點，就是階級、階級斗爭”(1963.5.7)，主要矛盾問題很清楚，“怎么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1965.1.5)，搞煩瑣哲學，“只依靠工作隊的十幾個幾十個人，不依靠一個縣的二十幾萬群眾”(1965.1.3)。

　　在和平建設年代，“這個斗爭是采取教育的方式”，“發生這些事是不奇怪的”，即使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將來可能還會發生，“錯誤是一筆財富，不要丟了”(1965.7.4)。問題的關鍵是我們自己要扎牢意識形態的籬笆，要建立明確、堅定階級立場，面對大量“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的現象(1951.5.20《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打鐵還需自身硬，必須強化黨的思想建設。堅決“反對修正主義的一切基礎，不只是黨外，黨內也有”(1965.8.3)，打擊國內資產階級成為美西壟斷資本代理人的行為，絕不能讓他們形成獨立的有組織的勢力，更不能讓他們“在共產黨里找代理人”(1967.10.3)。要堅決防止黨內的干部“資本家所腐蝕，喪失黨的立場，同化于資本家”(1955.11《關于〈中共中央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的信件和對決議草案的修改》)。這個斗爭將是長期的、艱苦的，要堅決地堅持群眾路線，相信群眾，要進行思想改造，不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 (1966.8.4)。

四、意識形態領域的思想改造

　　毛主席充分認識到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意識形態是客觀實際的反映，要“關心基礎，為基礎服務。改革規章制度”(1958.8.21《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四)》)。提及思想改造，很多人會產生“自卑感”，有些忌憚甚至恐懼，其實，思想改造是一個自我提升的過程，“改造這個東西，應該是越改造越自尊，因為是自己覺悟到需要改造”(1957.7.8)。在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就是在消滅了資產階級之后，要消滅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許多時候”(1950.4.19)，依然有走什么路的問題，重回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仍然有一批人“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斗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 (1966.4.14、17至月底)。

　　1、反右的大背景及其性質

　　1957年的反右運動對于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并且掀開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長期性的全民族思想改造、思想提升過程的序幕。直到此刻“才在全國范圍內舉行一次最徹底的思想戰線上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給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以致命的打擊”(1958.2.24、27)，并摧毀了這種思想的社會基礎。正因為如此，毛主席才認為在我國，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所有制改變了，這是比較容易的，較困難的倒是人心，是人心之所向，是人們的思想”(1957.11.17)。

　　這場運動的大背景是中國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在思想層面如何看待資本主義制度以及美國對中國人思想上的影響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在1956年“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主席很快意識到，對于人的思想的社會主義改造，還任重道遠(1957.6.25)，恰恰在此時，不僅在黨外而且黨內，“在地面之上，云層之下流動”一股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逆流(1957.6.10)，僅僅在生產關系方面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還遠遠不能說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成功，只有完成對“人的改造”(1957.9.15)，才談得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這股逆流的主要推動力量是親美派知識分子，為了對于中國進行文化侵略，傳播資產階級的政治文化理念，化中國為美國西方的順從奴仆，“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1949.8.14《丟掉幻想，準備戰斗》)。這批人有別于舊式文人或士大夫，常常打著批判封建主義的幌子，極力宣揚美式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理想。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曾經對于國民黨的政治統治表示過不滿，也做過斗爭，但是，其中很多人天真地相信美國的一些“甜言蜜語”，真誠地認為，國民黨之所以壞僅僅是因為還不夠美國范兒，在中國應當走什么道路的問題上，“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1949.8.14《丟掉幻想，準備戰斗》)。

　　這批人并不想讓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向往在中國建立美式資本主義制度，希望美國人來中國做“斯科比”(《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以在中國復制美國的政治、思想體制。他們在所謂客觀公正的“無目的的掩護下”(1957.3.8)，實際上是要達到資產階級的目的。“一些不好的資本家，不好的知識分子及社會上的反動分子正在”發起猖狂的進攻，以期達到改變中國向社會主義道路邁進的步伐(1957.6.8《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對于那些“以破壞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為目的的人們的言論行動”(1958.5.13)，不能把它視為“社會主義的百花之一 ”(1958.5.13)，正當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檔口，對此必須進行堅決的思想戰線上的斗爭。

　　2、所有人的艱巨任務

　　無產階級主張在過渡時期階級會發生變化，最終所有其他階級“都要過渡到工人階級那方面去”(1957.10.23)，在這一過程中，“講消滅階級，不是講把人滅掉，人是可以慢慢變的”(1957.10.23)，這種變化就是思想改造。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當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進展之后，思想斗爭和意識形態的斗爭還遠遠沒有取得最后勝利，“至于兩種思想的斗爭，資產階級思想同無產階級思想，馬克思主義同非馬克思主義的斗爭，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那就要更長一點了”(1957.3.18)。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遠不能僅僅用物質進步來衡量，社會主義建設只是一部分，更深層次的革命在于“人與人的關系，意識形態，這些方面的革命還沒有完成”(1959.2.2)，“要進行一切社會關系的根本改造”，即改造“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包括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關系”(1959.12.10)。

　　認識的主體是階級(1964.8.24《關于人的認識問題》)，“有什么階級存在，就有什么階級的思想”(1953.9.4)，想用簡單辦法壓死錯誤的思想，“是一種不懂階級斗爭策略的蠢笨作法”(1958.2.24、27)。重要的教育人民、教育自己，“至于以破壞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為目的的人們的言論行動，我們從來沒有給以合法存在的權利”(1958.5.13)。在全人類尚處于階級社會的時候，資產階級的影響無所不在，“從資產階級的學校教育中來的，是從資產階級的報紙、通訊社來的”，所以“要像打掃灰塵一樣，常常掃除”(《時局和方針》)，進行思想改造不能只看樹木不看森林，“是批判錯誤思想的問題”(1954.10.16)。

　　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大家表面上同意，實際上并沒有同意，這里面就是思想上沒有想通(1955.9.25)，毛主席歷來注重思想改造，堅定地認為改造世界的核心是改造人們的思想。早在蘇區時期，他就通過查田運動努力改造人們的思想，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33.8.29《關于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這和他后來發動四清運動的初衷是一致的。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中，“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影響必然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不可能在短時間，作為階級意識形態根本消滅”(1957.5.27)，這是“一場更長、更深的革命，要批評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東西”(1964.10.16)，將是一個不僅僅是艱巨漫長，而且是一個曲折的過程。

　　思想改造的過程是所有人的終身任務。毛主席曾經在一份文件中，將“臭資產階級思想”“一句中的‘臭’字去掉”(1975.1.8)，這個表面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的現象并不值得大驚小怪。知識分子當然需要改造自己的思想，使之不僅僅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更能夠用社會主義思想從事自己的工作(1957.3.8)，強調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絕不是歧視知識分子，毛主席多次強調工農干部“文化水平低一點，用一批知識分子扶助”(1972.7.24)。無產階級需要自我提升，工人階級也面臨者在實際的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過程中，“不僅僅改造整個社會，也改造工人階級”自己(1957.2.27)。普通的黨員需要思想改造，黨的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也需要思想改造，要終身努力在思想上入黨，建立正確的無產階級世界觀，而非組織上入黨就萬事大吉了。政治問題遠非簡單的人事問題和工作方法問題，“最根本的根源就在世界觀”(1959.8.11)，思想改造的目的要真誠地改造世界觀，以有利于實際工作，絕不是整人。這也是全黨的任務，對于黨的歷史上犯的錯誤，要“在思想上徹底弄清錯誤的實質及其根源”，才能避免重犯過去的錯誤(《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鑒于中國革命的兩步走現實情況和特殊性，在過去資產階級性質的新民主義民主革命中，沒有涉及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即個體所有制和其它資本主義所有制問題，所以，“有許多人在民主革命階段可以過得來。而社會主義這一關，就有些人難過了。因為這是最后一關，要破壞私人所有制，變為集體所有制”(1957.10.23)。此外，“有許多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機混進了我們的黨”，所以需要“解決這個黨內不純的問題”，這就使得思想改造任務更為艱巨，更為復雜，更為重要(1947.12.25-28《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很多人“說他們完全不革命了，這不合事實。但是他們腦子里頭的資產階級的東西，你不能不講是反動的”(1959.8.11)。要改變“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經常拿在手里；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卻經常丟在腦后”(《時局和方針》)的現象，要批判“資產階級的經驗主義和唯我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思想方法”(1959.8.11)，要牢固地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革命的認知論”，避免“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以主觀主義（唯心主義）代替唯物主義，以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1963.5.10、11)。

　　毛主席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本身還沒有成熟，還在發展中”(1959.12.14)，因此，“要在客觀實踐中逐步認識這個客觀世界，不到那個時候，矛盾沒有展開，客觀實踐不反映到人民頭腦中來，還不能認識”(1958.11.10)。毛主席提出：“工農分子知識化，知識分子工農化”(1953.2.20)，全體人民、整個民族都面臨著思想改造的任務，在這一認識過程中，不能被動地被群眾和歷史推著走，要在認清正確方向的前提下，積極努力地調動一切積極性去克服困難。“我們不是靠觀音菩薩來救命，而是靠自己的雙手去克服困難”(1950.9.5《朝鮮戰局和我們的方針》)，所以，毛主席才會辯證地說：“唯物主義者最唯心”(1959.12.23)，要以刀刃向內的勇氣，努力完成自我改造和自我革命。毛主席深知，新的社會制度和新思想，要占領人們頭腦里的陣地，是一個復雜而漫長的過程(1955.12.27《工商業者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故此，他主張思想工作要慢慢來，從不主張讓人們的態度轉變過快，他就告誡廣東省的領導同志，不要期待外邊的人回來一趟就表現得“左”傾，會適得其反(1956.5.28)。

　　五、批評與自我批評以求團結

　　在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正在形成的階段，限制資產階級世界觀的言論是必要的，但必須盡快建立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體系，建立主流價值觀。在戰爭年代，階級斗爭表現在有形的“血與火”的戰場上，在和平年代，階級斗爭的形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必須研究新的斗爭方式。

　　1、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心中無數是很自然的”(1957.3.10)，因為沒有看得見的敵人。毛主席創新性地提出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一重要觀點，“一類是敵我矛盾，一類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可以再分為兩類：“一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階級矛盾，二是勞動人民內部的矛盾，有些是階級斗爭性質的，有些是認識上的問題(1958.1.3-4)。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前提是承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人民內部矛盾，包括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1962.8.6)，這種矛盾“類似敵我矛盾”，但處理方式上要有區別，“還是把它說成是內部矛盾為好”(1962.8.5)，其中也包括了一些黨內矛盾，“因此必須堅持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去處理，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使他們獲得進步”(1959.8.6)。

　　在承認階級和階級斗爭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也可以是人民內部矛盾，是正確與錯誤之爭，毛主席后來更為明確地指出：“不要一提起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1968.12.21)。社會主義怎么搞，“建設時期的階級斗爭和人民內部的矛盾，我們缺乏經驗”，掌握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就可以大膽地實踐，但是其前提是在思想上，要“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是存在著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的”(1957.1.27)。這種不否認但要努力去調節的思路(《論新階段》)，是毛主席一貫的思路，“階級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但是卻“可以獲得調節”(《論聯合政府》)，既堅持了原則堅持了正確的認識，又可以團結和改造更多的人，避免“共產黨會由越來越多變成越來越少”(《在西北野戰軍的講話》)，更可以“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實行這樣一個戰略方針比較好，亂子出得比較少”(1957.1.27)。

　　對立統一不僅僅是物質層面，也在精神層面。既然允許資產階級存在，也就要允許資產階級思想存在，反之，則是脫離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幼稚可笑的思想(1952.3.27)。中國社會主義與世界其它地方資本主義長期共存的觀點，符合馬克思原來設想的必須在全人類同時發生革命的觀點，當社會主義在一國或數國首先勝利之后，就進入了長期的全球范圍內的過渡時期，在這一時期，要不斷地發展階級斗爭理論。所有這些都是正確地處理矛盾的好的做法，而不是否認和回避矛盾的辦法，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我們自己放松了對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區別的研究，與此同時，美國西方大肆地向我們輸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一些人正在卷起最為猖狂的資本主義思想海嘯。在這種情況下，加強自身的意識形態建設，努力改造思想就顯得尤為重要，需要“重申了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則”，“決不能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裝”(1957.11.8)。

　　2、說服批評的方法求得團結

　　毛主席一生表現出超高的斗爭意志和斗爭藝術，這一點連他的敵人都不敢否認，但是，這些斗爭一直遵循著“團結—批評—團結”這一原則而進行的，承認矛盾和階級的存在，才能最終解決矛盾和消滅階級。“矛盾是有的，統一還是要統一”(1967.9.16)，斗爭藝術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團結。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他就告誡全黨，“斗爭是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鞏固國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1940.5.4《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團結并非是無原則的一團和氣，“我們是要團結的，弄清路線的是非，才能真正團結”，要想達到團結的目的，就要“解決思想問題”(1943.9.7-10.6)，搞大批判、大斗爭的目的是大聯合，他特別表揚和提倡那些想問題的人而不是出風頭的人(1967.9.23)。對于黨內的破壞團結的過激行為，毛主席同樣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黨內有些人搞“三箭齊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1975.5.3)。

　　階級斗爭理論的終極目的在于消滅階級，故此，階級斗爭不是撕裂理論，是團結理論。斗爭的目的在于團結，但是，“放棄斗爭則沒有任何的團結”(1941.5.8《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斗爭也不是權宜之計，不是做給別人看的，是為了真正地通過斗爭實現團結的目的，對外講階級斗爭而對內不講階級斗爭，就“處于自相矛盾的地位”(1964.6.19)。“無產階級思想要同資產階級思想作斗爭，是不錯的”(1957.3.6)，但是，思想改造和思想斗爭絕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只能用細致的講理的心平氣和的方法”(1957.5.27)，“不能用專制、武斷、壓制的辦法”(1957.3.8)，一定要有幫的意識。“一曰斗，二曰幫。從善意出發幫助他改正錯誤”，要做到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要對每個人的思想加以分析，“如果承認一個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學。總之，對立面的統一是無往不在的”(1957.11.18)。

　　如何對待知識分子這一特殊的以思想為生的群體，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反右運動中，毛主席主張不要輕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1957.6.29)，不要主觀主義地勉強去找右派(1957.8.1)。毛主席努力把右派分子對社會主義的攻擊與正常正確的批評相區別，而且很早就提出為右派分子“糾偏，翻案”的問題(1957.9.22)，并指示一線工作的同志們著手具體實施(1959.8.24)。毛主席很欣賞有才干的右派分子(1957.10.23)，他主張要主動地團結知識分子，“文化革命。沒有他們就不行了，單是我們這些老粗那就不行”(1956.1.20)。不能“強迫人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1957.3.1)，特別是對于那些“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更不能強求他們接受“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斗爭問題”(1965.7.18)。毛主席清晰地區別思想問題和政治立場問題的不同，“梁漱溟的問題，還是一個思想改造的問題”，“不要同張東蓀一樣處理，政協委員還可以做下去”(1953.9.18)。對于“那些掛著共產主義羊頭，賣反共狗肉的壞人”(1966.5.17)，一定要進行嚴肅的批判，而對于不持反動立場的文人，即使有不當之處，也只是正常的爭鳴。

　　在大規模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結束之后，要用說服和自由辯論的方法，“向知識分子進行長期的、耐心的、細致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促進我國的科學、文藝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迅速地繁榮起來”(1957.3.16)。毛主席認為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屬于同一范疇，因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屬于一個范疇”(1957.3.8《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毛主席非常了解小資產階級的特征，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由于需要破除一些舊的錯誤思想，許多知識分子會感到迷茫，不敢寫文章了，“有點泄氣的樣子，不夠明確，不夠潑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晉綏日報談話》)。對此，毛主席從兩個方面進行了解釋，一是政府沒有給他們一個好的環境，二是他們本身沒有學通唯物論(1957.3.10)。

　　毛主席理解，“大多數人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馬克思主義，用它來指導創作的就更少了”(1957.3.8)。“并不是說要一切人都進共產黨，都相信共產黨的道理，去講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1957.3.1)，“要求資產階級和宗教信徒積極贊助和不反對馬克思主義，是很難的”(1955.7.20)。毛主席清楚資產階級利用所謂言論自由，沖淡馬克思主義并宣揚資本主義思想，“在無目的掩護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目的”(1957.3.8)，他雖然主張對于右派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進行堅決反擊，但他從不要禁止不同意見，包括針對他個人的不同意見。他認為：“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1956.2.19)。

　　思想和管理兩個方面在轉型階段出現一些思想空白期，都是正常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問題是它如何領導，如何指導”(1957.3.1)，“資產階級思想已破得差不多了，無產階級思想還沒有建立起來”(1958.3.17)。在這樣的時候，更要進行思想改造，要學習馬列主義，但要努力“把馬列主義與本國實際相結合，不要讓死人牽著我們活人的鼻子走”(1958.8.13)。在思想解放的過程中，也需要有一個綱，對于錯誤的思想也不是簡單地一禁了之，而是要有正確的觀點立場，與之辯論。“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里頭出來的”(1956.11.15)，經過毛澤東思想理論的教育，完成思想改造的心靈建設，才能煥發出不息的奮斗精神，才能克服各種困難，防止各種誘惑和侵蝕。

　　毛主席是階級斗爭理論和實踐的堅定信仰者和踐行者，這一切都不妨礙乃至促進了他的務實態度和仁者之心。他充分認識到在與民族資產階級進行斗爭的過程中，“要團結他們，要給他們利益”(1956.4.29)。在進行各種政治斗爭的同時，土改要照顧到農時，農忙時節要停一下(1951.2.18)；三反和五反過程中，如果生產出現了不正常狀態，應迅速恢復正常狀態(1952.2.15)，運動要在限定時間內完成，不要影響經濟運行(1952.2.17)。在中蘇論戰最激烈的時候，毛主席仍主張派留學生去蘇聯，指示鄧小平同志“能派幾個就派幾個，能派幾百個就派幾百個”(1963.9.23)。

　　對于階級斗爭理論的信仰，并不妨礙仁義之心，反而是一種大仁大義。毛主席考慮到西藏的艱苦條件，要求部隊定期輪換，以勵士氣(1950.1.2)；毛主席批復章士釗先生的來函，涉及對于段祺瑞及其家屬的評價與生活照顧問題。毛主席堅持原則，態度非常鮮明，他認為段祺瑞雖然也做過一些對的事情，但他是人民的敵人，盡管如此，他的家產可以考慮通融處理(1951.9.29)； 三反五反期間，毛主席特意表揚了習仲勛同志提出的“可疑錯，不可打錯，防止逼供信”的主張(1952.2.17)；大躍進期間，有人把集體所有制說成是全民所有制，對于這個錯誤，毛主席主張：“馬虎下去好了”(1958.10.21)。赫魯曉夫下臺之后，有人建議寫文章繼續批判，毛主席不愿意落井下石，說寫了就“不得人心嘛！”(1964.10.16)，不僅如此，連計劃中的中蘇論戰“十評”也不寫了。

　　有些舊時代的人曾經攻擊毛主席不講仁政，“好像他們代表農民利益似的”，但是，毛主席不僅講仁政，而且講的是大仁政，是為了“為人民的長遠利益”謀劃的大仁心，“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1953.9.12)，以此建立社會化大生產方式，這才是毛主席對中國人民做的最大的好事，惠及中華民族千秋萬代，而不是像“有的朋友現在片面強調小仁政，其實就是要抗美援朝戰爭別打了，重工業建設別干了”(1953.9.12《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后的任務》)。

　　3、自我批評精神的表率

　　毛主席一貫提倡自我批評，當他聽說民主黨派也在“嚴肅地自我批判”之后，非常高興，認為這“證明中國民族是很有希望的”(1956.12.5)。我們都發自真心熱愛毛主席，但是如果說毛主席一輩子沒犯過錯誤，那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毛主席自身的思想，甚至違背常理，“迷信是不好的”(1956.3.14)。根本性的問題在于，什么才是毛主席的錯誤？基于立場的不同，一些問題在一些人看來是錯誤，在另一些人看來就是正確。在黨史中有許多關于毛主席做自我批評的紀錄，對于這些自我批評，不能簡單的認為是毛主席“偉大的謙虛”，我們不應當懷疑毛主席的真誠，他總是能夠率先垂范，以身作則地提倡自我批評精神，自我反省，自我的心靈修煉，自我提升。

　　A、主動地自我批評

　　毛主席一生都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方法，并且嚴于律己經常主動進行自我批評。他曾經回憶當年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時，他也有些做法很“左”(1959.6.25)，對于北戴河決議中他自己親自寫的一段內容，毛主席誠懇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并表示“一定要改正”(1960.11.28)，他更為直接地認定，當時農民生活苦，國家面臨著暫時困難，“人民公社沒有辦好，群眾有意見，下情不能上達，我們犯了嚴重的官僚主義”(1961.7初)。對于自己的著作，毛主席也有非常嚴格的要求，對于落筆寫文章非常謹慎(《楊家溝講話》)，對于已經發表的文章，幾乎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同“將軍大使”們談話，說起自己的《新民主主義論》，“沒有說非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也可以和美國鬧獨立性”(1958.6.16)，自責當時漏講這一問題，是不正確的。毛主席對于自己的錯誤從不遮掩，總是襟懷坦蕩地承認，在解放戰爭過程中，為了一場不算大的戰役，他為新華社寫了一篇文采飛揚、博古通今、栩栩如生的新聞稿。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新聞稿竟然主動自揭己短(1948.11.5)。

　　在毛主席離世之前，對于“文革”做出了三七開的評價，指出“文革”有兩個錯誤，“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內戰”(1976.3.3)。“文革”的困難比解放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搞不清楚” (1968.10.13)，“文革”初期的社會經濟管理系統，處于大規模的更換時期空擋，也由于當時人們對于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認識尚存時代局限，沒有完全看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實際上是有許多共性的，于是，將許多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的應有之義也給打掉了。在運動過程中，他反復強調“要注意政策”(1969.1.28)，明確指出了“文革”中出現的講假話和虐待俘虜的現象(1970.12.18)，坦言沒有達到希望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的目的(1967.5)。他也非常清楚，不少人將來還是要平反的(1968.10.5)，對于當時比較多的專案組這種形式，從一開始就表示了嚴重的質疑(1969.5.19，1969.5.26，1969.6.26)。對于紅衛兵一概否定舊的東西，他認為：“這種思潮是不對的。馬克思不是這樣”(1968.8.13)。

　　B、為所有的錯誤負責及矯正能力

　　在早年的戰爭年代，毛主席親臨現場指揮的戰斗，有幾次結果都不理想，后來，逐漸出現了新的模式，就是毛主席出思想出戰略，具體的人去執行具體的戰術部署，以實現毛主席的戰略構想。“我從來不研究兵器、戰術、筑城、四大教程之類的東西，那些讓他們去搞，我只研究戰略、戰役”(1965.1.24)。這種結構和模式非常難得，一個好的領導人原本就不應當成為一個事務主義者，不可能對具體問題事事親自過問。“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至于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1962.1.30)。正是由于全黨的知識都不夠，所以具體處理經濟事務的人就會出錯誤，然而，每當出現錯誤的時候，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毛主席一向主動地對所有錯誤問題承擔負責，甚至于對于自己未能成功制止的其他人犯的錯誤負責。

　　毛主席多次說過：“我是中央主席，這些錯誤都有我的份”(1953.8.12，1962.1.30)，“文革”有錯誤，“而錯誤的主要責任在中央，在我”(1968.10.13)。毛主席曾指出黨校以及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由他自己負責，因為他是黨校的校長，因為發號施令的是他自己(1945.2.15)。1959年是考驗中國人民的重要年份，對于前一年出現的問題，毛主席承擔了責任，“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1959.7.20)，“決策錯了，領導人要承擔責任，不能片面地責備下面。領導者替被領導者承擔責任，這是取得下級信任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1959.6.24)。這就是一個領導人的擔當。

　　人都是會犯錯誤的，但良心地講，在那一代人當中，毛主席犯的錯誤是最少的，而且，毛主席改正錯誤的速度是最快的，正是像陳毅同志所說，主席不貳過。毛主席在初心不改的前提下，總是能夠根據不同的情況，矯正自己的政策與策略。1949年的新年獻詞中，毛主席要求解放軍主力兵團要擺脫游擊性，進入更高程度的正規化。須知，毛主席是人民軍隊游擊戰戰略的開山鼻祖，幾十年來一直堅持這一原則毫不動搖的，但是，他可以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隨時作出最佳選擇。

　　當大躍進運動正鏖戰正酣，群情激奮之時，毛主席提出要降指標，明確地說：“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種辦法，即把指標降低。從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1958.11.23)。這與他在八大預備會上講的，是一致的，“我們搞建設，是不是還要經過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說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為過去栽筋斗主要是個思想問題，是不認識、不覺悟的問題”(1956.9.10)。毛主席總結人民公社化之后刮“共產風”的“左”的錯誤，指出“沒有經驗是難免要犯錯誤的”，但是，“不要碰得頭破血流還不肯回頭”(1959.6.25)。不僅僅要聞過則喜，還要做到問過責改，對的要接受，錯的也不能不予回答，“有些觀點不正確，當然應當予以反批評，不應當聽任錯誤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1957.5.4)。人總“是要犯錯誤的，只是不要錯得太多就是了。比如當主席，說十句話錯了六句，錯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當不成了。要說一句話都不錯，沒有那回事”(1954.9.14《關于辛亥革命的評價》)。

　　無論是承認錯誤還是改正錯誤，都要有原則，不能對于過去的錯誤采取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態度，是什么錯誤就改正什么錯誤。毛主席之所以能夠少犯錯誤，除了他一直保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態度之外，還在于他能夠正確地認識正確與錯誤的界限，并且在承認與改正錯誤的同時，能夠堅持正確的做法。對于“文革”中出現的混亂局面，毛主席認為這些不良現象，比如“無政府主義，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思潮”，甚至“不少人乘機殺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內。我看這些都無關大局”(1969.4.13)，都是枝節問題，暫時性的問題。毛主席總是站在歷史的高度，非常清醒、客觀地看待自己。他曾經希望“最后寫一部書，把我的一生寫進去，把我的缺點、錯誤統統寫進去，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論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我這個人啊，好處占百分之七十，壞處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滿足了”(1961.8)。人犯錯誤并不可怕，關鍵是要總結經驗教訓，特別是認清楚自己犯錯誤時，所站的立場是否有根本性問題。

　　4、不懷好意的惡意攻擊

　　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艱巨的開天辟地的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事業中，毛主席飽受各方面的攻擊。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人根本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有些人屬于被毛主席“得罪”過的人，或者兼而有之。針對毛主席晚年實踐的非難，更是因為中國社會的復雜性，國際環境的艱巨性，超出了很多人的理解范圍。因此，我們就看到了大量的誤解、造謠、污蔑和甩鍋。這種惡意攻擊完全不同于出于善意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出于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仇視，當然會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惡意攻擊毛主席。“我沒有想過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沒有想過在農村搞食堂，帝國主義卻造謠，說這些都是我出的主意”(1958.12.23)。帝國主義的這種造謠伎倆至今未變，美國有一個獲獎“學者”，名叫Frank Dikotter寫了一套書，講述1945-1976年的中國歷史，從頭到尾翻譯一些道聽途說的資料，比如把大量的上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計劃生育的措施，硬說是毛主席做的決定。美國人對中國對毛主席的無端攻擊已經司空見慣，但是，更大的問題在于，在過去的很長時間內，這些伎倆居然在中國很有市場，而且缺乏充分的有組織的反擊。

　　由于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艱巨性和缺乏可借鑒的經驗，肯定會出現一些錯誤，但是，無論如何，不能把一個時代內那一代人犯的錯誤，都歸結為毛主席思路上的“錯誤”。“大躍進”時期，出現過畝產萬斤的詩情畫意，對此，毛主席從來沒有信過。地方上各級領導以及農民代表向毛主席匯報，他們公社有人創造了畝產萬斤稻谷的“萬斤田”，而且經過了農村工作部長親自驗收，毛主席聽后，果斷地說：“靠不住，誰驗收也靠不住”(1958.11.14)。有些其他的領導同志，提出“窮過渡”和高指標，毛主席當即警告一線工作人員：“我看這樣搞下來，中國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1958.11.24)。

　　在反右運動中，毛主席一再提醒大家“必須實事求是，有些單位右派少，或者確無右派，就不要主觀主義地勉強去找右派”(1957.8.1)。當時抓右派最狠、定右派最多的人，在20余年之后同樣努力地反對他們自己造成的“擴大化”，根本沒有理解毛主席為什么要反右，總是要當每個具體年份的“好人”。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最初的10年，社會上發起了一陣陣攻擊、污蔑毛主席的浪潮，那時，許多歷史的親歷者和知情人都還活著，但鮮有挺身而出為毛主席辟謠正名的人，相反有些人甚至推波助瀾，來為自己買好。個中原因，除了這些人向往資本主義制度，心甘情愿配合美國人對于毛主席的攻擊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毛主席生前“得罪”那些非富即貴的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的緣由。

　　毛主席歷來不怕得罪人，“我必須在這種時候，不怕得罪一大批同志，否則事情不好辦”(1959.5.30)，“這批人不高興讓他們不高興好了。做什么事總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興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興就行”(1965.7.19)。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天翻地覆的變化，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惠及的是全體老百姓，得罪的是少數權貴，為了最大多數人的福祉與幸福，毛主席從來不怕得罪那些權貴。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進一步建立，變革的領域就日趨廣泛，得罪的人也就越多，他們的地位也就越高，解釋這一現象的鑰匙還是在于毛主席的階級斗爭理論。

　　毛主席的晚年雖然不乏豁達與欣喜，但時常也的確有些凄涼，乃至孤獨。年齡在增大，身體在衰老，而他那時的思想太深邃，遠遠超越時代，他見微知著的預言尚缺乏足夠的實踐教訓支撐，同時代的人，很少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也有些人在對他的思想生吞活剝。高處不勝寒！為此，毛主席也曾備受抨擊，比如有人說毛主席晚年不講民主，在最后的一段時光，不見很多重要的人物。事實上，一些重大決議的正式推出，都是經過中央會議集體討論作出決定的；而且老人家晚年不顧年老體弱過度勞累，以超人的精神和最大的努力，去直接接觸廣大群眾，親自處理人民來信，堅持會見重要外賓，還多次到外地視察，找地方黨政軍領導同志談話和了解情況，這是無人可及的。至于主席由于身體原因或其他原因見人少了，包括不見自己的家人，這與民主集中制無關。相反，在尋常老百姓眼中，這只是英雄暮年的一絲凄涼，騰蛇乘霧，終為土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人民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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