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對象思維學為什么以主體邏輯為名

主體邏輯是馬克思主義的專門術語，不是什么主邏輯、主線邏輯，或思想邏輯的主體框架。主體邏輯不僅作為《資本論》、同樣是新時代的“理論強音”。為此必須詢問：對象思維學為什么是主體邏輯？主體肉身和客體肉身結合的實踐活動為什么服從于歷史主體論。與之同時，不能把主體邏輯在涵義上拱手讓給歷史哲學的“主體向度”，而把生產方式固有的規律說成是“客體規律”。這真是：“他見這羅剎國里常顛倒，馬戶愛聽那又鳥的曲。”

對象思維學為什么以主體邏輯為名

——《資本論》中國化與唯物史觀原理

　　【作者按】“事物的歷史是無窮的，事物與事物的相互關系是無窮的，因而其屬性是無窮的。”（毛澤東）幽靈學是對唯物史觀的密碼破解。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復雜性不過就是以“肉身”為中介的幽靈與物象的主體斗爭，它內置于幽靈學與現象學的路線斗爭場域。為此必須詢問對象思維學何以是主體邏輯，對象思維學以“主體邏輯”為名的意義究竟何在。這篇短文扼要探究“《資本論》中國化的方法論綱領”，分成九個方面的內容展開。一切中國化的工作都在教員的基礎上得以繼續完成。這里需要鳴謝屈炳祥、弘毅、紫虬、許建康、丁堡駿、李濟廣、劉永佶、陳影等學者專家的文章支持！也要特別感謝為“《資本論》中國化”做出巨大貢獻的學術前輩及學界同仁，由于僅重點關注這一時期的近作，恕不具名致謝。

　　本文依據前期成果——《資本論》中國化：對象思維學因何以“主體邏輯”為名、主體邏輯與中國式現代化——所進行的再修訂和內容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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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是對《評許光偉“主客體批判”》沉潛多年之后的一個不錯的答復：

　　oisum.com/Article/sichao/2018/12/396986.html

（一）

　　《資本論》具有深刻的唯物辯證法原理。達成這一原理的路線圖是：尋道 → 追尋馬克思主義真理 → 抵達唯物史觀此岸 → 知行合一 → 唯物辯證法辯證（即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結合）原理。于是，如何吹響《資本論》新時代集結號呢？第一場“起義”：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資本積聚→資本集中；第二場“長征”：資本循環→資本周轉→簡單再生產運動形式→擴大再生產運動形式；第三場“抗戰”：掙得職能資本的一般利潤→掙得職能資本的平均利潤→掙得非職能資本的利息→掙得非職能資本的地租；第四場“解放”：求得價值的共識→求得利潤的共識→求得壟斷的共識→求得虛擬的共識。這就講明了資本的運動全史，給“唯物辯證法原理的資本”和“資本主義”（資本社會）劃上了學術等號。以后沿著瓦解所謂的“公理假設”和“理論普適”，讓商品成為幽靈起點，徹底和資產階級的現象學（依托物象學的解釋學技術）告別。

　　質言之，“馬克思革命”在于揭示行動的語境。這真正觸及問題的要害。《資本論》科學運用一種特別的工作規定——政治經濟學批判，和“中華思維學的學科規定”歷史遙相呼應。它用徹底的事格研究鎖定歷史的“對象”（歷史世界的思維同一性）和“研究對象”（歷史世界的實踐統一性），從事實上醞釀了“對象思維學即主體邏輯”的思想演義。題識：“柴門深掩雪洋洋，爐頭煮酒香。最是詩人安穩處，一編文字一爐香。”

　　小資料：經濟物象學的術語概念很多。如魁奈引入的自然秩序，斯密依據天文學研究而觸類旁通地提出“看不見的手”，馬歇爾的均衡（從力學引進經濟學），杰文斯借助于微分學而提出“邊際效用”，弗瑞希把“宏觀”和“微觀”這對概念從物理學引進經濟學，最后是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及所衍生的拓撲學意義的“不動點”。好的經濟物象學不過就是“西游記的唐僧”：是個慈悲心腸，真假不分，一心向佛，救苦救難的歷史唯心論的人。

（二）

　　有人真切的問：如果是一位資本家，怎么能不承擔資本惡呢？但是，這違背了馬克思的理論承諾：“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

　　主體邏輯是馬克思主義的專門術語，不是什么“主邏輯”“主導邏輯”、邏輯的“主線”或“主體內容”乃至思想或理論的“主體框架”，再或邏輯的“主體構成”，更加不是什么“主語式的邏輯”。主體邏輯也從來不和所謂的“客體邏輯”或“生命邏輯”進行對應。主體邏輯不是任何意義的生物邏輯。“既說人，它只有一種基本特性——社會性，不應該說它有兩種基本特性：一是動物性，一是社會性，這樣說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論，實際就是唯心論。”（毛澤東）故主體邏輯和人的邏輯長得很像，在內涵上實則差別很大，主要是適用對象領域不同。主體邏輯不僅作為《資本論》、同樣是新時代的理論強音，人的邏輯則是人本主義的別稱，至多可擴展為人道主義或人類主義來理解。這里還需要插入一句：“說‘人為萬物之靈’，人是有理性的動物。這是唯心論的社會觀，人是物質發展的一個高級形態，不是最終形態，它將來還要發展，不是什么萬物之靈。人首先是社會的動物，資產階級總是強調人的理性（精神），我們不應如此。”（毛澤東）

　　為此，需要進而深度的理論詢問：對象思維學為什么是主體邏輯？

　　回答這一點，我們必須展示從唐詩宋詞到《資本論》的主體路線。盧綸《和張仆射塞下曲六首》為我們系統呈現邊塞軍旅的對象思維學，同樣是生動和膾炙人口的邊塞將士的“主體邏輯”。它“四文”（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散文）俱在，“四象”（形象、意象、物象、抽象）齊全！所謂“千營共一呼”，所謂“沒在石棱中”，所謂“大雪滿弓刀”，所謂“雷鼓動山川”，所謂“掃盡古丘陵”，所謂“唯應獨不名”，把“活脫脫的主體邏輯”（古代軍人的標范）具象化、逼真化。“亭亭七葉貴，蕩蕩一隅清。”內蘊主體邏輯之對象思維學：氣質不凡，氣象萬千！善用主體邏輯（軍事學的兵法、心法）思考幽靈—物象的兩面性、思考戰爭的矛盾問題，察己之不知，必然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否則，為邏輯而邏輯，并且唯知識，即陷入“一切人和一切人的戰爭”。

　　主體邏輯提升對歷史唯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的警惕程度。“補資本主義課”論調，“說中國不經歷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不可能發展，就不應該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為此他們主張取消社會主義制度，退而實行資本主義，謂之曰只有實行資本主義，才能發展生產力，進而又將生產力等同于GDP。”（劉永佶）

　　資產階級法權至上所唯一要求的僅僅是自我所有原則——識別自我利益、保護自我利益）。“獨立揚新令”，“平明尋白羽”，吾人與吾國唯能以主體邏輯為立足、為立國之本，方可知曉《資本論》既是“世界的”，亦是“民族的”。以此回眸歷史：《資本論》同樣是“民族的”，亦是“世界的”。至于中國四大名著，《西游記》是典型的主體學，《紅樓夢》是階級歷史論，《水滸》應作為一部政治書來看待，《三國演義》則是謀略學，要分別從主體人的組織、社會交往和軍事打仗三個維度去看。

（三）

　　“不是戰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戰，就是毀滅。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喬治·桑）唯物史觀的毫無懸念斗爭，以“不在場的在場”為科學工作規范。這最容易引起一般人的誤解。之所以如此，在于歷史思維形式以對象思維學為工具，又以“主體邏輯”為特別的命名。幽靈學是對唯物史觀的學科定位。既是主體的，也是矛盾的，這就是“大寫規劃的主體論”。“主體=矛盾”，防止了矛盾設定或設定矛盾。它的思維學用語即主體矛盾。可以斷定：主體邏輯是對“主體矛盾”的確認，是“唯物史觀的詩心”所在。由之詢問歷史和邏輯的“如何統一”。

　　勞動——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的根基。這促成學者們鼓吹“勞動社會主義”。“實體即主體”。在黑格爾哲學中，唯一的實體是“絕對”。社會主義的實體是“消滅剝削”。而“消滅”二字必須被看成一種不斷文明演進之歷史進程。以勞動主導、引領和駕馭資本的所謂“對資本邏輯的超越說”（以勞動為中心），是進一步運用了一個公式：勞動主義=勞動社會主義。以“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抗“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實際上即是鼓吹“工本論”（商品生產特殊條件下的社會主義公共勞動論）。此社會主義的主體邏輯探索。

　　馬克思主義唯范疇、不唯概念，在于突出主體邏輯。政治經濟學因此是不可顛覆的。作為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主體邏輯體現對象思維學的工具要求，除此之外，其還可能具有哪些內在品性呢？換言之，對象思維學是“邏輯”嗎？乃至于主體邏輯是怎樣的“邏輯”？諸如此類問題，旨在引導我們探尋路線斗爭。而指向唯物史觀對于“幽靈學”與“現象學”路線斗爭的發動（執行者是政治經濟學批判）。

　　——幽靈是立，物象是破。沒有了勞動二重性，生產方式幽靈就立不起來；同樣，如果不進行勞動二重性的內部批判，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拜物教性質也將得不到解除。對象思維學和主體邏輯完美統一于《資本論》研究對象規定中。所謂：“馬克思主義域內的二重性分析是建構社會生產關系發生學的學說原理，因而就內涵邏輯和實踐體式來說，勞動二重性與研究對象具有結構上的內在契合性，它決不謀求認識屬性的簡單的相互隔開。勞動二重性實踐之路是否決物象自足性，還原對象的歷史規定；否決社會物象關系的資產階級擬制，進一步還原研究對象的理論規定。”（《勞動二重性實踐之路：從批判到內蘊批判的建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論誕生意蘊》，載《江漢論壇》2013年第2期）

　　——既立又破，主體原則和批判原則得到很好統一。一言以蔽之，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工具意義的思想大全。由于著力解決了幽靈學問題，研究對象的表達樣態最終被捕捉住。拙文《<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東方社會“思維舞步”的方法論性質及政治經濟學通史考》（載《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揭示上述斗爭關系，對《資本論》主體論實質及其方法論，作了學理化闡述與典型論證。

（四）

　　邏輯必須服從歷史，工作中介和實現途徑是“對象思維學”。對象思維學對思維與存在同一命題的創造性理解，和中華思維學思路契合。工作原像是：唯物史觀立足批判原則，將對象思維和主體邏輯工具一而二、二而一。它迫使馬克思主義邏輯超出“黑格爾邏輯”（辯證邏輯）和“康德邏輯”（形式邏輯），并領導二者。

　　研究對象掌握一門科學的基因編碼，即通常所說的“思想編碼”（《西游記》人物形象設計總創意圖）。既然如此，編碼工作必然由唯物史觀來主持。《資本論》研究對象內置幽靈與物象的對立統一。在“主體”生產方式的主持下，“生產關系—交換關系”結構得以成行。每一方面都既是“幽靈”，也是“物象”。這意味著，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是作為“幽靈—物象”的兩面互系和矛盾單元被組裝。

　　幽靈范疇與物象范疇的對接，以“肉身”為中介。主體邏輯協助實現思維學、邏輯學、認識論（知識論）的統一。因而很明顯，馬克思是在向主體邏輯進軍的過程中創造性發現了“勞動二重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幽靈）是它的生產關系的歷史表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物象）則是它的生產關系的顛倒表現，二者的對立統一只能由勞動二重性加以反映。作為對象思維學的“方法論別名”，主體邏輯自然就成為理解并認識掌握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敲門磚”。

　　——繼而，也正是生產方式與主體邏輯的合而為一才升華出幽靈學。其宣布和物象學做內部的戰斗。主體邏輯作為“幽靈學”所孵化的肉身即“辯證唯物主義的肉身”（確立客觀批判原則），所孵化的物象即“歷史唯物主義的物象”（確立主觀批判原則）。以此推斷：《資本論》破除“理性經濟人”的方式，在于將生產當事人的通常意識活動（即經濟人）視為“假象的真實”。該真實被許建康老師稱之為：“在馬克思看來，‘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方式’與‘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在歷史上絕非兩個性質不同的經濟實體、生產方式或經濟形態，而完全是一個東西。”因為馬克思講過，“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下，使用價值才普遍地以交換價值為媒介。”

　　——主體邏輯從認識論方面統一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以此觀之，其決非捍衛抽象的人的主體思想，并非拜“主體”的思想，不是鼓吹唯人主義，在于落實具有階級人格對抗的歷史主體思想（階級幽靈），而注重反映勞動者處于各個階級社會的“主體幽靈學”以及和它的“階級幽靈學”的發生學關系。不能把主體邏輯在涵義上拱手讓給歷史哲學的“主體向度”，而把生產方式所固有的歷史主體規律說成是“客體規律”。這真是：“他見這羅剎國里常顛倒，馬戶愛聽那又鳥的曲。”（刀郞）

　　——政治經濟學批判范疇具有三種工作樣態：幽靈范疇、肉身范疇、物象范疇（這同時是資產階級范疇的三重性態）。只有將主體邏輯局限在唯物史觀范圍內，才會有真正的革命的主體思想。繼而只有發生學（本位是對象思維學）與解釋學（本位是邏輯學或知識論）的工具對抗，才能有力支持上述斗爭，并且澄清和實踐的主客肉身的工作關系。

（五）

　　唯有辯證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結合，才能真正捍衛主體邏輯，處理幽靈、肉身與物象學的相生相克的復雜性關系。天意屠龍未有數，星河造化幽靈踔；人間正道總滄桑，日月山坳尋道路。主體邏輯的“主”，包含了主觀（尤其社會主觀）的內容元素。然則生產關系不能作為知識理解，亦不是死的客觀對象性，“應從分析社會關系出發，不應從哲學定義出發。”（毛澤東）若必欲從中尋找主體邏輯的事項，則為唯物史觀工作領域的階級斗爭。在這種義項下，主體邏輯就是馬克思范疇法的始源。它拒絕了“主體的個人說”，鎖定主體范疇的“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決定“母子體用”體式的歷史發展辯證法。再插入一句：“思想不能離開物質，精神現象是人腦的屬性，講的是腦子與腦子的屬性的關系，一種物質運動形態與別一種物質運動形態（精神是一種特殊的物質）的關系，這是一個問題。主觀反映客觀，講的是存在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內心與外物的關系，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不能把它們混同了。”（毛澤東）

　　——以資本惡為例，歷史人格的惡，非個人。【“人的食色是社會的，與動物的食色根本區別。”“這是兩種不同范疇的好惡；把它們等同起來，就是庸俗唯物論。”（毛澤東）】資本不具有主體思想，只有異化的功能。如果說人的異化生成資本，資本同樣也塑造人的異化。資本家由資本操持，同樣，資本也是由資本家操控運作的！無論如何，惡不能局限于邏輯工具的“善惡說”。惡是一字訣。一切關于人性善或人性惡問題的爭論，都是抽象爭論。【“所謂是非善惡，是歷史地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地發展的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統一，不同階級的不同真理觀，這就是我們的是非論。道德是人們經濟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這就是我們的善惡論。把人性分為自然性、社會性兩個側面，并承認自然性是無善無惡的，就給唯心論開了后門。”（毛澤東）】為什么《資本論》“主邏輯”是主體邏輯？《資本論》的主體邏輯意在突出矛盾。其披露的歷史矛盾運動是：以階級發生為根據，集統治邏輯、反抗邏輯于一身，而具有“宗法向算法層累”統治的工具總呈現。其工作區間為“工資——地租”，驅使資本一方面沿著商品兩因素給定的階級運動秩序展開邏輯，一方面又借由商品形式所規定的事的統治結構——價值統治和使用價值統治，進行主體管制、經濟馴服。

　　? ——繼而，主體邏輯是對商品現象學的破除。商品，首先是道，其次是象，最后才是黑格爾邏輯的改造和運用問題。抽象只是象的落腳。象思維的要點在于以對象解象，以規律解道。主體（Juche）是宇宙本身。這是典型的象思維。于是，應當結合中華思維學考察階級用語的“象、物、精、真、信”。象為首，信為落腳。在思維形式上，價值是市民階級的“信”——主體共識。價值來自勞動，價值是勞動的異化象，徹底背叛了勞動美學。要之，在對象關系上，商品的社會存在作為“歷史事實”乃是“幽靈”（單個商品對全體商品的價值關系）和“肉身”（單個商品表現為財富的元素形式）的統一。

　　——要之，是重點認識到：主體邏輯決非單純的主體論或主體思想。它同時是主體批判邏輯。唯物史觀的兩個最重要方面的內容是對象思維學和主體邏輯。對人類發展研究而言，主體邏輯體現實踐論和認識論的高度統一，決定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為“唯物史觀的詩骨”。所謂商品生產邏輯以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通史邏輯，指示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幽靈學”。相對照而言，勞動過程的新陳代謝乃是“肉身學”。只有堅持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導向，對勞動過程的要素構成分析才不至于跌入“資產階級物象學”。

　　——正是出于對主體邏輯的背離和對一般物象學（資源配置）的過度倚重，才導致現代庸俗經濟學：普遍“不把生產理解為物質資料的生產，而是把它理解為提供效用的活動”，“丟掉了生產中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這個最重要的內容”。以至于“現在，人們認識生產力總是從它的構成要素方面作機械的理解，就只知道它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或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管理，更或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管理+科學技術等，如此而已。”（屈炳祥）

（六）

　　c + v + m是巨大的肉身——資本怪獸的社會肉身。【“改變著人們自已的手、腦、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種不同社會結構改變為各種不同的社會性，只應這樣來解釋人的性質的改變，否則就是唯心論。”（毛澤東）】

　　它來自以下兩個序列的工作合成：

　　I. 勞動過程（主體）：幽靈 —— 勞動過程構成（結構）：肉身 —— 生產要素（物的固有屬性）：物象

　　II. 價值實體（價值）：幽靈 —— 價值形式（價值構成）：肉身 —— 交換價值（經濟純量）：物象

　　和怪獸肉身相聯結的矛盾：一重是身體（價值幽靈）同其物質器官的矛盾，一重是身體（價值幽靈）同其經濟器官的矛盾（參看拙文“《資本論》幽靈學思考——兼議社會主義批判的若干問題”）。在研究對象的形成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首尾相貫”：既是“生產幽靈”，又是“經濟物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形象設計上最酷似“真假美猴王——無產階級”。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孫行者由一塊仙石孕育。有一雙火眼金睛可以看穿妖魔鬼怪偽裝的伎倆，一個筋斗云能翻十萬八千里，有七十二變，兵器是一根可隨意變大變小的如意金箍棒他占花果山為王，因大鬧天宮而被如來佛祖壓在五行山下五百年。孫悟空疾惡如仇、無所畏懼，天地都不怕有點自大。與此同時，卻又和各色肉身身處一境（如豬八戒：貪吃貪睡，喜愛美女；如沙僧忠厚老成，一路上任勞任怨，挑著重擔）】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出的巨大肉身乃是資本的社會結構，或者說，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器官”。由主體而結構，由器官而物象，這就把“幽靈—物象”肉身化了，把它們的兩面聯系社會內在機理化了，賦予由“生”到“死”、由“盛”到“衰”矛盾機制呈現的肉身生命過程。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只要把物質生產對象作為“主體論”，堅守唯物史觀的這一理論思維底線，把好教科書這一關，那么生產函數的物象操作乃至生產要素的肉身主義演繹，是不能夠完成對青年人的思想洗腦的。立根原在破巖中，任爾東西南北風！主體邏輯的缺失，非常清晰、及時地顯露了當下場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研現狀。當前亟待加強主體范疇的幽靈學研究，以保衛《資本論》姿態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紀元，踐行從唐詩宋詞到《資本論》的“中華學術”主體工作路線。如《紅樓夢》，即以“人”為范疇的階級經濟學，應從中探求對象思維學的中華主體邏輯特性。“把一個在價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產方式，進而按照資本主義方式組織起來的國家，看成是一個單純為了滿足國民需要而工作的總體，這是錯誤的抽象。”主體邏輯的完整內涵指示主體論、革命主體學、主體范疇三項內容。然則，此為“新國學”路向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唯物史觀主體革命論的要義在于貫徹主體邏輯。

　　——總書記2015年12月11日《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馬克思主義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真經’，‘真經’沒念好，總想著‘西天取經’，就要貽誤大事！不了解、不熟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守正復興的中堅力量只能是主體邏輯。它所凝練的一個主體共識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為鮮明的特征，便是牢固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踐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弘毅）

　　——《資本論》研究對象刻畫的是“一身兩面”，并非幽靈身、肉身、物象身的依序而立。幽靈身（價值，使用價值）、物象身（交換價值，使用價值）共謀同一套階級結構（生產關系—交換關系），這就是“階級肉身”（價值形式）。主體邏輯串起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的方式是執行“階級燭照法”（經濟燭照→生產燭照→階級燭照），是以有了《商品》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內容。雙面怪獸對于階級肉身的爭奪，造成肉體的肢解和意識的出走。盡管如此，生長秩序仍然是從幽靈范疇引出肉身范疇，以后再引出對物象范疇的批判，——而這就是歷史身體學。可見，單靠生理解剖是不夠的，病理解剖亦是必須的。同時對肉體的解剖終歸是手術層面，問題的最終解決必得依仗肉身重建。甚至可以說，意識的重建比之肉體的生理健康更為重要，更顯得迫切些（我們并不能坐以待斃，去等待資本的自動終結，“解鈴還須系鈴人”，改造資本家人格，是一件事在人為的事情；“在這里，抒情終究無法被放逐，大眾的身體之間的血肉相關與聲息相通，他們在身體與感官層面所共享的被剝奪與壓迫的經驗，將在左翼抒情詩的音響節奏中被喚醒、動員，成為構造集體的革命主體的肉身基礎……”）。這就引出對商品現象學的工作解除。主體邏輯和肉身須臾不離，在于確認統一的“價值形式的社會統治場”。于是我們說，“價值和價值形式說到底是一和場的關系，是剝削對象之階級的一與統治的場的關系。伴隨生產形式、流通形式、分配形式的量化空間形成，資本剝削完全轉化為基于價值形式的統治，和基于主體形式的剝削和統治遙相呼應。”（“《資本論》與主體革命論——從黨的二十大報告看唯物辯證法的工作譜系”，載《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3年第1期）

（七）

　　歷史的進步最終體現為“幽靈的文明進步”和矛盾斗爭方式的進步（如馬克思總結的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大階段說”）。可是，“蒲魯東認為，共產主義是他所極力保留的傳統的敵人，他心中的理想社會是通過互助主義（mutalism）重新塑型的和諧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不同的社會層面相互合作，達成一致。”（陳影）

　　公有制社會主義能否在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中繼續自我孵化、鞏固自身，取決于是否堅持社會主義主體邏輯發展方向不迷失。“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把個體戶和資本家混淆在一起，甚至把幾億股民統稱為資本家，所有這一切，不是賈康先生自己的思想發生了混亂，失去了分析鑒別的能力，而是為四處散布‘資本被污名化’‘資本家和非資本家界限模糊’的錯誤觀點尋找的借口，制造社會思想混亂，客觀上起到了綁架眾多勞動群體，為少數資本家吶喊助威的套路。”“《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從黨和國家角度對兩產分離的提及，把市場經濟的一般性法律規定提到了新的高度，為企業法人從全要素生產轉向以活勞動為中心的企業高質量運作，拓開了巨大空間和可能性，體現了政治引導。”（紫虬）決不能把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吹捧的“理性人假說”的理性契約作為共產主義前史時期的理想社會的模本，甚至當做改造社會的一劑良藥，忽視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道路性。

　　“我們需要厘清馬克思進步觀發展到今日的新動向：一個是將社會進步簡單地等同于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傾向實則是一種倒退，因為在馬克思以前的法國，這種唯物質論思潮便已經存在了；另一個是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悲觀論，他們認為人類進步的歷史實則是一場噩夢，他們竭力將辯證法從肯定性的特征中解放出來，這種悲觀論的頂點便是本雅明的《歷史哲學綱要》。這兩種進步觀的發展都沒有很好地體現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提出的觀點。”（陳影）社會主義主體邏輯的要義是公有制領導個體及民營私有。蓋因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對象思維學上即“社會主義共同體”。“社會主義早生論”自然是錯誤的。幽靈總在“幽靈的歷史對抗中”誕生，物質條件同樣如是。“跨越卡夫丁峽谷不是像俄國民粹派思想家所認識的那樣在俄國原始公社及其次生形態基礎上，不以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所創造的時代成就為基礎，而搞泛斯拉夫主義的共產主義。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所強調的是站在西歐資本主義制度所奠定的時代成就基礎上，或者說吸收西歐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時代成就，進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丁堡駿）

　　——“運動本身就是矛盾。”（恩格斯）當我們把世界作為“主體”看待時，它就是主體邏輯的“歷史世界”。只有由主體邏輯去接管物質邏輯，世界才不會成為“一堆死物”，物質世界同樣是活生生的運動。主體的歷史世界（存在者）化為“主客矛盾”，那不過是一種主體類型同另一種主體類型在運動中發生關系，并化成新事物。

　　——“兩個決不會”強調幽靈與幽靈、幽靈與肉身、肉身與肉身對抗性的歷史動態復雜性。一個總的原則是幽靈的誕生與新的物質條件成長同步。所謂“生產力發展足夠”，既指物質生產力的發展足夠、充分，也必然指勞動過程的“主體器官”“精神器官”的充分發育。這意味著“黨的領導”幽靈的特別在場方式。

（八）

　　民營經濟發展出路在哪？“月明星稀，更幸得螢火蟲飛舞。”讓我們一起感受到這夏夜的浪漫吧。舊幽靈的死亡和新幽靈的產生同樣是漫長復雜的歷史過程，物質條件的對抗是個中介。幽靈的生長和肉身的生長也就具有同時同步性。“生產力不發達論和物質條件不成熟論既與事實相距甚遠，也與唯物史觀背道而馳。”馬克思“兩個決不會”的真實意思是：“一個社會形態不會在所有生產力對于這個社會的消失來說發展得充分以前離去，同時，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不會在其賴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在其舊有社會中產生之前到來。即，一個社會形態，在生產力發展到足以使之消亡之前不會消失，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其生存的物質條件形成之前不會取代舊的社會形態。”（李濟廣）

　　——幽靈（對抗）條件是充分條件，肉身（對抗）條件是必要條件。“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馬克思的真意是“人人都可成為企業家”，它的潛能釋放的前提條件恰好是資本家被工人聯合體所逐步替換。

　　——資本惡是階級惡的頂峰形態。一句話，資本惡指示幽靈。資本惡，對階級性而論。資本發展生產力是資本惡的善用，是由異化性質的主體邏輯驅動的資本邏輯。“用資本的物的屬性來偷換勞動的社會生產力”，“這種做法在意識中已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機器、科學的應用、發明等等的好處，在它們的這種異化形式中，就被看作是必然的形式，從而所有這一切都被看作是資本的屬性。”（馬克思）必須因勢利導，在民營經濟發展壯大中進行有利于社會化大生產的生產關系的自我調整。在發展民營經濟的同時，不能忙著“為資本家正名”，那樣的話，效果適得其反。

　　——人的改造是內生其中的動力。貴在道路與系統的斗爭。與公有制社會主義契合的“新的物質條件”代表勞動器官的新成長。就本性而言，它不應當是“機器的、數字本位和加強普遍雇傭性的人工智能”，而是和人手再次工藝結合并由人腦直接支配的“勞動的、人文本位和解放肉體束縛性的人工智能”。

（九）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毋庸置疑地正在克服“幽靈矛盾”。但同時，這并不意味著同自己肉身的矛盾在衰減。事實可能與之相反，社會主義幽靈和物質條件肉身的矛盾性不斷在增強、加劇，成為“瓦解著的所有制”。

　　如元數碼，它不是純物、純商品，乃是權力化的生產資料。元數碼“主體邏輯”是借助大數據平臺，通過算法推薦技術，實現“信息投喂”的自動化和精準化，針對特定受眾營造出“信息繭房”，實施空間商品意義的場域統治。元數碼一旦由社會主義“使用價值分享制的物質基礎”性質嘩變為“無形物即數字的單純統治工具”，便直接成為數字私有制的“獵物”。

　　應走出對“市場生產一般”的幻想，創造性理解生產力的“姓資姓社”問題：把勞動的社會性質鎖定于計劃合作，以“共同體重建”推動勞動在社會內部的有序自覺分工，克服個體盲目性，將智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牢牢掌握在勞動者的智慧學領域內。

　　可見，必須認識到《資本論》文本是確定型與非確定型統一，而和歷史保持良好同構性。與此同時，《資本論》不獨是文本教義，其革命旨意恰恰是“實踐的綱領”。在高度上，唯物辯證法與《資本論》應視為科學史意義的源流互濟的思想共同體。應借鑒東方社會主義的革命實踐與建設理論（列寧和毛澤東），作為具有原生態規定的社會主義文明規劃，東方的公有制社會主義正是對這一科學理念的絕好的靈活巧妙運用。

　　一言以蔽之，必須基于世界觀與方法論的“互看”，基于中西學術對話掌握東方社會特有的“辯證法舞步”和歷史文化思維遺產，審視世界革命和科學道路中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有機統一，二者“如何結合”必須由歷史民族語境的唯物史觀統一規劃。

　　【附錄】正如《資本論》由“對象模型法”有效引出知難的歷史解決，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理論構建和本土研究行動必從“對象之法”規定之上實現再出發，進一步引出行難問題之歷史徹底解決。一是以“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三者結合和統一”為切入重建科學抽象法，解決歷史范疇法的規定性問題;二是從對象知識論起步，廣泛探索邏輯與歷史一致的發生學工作邏輯系統(即“對象邏輯學”)，確保第一性轉向第二性規定工作通道的順暢;三是堅決以對象思維學為工作地基解決方法論第一性規定問題，這是研究的決定性方面;四是面對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創造性締造與豐富“唯物辯證法=世界觀+方法論”時代工作內涵，在理論上拒絕任何思維形式的單邊主義、形式邏輯工具的至上主義，以及“理中客”知識論的仿客觀主義等等人為化的普世價值觀理性設計與解釋學機巧。是以這里自然不會有GDP的探究問題，仿佛這個現象數字真的為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胎死腹中”提供了解釋的佐證，同時，也根本不存在“元哲學”的中華求索。問題意識仍然集中于知識路徑的階級斗爭，應將之轉向中國本土路徑的建構。所謂邏輯：你證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所謂歷史，依照寫意即是：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著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疏密;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應尋求社會關系客觀之中華語義：(1)天人合一的歷史發生學——此相當于《資本論》第一卷工作規定;(2)事物合一的系統發生學——第二卷工作規定;(3)知行合一的現象發生學——第三卷工作規定。是為階級關系研究之經濟學意義。然則以“馬克思革命”尋路，方有歷史行動之真境界，方可徹顯“身份的絕對真理→相對真理”。顯然，這不過是社會關系客觀為意識形態主觀立法之“中華進程”：經緯合一的認識發生學——《資本論》第四卷意義域內中華語境的整體探索。（“《紅樓夢》與《資本論》：歷史過程定制范疇的機理剖解”全文的最后一段落，該節原名：從知難到行難——“《資本論》學”對改造紅學的啟示，文章載《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 P5-31）